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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都门学引发剧烈冲突 
作者:[姚伟] 来源:[华夏经纬网2012-03-08] 2013-02-02

  太学石经残块,出土于汉魏洛阳城南太学村。熹平石经代表当时最高书法成就,其中一部分由蔡邕书写。

    引子

  赵壹《非草书》,被视为最早的书法批评论文。不过,赵壹不是从审美角度,而是拿着一把叫做“实用”的尺子来量草书。这是典型的儒家立场,不只对书法,对一切文学艺术,儒家都是“一把尺子量到底”。

  汉代之前,中国没有系统的文艺理论著作,有关文艺的思考,散见于先秦诸子著作中。大约由于时代局限,先秦诸子都没有给文学艺术以足够的地位。

  墨家“尚质”、“尚用”。关于文艺,墨子最著名的观点是“非乐论”,认为音乐这些东西无用、无价值,只会耗费钱财,影响生产,提倡这些东西只会导致“国家乱而社稷危”。

  法家对文艺也不“感冒”。韩非将人工美和自然美对立起来,认为和氏璧、随侯珠都不要雕琢,西施也不用化妆美容,只有不美的东西才会有文饰的必要。他极其注重功利,认为艺术品都无实际效用,非但无用,还会影响法制,所以要“息文学而明法度”。

  至于我们现在看来浪漫飘逸的庄子,对文艺的否定更加彻底。道家的基本观念是顺应自然,崇尚无为,尊重生命的自然状态,不以任何人为的方式干涉万物。庄子认为雕琢玉器是残害灵性,演奏音乐是影响自然的和谐。总之,一切艺术品的创造都是违反自然的。

  相比之下,儒家最崇尚文艺,诗书礼乐在礼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但他们只是看重文学、音乐等为政治、为礼教服务的作用,将其作为礼治的附庸,狭隘地强调其政治功能和社会作用。而书法等因与教化没有直接关系,则基本被忽视。

  两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董仲舒创今文经学,将儒学神学化,并最终成为谶纬神学。在这个时代,文学艺术更成为附庸,辞赋背离楚辞传统,成为“歌功颂德的御用贡品”。东汉晚期,经学琐碎而僵化,世家大族门规森严,社会道德伪善化倾向显著,所谓“乡原遍天下”。

  所谓物极必反,“文的觉醒”在这样的环境中萌芽,以其生动和真诚,积聚能量,酝酿中国文化的一次重大突破。

  所幸,中国文化本身蕴含着文艺发展的积极因素。先秦诸子思想丰富博大,墨子“非乐”,但承认音乐的美感作用,“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都能令人愉悦,只是由于制造这些东西以及演奏活动,必将“亏夺民衣食之财”,所以“非之”;庄子虽然否定文学艺术,但他的文章汪洋恣肆、文采飞扬,本身就堪称“大美”。正如郑军健在《中国书法理论与先秦两汉魏晋学术思想》中所说,在魏晋文学觉醒时代,庄子丰富的思辨哲学对萌芽中的文艺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自然”、“虚无”、“形神”等论题,成为基本的审美取向,这大概是庄子所始料未及的。

  “文的觉醒”最初悄然发展,直到汉灵帝开办“鸿都门学”,以书法、辞赋选拔人才做官,才触动世家大族和儒学士大夫,引起激烈论争。围绕“鸿都门学”展开的论争,成为东汉晚期重要的政治事件。

  世界最早的艺术专科学校

  汉魏洛阳城的太学,可以说广为人知。东汉时太学的学生达到3万人,这样的学校规模,直到现代才被超越。

  相比之下,故城另外一所学校——鸿都门学,就罕为人知了。这所学校存在的时间很短,史书记载也较少,真如“鸿爪雪泥”,模糊难觅。

  这所学校因设在“鸿都门”而得名,这座门在哪儿,史书并无明确记载。汉代洛阳城十多座城门,没有叫这名儿的,有人根据史料记载的“鸿爪雪泥”考证,查出来鸿都门是东汉皇宫的一座宫门,但具体位置有几种说法,莫衷一是。在现在的汉魏洛阳城,更难以寻觅其踪迹。

  无论如何,一所学校设在宫门,在当时应该是非常引人注目的。这所学校的确不同寻常,它不但挑战太学,挑战儒家,也挑战根深蒂固的选官制度。

  鸿都门学开设于汉灵帝光和元年(178年),是汉灵帝亲自办的学校,开始招收的是儒生中擅长写作文赋的,“本颇以经学相招”,但迅速变了风格,下令各州郡“举召能为尺牍辞赋及工书鸟篆者”前来参加考试,很快扩招至上千人,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一些书法家,如师宜官、梁鹄等。这种学校前所未有,因此有人称之为“世界最早的艺术专科学校”。这个艺术专科学校的学生待遇好得出奇,优秀的学生更是平步青云,“或出为刺史、太守,入为尚书、侍中,乃有封侯赐爵者”,如梁鹄先出任凉州刺史,后被拔擢为选部尚书。

  东汉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艺术专科学校”?研究者说法不一。有人认为这纯粹是因为汉灵帝“好玩”。

  汉灵帝有昏庸之名,他明码标价卖官鬻爵,他宠信宦官,名言是:“张常侍乃我父、赵常侍乃我母”。但此人也有另一面,他是一个兴趣广泛、想象力丰富、乐于尝试的人。他曾在后宫开办集市,令宫女们卖菜卖肉,自己也穿着商贾的衣服凑热闹;他“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座、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尤其引进胡人的“马扎”,加靠背改成椅子,加四条腿改成凳子,由此改变了中国人“跽坐”的习惯。灵帝对文艺尤为偏爱,好作赋颂,曾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出于对文艺的爱好,他创办了鸿都门学。

  也有人认为,鸿都门学创办的缘由并不如此简单。当时东汉社会矛盾重重,宦官、外戚、儒家士大夫三种势力纠结缠斗,宦官为了培植政治势力,与清流士大夫形成对抗,撺掇灵帝开设鸿都门学。

  无论如何,从鸿都门学学士中选拔官员,很快招致士大夫们的激烈谏议。这样选官,不仅考察内容由儒术、道德改变为向来视为末技的辞赋书画,考察形式也完全改变了汉代乡举里选的选才程序。

  杨赐、蔡邕、阳球等著名清流士大夫纷纷上书反对,但他们的着眼点并不一样。杨赐与阳球等根本看不上那些没有显赫出身、不习儒学、仅“工书鸟篆者”,他们不惜对鸿都门学的学士进行人身攻击,认为他们“皆出于微蔑,斗筲小人”,“士君子皆耻与为列焉”,更认为他们品德统统不好,“郄俭、梁鹄,俱以便辟之性,佞辩之心,各受丰爵不次之宠。”

  相比之下,蔡邕的态度就缓和得多,他只是认为不应该选拔这些人做官,工书鸟篆是“小能小善,虽有可观,孔子以为致远则泥,君子故当志其大者”。

  蔡邕的态度很有意味。他本人就精于书法,相传他曾于鸿都门见工匠以垩帚成字,由此创“飞白书”,后世评其“得华艳飘荡之极”。蔡邕写有《笔论》、《九势》等,论述自己挥洒笔墨所体会到的意趣,总结书法创作和欣赏的经验,敏锐地涉及书法艺术的审美本质和创作规律,是早期书法理论的重要著述。他反对汉灵帝提高书画辞赋地位的做法,却被鸿都门学的书法深深打动,据说他曾“入鸿都门观碣,十旬不返,嗟其出群”。如郑军健所论,“正统儒家的理智和艺术家的冲动,在蔡邕身上构成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既说明儒家文艺观的强大,也标志着书法从实用向艺术演进的不可遏止”。

  由于士大夫的激烈反对,鸿都门学很快没了下文,甚至什么时候废止也没有记载。

  曹操痴迷书法

  鸿都门学存在的时间很短,但这个“艺术专科”学校的出现,具有一定标志性意义,在当时和后来都引起诸多争议。贬之者将其等同于卖官鬻爵,认为开了以文艺才能选拔人才的先河,导致中国社会“世之趋而日下”。

  以现在的眼光看,鸿都门学的出现,并不只是汉灵帝肆意妄为的产物,文学艺术日渐独立与觉醒,是其产生的深厚文化背景。儒学士大夫中,爱好文学艺术也已渐成风气,蔡邕就是例子。而鸿都门学无疾而终,反映了儒家正统观念和世家大族势力的强大。伴随着东汉末年的天下大乱,经学统治趋于衰落,社会思想趋于开放和自由,文学艺术获得了充分的发展空间,进入艺术的自觉时代。动乱的政局与繁荣的文学艺术,形成鲜明的对比。

  鸿都门学学士中,师宜官、梁鹄最为著名,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当的官大,更因为书法成就大。师宜官在进入鸿都门学之前名气就极大,有人评价他的书法“如鹏翔未息,翩翩而自逝”。梁鹄是师宜官的学生,后来成就很大,曹操十分喜爱他的书法,认为超越了师宜官,常把他的字悬挂在帐中观赏。曹操是著名的书法迷,观赏梁鹄的字,他能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太祖(曹操)忘寝,观之丧目”。曹魏营建洛阳时,皇宫内殿堂楼阁的匾额,都由梁鹄题写。

  曹操对书法的酷爱,使他与当时一流书法家钟繇、邯郸淳、韦诞等,都有着深厚的友谊,据《书苑菁华》记载,他还救过钟繇的命。有一次,曹操与钟繇、邯郸淳、韦诞、孙子荆等书法名家聚会探讨笔法,钟繇见韦诞座上蔡邕的《笔论》,顺手拿了翻阅,顿时爱不释手,要借走细读,但被韦诞拒绝。事后钟繇千方百计求借,韦诞都没答应。钟繇更想看,急火攻心,又懊恼又无奈,三天不思寝食,捶胸长叹,以致胸口青紫,口吐鲜血,命悬一线。曹操得知,派人送来五灵丹,才救了他的性命。此后,钟繇一直耿耿于怀,韦诞死后,他派人夜盗韦诞之墓,才得到《笔论》,遂了心愿。

  曹操是个旷达不羁的人,文学艺术造诣极深。在东汉末年的大动乱中,这样一个人强势崛起统一北方,其个性和文学艺术方面杰出的才华,无疑对“觉醒时代”的到来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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