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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讲为学、以会为学:明代书院讲会的新特点 
作者:[邓洪波] 来源:[《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05期] 2013-01-30

[摘要]“以讲为学”、“以会为学”是王湛之学区别于程朱理学“以学为学”的一个重要特点。讲会和书院的结合,是王湛及其后学寻求学术自由的明智选择,也寄托着社团书院的讲学精神,乃至政治意愿,理应引起人们的注意。正是他们奉“以讲为学”为利器,立书院,联讲会,才鼓荡起百余年的心学思潮。

  
  有关明代书院讲会特点的总结,可以从形上、形下两个方面来进行。形而上者,约略而言,其大要不外有二:一是讲会友伦、师道并重,进而讲究吾党同志,形成同质性,使其持续发展、结成社团、由学术转向政治等皆得以成为可能;二是讲席虽然轮换,讲会则所共尊,无论由朱转王,还是由王转朱,明代学术谱系之流变,皆在立书院、联讲会中得以完成。形而下者,亦有二端,一是以讲为学、以会为学的讲学方式,二是轮会与联属大会的组织形式。本文将讨论以讲为学与以会为学的问题。
  
  一 以讲为学
  
  聚徒会众,以讲为学,是明代书院讲学的一大特色。但查考明人文献,谈到“以讲为学”,则多批评之词。魏校(号庄渠)在给邹守益(号谦之)的信中就说:

  伯载诵吾兄书,乐与四方讲学者接,此吾兄惓惓盛心也。虽然讲学者众,世道固甚可喜,而亦甚可忧,何也?讲而不学者众也,是以讲为学者也。行必顾言,义必胜利,吾兄亦尝省其私乎?高明今方为人师匠,一言一行,后进楷模,愿以圣门讷言敏行为主。人心多动,则不能自还。明道有言,只外面有些罅隙便走。又曰人心缘境出入,亦不自知敬。为吾兄诵之。

  魏信中既以讲学为喜,更以“讲而不学”、“以讲为学”为忧,批评之意甚明,并以讷言敏行相规劝。邹守益在回信中虽对魏之规劝厚爱表示感谢,但对交砥互砺的讲学津津乐道,其指示错误、偏颇而趋人于中行之说,更表明他其实并不认为“以讲为学”就是“讲而不学”。其回信称:
 
  凛凛然敏事讷言之规,敢不祗服,以无负厚爱!今伯载聚处里,洪甫复来柄郡教,斯文之兴,其几先兆矣。愿时加汲引,交砥互砺,以为来学标的。道,天下之达道也,古今人共由之。有所错误,有所偏陂,则相与指示,期趋于中行。古人舍己从人,乐取诸人以为善,意正如此。
 
  魏校字子材,号庄渠,崑山人,弘治进士。正德、嘉靖之际,任广东提学副使,改道观佛寺为濂溪、明道、伊川、晦庵、崇正、五羊诸书院,“广(州)之诸生来讲者,使散居各书院”,“相与讲明正学”。历官至太常侍卿、国子祭酒。其学私淑胡居仁,《明儒学案》列名《崇仁学案》,算老一辈书院讲学名家。其“貌朴讷简重,言动以礼”,宜乎以敏行讷言而劝到处讲良知之学的邹守益。这是嘉靖初年的情形,但阳明高足们不以为然,随地举会,以讲为学,以会证学等正逢其盛而未有止时。

  及至万历二十六年(1598),“以讲为学”被再度作为问题提了出来,但这次已不是师友间的规劝,而将其和泰州学派讲学名家罗汝芳过往在宁国府、云南等地书院讲学传道扯到一起,上报朝廷,并最终引出了驱逐学人而禁立书院的事件,闹得很大。其始作俑者是南京通政使杨时乔,据《明史》记载,时乔“最不喜王守仁之学,辟之甚力,尤恶罗汝芳,官通政时,具疏斥之”。杨疏“大意在维世道正人心,而所指清本澄源者在辟邪说,所指为邪说之魁者,则原任参政罗汝芳也”。疏中罗列罗氏在宁国、云南等地“日集诸生文会讲学”,传其邪说,并称:“数年来,始有直以释老之说为孔子之说,又以禅老在孔子上,直搀入于文章如科举文字者,又以传注为支离,而其言惟以讲为学,会众聚徒,即是不事修为阶级,以知为道,血气心知,即是不事躬行循理。一切皆归于禅老,后学皆不以经书为本领,内则心无所主,外则其言不归于禅老,则归于庄列,子史文体遂坏矣。”其时罗汝芳已逝世十年,秋后算账,似不厚道。但礼部左侍郎摄部事余继登仍借“疏中辟邪崇正之论”,“移文都察院,转行直隶提学御史及各该巡按,遍行各提学官,地方中但有罢闲官员、山人方士、学佛学仙者,听其于山林空寂之处各修其业,有于通都大邑中聚徒至数十人者,即行驱逐。其不由抚按具题擅立书院、祠宇者,即行禁约,并禁坊间所刻离经叛道新说诸书,不许鬻卖。士子行文,务依二祖所颁示《集注》《大全》为主,而参以《蒙引》《存疑》诸书,各阐理道,勿杂禅机。提学校文,务取不背经义纯正典雅者,童儒仍用新说者不准入学,生员仍用新说者径自黜革。至于乡试、会试行文,知会一体遵行。有仍前不遵者,容臣部及该科指实参治。庶异说渐熄,圣学自明。”如此驱逐学人、禁刊新书、禁立书院,可谓凌厉。但从《明史》“前尚书余继登奏请约禁,然习尚如故”的记载来看,“士大夫多崇释氏,教士作文每窃其绪言,鄙弃传注”的局面并没有真正改变,立书院,联讲会,会众聚徒,以讲为学仍然是当时的主流。数年之后,顾宪成等重建东林书院,更将书院讲学推至另一个层面。

  应该说,上述魏校的观点代表讲学者内部不同的声音,而杨时乔、余继登等人的意见,则表达的是“最恶”级的王学反对派的立场,尽管他们的切入点、关注点不尽相同,但对书院以讲为学的批评却是共同的。这表明,在反对者看来,从正嘉到隆万,数十年间,聚众会徒,以讲为学始终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就阳明后学而言,以讲为学则是一个持续了数十年的讲学传统。

  需要指出的是,魏、杨、余等人的反对基本上还是在学术层面的交锋,虽然余氏之驱人禁院之议,几乎可以视作嘉靖、万历禁毁书院之后续动作,抑或看成是天启之毁的前奏,但终究还没有包藏明显的祸心,离政治之险恶尚有足够安全的距离。正为如此,在经历东林书院一东林学派一东林党的惨案、改朝换代的巨变之后,清代康熙晚期的学人胡煦可以留下比较中肯的评说文字,其称:

  朱子之学以学为学,后儒之学以讲为学。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有借朱子而指摘阳明者。圣人之门,贵行而不贵言,使朱子而居阳明之时,不识能逮阳明之事功否?

  胡煦为康熙五十一年(1712)进士,官至礼部侍郎,已身处18世纪初而远离晚明当年的是非场景,所言属公平之论。因而,我们认同并赞赏其由“以学为学”、“以讲为学”分别朱子之学、阳明之学的观点,并进而主张,朱王之学互为参照,可以得出“以讲为学”是明代阳明学人书院讲学的一大特点的结论。
 
  何以阳明学者要不同于“以学为学”的程朱理学传统,而高扬“以讲为学”的旗帜呢?这与阳明后学秉持“讲学须得与人人面授”,“须口口相传”的师训不无关系。《王阳明全集》附录钱德洪《刻文录叙说》一文,其称:

  先生读《文录》,谓学者曰:“此编以年月为次,使后世学者,知吾所学前后进诣不同。”又曰:“某此意思赖诸贤信而不疑,须口口相传,广布同志,庶几不坠。若笔之于书,乃是异日事,必不得已,然后为此耳!”又曰:“讲学须得与人人面授,然后得其所疑,时其浅深而语之。才涉纸笔,便十不能尽一二。”

  由此可知,王阳明对“面授”和“口口相传”的讲学方式情有独钟,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知受教者学之浅深,相机而授,广布其学于天下同志。至于“笔之于书”,和口传、面授相比,其力“十不尽一二”,相差太远,不被王阳明看好。

  先师既有如此圣训,阳明后学形成“以讲为学”远胜“以学为学”的普遍共识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以面授和口耳相传为主的“以讲为学”,比之以读书和穷尽经史为主的“以学为学”,要优越、快速、有效得多。更何况孔圣人早就慨叹,“学之不讲,是吾忧也”,而学不讲不明,理不辨不明,本来就是古之明训。正是在这种情势之下,阳明学人奉“以讲为学”为利器,立书院,联讲会,鼓荡起百余年的心学思潮。

    二 以会为学
  
  与“以讲为学”相近的表述还有“以会为学”。“以会为学”见王畿《与汪国潭》,其称:

  弟春暮赴江西之约,期与东廓、念庵诸兄会于青原、白鹿之间。盖以会为学,务求取善之益,非敢以学为会也。 在这里,“以会为学”和“以学为会”相对应,是王畿使用的一个谦词,意在表明他期赴青原会、白鹿洞书院讲会等这类江右著名讲会的崇敬之情。其实无论是“以会为学”,还是“以学为会”,仅是一体两面,只有将两者合而观之,才可获得完全之义。而“会所以讲学明道,非徒崇党与立门户而已也”。会之核心在讲学,在明道,讲学者既可以“以会为学”,又何尝不可以“以学为会”呢?

  事实上,王畿一生赴会无数,“林下四十余年,无日不讲学,自两都及吴、楚、闽、越、江、浙,皆有讲舍”。会之于他,讲之于他,已经成为生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会而讲之,年逾八十而不止,实乃纯乎天性,自然而然。同时代,像王畿这样的人有很多,如邹守益、钱德洪、王艮等,而学习仿效他们的后学则更多。代代相传,相生相衍,于是以讲为学,随地举会,随缘结会,以会为学,以会证学,赴会订学,凡此种种,不胜枚举,自然演成明代书院讲学的一个持久而特色鲜明的传统。

  “以会证学”最原始的表述为“以会证此学”,见查铎万历年间为水西书院讲会所订立的《水西会条》序言中,其称:“孟子云:‘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几希者,言此心之灵,只这些子。然人与禽兽之分,实系于此。故能存之,则此心之灵,常为之主。所以参三才而灵万物者以此。不能存之,则中无所主,而恣情纵欲,尚气斗狠,无所不为,名虽为人,实违禽兽不远矣。今语人以禽兽,未有不忿然怒者,乃在于几希之存不存。噫,可畏哉!故学也者,所以存此几希;学矣而有会也者,正求与朋友合并讲明此几希而求存之也。此会之不可以已也。然会以证此学,非必会而后学也。未会之先,用功何如,则于会中商之。既会之后,新得何如,则于会中启之,不徒泛泛浮论,徒长知见。庶乎会可以久,而学可以成也。”

  以会证学的例子不少。以王畿为例,他在《松原晤语》中说:“因兄屡书期会,往赴松原新庐,共订所学。……往复证悟,意超如也。”其《书同心册卷》也记录了他和张元汴以会证学的事情,其称:“阳和张子志于圣学有年……期予往会,商订旧学……或发主静翕聚之旨,或申求仁一体之义,或究动静二境得失之机,往复参互,要在不悖师门宗教,诚所谓同心之言矣。”而江右王门弟子在书院开讲会以证师学的事例就更为典型,据记载王门高弟张元冲长期在江西做官,历任江西参政、布政使、副都御史、巡抚等职,政事之暇,与同门东廓、念庵、洛村、枫潭诸公“联讲会,以订证文成之学,因辟正学书院于省会,群彦士而修业焉。先生岁时进考,其成喁喁如也。异时名世巨儒,多出其中已。又建怀玉书院于信州,以处湖东诸郡士,且特迎龙溪、绪山两先生递主讲席。江右宗风丕振,遂留绪山卒文成《年谱》之役,相与上下其议论,踰年而竣”。由此可知,南昌正学书院实为江西省会书院,赣省彦士咸集,联讲会而订良知之学;信州怀玉书院则为江右、浙东两省王门弟子共证文成之学的重镇。

  以讲为学、以会为学、以会证学,其核心都是讲学,而一旦讲得过多,流而成弊,其结果也就难逃魏校所指之“讲而不学”。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病灶。因此,自王阳明开始,就提出了诸多防范措施,将讲学划为“讲之以口耳”、“讲之以身心”两类,主张轻口耳而重身心,轻讲说言词而重躬身实践,并将其上升为源自孔门之学的是一个重要原则。王阳明曾说:“世之讲学者有二,有讲之以身心者,有讲之以口耳者。讲之以口耳,求之影响者也;讲之以身心,行著习察,实有诸己者也。如此,则知孔门之学矣。”四十余年之后的万历初年,王畿在赴张元忭云门之会时,仍在强调老师的观点,其称:“夫学必讲而后明,务为空言而实不继,则亦徒讲而已。……故曰讲学有二,有以口耳者,有以身心者。入耳出口,游谈无根,所谓口说也;行著习察,求以自得,所谓躬行也。”凡此云云,无非都是区别讲学的原则,可以存而不论。

  这里我们将引王门安福弟子刘晓另一版本的言说,看看在同一原则指导之下,乡村书院的讲会中又是如何讲学的:

  讲学不能废词说。词说似胜,躬行则寡。讲说亦不必别求,《五经》《四书》切于身心者甚多。先师天启,倡道东南,辩论考索,至当归一,直与洙泗血脉贯通。吾辈今日只宜探讨体验,优游实践,尊其所闻,行其所知。其于圣人之言有所未透,则当研究以求融会,其于贤儒之论有所未合,不妨放过以阙疑。殆究而言之,皆是糟粕,惟在咀嚼真味,以完精神,更不必索隐探玄,以惑后学。

  强调体验实践,强调尊闻行知,反对索隐探玄,意在躬行,讲求的是身心真味,反对的是言之糟粕。主张以研究融会而释未透,以阙疑而放过未合,以《四书》《五经》而切身心,意在防止讲词言说之胜而寡躬行。如此这般,可谓用心良苦。

  正是内部原则的建立以及诸多用心良苦的持续的防范、约束,再加上来自反对派的夹持、打击,王门书院讲会之以讲为学、以会为学得以长期在身心躬行的正确轨道上前行,悠然而成特色。

  但是,以讲为学、以会为学似乎也有一种滑入口耳之学、讲而不学的宿命。诚如王畿所说,“只因吾人许多习闻旧见缠绕,只得与剖析分疏。譬诸树木,被藤蔓牵缠,若非剪截解脱,本身生意终不条达”。无可奈何,“吾人今日讲学,未免说话太多,亦是不得已”。而正是这种不得已的“在言语上承接过去,翻滋见解”的太多说话,“为病更甚”,其结果“只是胜(滕)口说,与本根生意原无交涉也。”随着王门后学第一代门生相继去世,王学末流失去把持,好些书院讲会终于还是坠入原本就刻意防范的空谈性命,甚至由儒入禅的歧途。所幸东林学派由王转朱,东林书院由辨无善无恶而惩王学末流之弊,东林讲会挽口耳而归之身心,使以讲学为学、以会为学的讲学模式又回归到正确的发展路径。
  
  三 结论

  
  总之,以讲为学,以会为学是明代书院讲会的特点。讲会既是一种学术组织、学术团体,又是书院固有的学术讨论、会同讲学、学术聚会等会讲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讲,讲会和书院之间的关系从组织形式上看是并行而各自独立的。但实际上,由于“讲学”这一共同事业,“会讲”这一共用的讲学形式等等原因,书院和讲会两者往往是连体共存,以“立书院,联讲会,相望于远近”为其生存状态。讲会和书院的结合,是王、湛及其后学寻求学术自由的明智选择,也寄托着社团书院的讲学精神,乃至政治意愿,理应引起人们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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