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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玉忠:从三段论的失效看中国名学的内在特点 
作者:[翟玉忠] 来源:[] 2013-01-15

编者按:中国名学有三个内在特点,重意象,轻抽象;重横向类推,轻纵向推理;重实事,轻虚辞——它铸就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学术品格,对于人类摆脱目前西方学术繁琐支离的经院化趋势具有重要意义。

 

    钱穆先生在研究《庄子·天下篇》辩者二十一事“狗非犬”一条时,注意到了西方的三段论失效的现象。

 

      按照《尔雅·释畜》的解释:“犬未成豪曰狗。”钱穆先生发现,从西方逻辑学的角度看,狗指示没有长毛的犬,显然属于犬的一类,可以图示如下:

 

 

来源:钱穆:《墨子 惠施公孙龙》,九州出版社,20111月,第119页。

 

      而从中国名学的角度看,“犬”这个象再加上“未成豪”这个象才是狗,所以当图示如下:

 

 

来源:钱穆:《墨子 惠施公孙龙》,九州出版社,20111月,第119页。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不同呢?这是因为西方逻辑学重视的是概念之间的抽象关系,而中国古典逻辑学名学则更重视具体的象,用钱先生的话说:“辩者正名,一以意象为主。今曰犬,吾心中仅有一犬之意象,固也。若不曰犬而特指曰狗,则不徒为犬,而又为犬之未成豪者。此在言者之意,于‘犬’象之外,又增一‘未成豪’之象也。”[1]

 

所以在西方逻辑学看来,犬概念的外延大于狗,是狗的上位概念,二者存在种属关系。而在中国名学看来,当是狗的象大于犬,就是在这一点上,导致了西方逻辑学重要的推理形式三段论的失效。著名语言学家徐通锵教授指出:“……我们可以借此说明三段论式思维方式的特点,这就是它着眼于概念的外延.从外延上确定类的种属关系;如果离开这种种与属的关系,这种思维理论就不能成立。”[2]

 

按照西方逻辑学,我们可以作如下推论:

 

    狗,犬也。

 

    犬为四足兽,

 

    故狗亦为四足兽。

 

      但按照中国名学,则不能有如下推论:

 

    狗,犬也。

 

    犬有豪,

 

    故狗亦有豪。

 

      钱先生接着解释说:“‘狗之一名,内函未成豪’一义,为‘犬’名所无,固不可以‘犬’名推。我国古代名家重意象,重主观,故论名重内函,而斥推证,此与西方逻辑取迳不同,为用亦各有通窋(音 zhú,物在穴中欲出的样子——笔者注),各有根据,各成系统。后人不辨,一切以西方连珠之律(严复在翻译《穆勒名学》时,把西方逻辑学中的三段论译作连珠——笔者注)令绳之,讥中国古名家为诡辩,诋之为不通,是轻诬古人也。公孙龙子有白马论,云:‘白马非马’,亦此意。”[3]

 

      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中国名学了三个内在特点,首先是重意象,轻抽象,基次是重横向类推,轻纵向推理,三是重实事,轻虚辞。兹分述如下:

 

                     一、重意象,轻抽象

 

      近世诸多学者在描述中国人的思维特点时,发现其重动态整体的象,而轻从整体中抽象出的概念——从文字艺术到中医科学(它代表一种不同于西方科学的科学范式)都是这样。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夏静教授在《古代文论中的“象喻”传统》一文中,就以中国文字为例指出,汉字以象为先,尚象是中国人世界观、认识论的基础。她写道:“譬如中国早期的象形字就是通过一套特有的象征意义传达出古人对于天、地、人的体认。在古人造字理论中,汉字以‘象’为先,《汉书·艺文志》的‘六书’,按照戴震‘四体二用’的分法,四‘象’(象形、象事、象意、象声)为经,转注、假借是派生的,这就突出了‘象’在造字中的作用。‘六书’中,象形居首,这是汉字最大的特点,所谓象形,就是有形可象,即以一种最简省、最鲜明的符号表达对自然万物的概括,既符合人们想象中的宇宙自然秩序,也契合人类自然情感的合理延伸。”[4]

 

南唐文字训诂学家徐锴(920~974年)一语道之:“凡六书之义,起于象形。”(徐锴《说文解字系传·卷第一》)

 

象,甲骨文作:

 

 

后经过长期演化,成为今天的象字。 

 

      殷商时期黄河流域产象,其体形巨大优美,而不容易抓捕。所以人们就习惯于依据死象的骨头意想、描述象生时的全部形态,这种“意想者”古人就称为“象”。《韩非子·解老》云:“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象是对世界动态整体性的描述,韩非子表达得十分清楚。

 

      请注意,这里的“意”与“画”不同,尽管中国书画同源。南宋郑樵(1104~1162年)就曾明确指出:“书与画同出。画取形,书取象。画取多,书取少。凡象形者皆可画也,不可画则无其书矣。然书穷能变,故画虽取多,而得算常少;书虽取少,而得算常多。”(郑樵《通志·六书略》)书“取少”,实际上是通过更多的抽象和简化去象征,去表达现实世界,并能曲尽其妙。正是这种“取少总多”的特点,使汉字具有一种高度简洁、清晰和稳定的特质,这在人类文字史上是极其罕见的,其独一无二的生命力正源于此!

 
    重意象的思维方式使中国人比西方人更好的描述复杂系统。这是因为西方表音文字传达的是有声的言,而中国表意文字展示的是显示为象的意,意在言先,中国人思维的深刻伟大是显而易见的,当代学者斥中国思维方式为原始落后,模糊不讲逻辑,简直荒唐!

 

      《周易·系辞上》载“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

 

      唐代孔颖达《周易正义》释“‘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一语时说:“此一节夫子自发其问,谓圣人之意难见也。所以难见者,书所以记言,言有烦碎,或楚夏不同,有言无字,虽欲书录,不可尽竭于其言,故云‘书不尽言’也。‘言不尽意’者,意有深邃委曲,非言可写,是言不尽意也。圣人之意,意又深远。若言之不能尽圣人之意,书之又不能尽圣人之言,是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也。故云:‘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疑而问之,故称‘乎’也。”这里孔颖达指出了表音文字的基本弱点,不仅存在楚夏方言问题,且言语本身也是实相部分琐碎的表达,书写下来就更难记录现实。

 

      那么如何记录圣人之意呢?就是用越超言(语音)的象,在《易经》中,阴阳二爻也是象。孔颖达接着解释说:“‘圣人立象以尽意’者,虽言不尽意,立象可以尽之也。‘设卦以尽情伪’者,非唯立象以尽圣人之意,又设卦以尽百姓之情伪也。”

 

      朱熹一语道破了先贤立象的根本:“言之所传者浅,象之所示者深,观奇偶二画,包含变化,无有穷尽,则可见矣。”(朱熹《周易本义·卷三》)

 

      先贤深于取象,立象尽意的思维方法直接影响了中国古典逻辑学——名学。它的概念如:白马、坚白、指等等,本身就是一种象。其主要论题也是以象的形态展开的,如“白马非马”、“鸡足三”等等,论题的论证也习惯于用具体实例(象)去解释。也以说,重意象涵盖名学的方方面面,这也是钱穆先生说“我国古代名家重意象”的根本原因所在。

 

二、重横向类推,轻纵向推理

 

      钱穆先生还说:“故论名重内函,而斥推证。”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西方基于抽象概念基础上的形式逻辑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人重意象,这些象是整体的,不可推求,却可类推,即一类事物,由此可推及彼。观《墨子•小取篇》“辟、侔、援、推”四种推类方法,即可明此。

 

       所以《墨子•大取篇》说:“夫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者也……夫辞以类行者也,立辞而不明于其类,则必困矣。”又《墨子•小取篇》说:“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

 

近人沈有鼎先生(1908~1989年)也曾指出:“‘类’字在古代中国逻辑思想中占极重要的位置,我们必须给以正确的解释。‘类’字的一个意义是相类,即上节所说的‘类同’,相类的事物有相同的本质。我们把相类的事物概括为一‘类’,这是‘类’字的又一个意义。于是一类中的事物都是‘同类’,本质相同。不是一类中的事物则是‘不类’,是‘异类’,本质不同。‘明类’就是‘明同异’。”[5]

 

      那么现实中名家是如何类推的呢?我们还是举例来说吧。

 

      比如公孙龙子的“白马非(异于)马”这一论题,我们可以触类旁通,推及“西方学术非学术”,“死人非人”这样的命题。

 

      “西方学术非学术”告诉我们,除了西方的学术范式和学术体系,还有中国的学术范式和学术体系,二者是迥然不同的,是不可互相替代的。今日中国大学混淆了这一同异,就是“不明同异”。进而言之,二十世纪中国学人以西方学术取代中国本土学术本身就蕴含者逻辑上的错误,特别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这样。

 

      “死人非人”告诉我们,尽管建立在尸体解剖之上的西方医学取得了惊人的进步,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福祉,但其局限性也是不容忽视的。因为它的逻辑基础是“死人,(活)人也”,这隐含着内在的逻辑错误。而中医是以对活人的整体观察为基础的,经络也只在活人身上才有,其逻辑基础是“人,人也”。所以硬说中医不是科学是错误的——从逻辑上讲,中医更为严谨,是中国意象科学的代表。[6]

 

      名学对于现代人文及自然科学重要如此!

 

三、重实事,轻虚辞

 

      名学的第三个重要内在特点是重实事,轻虚辞,即理论正确不是正确的标准,还要与实际相符。所以在推理时,中国名学特别强调知止。《老子·第三十二章》云:“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墨子•小取篇》的作者也警告说:“是故譬、侔、援、推之辞,行而异,转而诡,远而失,流而离本,则不可不审也,不可常用也。”

 

      中国人重实事的思维特点,也使名家常常因为雄辩而受到排斥,其理由就是名学“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庄子·天下篇》)《资治通鉴·卷第三》有一则著名的故事说,赵国的平原君好养士,门下的食客常有几千人。其中公孙龙善作“坚白同异”的辩论,平原君尊他为座上宾。孔子的后人孔穿从鲁国来到赵国,与公孙龙辩论“奴婢有三个耳朵”的观点,公孙龙辩解十分精微,孔穿无以对答,一会儿就告辞了。第二天他再见平原君,平原君问:“昨天公孙龙的一番雄论,先生觉得如何?”孔穿回答说:“是的,他几乎能让奴婢真的长出三只耳朵来。说起来虽然如此,实际上是困难的。我想请教您:现在论证三个耳朵十分困难,又非事实;论证两个耳朵十分容易而确属事实,不知道您将选择容易、真实的,还是选择困难、虚假的?”平原君哑口无言。第二天,平原君对公孙龙说:“您不要再和孔穿辩论了,他的道理胜过言辞,而您的言辞胜过道理,最后肯定占不了上风。”(《资治通鉴·卷第三》原文:平原君好士,食客尝数千人。有公孙龙者,善为坚白同异之辩,平原君客之。孔穿自鲁适赵,与公孙龙论臧三耳,龙甚辩析。子高弗应,俄而辞出,明日复见平原君。平原君曰:“畴昔公孙之言信辩也,先生以为何如?”对曰:“然。几能令臧三耳矣。虽然,实难!仆愿得又问于君:今谓三耳甚难而实非也,谓两耳甚易而实是也,不知君将从易而是者乎,其亦从难而非者乎?”平原君无以应。明日,谓公孙龙曰:“公无复与孔子高辩事也!其人理胜于辞;公辞胜于理,终必受诎。”)

 

公孙龙以表面不合情理之象论名家至理,孔穿、平原君不知。后人轻诬名家,良由此,受其误多矣!

 

善于譬喻的韩非子用两则故事形象地说明了论证不可脱离实事的道理。

 

      一则故事说:虞庆打算造房子,工匠说:“您的木材没有干透,泥巴是潮湿的。木材没干透就会弯曲,泥巴潮湿重量就大;用弯曲的木材承受重量大的泥巴,现在即使造成了,时间一长,必然坍塌。”虞庆说:“木材干了就会变直,泥巴干了就会变轻。现在情形是,木材和泥巴如果确实干起来后,它们会一天比一天变直变轻;即使是经时历久,房子一定不会坍塌。”工匠无话可说,就把房子马上造了起来。又过了些时候,房子果然坍塌了。

 

      另一则故事说:范且(即范睢,?~255年)指出:“弓折断的时候,一定是在制作的最后阶段,而不是在制作的开始阶段。工匠张弓时,把弓放在校正器具上三十天,然后装上弦,却在一天内就把箭发射出去了。这是开始调节时缓慢而最后使用时急促,怎么能不折断呢?我范且张弓时就不是这样:用校正工具校上一天,随即装上弦,上弦三十天后才把箭发射出去,这就是开始的时候粗率,而最后有所节制。”工匠无言可对,照范且的话去做,结果弓折断了。

 

      讲述完这两则故事后,韩非子评论道:“范且、虞庆之言,皆文辩辞胜而反事之情。人主说而不禁,此所以败也。夫不谋治强之功,而艳乎辩说文丽之声,是却有术之士而任‘坏屋’、‘折弓’也。故人主之于国事也,皆不达乎工匠之构屋张弓也。然而士穷乎范且、虞庆者,为虚辞,其无用而胜,实事,其无易而穷也。人主多无用之辩,而少无易之言,此所以乱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第三十二》,文意:范且、虞庆的言论,都能做到文辞动听过人,但却违背了实际情况。君主对这类话喜爱而不加禁止,这就是事情败坏的根源。不谋求治国强兵的实际功效,却羡慕那种华丽动听的诡辩,这就是排斥有法术的人士,而去采纳那种导致屋塌、弓折之类的胡说。所以君主处理国事时,总也不能通晓工匠造屋和张弓的道理。然而有术之士之所以被范且、虞庆那样的人物所困窘,是因为他们那样的人讲起虚浮的话来,虽属毫无用处,却能取得胜利,干起实际的事来,虽属不可改变,却会受到失败。君主看重毫无用处的诡辩,看轻不可改变的言论,这也就是国家危乱的原因。)

 

      中国名学重实事,轻虚辞,深深影响了中国人的学术思想,影响到了中国古典学术的方方面面。

 

      反观西方逻辑学,其一个重要内在矛盾就是,从现实中抽象出概念后,按忽视质变的形式逻辑推演开去,最后导致理论本身远离实际——无论是中世纪的的经院哲学还是现代的西方经济学都是这样——今天,我们必须对西方学术不同领域的“专家失效”现象充分警惕!这可能深源于西方认识世界方法及工具(包括逻辑)上的局限性。

 

      李四南、卫飒英在卡普拉《转折点——科学、社会和正在兴起的文化》译序中,在介绍这位以《物理学之道》一书享誉世界的作者的思路时写道:

 

   “……作者从当代各种急迫的,全球性的危机谈起,诸如核战争和能源短缺,癌症和精神分裂,暴力和犯罪浪潮,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以及通货膨胀和大规模失业等等,简直是‘危机四起’。

 

    “但是,更严重的还在于‘专家失效’。目前,以解决各种专门问题为己任的‘专家’,已经不再能够解决上述各种问题。肿瘤学家面对癌症,精神病学家面对精神分裂,经济学家面对通货膨胀和失业,警察面对暴力和犯罪率上升,全都感到束手无策。

 

“透过‘危机四起’和‘专家失效’的表层现象,作者指出,问题的深层原因在于‘方法失灵’。还原论,这一近代科学中一再获得成功的方法论骄子,用于解决上述这些本质上属于系统性的问题是再也不灵了。”[7]

 

       透过中国名学,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西方学术的危机本身可能就是系统性的——远远超越了自然科学还原论的界线。

 

       是我们复兴名学,并将这一重要的逻辑体系应用于当代的时候了!

 

从东方到西方,人类文明的历次伟大革命几乎都是从对过去文明成果的再发现和再认识开始——我们相信,对于二十一世纪的人类逻辑学来说,也是这样——对名学的再认识可能二十一世纪人类逻辑思维革命的起点……

 

注释:

 

[1]钱穆:《墨子 惠施公孙龙》,九州出版社,20111月,第120页。

 

[2] 徐通锵:《汉语结构的基本原理:字本位和语言研究》,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51月,第222页。

 

[3]同上,第121页。

 

[4]夏静:《古代文论中的“象喻”传统》,载《文艺研究》20106期。

 

[5]沈有鼎:《墨经的逻辑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9月,第42页。

 

[6]参阅刘长林:《中国象科学观:易、道与兵、医(修订版)》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1月出版。

 

[7]卡普拉:《转折点——科学、社会和正在兴起的文化》,李四南、卫飒英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11月,“译者的话”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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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评论
新法家网友(2013-01-20 05:04:57.0)
    本文雄辩地说明了:按照西方三段论形式逻辑得出的所有结论,只能先作为“假设”,而不能马上就当作“真理”;这些被习惯地认定为“真理”的“假设”必须重新一一接受事实的检验,才能最后认定真的是“真理”,还是已经“走了样”的“谬论”。西方许多理论之所以造成今日世界之如此多的灾难、危机,原因就在于将许多早已走了样的谬论误认为是“真理”而到处推销、传播、甚至以武力强加于人!可悲、可叹、可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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