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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罝:历政——中国科学范式与文明形态的基础 
作者:[兔罝] 来源:[道里书院论坛2012-6-11] 2012-10-08

摘要:中国不注重形,却注重象,中国的数学不是几何学,而是象数学,象跟形的差别可能是中西方思想的根本差别之一。中国不发展现代数学物理学,不是因为中国人没有发达的逻辑思维,而是数学物理学破坏了象;在今天的工业社会,依然有必要研究中国古代的历政思想。虽然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日月五星没有变,人的身体也没有变,从而人的精神需求——在中医看来,人的身心是统一体——也没有变。人的生活方式应该符合天道、人性,而非反过来,强迫天道、人性符合扭曲的生活方式。
 

                                 一、历学中的古今中西问题

    明崇祯二年,五月乙酉朔(公元1629年6月21日)日食,钦天监的预报明显错误,于是,崇祯帝命徐光启主持修历。基督徒徐光启,对以利玛窦为首的耶稣会士带来的西方天文学甚为敬仰,他主张改历“参用西法”,而最终以西法为主。《崇祯历书》从崇祯二年九月起编,直到崇祯七年十一月完成。历书编成后,保守派官僚抓住历书以西法为主的特点,挑起西法和传统方法的论争。此时,明朝内忧外患,已无力处理历法问题,《崇祯历书》终未正式颁行。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五月,清兵入京。十一月,任耶稣会士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汤若望将《崇祯历书》稍加删改,进呈清顺治帝。顺治称之为《西洋新法历书》,于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颁行,叫做时宪历。汤若望因修历有功,受到顺治宠信,钦天监也就成为耶稣会的一个据点。

    然而,围绕历法问题的斗争并未停止。以杨光先为首的正统理学家,在明末就反对中夏采用西洋历法,改朝后,继续与天主教以及西洋历法作斗争。在杨光先反复控告之下,康熙终于将汤若望等天主教徒判罪,并警惕耶稣会士的活动。此后,杨光先接任钦天监监正,废时宪历,复用明大统历。但因用人不当,杨光先所颁历法不准,杨光先本人亦遭控告、革职。康熙于是复用时宪历。

    在这场绵延两朝的中西历法论争中,宣城人梅文鼎显得颇为突出。梅文鼎既非一味固守中法,亦非简单照搬西法,而是试图在比较中会通中西历法。要会通中西历法,前提是处理古今的关系,因为改历历来被视为对传统的冲击,何况是引入西法。在其所著的《历算全书》中,梅文鼎提到,有人因为历学古疏今密,而质疑古人之智不如今人。梅文鼎反对这一观点,他认为,星体运行,每周之间必有过不及之余分,所差甚微,非历多周岂能灼见,乃若岁差之行六七十年始差一度,历二万五千余年而始得一周,虽有期颐上寿,所见之差不过一二度,亦安从辩之?迨其历年既久,差数愈多,然后共见,而差法立焉,此非前人之智不若后人也,前人不能预见后来之差数而后人则能尽考前代之度分,理愈久而愈明,法愈修而愈密,势则然耳。[1]

    圣人早就预见这种情况,因此不为一定之法,而是取象于革卦,必使后人随时修改以合天。此乃圣人“合天下万世之聪明以为其耳目,圣人之所以不穷也”。西方人也属于天下万世聪明之一,将之合为圣人之耳目亦未尝不可。况且,于西法亦并非无所弃取,“特取其测算之精而已,非好异也”。对西法精确性的推崇,符合梅文鼎所秉承的“当顺天以求合,不当为合以验天”的实测精神。然而,此一实测精神并非全由西法带来,毋宁说,它是中国更早的一场历法变革所孕育的果实。

    原来,早在元朝,中国历学就经历过一场“实证”革命。在元以前,治历需要求得一个理想的起算之端,这个开端既是一日的开始(夜半)、也是一月的开始(朔旦)、一年的开始(冬至),还要是干支纪年中的甲子日,即甲子那天恰好是夜半朔旦冬至,此为历元。此外,还要从历元远溯初古,求得一个日月合璧、五星连珠的时刻,叫作上元。从上元至编历年份的年数为积年,求得积年后方可推算月朔节气、五星行度。这种推算与近测之间,总有畸零分秒之数不能齐,只能稍为整顿以求合,故二十一史所载诸家上元无一相同。至元朝郭守敬治授时历,便不用上元积年,全凭实测。郭守敬还作了另一项重大的变革:废弃以钟律、易数言历的传统。自汉书《律历志》,诸家或以律言历,或以易言历,因袭多年不改。至郭守敬授时历,乃不复以钟律卦气言历,将实测精神贯彻到底。这两项变革实际上已为明清接受西法打下了基础,梅文鼎对郭守敬推崇备至:“一洗诸家之傅会,故其法特精”。

    尽管强调实测,中国传统历学从来不是与日常生活无关的学问。授时历的名字,本身就体现了《尚书·尧典》所载“敬授人时”的思想。而梅文鼎虽然注重精确性,但他从来不是“为了精确而精确”——历法终究要服务于人事。这是其恪守传统的一面。他认为,治历当先正其大,其分秒微差可无深论,“国家治历所重者,顺天出治以敬授人时,日食之类,所重在于修省,至于时刻小差,原非所重。但当今司历者细加测候,详纪其所差之数,以待来修历者使有所据依,以盖精其推步而已,断不可因小节之微差而辄更成法也。”敬授人时并非如今天大多数人所想象的“为农业生产服务”(当然这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而是囊括国家生活的方方面面。藉有人问《论语》“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一章,梅文鼎说到,

    颁朔,大典也。盖王政在其中矣。古者天子常以冬月颁来岁十二月之朔于诸侯,诸侯受而藏诸祖庙,月朔则以特羊告庙,请而行之。如是其隆重者何也?盖既曰请而行之,则每月内各有当行之政令颁于天子,而诸侯奉行惟谨焉。故告朔之后即有视朔、听朔之礼,所以申命百官有司以及黎民,相与恪遵,以奉一王之大法,此之谓奉正朔也,是故大之。有朝觐会同之期,有邻国聘问之节,有天子巡狩朝于方岳之时。其于宗庙也,有礿祠烝尝四时之祭,有耕籍田夫人亲蚕以预备粢衣服之需。其于群神也,有山川社稷祈穀报岁八蜡五祀之典。其于黉序也,有上丁释蔡冬夏诗书春秋羽蘥之制。其于农事也,有田畯劝农播种收获沟洫堤防筑场纳稼之务,有饮射读法遒人徇铎之事。其于军政也,有蒐苗狝狩振旅治兵之政。其于土功也,有公旬三日之限。其于刑罚也,有宥过释滞折狱致刑之月。又如藏水用水、出火内火,仲夏斩阳木、仲冬斩阴木,獭祭鱼然后渔人入泽梁、豺祭兽然后田猎之类,若此者皆顺四时之序,以为之典章,先王之所以奉若天道也。而一代之典制,既藏之太府,恪守无斁矣。又每岁颁示诸侯以申命之,诸侯又于每月之朔告于祖庙,请而奉行之。天子本天以出治,无一事敢违天时,诸侯奉天子以治其国,无一事不遵王命以上顺天时。唐虞三代所以国无异俗,家无异教,道德一而风俗同,盖以此也。故曰颁朔告朔实为大典,而王政因之以行也。周既东迁矣,王政不行,鲁不告朔,他国可知。盖视为弁髦久矣。厥后遂有司再失闰之愆,而大夫陪臣之僭乱纷纷矣,以秉礼之国而蔑弃王朝大典,何怪其群相效尤。是故夫子曰:我爱其礼,盖庶几因此羊而念及先王之典也。如谓颁朔只以识月之大小,辨朔望生明死魄之干支,何取乎每月告庙之繁文也哉。[2]

    历法事关国家典制,不可不慎。梅文鼎引入西法,只取其测算之法,其余则一仍其旧。正朔为国家礼乐刑政之所出,圣人之所定,万世之所遵行,尤其不能更改。梅文鼎以为,只要将西法严格限定在技术范围,中西历法便可以会通,有了西法这一工具,历法可测算更精,更有利于敬授民时,有利于维持国家典制的运转。只要还是农业社会,这些想法似乎没什么问题;梅文鼎没有料到的是,后来出现的工业社会完全背离了他的设想。正如洋务运动的最终命运一样,历法上的中体西用最后也变成了全部用西,中体再也不见踪影。在工业社会里,全用西法的历法与国家典制、与人民的生活几乎没有切身的联系,也就失去了曾经的核心位置。

    要对历法上的这种革命作出合理评价,并非易事。一方面,采用西方历法,在测算上当然取得了精益求精的发展,不过即便如此,如今的格里高利历仍非十全十美,每隔三千三百三十三年就有一天的误差。也即是说,每隔三千三百三十三年,还得来一次“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因此,现代历法家想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他们设计出一种未来历,一年有三百六十四天,上下半年各一百八十二天,原来三百六十五日所剩下的一天,不计日期,也不算星期几,把它安排在全年最后。若是闰年,则将多出来的另一天安排在六月底或七月初,同样什么都不算。换言之,一劳永逸地解决历法问题的办法是剥夺某些日子成为日子的“权利”。另一方面,原先与历法密不可分的生活整体,现在由各学科分别加以研究,譬如国际关系学、政治学、宗教学、教育学、农学、军事学、建筑学、法学、音乐学、气候学、医学,这些学科不再认为自己与历法有明确的联系。我们说,这两个方面其实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在郭守敬的《授时历》那里,就以更朴素的形式出现过:强调实测、剥离历法与律易的关系。在一般人看来,这是各学科的不断发展而已,并无可怪之处;然而,我们不幸看到,正是在现代科学发展的前沿,在最不该出问题的地方,出现了问题。下面,我们以大气科学——现代科学的前沿学科——来说明科学遭遇的困境。

                       二、大气科学的困境——数理物理学与象数

    明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培根的《新大西岛》出版。在《新大西岛》里,培根籍一名“所罗门宫的元老”之口,道出了他心中的科技天堂前景,其中就包括了大气科学的研究。三百多年过去了,随着科技的日益发展,人类似乎正在逐步实现培根的预言。

    上世纪中叶,人类在地球上布下了天罗地网,密切监测着大气的各种变化。根据国际协议,全球成千上万个气象站,在同一个时间进行观测,采集资料后,用全球现代化的通讯系统传输到各个气象中心,进行相互交换。籍着监测网络的完善和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在六十年代初期,人类已经可以成功作出短期数值天气预报。当时的报纸杂志无不对气象科学充满希望:不仅要预报,还要改变和控制天气,人类将免受天气的祸害,成为天气的主人。正当科学家雄心勃勃想作更长远的预测时,他们却发现自己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短期数值天气预报采用动力学理论,动力气象学有两个重要的假设:其一,大气是一个绝热、非耗散的系统,海洋、陆地等非大气部分只是大气固定的边界条件,对大气并无太大影响;其二,用来描述天气演变规律的数学方程式本应是非线性的,但因为非线性方式无法求解析解,因此将其简化为线性方程。这两个假设,对于时间尺度为一天左右的天气系统恰好合适,因为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大气动能耗散并不显著。然而对于中尺度系统,地表、地形等边界动力和热力强迫对大气运动的影响不可忽视,绝热假定不再适合。此外,大气内部的非线性相互作用亦至关重要。因此,中尺度系统的天气预报,无法回避由非绝热而来的、非常复杂的物理过程,以及非线性的纯数学困难。一旦正视这些困难,科学家们就发现,自己面对的并非想象中那个听话的、服帖的、可控制的对象,而是风云变幻、反复无常的东西。一位科学家写道:

    1998年中国长江流域连续出现大范围的暴雨,长江干流先后出现8次洪峰,发生了全流域性的洪涝灾害。东北嫩江、松花江流域的不少地区6-8月的降水量也超过了常年降水量,出现了该地区有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洪水来势之猛,持续时间之长,洪峰水位之高,流量之大,均超过了历史记录。由于不同地方建气象站的时间不同,气象记录年代的长短不一样。国家气候中心每年出版“年气候监测公报”,其内容包括年内气候异常特征分析、重大气候事件等。由该公报可知,1998年除了上述我国长江、嫩江和松花江流域汎期出现特大洪水外,全球大部地区(除欧亚大陆北部外),地表平均气温比正常值高出0.58℃,成为1860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澳大利亚东南沿海的巴瑟斯特市出现了1823年有记录以来最大的洪水等……。如果你一直阅读这种“年气候监测公报”的话,你会发现不论过去和将来,每年总有某些地方出现破纪录的气候事件,假如有一年没有新纪录,这本身就是一个新纪录。不过,这种新纪录恐怕是不会出现的。不断有新纪录出现的发展变化不可能是周期变化,这就是大气运动变化的特点。[3]

    令科学家苦恼的是,大气与海洋的运动呈现反复无常的非周期变化,然而大气与海洋所受的驱动本身——太阳辐射——几乎是周期性的;一个由周期性外强迫所驱动的系统,却可以呈现完全非周期的变化,这就是所谓非线性现象。短期数值天气预报之所以能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取巧,因为所预报的天气尺度恰好能绕开非线性问题。现在科学家不得不与非线性搏斗。

    这里有必要先解释一下线性与非线性。线性与非线性原本是数学上的术语,数学物理学诞生后,科学家用微分方程来描述物理定律,用线性微分方程描述的物理过程叫做线性过程,用非线性微分方程描述的过程叫做非线性过程。以微分方程来处理物理问题,就是先求出方程的通解表达式,然后确定研究对象的具体情况(用数学术语说就是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即定解条件),通解和定解条件合在一起,就可以推衍研究对象在未来的一切变化情况。可是,微分方程里只有线性方程可求得解的表达式,非线性微分方程一般无法得出解析解。现在科学家碰到的正是非线性微分方程,怎么办?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硬算。

    人们相信,一个非线性微分方程(或方程组)在给定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下,有唯一的解。这并没有理论上的证明,只是人们相信这样而已。所谓硬算就是根据给定的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把方程的唯一解数值地计算出来。下面是这位科学家对硬算的描述:

    地球各个圈层的变化,大气和海洋中进行的过程,用数学来描述时总是归结为空间某区域上物理量随着时间的变化,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物理量是以四个自变数x,y,z,t的函数来描写的,这里x,y,z是空间任一点的坐标,t是时间。这些物理量的值不仅从一个时刻到另一个时刻会发生变化,而且从一点到另一点也会发生变化,从理论上讲要知道全球天气系统的某一时刻的状态,就必须知道每个变量在每一点上的值,因为大气显然有无穷多个点,所以,四个自变量的函数具有无穷多个数值,用专业的术语讲就是有无穷多个自由度。当进行数值计算时,显然我们只能处理有限个数。这样一来,首要的问题就是要把依赖于空间变量和时间变量连续变化的具有无穷多个自由度的连续的函数用有限个数值来近似地表示。在数学上将无穷个自由度的连续的系统用有限个自由度的离散系统来近似地代替称为离散化。因为在十分细的空间尺度上,气象要素的变化是相当平缓的,如果在足够密的网格上相邻网格点上的两个值近似相同,那么它们在相邻网格点的中间位置上的值也近似相同。这就导致了所谓有限差分法。[4]

    通过对空间变量离散化,原来无法处理的偏微分方程组就简化为有限个常微分方程组;通过对时间变量离散化,常微分方程组的求解问题也简化为代数方程组的求解问题。最终经过有限次的加减乘除,就可以得到数值解。虽说是有限个,其数目实际上十分惊人:九十年代,大气全球模式的有效格点增至45000个,标准层数增至31个,这样便有了一个含500万个变量的由500万个联合方程所组成的方程组。这样巨大的运算量,曾经令科学家苦恼不已,好在计算机的飞速发展,运算的困难已不复存在。

    这种数值模拟的方法,如今是科技界的显学。从设计飞机、核试验再到地壳活动,任何现象都可以进行数值模拟,几乎每一个尖端学科都少不了数值模拟。看上去,数学模拟应该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大气科学的难题。一些气象学家的确在往这个方向努力,他们希望建立一个“逼真”的数值模式,将大气中各种时空尺度都包括在内,从而逼真地模拟大气的变化,一举攻下长期、中期、短期天气预报的难题。然而,尚有清醒的科学家看到,数值模拟并非万能:

    任何现象都可以进行数值模拟,但不意味着这种模拟能够成功。这是因为数值模拟首先要建立实际现象的数学模型,“然而实际上,量的方面的数学的无穷性比起现实世界的质的方面的无涯无尽性来是极为粗浅的。无论是引进无穷多个参数,还是利用空间点函数来描写连续的状态,都不是实际现象的无限复杂性的等价的反映。”所以数学模型不可能与实际现象一样。[5]

    这意味着,非线性微分方程的求解问题还只是派生性的问题,原初的、真正的问题是,微分方程与实际现象本身有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那么,有没有可能跳过微分方程,用另一种方式去思考实际现象呢?这位科学家没有作这样的假设,受思维习惯的影响,他将微分方程、将微分方程与实际现象之间的鸿沟视为宿命:

    一般说来,“在研究自然现象时,用微分方程来描述物理量的变化规律,不只这个方程本身不完全准确,甚至于这些量的个数也只是很近似地定出的,问题的理想化是不可避免的,在描述物理过程时,要考虑到过程的基本特点,而不能主次不分地考虑到所有各个方面,这不仅会使问题复杂化,而且会导致错误的结果,在研究某一现象时,重要的不是哪些因素对它有影响,而是哪些因素是主要的。哪些可以省略,哪些不可省略是很关本质的。……”[6]

    寻求事物的本质,可以说西方思想(起码是希腊思想)最内在的冲动。这种冲动或多或少在客观上造成对“非本质部分”的忽视。为何只是因为会使问题复杂化,我们就有权省略某些因素?错误结果的出现,会不会仅仅因为科学家的方法不对,而非因为全面地考虑问题?这些问题并非什么新问题。它内在于自然科学的发轫之初,可以追溯到伽利略创立数学物理学的那一刻。正如这位科学家所提到的,伽利略的方法有如下特点:

(1)       从所讨论的现象中,选择出几个可用数量表示的特点来;

(2)       提出一个包括所观察各量之间的数学关系式在内的假说(模型);

(3)       从这个假说推出某些能够实验验证的结果;

(4)       观察,然后改变条件,再观察——即进行实验(反复实验),尽可能把测量结果用数值表示出来;

(5)       接受或否定第二步所作的假说;

(6)       用已接受的假说作新的假说的起点,并让新的假说接受考验。

    从这个程序可以看到,科学家的着眼点在于第二步到第六步,也就是遵循“假设-检验-再假设-再检验”的方法调试数学模型。然而,假如第一步就有问题,第二步到第六步的努力不就毫无意义了吗?这里所说的问题,并非指选择哪几个特点、用什么数量来表示这些特点,而是指整个思维方式:为什么不去全面地认识事物,而要抽取并省略某些特点;为什么要用数量的方式来表示这些特点。这件“数学理论符号的衣服”与真正世界的差异,至少在二十世纪初,胡塞尔就清楚地揭示过(更别说之前的贝克莱、休谟);然而,当时实证科学正如日中天,高歌猛进的科学打心底瞧不起还处于混战之中的哲学,更何况胡塞尔所开出的药方,不过是重新回到梦呓般的形而上学中去。因此,难怪科学又在根基未明的情况下发展了几十年,直到科学家们碰上了譬如大气科学中的数值模拟的局限。

    数值模拟的局限——我们先放下数学模型与实际状况的龃龉不表,先假定模型符合现实——表现在大气科学中,就是每次只能针对一定的初值运算,而且只能求得有限时段的演变情况。按照数学物理学的理论,要了解大气运动的规律并作出预测,必须了解系统长期的行为。这意味着,要知道所有可能的初值的解在时间趋于无穷时的极限情况,即所谓全局渐近特征,硬算对此是无能为力的。

    碰到这样的困难,一般人很有可能就回过头来考虑胡塞尔提出的问题,也就是伽利略方法的第一步是否有问题,把世界理解为数学的集是否有问题。然而,科学家之所以是科学家,就因为他们有迎难而上的精神。既然无法获得解析解,那就在不求出解的情况下,通过直接考虑微分方程本身的结构揭示其全局渐近解的特征。简单来说,就是将代数转换成几何,借助几何直观来探讨微分方程本身的结构。可大气科学中的微分方程组并非中学的平面解析几何,它有众多自由度甚至无穷多个自由度,如何将它用几何的方式表示出来?科学家们自有办法。他们特地发明了状态空间或者叫相空间,来解决自由度过多的问题。这种无穷维的抽象空间并非现实空间,然而当我们用几何术语描绘相空间时,头脑中仍然会出现现实空间的直观几何形象。这样,科学家的视线就从现实转移到微分方程,再由微分方程转移到非现实的相空间——他们从相空间的几何直观中获得大量灵感。

    然而,当我们静下心来想想这件事的时候,不免会有点不安。科学家如今与现实世界隔了两层,而且还要从第三层获得“直观”。为何不按照直观的原本含义——直接观察我们所生活的、现实的、真实的世界,而要“直观”一个虚拟的世界?类似的质疑胡塞尔早就做过,科学家对此充耳不闻。“只见事实的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人”,[7] 只要我们一天不拿出实证,我们就说不服科学家。只要我们一天不指出一条可行的道路,科学家就始终会把自然数学化当成是宿命,他们会认为,尽管科学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科学带来的问题只能由科学来解决——就像一条咬着自己尾巴的蛇。有鉴于此,我们不得不将注意力集中到实际效果上来。

    现在,气象学家使用全世界最快的计算机,十天左右的中期天气预报尚未完全解决,遑论几十年乃至几百年后的气候情况。更重要的是,科学家根据非线性理论,为自己划定了预报极限,他们认为,天气尺度的可预报期限为两到三周,不可能预报两到三周以后的天气尺度的情况。气候的可预报期限,尽管没有成熟的理论,但多方的研究表明,提前九个月预测气候状况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一开始所提到的科学家对风云变幻的彷徨感觉。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遭逢如此巨大的挫折,科学家还保持着巨大的乐观精神。这位科学家写道:“可以理解,欲研究几十年后以致100年后的气候,遇到的困难是多么巨大。但科学家们知难而进,敢于攻关,在艰苦努力,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并可望在未来逐步得到解决。”[8] 我们说,科学家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其底气在于科学:科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即便前景再暗淡,科学也是人类唯一的希望;即便再绝望,也只能由科学家们“知其不可而为之”。我们当然要尊重科学家们的勇气与担当,可真的没有其他路可走了吗?

    就在科学家们一边为非线性现象彷徨,一边又以寄托在未来的希望自我安慰的时候,人们突然发现,在遥远的、神秘的、一直被譬如黑格尔这样的西方哲人视为未开化的中国,有一部经典,无声无色地预告着几十、几百乃至几千年的气候变化。这部经典就是《黄帝内经》,相关的学说是五运六气。

    五运六气是依据六十甲子历所作的气候、物候推衍理论,顾名思义,分为运与气两个系统。五运是将六十甲子历的一年分为五步,以立春为起点;六气是将一岁分为六步,以正月朔日为起点。在颛顼历的历元年,立春与正月朔日重合在一起,其后则有差错,过六十年又重合在一起,故五运六气以六十年为一周期。运有影响全年的中运,还有分成五步的主运、客运;气分成主气、客气各六步,由客气的第三、第六步气合成岁气;主运、主气相对固定,客运、客气则随年干支的变化而变化。[9] 五运有客主加临的情况,六气亦有客主加临的情况,此外还有客气与客运的加临,五运、六气又各自有胜复,相互作用形成一套非常复杂的理论。

    这套理论长期位于人们的视野之外。它重新获得关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2003年的SARS疫情。2003年的疫情,从西医的角度看来是“非典”,从五运六气的角度来看却完全是“典型”:根据六十甲子历,2003年是癸未年,癸未年的中运为火运不及,容易出现胜气寒水和复气湿土,气候异常,所谓“寒化雨化胜复同,邪气化度也”。又其为太阴湿土司天,太阳寒水在泉,其气皆阴,“阴专其政,阳气退辟”,火气被寒湿之气严重郁遏。到了二之气时,主气和客气均为少阴君火,[10] 内郁之火郁发,于是“其病温厉大行,远近咸若”。《內经》运气七篇提到瘟疫或温病时,以本条“温病大行”和阳明司天之政二之气的“病大至,民善暴死”最为突出,其他地方只是讲“其病温病”“少民病瘟疫”“少温气流行”等,可见癸未年容易爆发严重疫情。[11] 更有学者根据《内经》的“三年化疫”理论,将SARS疫情的原因追溯到2000年庚辰年。《素问·本病论》云:“假令庚辰阳令太过……后三年化成金疫也,速至壬午,徐至癸未,金疫至也……又只如庚辰……后三年化疬,名曰金疬,其状如金疫也。”田合禄详细分析道:

    三年前的2000年正好是庚辰年,中运燥气过胜,且因司天之气是寒水,清寒专政,火气内郁,郁发则生暴热,故该年出现大面积干旱,属上下升降失守之象,按经文“三年变大疫”之说,正好应该在2002年到2003年发生疾病。广东最早发现“非典”在2002年壬午年末,大规模流行在2003年癸未年,与《黄帝内经》所言“三年化成金疫也,速至壬午,徐至癸未,金疫至也”的预言十分吻合。“金疫”即呼吸道传染病。顾植山说:“其中‘伏热内烦,痹而生厥,甚则血溢’的描述,用来阐释‘非典’肺纤维化病变引起的呼吸窘迫综合症的病机,甚为贴切。”2002年壬午年末终之气主要是太阳寒水,客气是阳明燥金,其侯“寒气数举,则霿雾翳”,就是说,当时气候较往年偏寒,而空气湿度较大,常常出现阴郁天气,空气中时有湿雾气团浮现,持于气交。就在这种气候条件下,广东省开始发现了SARS病例。到了2003年阳历的3月初至4月中旬,中国华北地区由于寒雪不断,天气阴郁,空气湿度较大,此时火气被郁,郁极而发,故出现了阳历3月29日至30日的高温天气。所以阳历3月中旬前后华北地区SARS病毒引发的严重呼吸道症候群达到了发作高峰期,华北地区此时的温度湿度气候条件与春节期间的广州温度湿度气候条件很相似。癸未年的二之气至阴历四月底结束,即阳历的5月底结束,于是新感染SARS病毒的人数在呈快速减少。不同时期的气候条件适应不同生物的生存,到了癸未年的三之气,从阳历的6月初开始即进入三之气,此时偏热的气候条件已不适合SARS病毒的繁殖生存,因此,疫情很快得到了控制,不再发展。[12]

    从上述对SARS疫情的分析,已可见2003年的气候与内经的预测有诸多相合之处。还可以提供更多:

    2003年“寒雨数至”,阳历2月10日(阴历正月初十)河南许昌一带下了罕见暴风雪,2月21日(阴历正月二十一日)华北地区大雪,3月3-5日(阴历二月初一至初三)北方中雪、大雾,3月10日(阴历正月初八)东北及内蒙、北京等地下暴雪,3月13-15日(阴历二月十一日至十三日)华北中雪,4月8-19日(阴历三月初七至十八日)期间天山北下暴雪、北方大雪暴雪、南方大雨暴雨,9月26日(阴历九月初一)开始下连阴雨,10月14日(阴历九月十九日)凌晨雷雨大作,10月30日(阴历十月初六)夜雷雨大作,等等。到了冬天,2004年1月23日中央台气象报到,上海出现50年来最低气温-5℃;2004年1月26日中央台报到,香港出现54年来最冷的冬天。[13] 但癸未年毕竟是火运年,火气被寒湿所遏,郁伏于内,郁极而发,又会产生高温天气,如2003年阳历3月29日(阳历二月二十七日)华北气温急速升高到20℃以上、最高地区达30℃,3月30日(阴历二月二十八日)太原高温达24℃、长沙高温达31℃,以华中及其周围为主高温区;7月25日(阴历六月二十六日)前三之气相火内郁,广东发生乙脑,25日之后将近四之气,相火为客气,内郁之火郁发,南方气温高达40℃左右,最高42.5℃,形成旱灾;直到8月14日(阴历七月十七日)气温才开始下降。[14]

    如果我们翻看过去的历史记录,更会对五运六气预测的准确性感到惊讶。1943年是癸未年,二君火郁热爆发,引起旱灾,春及初夏广东严重干旱,饿死300多万人。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也是癸未年,中国发生了历史上烈度最大的疫病,死者数百万,可能对明朝的覆灭有重大影响。其疫情与2003年类似,也是源于三年前庚辰年的刚柔失守,爆发出各种各样的瘟,还有禽流感,跟2003年一样。2003年“非典”过后就是禽流感,遍及东南亚。江苏泰州市还发生万只飞鸟猝死坠落的事件。这件奇怪的事件,如果用五运六气来分析,就不再奇怪:《内经》明言,癸未年火运不及,寒气流行,“羽虫耗”;太阴湿土司天,“羽虫不成”,因此会发生禽流感、飞鸟大量死亡。又如令气象学家大伤脑筋的1998年戊寅年,中运为火运太过,又是少阳相火司天,三之气主客气都是少阳相火,怎么可能不出现酷热。少阳相火偏胜,火克燥金,金之子水来复,因此“寒乃时至,凉雨并起”,说明这一年又可以突然出现寒雨的变化,长江流域的大范围降水就不足为怪。总之,这一年有炎热,有暴风,有大雨,有寒冷,极不稳定。凡中运与司天相同,称为“天符”,本身就是灾年,出现大灾亦属正常,根本不是“新纪录”。

    然而,尽管我们说了这么多,科学家们很可能还是不为所动。尤其是我们的说话方式,正如胡塞尔所说的,科学家“对于不使用自然科学的说话方式的做法,是会感到恼怒的,或者会感到这是一种肤浅的涉猎”。[15]此刻,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到,一位科学家面带微笑地对我们说,你们这种经验的研究,虽说不清楚原因,如确实行之有效,应当予以肯定。但是,要特别小心,要问是否经过有关机构和技术人员的客观鉴定而不是自称的,要问是否经过长时间和多次实际预报效果的严格统计检验而非偶然巧合。像我们这样的科学尚未普及的国家,往往对某些粗糙的、科学依据很不充分的东西作过高的评价和结论,这样做只会引起外国人的耻笑。

    关于五运六气的统计是有的。田合禄作了长达两千年的气候疫病分析,此外还对现代学者为验证五运六气而作的统计研究作了综述。[16] 这些统计,起码能证明气候变化有明显的六十年周期变化,而非不可预测的一团混沌。值得注意的是,五运六气本身极为复杂,统计者本人未必完全掌握推算方法。倘若透彻理解了五运六气,统计的效果还会更佳。然而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这些只是帮助我们理解五运六气与科学的感性认识。有了这些感性认识,我们就有理由、有勇气回到科学的起点,同时检审五运六气的根基与科学的根基,而非把科学当作唯一的可能性。对于那位科学家的质疑,我们或许可以试着这样回答:五运六气可能的确没有科学依据,然而我们现在正是尝试通过五运六气来反思科学的依据,并思考另一条道路的可能性。

    科学,正如前面所说的,将世界理解为数的集合,用伽利略的方法来说,就是“从所讨论的现象中,选择出几个可用数量表示的特点来”。这种方法的哲学基础是形式与充实(质料)的区分。根据胡塞尔,现代科学的诞生大致经历两个步骤:首先,在人的脑海里,将经验世界中的一切物体形状观念化为一个几何形状的世界,这个世界可以用纯数学来处理;由于世界存在普遍的因果性,于是假定,充实(质料)的变化完全对应于形状方面的变化,在形状领域都有它们的数学指数。[17] 这意味着,在经验世界中的东西,如颜色、声调、冷热、轻重等等,按照现代物理学,都可标志为声振动、热振动等形状世界中的纯粹事件。这里的关键是,在现代科学的奠基者看来,形式-形状有一种密闭性、不可渗透性(形式与充实这种表述本身就体现了这一点)。假如形式本身并非密闭,而是“千疮百孔”,充实的变化跟形式似乎就没有完全的对应关系,譬如,一个人看似由皮肤组成一个密闭空间,但其实皮肤的每个毛孔都对外开放。这样,甚至用几何方法测量事物的空间形状——譬如人的表面积——严格来讲都是不可能的。

    或许正因为这个原因,中国思想并不大重视形式,或者说,似乎没有形式与充实这样的划分。五运六气用五行来看待问题,[18] 五行本阴阳,阴阳本一气。黄元御《四圣心源》曰:

    阴阳未判,一气混茫。气含阴阳,则有清浊,清则浮升,浊则沉降,自然之性也。升则为阳,降则为阴,阴阳异位,两仪分焉。清浊之间,是谓中气,中气者,阴阳升降之枢轴,所谓土也。枢轴运动,清气左旋,升而化火,浊气右转,降而化水。化火则热,化水则寒。方其半升,未成火也,名之曰木。木之气温,积温成热,而化水矣。方其半降,未成水也,名之曰金。金之气凉,降而不已,积凉成寒,而化水矣。

    五行之气贯穿天地宇宙,则密闭之形状,对于中国人理解事物几乎没有什么帮助,中国没有以精确性的数学乃至微分方程来描述事物的变化,也就可以理解。《素问·五运行大论》篇云,“夫数之可数者,人中之阴阳也,然所合,数之可得者也。夫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中国不注重形,却注重象,中国的数学不是几何学,而是象数学,象跟形的差别可能是中西方思想的根本差别之一。中国不发展现代数学物理学,不是因为中国人没有发达的逻辑思维,而是数学物理学破坏了象。破坏了象,最后的结果很可能就是无解的“非线性方程”。

    由于没有形的束缚,中国人很少像西方人那样把一个事物孤立起来研究,譬如不会把大气视为一个“绝热非耗散”的独立系统。根据田合禄的研究,五运六气中的气反映日地关系,运主要反映月地关系,其次是五大行星的关系。从小的方面看,五运六气与气候、物候、人事等一连串东西联系起来,可谓包罗万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五运六气学说的天文背景,六十甲子历是根据朔望月与回归年的会合周期而定,这令人想起上一节说过的,“颁朔”对于王政的重要意义。古人关注朔望,并非如梅文鼎所说的,仅仅是因为月相变化比太阳过宫易见,正朔对于贯通天地人事,有着无比重要的意义。

    与中国以历法为纲,贯通天地人的学问不同,西方现代科学从诞生那一刻起就是分裂的、同时也是抽象的。分裂的研究并非不能取得成果,用数学的度量值也可以反映出自然的某些特点,然而这终究不够全面。无论现代科技取得多么惊人的成就,无论是航空母舰、核武器、宇宙飞船还是基因工程,一旦与日月地五星的整体学问相较,都只是“短期数值天气预报”,对人类的长远影响始终是一个未知数。可喜的是,由于碰到无解的非线性现象,科学界已逐渐呈现强调复杂性、整体性研究的趋势,等待他们的下一步可能是,彻底反思数学物理学的根基,为追求真理的活动奠定真正可靠的基础。他们需要倾听来自中国上古时期的声音,我们则肩负着祖述传统文化的责任——首要的事情就是深入学习先人的学问。可令人奇怪的是,五运六气这一贯通天地人的大智慧,其源流却像一个迷。究竟是谁将运气学说传下来的呢?

                           三、五运六气、六经与历政

    运气学说现主要载于《黄帝内经》的运气七篇大论,但在唐代王冰之前,运气七篇已经失传。隋杨上善所著《黄帝内经·太素》,未见七篇的内容。东汉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也只是提到“撰用《素问》、《阴阳大论》”,没有提到运气七篇。后世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也未谈到运气学说。王冰自云“于先生郭子斋堂,受得先师张公秘本”,“恐散于末学,绝彼师资”,才将运气七篇补入。但后之人对于运气七篇是否本属于《内经》这一个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及至现代,还未有定论。

    其实,清末经学家廖平对运气学说提出过一个较为可信的来源,只不过因为关注运气学说的多为医家,很少人注意到经学家的讲法。廖平一生思想多变,凡六变。在其最后两变中,廖平将注意力集中到《内经》上来。据廖平说,运气学说出自诗经,下面是其弟子柏毓东谨述的廖平最后的思想结晶:

    其论《诗》,本《乐记》歌风、歌《商》、歌《齐》、歌《小雅》、歌《大雅》、歌《颂》之六歌,而悟六诗之师说存于《内经》。订“四风”、“五运”、“六气”、“小天地”、“大天地”、“二十八宿”为六门,以应《乐记》。《周》《召》《桧》《曹》四诗,不见日月字面,因订《周南》十一篇,起“五运六气”例:《召南》十四篇,起二十八宿例;《桧诗》、《曹诗》各四篇,以起八风例;《灵枢·九宫大(八)风篇》,是为传说,以应《乐记》之“歌风”。此风诗也。

    《鄘》、《卫》、《王》、《秦》、《陈》五诗,各十篇,合于《内经》之“五运”。盖五旬五十甲子,除子午少阴不司天之十年不计,所谓甲己化土,乙庚化金,丁壬化木,丙辛化水,戊癸化火。凡十干合为五行,施为“五运”,化为五旬。凡属日之诗五,所谓属日世界,以应《乐记》之“歌商”。盖“鄘”字古通“宋”,宋为商后,故“五运”诗以《鄘》为首。此“五运”之诗二也。

    《邶》、《郑》、《齐》、《唐》、《魏》、《豳》,合于“六气”之六十甲子。《内经》六气有平气、太过、不足之差,以一气主十二月,分之别《魏》、《豳》各七篇,为不足;《邶》、《郑》各十二篇,为有余;有损益之法,取《邶》、《郑》之首各五篇,补入《魏》、《豳》,每诗余三篇,以象闰月。另将《郑诗》之《溱洧》一篇,补入《齐诗》,与《唐诗》皆十二篇,以应平气。《邶》、《郑》有余而往,不足随之;《魏》《豳》不足而往,有余从之。凡地支主六气,所谓子午之上,少阴主之;寅申之上,少阳主之;丑未之上,太阴主之;卯酉之上,阳明主之;辰戌之上,太阳主之;己亥之上,厥阴主之。一气主十二年,六十甲子,余十二月,以旬空法补之。是为月属之诗,所谓月属世界,以《齐诗》为之代表,应《乐记》六歌之“歌齐”。此“六气”之诗三也。[19]

    柏毓东还记述了廖平关于《小雅》小天地、《大雅》大天地、《三颂》分属天地人的讲法,此处不作一一介绍。廖平向来给人的感觉是“素隐行怪”,倘若只是廖平的一家之言,运气学说出自《诗经》的说法便难以令人信服。但廖平指明,诗学有《齐》、《鲁》、《韩》、《毛》四家,传运气学说的主要是《齐诗》(齐诗早已失传),他引用《汉书》所载的《翼奉传》、《匡衡传》来说明齐诗的特点,跟运气学说十分吻合。如《翼奉传》:

    诗之为学,性情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兴废。观性以历,观情以律……臣奉窃学齐诗,闻五际之要在十月之交篇……今年太阴建于甲戌,律以庚寅初用事,历以甲午从春。历中甲庚,律得参阳,性中仁义,情得公正贞廉,百岁之精也。正以精岁,本首王位,日临中时接律而地大震,其后连月久阴,虽有大令,犹不能复,阴气盛矣……如因丙子之孟夏,顺太阴以东行,到后七年之明岁,必有五年之余蓄……

     更值得注意的是,翼奉将五运六气以年为单位的预测推进到以日、时辰为单位的预测,《翼奉传》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时,平昌侯王临以宣[帝]外属侍中,称诏欲从奉学其术。奉不肯与言,而上封事曰:“臣闻之于师,治道要务,在知下之邪正。人诚郷正,虽愚为用;若乃怀邪,知益为害。知下之术,在于六情十二律而已。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贪狼,申子主之。东方之情,怒也;怒行阴贼,亥卯主之。贪狼必待阴贼而后动,阴贼必待贪狼而后用,二阴并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礼经避之,春秋讳焉。南方之情,恶也;恶行廉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宽大,巳酉主之。二阳并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诗曰:“吉日庚午。”上方之情,乐也;乐行奸邪,辰未主之。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辰未属阴,戌丑属阳,万物各以其类应。今陛下明圣虚静以待物至,万事虽众,何闻而不谕,岂况乎执十二律而御六情!于以知下参实,亦甚优矣,万不失一,自然之道也。乃正月癸未日加申,有暴风从西南来。未主奸邪,申主贪狼,风以大阴下抵建前,是人主左右邪臣之气也。平昌侯比三来见臣,皆以正辰加邪时,辰为客,时为主人,以律知人情,王者之秘道也,愚臣诚不敢以语邪人。

    由此可见,《齐诗》之高蹈精微,犹胜于如今《内经》所载的运气学说。倘若运气学说真的出自诗经,则五四以来所形成的对孔子的看法、对儒家的看法都要改写。孔子并非仅仅是一个道德(在该词西化的、moral意义上的)教育家,儒家并非仅仅关注人伦而忽视“科学”(假如科学一词可以与真理互换的话),孔子制礼作乐并非凭空捏造,而是以贯通天地人的王道为基础。《礼运》言偃问礼,孔子先讲礼的天道依据:“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又云:“是故夫礼必本于大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其降曰命,其官于天也。夫礼必本于天,动而之地,列而之事,变而从时,协于分艺,其居人也曰养,其行之以货力、辞让、饮食、冠、昏、丧、祭、射、御、朝、聘。”《乐记》云:“乐者,天地之中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无皆别。乐由天作,礼以地制,过制则乱,过作则暴。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也。”又云:“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春作夏长,仁也。秋敛冬藏,义也。仁近于乐,义近于礼。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别宜,居鬼而从地。故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再如《春秋》经,《汉书·律历志》云:

    夫历《春秋》者,天时也,列人事而因以天时。传曰:“民受天地之中而生,所谓命也。是故有礼宜动作威仪之则以定命也,能者养以之福,不能者败之以祸”。故列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阴阳之中制其礼。故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秋为阴中,万物以成。是以事举其中,礼取其和,历数以闰正天地之中,以作事厚生,皆所以定命也。《易》金火相革之卦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又曰:“治历明时”,所以和人道也。

    可见,历法是六经的大纲,运气学说的源头是以六经为代表的先王经典。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我们遇到的问题,已经不是卦气、钟律与历法的关系问题,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历法的问题,称之为“历政”,[20]恰如其分。现代研究对于天道与政治的关系,一般会视之为“比附”,视之为“替专制统治虚构一个神圣的正当性基础”,可正如我们在运气学说所看到的,人并非一个不可渗透的“单子”,人无时无刻不受天地自然的影响,政治要顺从天道,可能并非是一个为了巩固统治而编造的谎言,而是一个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甚至是婚礼到底用红色还是白色的问题。[21]

    可惜的是,这样一种历政思想很早就遭遇了危机。不必等到郭守敬,在宋代,历算家已经逐渐遗忘历政的意义。宋代出现儒家之历与历家之历两分的趋势,《宋史·律历志》云:“古人自入小学,知乐知数,已晓其原。后世老师宿儒尤或弗习律历,而律历之家未必知道,各师其师,歧而二之。虽有巧思,岂能究造化之统会,以识天人之蕴奥哉!”“各师其师,歧而二之”说的就是历法从儒家中的分离,儒者不知律历之学,历家又只知推算之“术”,昧于天人之际的“道”。邵康节云:“今之学历者但知历法,不知历理。能布算者,落下闳也;能推步者,甘公、石公也。落下闳但知历法,扬雄知历法又知历理。”[22] 宋人尤其景仰像扬雄这样通达的汉儒。要每位儒生都像扬雄那样掌握推算之法,显然没可能,也不必要;但历算家却不能不通天人之道。敬授民时,并非像今天的格里高利历那样,把一个精准的日历牌制作出来就了事,治历需要添加历注,需要注明人事的吉凶宜忌,需要告知人们什么时间宜作什么事,忌作什么事。这不是迷信,而是实实在在地要求各种人事活动顺从天道运行。正因为如此,在今天的工业社会,依然有必要研究中国古代的历政思想。虽然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日月五星没有变,人的身体也没有变,从而人的精神需求——在中医看来,人的身心是统一体——也没有变。[23] 人的生活方式应该符合天道、人性,而非反过来,强迫天道、人性符合扭曲的生活方式。[24]

                (作者系中山大学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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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梅文鼎,《历算全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册794,页6。

[2]前揭,页76-77。

[3]丑纪范,《大气科学中的非线性与复杂性》,气象出版社,2002,页11。

[4]前揭,页54-55。

[5]前揭,页61。

[6]前揭,页61-62。

[7]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张庆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页5。

[8]丑纪范,《大气科学中的非线性与复杂性》,气象出版社,2002,页156。

[9]主运、主气相对固定指的是主运五步、主气六步的排列顺序每年固定不变,主运按初运木、二运火、三运土、四运金、五运水排列,主气按初之气厥阴、二之气少阴、三之气少阳、四之气太阴、五之气阳明、六之气太阳排列,主运因年干不同而有太少之分,并非一成不变。中运也是随年干运转:甲己土运,乙庚金运,丙辛水运,丁壬木运,戊癸火运;客运的初运与当年的中运相同,后面的四步客运按照五行相生次序排列。客气则随年支变化,其三之气称为司天,终之气称为在泉,司天之气随年支的变化规律为:子午少阴君火,丑未太阴湿土,寅申少阳相火,卯酉阳明燥金,辰戌太阳寒水,乙亥厥阴风木。由于客气按照少阳、阳明、太阳、厥阴、少阴、太阴、少阳这样运转,知道了三之气便可以确定其余五气。而司天与在泉分别主司上下半年,两者合为岁气。

[10]“一国两君”本来就是气候的异常变化,容易引发大疫,同理,客气少阳相火临主气少阴君火为“臣临君位逆”,也容易引发大疫,这给人间政治莫大的启发。

[11]张喆,《五运六气的源流、推演及51年10地区气象资料的统计验证》,山东中医药大学博士论文,2006,页3。

[12]田合禄,《疫病早知道》,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页17-18。

[13]阳历2004年1月还处于癸未年终之气太阳寒水的影响之下。

[14]田合禄,《疫病早知道》,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页16。

[15]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张庆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页70。

[16]参田合禄,《疫病早知道》,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

[17]“新的原子物理学对经典的因果规律所作出的所谓哲学上革命性的批评,并没有在原则上改变这一点。因为在我看来,这些新东西之中最根本的本质依然如故,即通过公式规定的自身数学化的自然,并只有按照公式才能解释这一自然”,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张庆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页63。

[18]六气亦可归为五行,少阴君火与少阳相火同属于火。

[19]《廖平选集》,李燿仙主编,巴蜀书社,1998,页619-620。有趣的是,廖平以运配日,以气配月,跟田合禄恰相反。

[20]田合禄,《周易真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页970。

[21]红色入心,主喜,白色入肺,主悲,今人婚礼多用白色,不知其可也。

[22]邵雍,《皇极经世书》,卷13,《观物外篇》上,四库本。

[23]《本脏》篇云,“五脏者,固有小大、高下,坚脆、端正、偏倾;六腑亦有小大、长短、厚薄、结直、缓急”。《论勇》篇云,“勇士者,目深以固,长衡直扬,三焦理横,其心端直,其肝大以坚,其胆不满而纵,肠胃挺,胁下空”,可见人的性情与身体相关。只要人的身体不变,人性就不变。

[24]在中医看来,人是倮虫而非毛虫,则人不可能是由猿进化而来。这一点从五运六气看得很清楚,每一年的运气对五虫(介、鳞、毛、羽、倮)的影响各不相同,如果人与毛虫属同一类,则某年对毛虫不利时,对倮虫亦不利,可五运六气并无这样的结论。西方对人的研究,由于跟天地隔绝而不够全面,无论是进化论假设、自然状态假设、心物二元论假设、理性经济人假设,都需要随着中医的普及而与时俱进,相应地,建立在这些假设上的生活方式亦需要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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