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是介乎技艺和科学之间的知识形态，兼跨学理与实用两个领域。这种特性决定了中西医论争极易超出医学界而扩展到文化、社会甚至政治领域。如果要寻找一件能够反映近代中国知识、文化与社会互动关系之事件作为解剖标本的话，那么近代中国的中西医之争无疑是一个很典型的切入点。正因如此，近代中西医之争问题，引起了医学界及史学界不少研究者的注意，并出现了一些研究成果[A]。近代中西医之争主要表现为处于强势之西医对中医之打压。名为中西医之争，实际上乃是科学主义思潮冲击下中医存废之问题。在中西医之对峙、对抗及冲突中，中医成为西医界及社会文化界批评的对象，处于被动之应对、辩护与抗争地位。因篇幅所限，笔者以1929年3月"废止中医案"为研究个案，通过对"废止中医案"所引发之社会风潮作实证性研究，分析西医界废止中医之理由及措施，考察中医界从学理及生存角度所作之激烈抗争，及政府在对待废止中医问题之态度，借以揭示中西医之争背后的中医学理困惑、生存危机及政治情状。笔者认为，中医存废之争，不是简单的学理上的讨论，也不仅仅是一场普通的文化论争，而是一场中医界为寻求自身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殊死抗争。这场论争之范围，不局限于中西医学理上之是非，而是扩大到思想文化范围，甚至提升到了政治意识形态层面，卷入了政治势力及政治派系冲突的漩涡中。而争论的结果，尽管中医之生存危机并没有得到根本消除，但在中西医两大阵营对峙、冲突与融合与调适过程中，中医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了自我革新与科学化之路。

一

    晚清时期，西方医学大规模输入中国。以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细菌学、临床诊断学为特征的西方医学，显然是以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寸关尺为理论基础的中国医学无法抗衡的。有人指出："逊清末叶，海禁豁开，外潮奔入，新学竞争，酿成喧宾夺主，遂至几有取而代之之势。幸各方同志爱护国粹，联袂而起，共同奋斗，结社以资研究，办报以广宣传，开校以造后进，著书以阐学理，国医赖以保存而不废，国学赖以发扬而光大。"[1](P.1) 国医是否不废、国学是否光大姑且不论，西方医学大有取代中医之势，却是不争的事实。

    故当西医输入中国后，逐渐占据医界主流，成为强势阵营。清末之时，尽管有人以西方医学作比照，对中医提出了批评，甚至提出"废医论"，力倡"改良中医"，但因西医尚处幼稚阶段，中西医界尚未明显分化，故并无显著冲突。相反，时人多主张中西医之汇通。清末民初，西方医学作为"新学"重要科目纳入新式教育体制后，西医教育、西医理论及西医从业人数均呈迅速发展之势。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时，西医队伍基本形成，西医势力迅速扩大，逐渐成为足以与中医相抗衡的力量。原本统一的医界，遂分为中医与西医两大"疆界"。中医界与西医界分别创立自己的医学研究团体，组成自己的职业行会，创办各自的报纸杂志，研究各自的学理问题，力谋各自的发展。

    中西医学毕竟属于两种异质医学体系，并存局面必然导致两者间的对峙与冲突。在五四新旧思潮激烈冲突中，知识界批评中医愚昧落后之声日渐高涨，西医界也公开与中医界决裂，医药界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大对峙阵营。1916年，毕业于日本大阪医科大学的余岩（余云岫），受明治维新时期废止汉医思潮影响，撰写《灵学商兑》，率先对中医基础理论进行系统批评；1920年，余氏发表《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之第一步》，得到了杜亚泉、恽铁樵的回应，引发了1920年初关于中医理论之争。[B]

    尽管中医与西医之界域此时已经分明，但无论是1920年的余杜之争，还是1922年之余恽之争，均局限于学理上的探讨，并没有扩散到学界之外。余岩虽断定中医立足于阴阳五行的哲学式空想之上，因而是"非科学的"，但他也认可中医具有实际疗效。故20年代初中西医之争，始终是学理之争。余氏自云："余之攻旧医，专就学理方面言之，如《灵素商兑》、如《六气论》，如《驳学校系统案》，如《与中医学会论脉》等，纯乎学术之争也。"[2]

    如果说1920年余云岫与杜亚泉的争论还局限于学理层面的话，那么10年之后发生的"废止中医案"之争，则远远超出了学理层，演变成一种中医为谋求自身生存而进行的抗争。中西医界由对峙、冲突，进而演化为水火不容之爆烈对抗，与1925年中医界谋求将中医纳入学校体制因受西医界抵制而流产有关。1913年1月，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医学、药学两门，医科大学按照西方医学科目设置，中医没有纳入近代教育体制。1914年初，中医界纠合各地同业组成"医药救亡请愿团"向北京政府请愿，希望保存中医中药，但遭到了北京政府的拒绝。此后，中医界一直将中医纳入学校体制中作为努力的目标之一。1925年，中国教育界先后在长沙、太原召开会议，通过了相关议案，决定将中医纳入学校体制中。此事报请教育部批准时，以余岩为代表的西医界上书教育部，坚决抵制。教育部以此为借口，断然拒绝了中医进入大学学系的要求。

    中医界多年努力功亏一篑，自然将失败原因归罪于西医界之从中作梗上。此后中西医界之关系迅速恶化，两大阵营间水火之势渐成。西医界称中医为旧医，称自己是新医，将中西医之争视为是"新旧之争"，先进与落后之争；而中医界称自己为国医，称西医为西医，将中西医之争视为"中西之争"。中医界对西医的攻击难以冷静与客观，而西医界之激进人士对中医界之批评更近乎苛刻。双方讥讽之言与谩骂之词日趋激烈。故1925年以后，中西医界的争论，逐渐由学理讨论泛化为意识形态争论。在西医界看来，中医不管是其理论还是其实践，均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而是科学的对立面。中医被等同于迷信与巫术，行医者是"依神道而敛财之辈"。中医成了阻碍进步、阻碍改革的罪魁祸首。而中医界对于西医界的反击之声也不绝于耳。双方难以忍受指责，难以在平等、公正、冷静地研讨学理。在中医界看来，中医理论上尽管有缺失，但却有治疗的实效，并非如西医指责的那样落后迷信。而在西医界看来，中医已经固步自封、不可救药，必须加以废止。在科学主义高扬的思想背景下，难以为近代科学所证明的中医，同样难以在科学上找到依据，因而也就不具备合法性。学理上不具有科学性，自然在现实中就缺乏生存合法性。于是乎废止中医，便成为合乎逻辑、合乎时代潮流之事。

1928年，陆渊雷在中医界之刊物《医界春秋》上发表《西医界之奴隶派》，对西医进行猛烈抨击。陆氏对西医之攻击，表明中西医之间已经不仅仅是学理上的分歧。他将主张废除中医者称为"奴隶派的西医"而加以讥讽："西医界中别有肺肠的只那几个奴隶派罢了。所以不佞主张医学本身原不分什么中西，医界人物都要淘汰一下。中医界死守五行运气、滥充教授、贻误青年的人物和西医界的奴隶派一律应当在淘汰之列。"[3]对于当时中医界攻击西医之情景，余氏描述说："近阅旧医诸报，其攻击新医之点，乃不在学术上之论难，而及个人之行为与夫社会之陋习，深可叹息。"他指责中医界这种攻击乃"小人之伎俩也，政客之策略也，非光明正大之学术革命家举动也。[2]

    正是在中西医交恶之背景下，以余岩、汪企张等为代表的西医界激进人士，倡言"医学革命"，以近代科学、进化论为思想武器，对中医理论进行了猛烈抨击。余岩在《灵素商兑》中，以西医理论和自然科学为标准，来验证中医《内经》，批判中医理论之空疏。其云："彼旧医之所述，骨度、脉度、筋度、内景，皆模糊影响，似是而非，质以实物，闭口夺气，无余地可以置辩也。称道阴阳，陈述五行，与祝卜星相鼓巫为伍，故古多以巫医并称。"他将中医与祝卜星相鼓巫同视为封建迷信，乃为偏颇之辞。对于撰著该书之目的，余氏自称："故著《灵素商兑》，以痛诋阴阳五行、十二经脉、无藏六腑之妄，从实地上指摘谬误，以忠告国人，是学士大夫，拥皋比，坐堂皇，号称教育指导之辈，得恍然于歧黄学说之非是，不至妄引曲护，以误后学。而有志学医者，得恍然知歧黄学说，乃自欺欺人之事，绝无学术上之价值。"[4]

    正是以科学为根据，余氏对中医理论作了解构性批评："吾之破坏者，阴阳也，五行也，十二经脉也，五藏六腑也（说皆见《灵素商兑》），气运也（说见《与恽铁樵书》），六气也（说见《六气论》），脉学也（说见《与中医学会论脉书》），皆从实地上摘其谬误，一言一语，不敢苟造，皆根本自然科学之大法，铁案如山。"[4]也正是在科学之立场上，余氏认为中医理论毫无价值，必须立即废止："夫阴阳五行、十二经脉、五藏六腑、五运六气之说，既不能成立，分部喉藏之脉法，又复荒谬不经，则旧医对于病之智识，当然可以根本取消。其所据之理，当然无一顾之价值；所操之术，当然皆不合理。此不可移动铁案如山之结论。"也正因如此，他得出了这样极端的结论："阴阳五行，伪说也。寸口诊脉，伪法也。十二经脉，五藏六腑，伪学也。"[5]

    尽管余岩力图将对中医的批评保持在"学理"层面，但在中西医界交恶的氛围中，实际难以真正做到。姑且不论其断言中医"无一顾之价值"、将中医理论尽视为"伪说"、"伪法"、"伪学"是偏颇的，其论辩中自身不自觉地也染上了"意气之争"。他指责恽铁樵、王一仁等中医人士研究中医经典之举为"坐井观天，不度德、不量力，"[4]显然带有谩骂口吻，并非客观之学理讨论。

    西医界尽管在废除中医问题上是一致的，但其废止急缓上略有差异。余岩、汪企张等人认为，中西医学无沟通之可能。因无沟通之可能，故必须扶植西医、废止中医，而不能寄望于中医界自身之革新，更不能期望中医自行走上科学化道路。胡定安云："中西医绝对不能沟通，而中西药确有沟通之事实矣。"[6]但在褚民谊等人看来，尽管中医应当废止，但考虑到"吾国一般社会积习相沿，改革不易，仍多崇拜旧医，怀疑新医"，故在实践上不能立即废止中医，而应促使中医谋求改良与科学化。其云："夫旧医等是医耳，特其学理晦涩，治疗无方，趋尚玄虚，不求实际，故新旧之间，相形见绌。"[7](P.152)故应当设中医研究所，引导中医步入科学化轨道。

    实际上，中医在理论上必须废止是一回事，而在实施中能否废止又是一回事。余岩亦意识到，废止中医并非易事，"不能迅速扫荡"。其云："然旧医问题，不如伪《尚书》、伪《易图》之简单，推其故有两大原因：其一位皮相问题，其二为饭碗问题。"何谓皮相问题？"曰世人见旧医传习之广，就医之众，史册所载，口碑所传，亦往往有愈病之成绩，遂不思病之何以愈，及旧医对于病之根本智识者何。其所挟之治病者，据何理，操何术，茫然不加审察，漫然以为旧医学说未可令废，而怀疑吾辈破坏之苦心。"[8]他认为该问题属于"世俗方面"问题，尚易开导解释，其解决之法，就是揭露中医之虚妄，说明中医之所以愈病者，与其学理方术，毫无关涉。在他看来，中医之所以愈病者，其故有四：一是贪天之功；二是利用人类本能所发明之事实；三是精神商之慰藉；四是传语之过量。经这样的解释，社会民众"深知旧医说之不可信"，皮相问题即可"摧枯振落，迎刃而解"。[4]

    在余氏看来，废止中医之最大障碍，乃中医"饭碗问题"。因为废止中医就意味着打破其"饭碗"，危及其生计，因而必然引起其激烈的抗争。他批评道："饭碗问题，则牢不可破，必尽力支撑，尽力抗拒，尽力破坏余医学革命之计划，尽力阻挠余医学革命之进行。不顾是非，不论曲直，不察国计民生之幸福，不计教育内政之前途，凡有可以保持其饭碗，延长其势力者，无计不施，无孔不入，真莫大之障碍也。"余氏看到，"饭碗问题，则只有个人之利害，无是非可言，无诚伪可说，无真理可喻，无学问可讲。其眼孔所注，心思所萦，曰个人而已。"故该问题是阻止"医学革命"之最大障碍。解决之道，"必须维持其饭碗，继续其血食，或改造其职业，然后有所旧而不为厉矣。"[4]

    尽管余氏认识到废止中医必然引起中医界为"饭碗问题"而殊死抗争，他自己也没有为中医之生存预留一条活路，但本着"医学革命"之信念，为了"民族民生"之发达，他坚持认为中西医界绝无调解可能，必须雷厉风行地废止中医："到了今日，新旧两医，恶战剧斗到许久了。这个事体非常重大，是民族民生的根本问题，不单单是新医旧医的饭碗问题。"[9]他还表示："要知我人今日所闳闳辩论者，乃党国之大事，社会之问题，公论不可让步，私交不妨融和，宜有别也。"[10]将中医存废视为关系国家社会之大事。

    在余岩等人看来，中医不合乎科学，早该废止了。之所以迟迟未能废止，是由于没有贤明政府。一旦有了贤明政府，那么中医之厄运便会到来。其云："夫旧医之宜废也久矣。所以延宕至今者，国无贤明之政府故也。"[11]果不其然，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西医界人士得到当局的支持，废止中医之举愈演愈烈。1928年全国教育会议上，汪企张首次提出废止中医案，未获通过。但在翌年2月卫生部召集之中央卫生会议上，余岩等人再次提出废止中医案并获通过。"废止中医"从理论上之主张，终于变成了付诸实施之措施了。

二

    1929年2月23日至26日，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由西医出身之卫生部次长刘瑞恒主持，参加者有中央执行委员褚民谊、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上海分会会长余岩、上海中央大学医学院院长颜福庆、南京卫生局长胡定安等14人，均为西医界代表，且多主张废止中医。围绕着"废止中医"问题，余岩、褚民谊等人先后提出了四项相关议案：即余岩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中字第14号）、《统一医士登录办法》（生字第22号提案），《制定中医登记年限》（生字第36号），《拟请规定限制中医生及中药材之办法案》（生字第42号）。这四项提案因内容相似，故合并为《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这四项议案的内容，基本上包涵在余岩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中。

    余岩这个提案，被公认为"废止中医"之纲领性文字。余氏对废止中医之理由、原则及具体办法作了明确规定。他认为，"今日之卫生行政，乃纯粹以科学新医为基础，而加以近代政治之意义者也。"中医在卫生行政上毫无地位，应当立即废止。其举出四条废止中医的理由："今旧医所用者，阴阳五行六气藏府经脉，皆凭空结撰，全非事实，此宜废止一也。其临证独持挠动脉，妄分一部分之血管，为寸关尺三部，以支配藏府，穿凿附会，自欺欺人，其源出于纬侯之学，与天文分野，同属无稽，此宜废止二也。根本不明，诊断无法，举凡调查死因，勘定病类，预防疫疠，无一能胜其任，强种优生之道，更无闻焉；是其对于民族民生之根本大计，完全不能为行政上之利用，此宜废止三也。人类文化之演进，以绝地天通为最大关键；考之历史，彰彰可按；所谓绝地天通者，抗天德而崇人事，黜虚玄而尚实际也；政府方以破除迷信，废毁偶像，以谋民众思想之科学化，而旧医仍日持其巫祝谶纬之道以惑民众，政府方以清洁消毒训导社会，是人知微虫细菌为疾病之源，而旧医仍日持其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夏伤于暑，秋必疴疟等说，以教病家，提倡地天通，阻碍科学化，此宜废止，四也。"这四条理由，将西医界废止中医之各种意见尽纳其中。正因如此，余氏之结论为："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12](P.267-268)

    尽管余氏申明废止中医"不可不取断然手段"，但他也意识到"现有旧医为数甚多，个人生计社会习惯均宜考虑，废止政策不可过骤。"故其特所设计六条"渐进方法"："一、由卫生部施行旧医登记，给予执照，许其营业。政府设立医事卫生训练处。二、凡登记之旧医，必须受训练处之补充教育，授以卫生行政上必要之知识。训练终结后，给以证书，得永远享受营业之权利。至训练证书发给终了之年，嗣后无此项证书者，即应停其营业。三、旧医登记法，限至民国十九年底止。四、旧医之补充教育，限五年为止。在民国二十二年取消之，是为证书登记终了之年，以后不再训练。五、旧医研究会等，任其自由集会，并宜由政府奖励。惟此系纯粹学术研究性质，其会员不得藉此营业。六、自民国十八年为止，旧医满50岁以上，且在国内营业至二十年以上者，得以免受补充教育，给特种营业执照。但不准诊治法定传染病，及发给死亡诊断书等。且此项特种营业执照，其有效期间，以整十五年为限，满期即不能适用。" [13](P.185)余氏显然意识到这些废止中医办法会引起中医界抵制，故特提出要"取缔反对宣传"，即一旦废止中医案通过，禁止中医界作任何宣传性辩解："眼红耳热，动曰火旺；烦躁易怒，辄称肝气，严格言之，都属反动。"这显然是动用政治势力，给中医扣上"反动"帽子，迫其就范。他建议政府对下列三项"明令禁止"：一为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