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简要介绍了著名的政治学家、法学家萨孟武一生的经历,并对萨孟武之所以信奉国家主义思想的原因进行分析,对其国家主义的相关主张作了相应的介绍。

　　一、萨孟武生平简介

    萨孟武(1897-1984年),著名政治学家,“名本炎,以字行”[1](P627),福建省福州人。早年于“民国二年正月坐船赴上海,拟由上海赴日本留学”[2](P64),后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1924年回国,主编《孤军》杂志(从政党号开始主编)以反对共产党,同年,国家主义者曾琦由法国归国,共同的反共志向使两人俱成为《醒狮》周刊的发起人。尽管萨孟武与曾琦在反对共产主义的立场上是一致的,但是由于二人根本观念不尽相同,所以无法联合起来,遂组织青年党[3](P4)。1925年,为反对郭沫若领导的“创造社”,萨孟武参加了何公敢、林揆、周佛海、郭心崧组织的“独立青年社”,并为该社所主办的《独立青年》月刊、《独立评论》周刊撰稿,鼓吹“民族主义、民主政治与工会主义,与创造社对抗。”[1](P627)1927年,鉴于孤军社之反对共产党,蒋记南京总政治部副主任陈铭枢“托人请孤军社同人整个加入国民党,负宣传工作”,意创办《革命军日报》,萨孟武被聘为编辑部主任,两月后,萨氏因“三次写了讨伐武汉文檄,三次均作罢论”[3](P22)而愤闷辞职。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南京军官学校聘萨孟武为编辑部主任,发行《革命军日报》,不久,军校政治部改组,萨遂辞去军校之职,返上海主编《新生命》月刊(自第一卷第八期始)。《新生命》是戴季陶主办的刊物,主要宣传三民主义,不过,《新生命》所宣传的三民主义有其特色,按萨孟武的说法,是所谓“以科学的方法去研究,由中外历史及中外学说,证明三民主义之合理,绝没有用国父的话,去证明国父思想之合理。”[3](P27)
    1930年,萨孟武受聘为南京中央政治学校政治系教授,至1945年止,其间萨孟武“讲学著书,未尝间断,其志虑纯一,其学养精进,乃蔚为政治学与中国社会政治史的大师。”[1](P628)1932年,萨孟武参与创办《时代公论》周刊,鼓吹国家统一,号召全民抗战,萨孟武负责该刊政治方面的写稿。萨孟武的文章“多系短篇,却简明有力,一若利刃,直透人心。”[4](P47)1936年元旦,萨孟武作为编辑参与了《政问》杂志的创办,并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民治与党治》一文[4](P48),倡导民治与党治的结合,认为“这种制度,一方可使政府有能,能够替人民做事。他方,可使人民有权,能够监督政府。”
    1946-1947年,萨孟武在中山大学主持法学院院务。法学院一贯以来人事纠纷较为繁杂,而萨孟武在任期间,因坚持“公平”、“清廉”原则而为师生所接受[3](P143)。1948年1月,萨孟武受台湾大学之聘,由广州赴台,同年9月,“出任法学院院长”,至1959年7月止,“前后共达十一年”[1](P629)。萨孟武之出任法学院院长,据说是由于“萨是福建人,台省同胞多为福建省的移民。他又是留日学生,而台湾又方自日本人手中收回。所以,由他担任,也很相宜。”[4](P49)1950年萨孟武创办《社会科学论丛》,1955年创办法科研究所并兼所长。1954年,政治大学在台复校后,萨氏即在该校兼课,讲授《中国政治制度研究》和《中国政治典籍研究》课程。萨氏治学严谨,学问精湛,其曾对其门生言:“研究学术、思想,应直接向第一手资料及专著中探求,并须多思考,自辟蹊径,最忌拼凑他人之说,毫无所见即草率成书。”萨氏为人师诲人不倦,平易近人,其“授课之时,学生去集,不仅座无虚席,且户牖为塞。”[1](P629-630)1984年4月13日,萨孟武因肺疾病逝于台北。
    萨孟武作为一名政治学家、法学家,在政治上比较敢言。其到台湾后,曾作为委员参加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宪法小组,研讨有关宪政实施问题,其间,“以政治学权威教授,公开反对公职候选人考试”[4](P49),使国民党中央难堪不已。
    作为著名的政治学家、法学家,萨氏著作甚多,有人认为“以《政治学》、《中国社会政治史》、《中国法治思想》最为著名。短篇论文以《论乐记》、《韩非思想与西汉监察制度》、《孔子的法治思想》及《看朱子如何批评韩愈并论古人‘亲尽’之说》最为学者所称许。”[5](P229)

    二、萨孟武的国家主义思想

    1927年,萨孟武加入国民党。作为国民党党员,萨孟武在政治上是极力反共反马克思主义的,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萨孟武也有极强的国家主义倾向,曾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国家主义派的重要代表人物。
   
    (一)萨孟武信奉国家主义思想的原因
   
    1.国家主义思想符合中国的国民心理和社会现象
    20世纪初的中国,灾难深重,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命运,先进的中国人不停地思索,寻求各种救国济民的药方,他们大多数把目光投向西方世界,于是,西方各种社会思潮纷纷涌进中国并在中国相互激荡,其中较为知名的有科学社会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基尔特社会主义思潮、进化论思潮、实验主义思潮、国家主义思潮等等。在众多的思潮之中,萨孟武为何独独信奉国家主义呢?
    对于萨氏之所以信奉国家主义的原因,我们可以从萨孟武于1924年所发表的两篇鼓吹国家主义的文章中可见一斑,这两篇文章一为《国家主义的提倡》,一为《民族争斗及国家主义》。在《国家主义的提倡》一文中,萨孟武认为,面对“中国今日应当宣传何种主义”这一问题,须从三个方面加以考虑,即研究“中国之国民心理”和“中国之社会现象”;研究各国革命时代和统一时代“所宣传的,是什么主义,而此主义,与其国之国民心理及其国之社会现象,有何关系”;“比较该国当时的国民心理与中国今日之国民心理,有何异同,该国当时的社会现象与中国今日的社会现象,有何异同”,“由此决定各国所宣传的主义,何者可以采用,何者应当改良,何者必当排斥。”萨孟武认为,中国的国民心理,就是“对外之感情兴奋性”,中国的社会现象就是“督军割据,政治腐败”,为此,“中国之统一问题,就是中国之革命问题”。德、意、日三国为了解决统一问题,无一不提倡国家主义,“中国之社会状态既与德意日三国未统一之前相同,而中国之人民心理,又有‘对外感情兴奋性’”,所以,萨孟武认为国家主义“实为中国之良药”,因为国家主义可以“推翻割据状态”、“振作自强”、加强内部团结与对外竞争。不过,萨氏也主张“吾人不可标榜侵略的国家主义(如德国、日本),只可标榜正义的国家主义(如美国)”。[6](P5-7)
    2.国家主义思想易于国家的统一与和平
    在《民族争斗与国家主义》一文中,萨孟武认为“世界历史为民族争斗之历史”,民族争斗,实“居世界历史之大半”。为解决这一问题,有人倡议民族国家之说,然而萨孟武以为民族国家不易和平成立,即使成立亦无法确保世界和平,因为“人口问题”实为“国际战争之根本原因”,当“一国人口之数,若超出其地所产之生活资料时,该国人民,不能不求生活资料于外国,而其方法”,则为“直接间接侵略他国之领土也。”所以,“民族争斗,实有必然之势,而世界平和,乃同痴人说梦,毫无实现之可能性也。”在这种情形下,对于中国而言,“虽不自进而侵略他民族,亦当预防他民族侵略吾国也。预防之法,据余所见,惟有以国家主义为基础,整顿国政,充实国力,固我边疆,强我民族也。”
     萨孟武进一步指出:“今日国际关系,全为弱肉强食之世界,所谓世界主义,所谓人道主义,乃彼辈强者以强者为对象,至于吾华人民,固未曾置于眼中也。即彼辈所称之人类,彼辈所称之世界,乃指强者之世界,吾华人民在于世界之中所得安住者,惟为中国一地,即此中国,而今日彼辈强者,亦复涌注而入,不许吾辈安枕而卧,是故吾人若不力图自强,保此中国,则数年数十年之后,世界上必无吾齐民族居住之地,而吾人若欲超越民族观念之外,而为世界中之人类,犹当强我国家,使彼辈强者认吾辈为人类,记忆吾辈为人类也。”“中国人民,内而对于自己族民之生存,外而对于世界人类之幸福,既有自强之义务,然而吾人欲尽此种义务,第一应当先行解决者,即为内政问题,盖内政不能整顿,则国力不能充实,国力不能充实,则外侮不能消减,此实自明之理,不必再说明也。是故吾人之提倡国家主义,并非鼓动一般民众,作彼无意义之排外,乃欲一般民众,皆有国家意识,努力求国家之统一,努力刷新国家之政治也。”[7](P11-14)
    1926年5月,萨孟武以“爱国主义”一词来代替“国家主义”一词,再次阐述其提倡国家主义思想的原由。萨认为“一种思想之能发挥极大效力者,必其思想一面合于其国之社会现象,他面合于其国之人民心理,此外又有一种神秘的妙味可以动人感情”,在萨孟武看来,“国内不能统一,国外有强权之欺凌者,欲救其患,当以爱国思想为最佳之药石者矣”,因为国家主义的功效明显,“采用爱国思想之时,一面于国家未统一之前,可以用此约束人心,使其推倒军阀;他面于国家统一之后,又可用此结束人心,使其振作自强。即爱国思想非徒革命进行时所必须,即革命成功后亦必要也。”萨孟武表示其提倡国家主义的缘由除了国家主义能满足中国国民需要及中国社会现象的需要外,还因为国家主义可作为民众的信仰,“一般民众在于政治、生活,欲保其安宁无事者,当有一种神秘的观念,以作其信仰之对象,如古代之忠君,今日日人之尊重皇室,美人之尊重宪法等是也”,“爱国观念关于此点亦有神秘之妙味。吾国人民本有忠君之念,今国为共
和,君位已虚,人民失去信仰对象,故余意当用爱国思想以代之。”“爱国思想对内可保一国之平和,对外可增国势之繁荣,故以之为民众信仰之对象者,诚可谓有益无害。”[8]

    (二)萨孟武的国家主义思想主张

    1.在文化观上主张中国本位文化,反对全盘西化
    国家主义派“在政治上向具有反共反俄倾向,然其自始即以教育及思想文化活动为重心。”[9]该派在20世纪20年代主要奉行文化保守主义,他们宣称凡毁弃国家文化之优点者,凡为一切自暴自弃有损自尊精神之说者,“国家主义必反对之”[10],而不管其是自由主义或是共产主义或是其他类型的西化派。作为国家主义派的代表之一,萨孟武认为国家主义以中国而言相当重要,正因如此,所以,在文化建设方面,萨孟武坚持中国本位文化的观点,反对全盘西化论。1935年1月10日,萨孟武等10教授在《文化建设》杂志上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大为倡导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该宣言声称:“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是消失了”,“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因此,萨孟武等人认为,“要从事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必须用批判的态度、科学的方法,检阅过去的中国,把握现在的中国,建设将来的中国。”萨氏等人还对复古派、全盘西化派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认为“古代的中国已成历史”、“历史不能重演,也不需要重演”,“英美固有英美的特长,但地非英美的中国应有其独特的意识形态;并且中国现在是在农业的封建的社会和工业的社会交嬗时期,和已完全进到工业时代的英美,自有其不同的情形。”对中国古代文化和西方文化,萨氏等人坚持主张“不守旧、不盲从”的原则,根据中国本位,采取批判态度,“去其渣滓,存其精英”,“取长舍短,择善而从”。[11](P1-5)宣言发表后,引起了众多著名文化人的反响,胡适也对这一宣言发表了不同的意见。针对胡适的问难,萨孟武认为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就是“适合于中国现社会需要的文化”,其具有“不复古”、“不盲从”的特征,因此,萨孟武说:“我们不应该盲目的崇古,我们也不应该盲目的媚外。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不但要知道中国现在的屈辱,我们还要记忆中国过去的光荣。我们不知道中国现在的屈辱,我们将苟且偷安,不知振作;我们不记忆中国过去的光荣,我们将丧失民族的自信力,而不能振作。”我们不能“开口杜威,闭口罗素”,对于同一种的话,我们不能“若出于欧美人之口,则视为信条,若出于中国人之口,则一钱不值”,不能“自己失去胆量,自己失去自信力,自己视为软弱无能的动物”,不能“坐听帝国主义者自由宰割”。在“一部分的高等华人竟然成为欧美的精神奴隶”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提倡中国本位的文化,唤醒民放精神,复兴中华民族”。[12](P48-50)
    2.在行政制度上,主张统一,反对割据分裂
    萨孟武认为:“中国民族既然自古就已开始了农业经济,其结果又使中国民族自古就爱好和平。”正由于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社会,农业社会由于“常有人满之患”,从而“使军阀有雇用佣兵的机会”,外加“农民常局限于一地之内,保守性甚为强烈,乡土观念超过于国家观念,他们喜欢维持当地的方言,致国语不能发达成为结合全民族的纽带,至于风俗习惯货币法制也随各地而异。这种情形对于封建军阀的割据当然是很有利的。”所以,中国很容易发生割据的形势,而中国地方制度的特征即地方长官与中央大臣处于平等的地位,地方长官直接受天子的支配,而不受中央大臣的监督极易使地方养成尾大不掉之势从而形成割据。因此,要维持中国的统一,鉴于英、法、德的例子,“一方须以道代省,地方行政长官须受内政部总长的支配,不得与中央长官立于平等的地位;他方须统一军权,各地军政长官不宜兼管民政,尤须时时调动,使他们不至割据称雄。”[13](P5-10)
    而要结束军阀的割据局面,萨孟武认为,国人不能再采用以军阀拒军阀的办法,因为这是一种“以毒攻毒的政策,丝毫没有效果”,所以,萨孟武“希望国民转换一方向,从自己身上寻出一条路走。”[14]
    3.在国家主义与其他主义的相互关系上,极力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国共合作,主张三民主义与国家主义的相容性
    萨孟武认为孙中山创造民国的努力之所以没有获得成功,原因并不在于他不努力,而在于国民党内部“互相倾轧,视同仇雠”,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萨孟武认为这“不能不认为中山先生的失败,且这失败,我们不能不归咎于中山先生。”在萨氏看来,国民党“分子太杂;什么共产主义呢,什么资本主义呢,什么文治派呢,什么武力派呢,都包含在内”,在萨孟武看来,“本来政党是以主义为纽带而结合的,共产主义与国民党从来政见,大有径庭之处”,“中山要扩张国民党的势力,不管两派的分子如何,政见如何,硬拉陈独秀加入国民党,弄成国民党内部,分为左右二派,互相攻击,甚至拨刀相见;是中山先生要扩张国民党,而不知国民党尚未扩张,而其内部已埋有分裂之机了;中山先生要并吞共产党,而不知共产党尚未并吞,而国民党反为共产党所利用了。”因此,萨认为国民党不免分裂,而这种分裂,“不为国民党之害,反为国民党之益。因为国民党由此分裂,或可把同主义同宗旨的人们,团结起来,纵横活动,不受掣肘。”在萨孟武看来,国共两党宗旨不同,而“国人的敌人是军阀官僚,不是资本家。近来国民党已把敌人认错,放纵各地的军阀官僚,而惟对于同受军阀官僚的压迫的工厂主商业家,开始总攻击;所以我们尤希望国民党与共产党绝缘。”[15]
    对于三民主义与国家主义,萨孟武认为二者是相容的。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初至上海之时,“满街贴有‘打倒国家主义派’的标语”,对此,萨氏感到不满,认为“三民主义第一讲,明明白白地说出‘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既然要救出中国于列强压迫之中,则‘国家主义’何必排斥。”[3](P22)

    [参考文献]

[1]　陶希圣.萨孟武先生事略[A].(台湾)国史馆编.国史馆现藏民国人物传记史料汇编(第一辑)[Z].台北:国史馆,1988.
[2]　萨孟武.学生时代[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3]　萨孟武.中年时代[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4]　阮毅成.悼念萨孟武兄[J].(台湾)传记文学,44(5).
[5]　张之杰.环华百科全书(第17册)[Z].台北:彭园出版社,1984.
[6]　萨孟武.国家主义的提倡[J].少年中国,1924,4(10).
[7]　萨孟武.民族争斗及国家主义[J].少年中国,1924,4(10).
[8]　萨孟武,林懿民.宣传之理论及其实际[J].独立青年,192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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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余家菊.国家主义教育学·释义篇[M].第4-5页。转引自敖光旭:《1920-1930年代国家主义派之内在文化理路》.
[11]　萨孟武等10教授.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J].文化建设,1935,1(4).
[12]　萨孟武.论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答胡适先生[J].文化建设,1935,1(8).
[13]　萨孟武.中国的地方制度与统一问题[J].文化建设,1936,2(10).
[14]　萨孟武.国人快放弃以毒攻毒的政策[J].孤军,1925,2(11).
[15]　萨孟武.孙中山先生死后的国民党[J].孤军,1925,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