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历史研究的开放、深入和细致,我国大陆对中国青年党的研究也进入“快车道”并取得了显著成果,研究中体现了三大特点:在定位上努力还青年党以“中间派”原貌;研究重点放在抗战阶段;研究辐射范围更广。但是,任何一项研究都不可能“穷尽”,对青年党的研究还有“处女地”。
中国青年党(以下简称青年党)自1923年12月2日在法国巴黎成立以来,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规模上,它堪称中国“第三大党”;政治主张上,它既反共反苏,又反国民党“党治”,“独树一帜”;行动上,它是“中间派”的“中坚”。正因为青年党有如此重要地位和重大影响,学术界(尤其是政治思想史学界)一直对其给予高度关注,研究也很少中断(“文革”这一特殊时期当别论),且越来越深入、细致。20世纪90年代以来十多年的研究,无论从广度、深度,还是从客观程度上看,都比以前有了很大进步,呈现了不同的特点。
一、努力还青年党以“中间派”原貌
对青年党的定性问题一直是史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中国大陆因青年党原来坚持“反共反苏”的政治主张,几乎“毫无二致”地把它归为“资产阶级右派”。90年代以来,人们基本改变了这种定位,努力还青年党以“中间派”原貌。
(一)20世纪90年代前对青年党的定位
这段时间,有关文章和书籍对青年党非“批”即“驳”,基本上是“咬定”其“反苏反共”之“尾巴”不放,对其大加批判和挞伐,对青年党的定位基本上也是“向右看齐”———把它当成“右派”来看。如,黄元起主编的《中国现代史》中有关青年党的论述就是把它当作“反动派”来评述的。该书先是以“中共反对国家主义派的斗争”为标题,接着历数了青年党的“反动罪行”,文章所用史料基本也是为“批判”而服务的。[1](P153-156)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编的《中国现代史》(上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也从反面评述了青年党(文中用“国家主义派”),对抗战时期有关青年党的政治主张(尤其是积极的一面)则很少客观评述。严怀儒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简编》(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更是充满感情色彩地对青年党进行了“挞伐”,该书从国家主义的形成、政治主张、中共对其言论的抨击和反驳三部分对青年党进行了评述。从文章的布局和用意来看,书中所引用的大量史料也都是为“批判”服务的。作者频繁使用“大肆宣扬”、“狂热鼓吹”、“反革命谬论”、“反动”、“走狗”、“帮凶”等词汇,使文章充满了浓烈的“火药味”。[2](P103-112)当然,在20世纪80年代也有研究以历史原貌形式客观评述青年党的。如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献资料委员会编的《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蔡尚思主编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就以历史原貌的形式收集了青年党的有关思想论著。前者收集的1941年10月28日《解放日报》社论———《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军》和《中国民主同盟一九四四年及一九四五年两次会议选出的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名单》就反映了青年党在抗战中的积极作用;后者中,由姜义华编的第三卷和李华兴编的第五卷,分别选编了青年党领导人陈启天的《法家的复兴》和左舜生的《制止内战谈到政治协商会议》,都是以青年党成员的思想原貌形式出现的。此外,中国第二档案馆、李义彬、方庆秋分别于1982年、1982年、1988年编的同名书《中国青年党》等史料的选编,为人们全面了解和研究青年党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史学界努力还青年党以“中间派”的原貌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史学研究取得深入发展,党史学更是迎来了“春天”。其中,对青年党的研究有了重大突破。在对青年党的定性问题上,一改原来“向右看齐”的偏见,努力还其以“中间派”原貌,客观叙述青年党的文章和书籍相继增多。这个特点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开始体现出来了:如沈骏主编的《当代台湾》就比较客观地叙述了中国青年党在台湾的一些政治活动。[3](P140-141)又如秦国生、胡治安主编的《中国民主党派历史、政纲、人物》(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对余家菊、李璜、曾琦等中国青年党骨干以中国民主同盟成员的身份作了比较客观的介绍。张癸在介绍中国青年党的变化时,还列出了其领导人的生死年份,并且重点介绍了青年党在1931-1937年间的抗日主张和活动。[4](P19)《民国档案》1994年第2期刊登了王志洋的人物传记———《李璜》,也从客观反映人物经历及其思想发展过程的角度,描写了“青年党首领之一”———李璜的主要经历。文章还较详细地描写了青年党的成立过程,如发起人、机关报、名称公开化等以及青年党在不同时期的政治主张。
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大部分有关文章和书籍基本都是本着客观反映历史原貌的态度研究青年党的,基本都把青年党定位为“中间派”。袁柏顺《关于中国青年党研究的几点思考》在对当时(1998年以前)研究情况作了一些概括后,把重点放在了考察中国青年党的实际地位及其阶级属性上。在实际地位上,作者认为“十分突出”———是中国现代政党史上“中间党派”中建党最早的;在“中间党派”中所占的分量也很重要,无论在抗战时期还是以后都是中间党派组织和规模最大的;在政治舞台上,抗战时期“竟成了联系各方与平衡各方的一个重要筹码。”基于此,作者提出加强对中国青年党的研究实“属于必要”。在阶级属性上,作者否定了毛泽东和瞿秋白对中国青年党的定性,从青年党的指导思想(即国家主义)和政治纲领、经济纲领的分析中得出青年党是“代表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地主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利益的一个政党”的结论。文章一改以往对中国青年党“抑多扬少”、“贬多褒少”的研究倾向,对青年党的积极面作了充分的肯定。[5]周淑真在《少年中国学会与五四精神》中虽然主要是写青年党成立前的少年中国学会,但在写到少年中国学会分裂之后,对青年党作了比较中肯的评价,肯定了去台湾后的青年党在“推动国民党向民主化政党转变”上的积极作用。[6]刘福会则直接以探讨青年党的派性作为论题对青年党进行了研究,他在《是右派,还是中间派———关于中国青年党在旧政协会议定性问题再探讨》一文中既分析了以往将青年党定性为“右派”的理由,也重点分析了青年党“是一个代表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地主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利益的政党”,是“中间派”。[7]董一冰也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中间力量,由于中国青年党的参加初具规模,并迅速壮大成为不可忽视的政治势力。”认为青年党具有参加发起组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和积极参加1944年开始的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的“两大贡献”。[8]《风雨同舟七十年———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关系史》集中论述了青年党与中共的关系,这说明作者是把在大陆期间的青年党划归“民主党派”的。综上可见,中国大陆史学界20世纪90年代以来都在努力还青年党以“中间派”原貌。
不过,“百家争鸣”是学术领域的“真理”,对任何事物的看法和观点在学术领域都不可能达到完全一致。对青年党的探讨也是如此,这段时间也还有人对青年党基本持批判态度,对其“国家主义”的政治思想否定过多,借鉴过少:认为国家主义“完全是资产阶级的国家观”,“是为统治阶级服务并且备受当权者青睐的一种反动思想”;[9](P178-179)认为它的“全民福利”,“充其量也不过是运用军阀政权的力量,在不触及帝国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的前提下,进行一些改良,以缓和社会矛盾,麻痹人民的革命意志,达到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目的”;[9](P183-184)将青年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在争取政权上的行动贬为“助纣为虐的行径”,认为中国青年党参加“国民大会”和“国民政府”是其“永远洗刷不掉的耻辱点。”[9](P194)不过,我们不能以偏概全,不能因为仍有一部分人对青年党持“成见”,而否定近十年来学术界努力还青年党以“中间派”原貌的事实。
二、“聚焦”抗战
前面提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青年党的研究体现了“还青年党以‘中间派’原貌”的特点。但这并不是说,青年党自1923年在法国巴黎成立以来一直是“中间派”,而是指其在某个时期、在某些政治思想主张上体现了“中间派”的倾向。①“某个时期”主要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到1945年8月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这段时期,而“某些政治思想主张”则主要是指这段时期青年党对抗日所持的政治主张和某些青年党成员的某些思想观点。也正因为如此,20世纪90年代以前,为了批判青年党的“反动性”、“右倾向”,人们一般很少提及青年党在抗战中积极抗战的政治主张,更多的是从其“国家主义”的政治思想着眼,批判其“反共反苏”的政治主张。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为了对青年党有个完整的了解,为了对青年党有个公正的评判,这一时期的人们把焦点投向了抗日战争时期青年党的政治思想主张和抗战行动。
(一)集中研究青年党的抗日政治思想主张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抗战为时间标志和以抗日主张为内容的文章比较多。袁柏顺详细介绍了曾琦抗日思想的几个方面,并且从三个方面分析了这些思想的形成与发展:(1)五四前后,提出“排日救国”。作者认为,曾琦提出“排日”是因为“认识到日本必将全面侵华,举中国之国土为其所有而后止。”(2)“九一八”事变后,提出“政党休战,共赴国难”。并且列出了建立国防政府的五个步骤。(3)提出“抗日必胜论”和以民主求团结的抗战主张。文章写到,曾琦在抗战初期,着力宣传“持久抗战,抗战必胜”的思想;中期将重点转向了政治民主,要求实现宪政,以民主求团结抗战;全面抗战期间,利用国民参政组织,提出了不少民主政治建设的议案。此外,文章还分析了曾琦排日抗日思想的两大特点:(1)提出早,基本始终一贯坚定;(2)以国家主义力量为基础。[10]由于曾琦是青年党的重要首领,作者对曾琦“排日抗日”思想的论述其实就是对青年党抗日主张的论述,因为曾琦的思想主张在当时很大程度上代表了青年党的思想主张。周淑真也肯定了青年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主张“政党休战”、“共赴国难”,“对于推动抗战时期的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起到了积极作用”。[11](P284)董一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中国青年党》集中介绍了青年党抗日主张及活动,认为青年党主张坚决抗日,主张民主宪政,并积极参加抗日运动。[8](P39-41)也有人从四个方面概括青年党的抗战主张:(1)坚决抗战;(2)“拼命抗战”;(3)拥护政府,团结抗战;(4)促进民主政治,建立各级民意机关,厉行全民总动员。[12](P155-156)刘建国分析了抗战初期青年党对国共两党的态度,首先明确青年党属于中间党派的右翼,但又把青年党和国社党与其他中间党派加以区分:认为抗战初期的青年党和国社党“因其阶级本性带有较大的动摇性和妥协性,”和“见风使舵、惟利是图”的“劣性”,决定了其“拥蒋”的态度,其抗日主张也是因蒋而变的。[13]张忆军主编的《风雨同舟七十年———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关系史》把大陆期间的青年党归入“民主党派”,评述了它与中共的关系。该书集中分析了“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青年党政治态度的变化———“表现出一定的抗日反蒋意向”;[14](P150)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青年党便基本停止了反苏反共活动。[14](P229-251)李良玉以非常概括的语言评述了青年党在大陆的经历及其政治主张,对“九一八”事件后4年间的政治立场则以“主张抵抗侵略,同时继续坚持反共反苏反国民党一党专政立场”进行了高度概括。[15](P205-206)可见,近十年中国大陆对青年党的抗日思想主张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也进行了比较客观的评价。
(二)“聚焦”青年党的抗战行动
青年党不仅提出了自己的抗战主张,还积极参加到抗战活动中。在近十年的研究中,这方面也得到重视。周淑真以时间为线索,介绍了青年党抗战时期的主要活动:1939年,参与发起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1](P280)董一冰高度评价了青年党在抗战行动中的积极作用,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中间力量,由于中国青年党的参加初具规模,并迅速壮大成为不可忽视的政治势力。”此外,还分析了中国青年党对民主同盟发展的正、负两面的影响:既有参加发起组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积极参加1944年召开的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的正面贡献,又有“三方布置”、“两面适应”,部分成员还参加了南京汪伪政权的“反动性”。[8](P39-41)伊建民将青年党在抗战时期的政治主张和抗战行动概括为三点:(1)提出“政党休战”,拥护政府抗日;(2)积极与中共接触,基本停止了反共活动;(3)充分利用合法地位,积极参与抗日民主运动。还分析了青年党“拥蒋抗日”的三点原因:(1)民族大义与阶级利益使然;(2)力量对比要求联合;(3)国民党有一定的民主性,使联合有可能。认为与中共接触的原因主要在于中共积极动员和诚心合作。[16]武军、杨建军集中介绍了“九一八”事变后两三年内,中国青年党反抗蒋介石不抵抗政策、参加抗日和发起参加民主宪政运动的一些情况。[17]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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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其实青年党在很长一段时间是比较倾向于“右翼”的,除抗日战争时期,反苏、反共一直是其主流派的政治主张。它虽然也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是最后还是屈服于国民党,解放战争失败后跟随国民党一起转向台湾就是实证。
三、“辐射”各方
(一)思想内容有拓展
在青年党思想内容的研究上,除研究得比较全面的政治领域外,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也几乎都有涉及,研究内容得到了拓展。如韩国人孙承希在他的《醒狮派之集体意识与道德社会的追求》一文中就通过大量的史料分析了中国青年党(文中叫“醒狮派”)的“国家观念、国家振兴的基本设想”,并从青年党对“集体意识”、“道德社会”的追求入手,探讨了青年党之“国家主义”的另一面。[18]他的另一篇文章《析国家主义派的“新法家主义”与“生物史观”》则分析了青年党(即文中的“国家主义派”)在三十年代所形成的“新法家主义”、“生物史观”两种思想,[19]开拓了青年党研究的一片新领域。周淑真在《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一书中提到了青年党“社会经济政策”和教育政策等内容;[11](P280-284)在她的另一书《中国青年党在大陆和台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则更全面介绍了青年党的“一生”。
(二)时间有延伸
从时间历程来看,除前面所提比较集中的抗战时期外,对青年党成立前、成立初、以及去台湾后的一些情况都有所研究。研究青年党成立前“少年中国学会”的,如周淑真的《少年中国学会与五四精神》(《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5期),吴小龙的《“少年中国”理想追求及其分化———简评少年中国学会》(《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王俊彦的《少年中国学会成立始末》(《炎黄春秋》2001年第11期)等文章都提到了青年党成员李璜、曾琦、左舜生等当时的思想和主张,这可以说是对“萌芽”青年党的研究。对青年党成立初期(即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研究,如章金波、张继业合写的《抗战前的中国青年党与国民党》(《历史教学》2002年第2期)评述了抗战爆发之前的中国青年党的思想政治主张;黄敏《论九一八事变前曾琦的政治思想》(《惠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9月)归纳了抗战前曾琦四个方面的政治思想并进行了评述;《风雨同舟七十年———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关系史》一书则评述了大革命前后(即青年党成立初期),青年党的政治主张(对国内各政治派别均持反对态度),并认为其“政治主张明显反映了大革命失败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势力的政治倾向”,“幻想能够在国共两党之外走第三条道路。”[14](P92-93)解放战争时期的文章也有少量,主要是针对青年党参加旧政协来谈的,如周淑真在《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中提到青年党1946年1月独立参加旧政协,1949年随国民党到台湾;[11](P280)刘福会在《是右派,还是中间派———关于中国青年党在旧政协会议定性问题再探讨》中探讨了青年党在参加旧政协这个特定时期的性质。此外,对青年党在解放战争后随国民党到台湾的情况也有所研究,比较有分量的就是周淑真的《中国青年党在大陆和台湾》,该书对青年党去台后的情况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王继民、留尘写的《李璜与中国青年党》(《文史精华》2000年11月)也简要介绍了中国青年党到台湾后的一些情况,只是90年代后因李璜的去世而没有再作叙述。
(三)成员有涉及
对青年党成员进行研究的文章在近十年也能见到,且比较集中。如前面提到的《李璜与中国青年党》、《李璜》、《曾琦的排日抗日思想述论》、《论九一八事变前曾琦的政治思想》等文章都是围绕人物及其思想进行论述的。而登载于《档案与史学》1999年第1期的《少年中国学会成员调查表》则集中记录了中国青年党重要成员曾琦、左舜生、李璜、余家菊、陈天启等的一些情况,如姓名、字号、籍贯、永久通信地址、对中国“抱何种主义”等。总之,近十年中国大陆对中国青年党的研究从范围来看,可以用“辐射各方”进行概括,这是令人欣慰的现象。
四、这里还有“处女地”
“不能穷尽”可以说是历史研究这一事业所固有的特点,对青年党的研究也是如此。近十年来大陆有关青年党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上述不少成绩,但就所要努力的方向来说,还是不够的,在青年党的思想、成员、发展历程等方面还有大片“处女地”。
(一)对青年党思想的研究不够深入
马克思主义认为,纲领是一个政党的旗帜,是判断一个政党阶级性质的“界碑”,是否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纲领(尤其是政治纲领)也是区分政党与其他社会组织的一个重要标准。而政党的纲领则是该政党及其代表人物多方面思想的结晶,全面理解一个政党的纲领需要理解该政党代表人物(尤其是创始人)的各方面思想,包括政治的(这是主要的)、经济的、社会的思想。作为“中国第三大党”的青年党,其旗帜性的政治纲领———坚持“国家主义”,走“中间派”的道路,是我们所熟知的。但是,在今天看来,“国家主义”并不是一个抽象的、空想的东西,①而是由政治、经济、社会等丰富思想内容构成的,如它对民主、教育的高度重视、希望建设全民福利的国家等思想就是今天我们所努力实现的,而且“全民福利”在当今一些国家如瑞典、文莱等国家已经成为事实。或许其中的某些思想观点对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也有很大的启迪。②因此,系统深入研究青年党的各方面思想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还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但是,从目前有关青年党的研究情况来看,我们对青年党思想的研究还很不够,除上面提到韩国人孙承希的两篇文章和中国学者周淑真对此进行了一些研究外(应该说限于史料的不足,这些研究还是浅层次上的),基本没有见到其他专门研究青年党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思想的文章,著作更是鲜见。
(二)对青年党成员的研究还不足
一个政党的构成除包括明确的政治纲领外,党员就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对政党的研究很大部分内容就是对政党党员(尤其是政党创始人、党建杰出贡献者等人物)的研究。当前这方面对青年党的研究几乎都集中在李璜、曾琦等“领袖人物”身上,对他们之外的其他成员研究太少。研究内容也基本没有多大“新意”———基本只是对人物情况作一般的介绍,如前面的《少年中国学会成员调查表》只是介绍了青年党的一些主要人物早期(少年中国学会时)的一些基本资料,而没有对人物的思想和活动进行更深、更细的研究,尤其是没有进行鉴别性的比较研究。比如,青年党各时期人数情况如何?人数最多和最少各是什么时期,分别有多少人?为什么在这个时期人数最多而在那个时期人数最少?目前都没有相关的统计资料和分析结果。此外,目前我们对青年党成员情况只知道它基本由知识青年构成,但是否有其他成分的人加入,其他成分中相对集中的是哪些人,我们还不清楚。即使是研究比较集中的“领袖人物”,也还有很多值得研究之处。
(三)青年党历程有待细考
党的历史研究,除要考评上面提到的思想和人物外,对政党组织发展历程的考察则是一个重要任务。青年党1923年12月2日成立于法国巴黎,1924年7月转回国内,1949年随国民党到台湾,90年代在台湾“寿终正寝”。[11](P280-284)在这样几经周折,环境变换频繁的历程中,青年党到底经历了哪些变化?在巴黎初创时期是什么样的?革命战争年代它到底做了哪些积极的贡献,又到底进行些什么样的“反动”活动?去台湾后,发展情况又是什么样的,为什么到了90年代会“寿终正寝”,今后是否有恢复青年党的可能?有文章还提到李璜去过香港,[20]在香港时期的李璜又如何?失去了“领袖人物”青年党又处于什么样的情况?对于这些问题,我们目前基本仍处于“无知状态”,还要进行细致的考察。
随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中外历史文化交流的频繁,对青年党相关资料的收集也有更多更便捷的渠道,对青年党进行比较全面、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无论从“硬件”(资金等物质条件)还是从“软件”(人的知识水平和交流程度)上看都是完全可能的。我们期待着史学界在青年党研究上取得更大成绩。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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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以前大陆学者(尤其是政界)普遍认为“国家主义”是一种无法实现的(在某些方面甚至是“反动的”)空想,因此对青年党进行各种理论批判,就当时的中国条件来说,“国家主义”的理论确实不适合中国的现实情况。
②限本文的研究重点,所以不可能对青年党的某个问题作专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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