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水豫之谋与鹄鹍之谋有相通之处，二者显然属兵谋，何以进入轻重之术？似乎作者在强调军事和经济实为不可分割的一体。马非百先生认为此事当是以汉武帝时代之事迹为背景，“隐三川，立员都，立大舟之都”即影射汉武穿昆明池练水军一事，而当时主管这一巨大工程的正好是管理经济的水衡都尉。专记经济事物的《史记·平准书》两次提到开凿昆明湖一事，上面说：“初，大农管盐铁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盐铁。及杨可告缗钱，上林财物众，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满，益广。是时越欲与汉用船战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观环之。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

白话：

桓公说：“天下各国，没有比越国再强的了。现在我想北伐孤竹、离枝，恐怕越国乘虚而至，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么？”管仲回答说：“请君上阻住原山的流水，让大夫建筑游水大池，让人们跳水游水为乐。这样，越国还敢乘虚而至么？”桓公说：“具体作法如何？”管仲回答说：“请下令修筑三川、建圆形水池，还要修造能行大船的湖。这个行大船的湖应有深渊，深度达七十尺。然后下令说：‘能游者赏十金。’还没有用去千金，齐国人的游泳技术就不弱于吴越的人了。”桓公终于北伐孤竹和离枝。越国兵果然来了，筑堤屯堵菑水的曲处淹灌齐国。但管仲有善于游泳的战士五万人，应战于菑水的曲处，大败越军。这叫作水战的预有所备。

原文：

桓公曰：“天下之国，莫强于越，今寡人欲北举事孤竹、离枝，恐越人之至，为此有道乎？”管子对曰：“君请遏原流，大夫立沼池，令以矩游为乐，则越人安敢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对曰：“请以令隐三川，立员都，立大舟之都。大舟之都有深渊，垒十仞。令曰：‘能游者赐千金。’未能用金千，齐民之游水，不避吴越。”桓公终北举事于孤竹、离枝。越人果至，隐曲菑以水齐。管子有扶身之士五万人，以待战于曲菑，大败越人。此之谓水豫。

案例分析：

兵者，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为了实现最后的胜利，常常需要花费巨大的人力和物力进行准备，如果缺乏战争的准备或准备不充分，结果将是灾难性的。一个典型有列子就是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的赤壁之战。

曹操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军事家之一，他懂得战争准备的重要性。公元207年为消灭袁绍残余力量北征乌桓凯旋归来后，曹操一回到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就着手统一南方的军事准备，首先是在邺城凿玄武池以训练水军。

但从公元208年正月凿玄武池训练水军到是年七月曹操率十万大军南征，只有半年时间，曹操不习水战的北方士兵不可能得到充分的训练。尽管由于是年八月刘表病逝。九月，刘表之子刘琮不战而降，使荆州水军数以千计的蒙冲、斗舰，悉归曹操所有，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曹军水战实力。

谨慎的诸葛亮清楚地看到了曹军的弱点。面对拿着曹操的劝降书举棋不定，不知是战是和的孙权，诸葛亮指出曹操劳师远征，士卒疲惫，加上北人“不习水战”，且荆州之民尚未心服曹操，假如孙权和拥有上万兵马的刘备联合，定可取胜。

建安十三年十月，曹操大军与孙刘联军在赤壁遭遇，两方水军在江中激战。曹军水军的弱势立刻显露了出来。《三国志》中对曹操的第一次战败多有记载，《三国志·周瑜传》上说：“权遂遣瑜及程普等与备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

从这里我们知道曹军发生了瘟疫，但显然不是致命性的。于是曹操率败兵在长江北岸乌林扎下水寨，准备待冬季后，来春再图进取之计。东吴大将周瑜则把战船停靠在南岸赤壁一侧，与曹军隔江对峙。

曹操的北方士兵过不惯船上生活，于是曹操手下的重要谋士庞统献计：将大小船只“互相搭配，或三十、五十为一排，首尾用铁环锁上，任他潮水上下，仍安宁平稳。”这样作的结果是灾难性的，火烧赤壁之策即由此起。

周瑜部将黄盖首先看到了这一点，《三国志·周瑜传》记载黄盖的话说：“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然观操军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 周瑜从黄盖之计，立刻命人先向曹操献诈降书，又派黄盖准备“蒙冲斗舰数十艘，实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

当时是隆冬，多刮北风。但按一般气象规律，几日严寒过后常见晴暖，风向亦变为东南。建安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甲子日（公元208年12月7日），晴空风暖。傍晚时分，南风起，及至午夜风急。黄盖即在这时顺风驶向曹船。在接近曹船时立刻点火，被连在一起的曹船无法躲避，纷纷着火，周瑜水军随后跟进，曹操大败而走，死着不计其数。《三国志·周瑜传》记载此次战役说：“曹公军吏士皆延颈观望，指言盖降。盖放诸船，同时发火。时风盛猛，悉延烧岸上营落。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军遂败退，还保南郡。”

赤壁之战的历史影响是深远的，他使曹操统一中国的努力失败，奠定了后来三国分立的基础。

为《三国志》作注的南朝裴松之（372~451）认为曹公赤壁之败的原因是疫病，他说：“至于赤壁之败，盖有运数。实由疾役大兴，以损凌厉之峰，凯风自南，用成焚如之势。天实为之，岂人事哉？”今天也有专家称赤壁之战的战场恰恰是血吸虫病严重流行的地区，而且时间又是血吸虫病的感染季节。但我们根据历史记载知道，瘟疫的确削弱了曹军的战斗力，但曹操大败的主要原因还是北方士兵不习水战，军事准备不足，玄武池练兵仅半年就匆忙上阵。

战争的准备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环节，一个国家在生产大炮与黄油的经济选择中，必须谨慎决策，绝对不能在和平年代鼠目寸光，看不见硝烟就忽视重化工业和国防工业，转而主要发展轻工业——特别是在目前这种主权国家分立，劳动力流动越来越不自由的时代——远大的战略目标，充份的战争准备最终关系到一国国运。

二战以前，斯大林敏锐抓到了历史的脉搏，他知道，必须作好充分的战争准备苏联才能生存下去。1931年，他在题为《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的著名演说中指出：“由于苏联是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处于敌对的资本主义包围之中。苏联经济技术十分落后，而周围的资本主义国家技术先进，工业发达。如果苏联不能在短时期消灭这种落后性，不发展工业，不建立军事工业，不迅速巩固国防，帝国主义随时可能发动军事干涉和侵略，扼杀苏维埃政权。”不难看出，斯大林的重点是按当时的战略需求集中加快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斯大林不是好战分子，事实上他曾反复说明，不是他非要反对优先发展轻工业不可，而是迫在眉睫的战争危险不允许这样做；如果德国已经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那苏联的工业化当然可以从轻工业入手，可惜德国不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且是正在走向法西斯化的国家。

历史证明，斯大林是对的，正是苏联的铁甲军团抵御了德国的疯狂进攻，改变了第二次大战的整个战局以及人类历史进程。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经验告诉人们，一个国家要想避免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提前作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是十分必要的。在和平建设时期，一个国家始终不能忘记建立和完善自己完整独立的工业体系，建立强大的军事工业；如果我们只埋头单纯的经济建设而不在国防建设上作出努力，就会在突发的战争面前丧失战争主动权，陷入危困的境地。

二战英雄，苏联的朱可夫元帅在《回忆与思考》中精辟地写道： 我们当然可以发展轻工业，给工人们足够的黄油和面包，这也是人们理所应当得到的。但是如果这样，我不知道哪条河流，哪条山脉能挡住德国法西斯的军队。

英雄已逝，言犹在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