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ese man is bad in bed!”

 

（中文意思是：中国男人床上功夫不行！）

 

在一次周末聚会上，当一位三十多岁，有众多中国女友的美国佬如此评价中国人的时候，在座的中国女人们痴痴傻笑，在在座的中国男人们则充耳不闻。我只感觉这个西方人愚蠢。

 

“与洋人性交才能称得上做爱！”

 

当一位加盟央视的女记者——我以前的一位女同事如此吹嘘自己“非外国男朋友不交”的爱情准则时，我愤怒了。

 

看到周围原本黑发飘飘的女士们头发纷纷染成了黄色，想一步转换基因成为西方金发女郎时，笔者就按耐不住要写些东西了。很简单，假如中国男人真的不行，“痴痴傻笑”的中国女人，“非外国男朋友不交”的中国女人，“头发染成黄色”的中国女人都是可以理解的——人总是要追求自己的幸福！

 

事实是，整体上中国男人性爱方面当是最棒的！为什么这样说呢？理由如下：

 

首先，传统上国人在哲学上信奉心物合一，这使他们不会将灵魂与肉体割裂开来，不会将性爱的肉体愉悦与灵魂的神圣性对立起来。宋明理学之前，中国人的性观念中没有像基督教世界那样对性爱之罪大加鞭挞，甚至将性爱视为肮脏的行为。“性原罪”概念在国人传统的世界观中是不存在的，这使中华民族长期以来能比较理性正常地看待性爱。

 

约成书于唐朝的房中书《洞玄子》将性爱提高到了生命核心的地位，开篇即说：“夫天生万物，唯人最贵。人之所上，莫过房欲。法天象地，规阴矩阳。悟其理者，则养性延龄；慢其真者，则伤神夭寿。”这不禁使人想起德国唯意志主义哲学家叔本华（Authur Schopenhauer， 1788~1860）在其名著《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对性的阐述，不过作者没有逃脱西方思维传统，将世界二元化了（叔本华将世界分为表象和表象者，表象的世界是“现象”的世界，在它之外还有一个世界即被作为“自在之物”的意志。）然后主张实行严格禁欲，借以否定意志。叔本华写道：“性冲动作为坚决的最强烈的生命之肯定有一个证据，即是说在自然人和动物，这种冲动都是生命的最后目的和最高目标。它是生命意志的真正焦点。”

 

曾经作过牧师的美国大卫·艾尔金斯（David Elkins）教授坦然承认西方世界在性观念上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他在1998年出版的《超越宗教——在传统宗教之外构建个人精神生活》一书中对基督教给西方文化造成的伤害作了如下的评价：

 

“基督教历来极为推崇独身、贞洁和无性的生活，把这些看作是道德崇高的表现，正是这种态度对西方文化体系造成了很大伤害。杰洛姆（Jerome）这位早期教父就曾经认为：性爱之所以能够得到容忍，惟一的原因就在于它是为上帝提供处女的祭献！这些宗教观念产生了一种无精打采、刻意抑制性爱的精神性，这种精神性只适合缺少性爱的太监和修女，而不大适合积极面对生活的男女众生。”（1）

 

反观中国社会，长时间内哲学家们一直理性地谈论性问题，政府也积极关注人们的婚姻和生育健康。先秦儒家经典《礼记》直接承认性本能是人们最基本的愿望，《礼记·礼运第九》有一句中国老百姓常常引用的话：“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在西周，政府中专门负责婚姻事务的“媒氏”一职，当时规定男子年满三十就要娶妻，女子年满二十就要出嫁，如是到了结婚年龄不结婚国家要帮助他们成家，无故该嫁娶而不嫁娶的还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仲春二月是男女成婚的时节，即使私奔也不加禁止。《周礼·地官司徒第二·媒氏》条：

 

媒氏掌管民众的婚姻。凡男女自[出生三月]取名后，都要记录他们出生的年月日和姓名。使男子年满三十而娶妻，女子年满二十而出嫁。凡娶再嫁妇为妻和接纳再嫁妇所带子女的，都要加以记录。仲春二月，令男女成婚。这个时候，如果有私奔的也不加禁止。如果无故该嫁娶而不嫁娶的，就要处罚。了解男女[过了婚龄]尚未成婚的要帮助她们成婚。凡嫁女娶妻，送聘礼用缁帛不超过五两。（原文：媒氏掌万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书之。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凡嫁子娶妻，入币纯帛无过五两。）

 

对于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孔子进一步解释说，男子二十岁行冠礼后就可以成家了，女子十五岁就可以出嫁了，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只是规定的两个极限年龄。《孔子家语·本命解第二十六》载鲁哀公与孔子的对话：“公曰：‘男子十六通精，女子十四而化，是则可以生人矣。而礼，男子三十而有室，女子二十而有夫也，岂不晚哉？’"孔子曰：‘夫礼言其极，不是过也，男子二十而冠，有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许嫁，有适人之道。于此而往，则自婚矣。’”

 

西周政府对民众的生育健康十分关心，春分前三天，官员要摇着木舌铃铛告诫百姓，打雷季节，如果不注意节制性生活，生下来的小孩就会残疾。《礼记·月令第六》：“先雷三日，奋木铎以令兆民曰：‘雷将发声，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备，必有凶灾。’”

 

今天，当我们读《诗经》中优美的性爱诗句时，还为我们先民的开放和纯真而感动。《诗经·召南·草虫》描写了女子对自己情人的的思念，其中“既觏”显然指男女情事；东汉郑玄《毛诗传笺》解释为已婚之意，《易经》上有：“男女觏精，万物化生。”全诗如下：

 

喓（yāo）喓草虫，趯（tì）趯阜螽（zhōng）；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亦既见止，亦既觏（gòu）止，我心则降。（译文：草虫喓喓在鸣叫，蚱蜢四处在蹦跳。久未见到心上人，心中忧愁不安宁。已经见到心上人，终于相遇在这时，心里安宁不忧愁。）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见君子，忧心惙惙。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说。（译文：登上高高南山坡，采摘鲜嫩的蕨菜。没有见到心上人，心中忧愁真难熬。已经见到心上人，终于相遇在这时，心里喜悦乐陶陶。）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见君子，我心伤悲。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夷。（译文：登上高高南山坡，采摘青青的嶶菜。没有见到心上人，心中悲伤难言说。已经见到心上人，终于相遇在这时，心里平静又欣慰。）

 

其次，中国作为“礼仪之邦”，宋明理学主张“存天理，灭人欲”以前，“因人情，节人欲”的行为准则使国人在性生活方面没有像西方社会一样迷失于禁欲与纵欲之间。想想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社会的纵欲狂潮吧！一位在美国上大学的女士告诉我，当时她们班上的女生一丝不挂，赤身裸体地去上课。那时人们的口号是：“正常、自然的性不论何时何地，只要想要就去做，只要采取安全措施，不必瞻前顾后。”

 

中国人既没有选择基督教传统的禁欲精神，也没有选择罗马帝国那样的纵欲，他们一方面肯定性和饮食一样是人们正常、本能的追求，另一方面要人们节制自己的欲望，以免过度的性爱伤害身体，应按照礼的原则生活。

 

东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将指导男女性爱的房中术与医药、长生之学并列在一起，对其没有任何偏见，一如我们今天谈论医学健康。《汉书·艺文志》列房中八家，共计186卷。作者一方面认为性爱是一件使人欢愉的事，另一方面要人们节制。《汉书·艺文志》上说：

 

男女房中之事是情性的极端，道的极点，因此圣王主张用音乐以内禁情欲，因而叫做节制修饰。《左传》上说：“先王制作音乐，用来节制百事。”欢乐而有节制，那么就会心平气和。要是不懂这些的人无所顾忌，就会产生疾病而失掉生命。（原文：房中者，性情之极，至道之际。是以圣王制外乐以禁内情，而为之节文。传曰：“先王之乐，所以节百事也。”乐而有节，则和平寿考；及迷者弗顾，以生疾而陨性命。）

 

东晋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多次提用房中术，并进行了严肃的讨论。他说当时房中术有十多种，有的用来补救身体的损伤，有的用来治疗各种疾病，有的用来延年益寿，但核心都在于还精补脑。他反对禁欲，认为长期禁欲会产生疾病，这也是那些长期不做爱的怨女旷夫大多身体有病且寿命短的原因。一个人性放纵会影响寿命，所以要做到节制和宣泄恰到好处，这是身体健康的基础。《抱朴子内篇·释滞》篇写道：“房中之法十余家，或以补救伤损，或以攻治众病，或以采阴益阳，或以增年延寿，其大要在还精补脑之一事耳。此法乃真人口口相传，本不书也，虽服名药，而复不知此要，亦不得长生也。人复不可都绝阴阳，阴阳不交，则坐致壅阏之病，故幽闭怨旷，多病而不寿也。任情肆意，又损年命。唯有得其节宣之和，可以不损。”

 

最后，我们的先民一代代总结生活经验，提炼出宝贵的性养生之道，这就是房中术。西方科学对性和生殖的研究在上个世纪取得了飞速发展（一位美国女科学家曾经告诉我，性医学过于成熟难以再取得突破性发展，所以她干脆选择了与环保相关的研究领域。），也作过大量的社会学调查，不过由于传统科学的巢臼，西方性学著作多注重微观层面，对于两性如何在整体上实现和谐、快乐和健康缺乏理论性论述，尽管也有无数的所谓“技巧”。

 

荷兰汉学家高罗佩（R.H. van Gulik）在其1951年发表的《秘戏图考——附论汉代至清代的中国性生活》英文自序中首先否定了长期以来西方世界对中国人性生活的偏见，接着赞美了房中作品所显示的中国健康性生活，高罗佩从科学角度对中国房中术重要的“止精法”未置可否，只是说没有明显害处！同中医一样，房中术是中国人千百年生活经验的总结，不能随意否定；笔者注意到，今天西方有的性学著作也开始提倡将男性射精与性高潮分开，其中没有什么理论基础，只是讲可以增强性欢愉程度。高罗佩写道：

 

“由于中国人对待他们性生活的神秘态度，十九世纪，在中国的西方观察者似是而非地假定它那是一个可怕的堕落的粪坑。这种错误观念被有关中国的西方书本广为传播，时至今日，仍流行在相当数量的西方公众的心目中……毫无疑问，这些书本（指房中术作品——笔者注）证实，古代中国人的性生活在整体上是健康和完全正常的——所谓正常，是说其合乎一夫多妻之家庭制度的准则要求。这些房中书是夫妇做爱的手头必备手册，他们不是为取悦读者而写的，而是为引导和指导性生活而写。这些书本传授基本的性卫生和优生学规则，传授能使男女双方从性行为里获得高度快感的方式，从而在对产前护理给予足够关注的同时增进他们的健康。而且，它们劝导家长如何满足其妻妾的性需要而不损害自己的健康和元阳。尽管现代医疗科学可能不赞成‘止精法’和其他一些被推荐的方法——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虽然这些方法已被应用了二千年以上——它们并没有对健康和中国种族的繁殖产生明显的危害。”（2）

 

高罗佩还注意到，唐代以前中国人对性的态度没有任何“虚情矫饰”，宋以后“在古老的儒家经典的再检验下，男女有别的古义，被头脑狭隘的学者们所误解”。（3）事实上，房中书五代以后就逐步亡于中国，幸好当时的日本遗唐使带回了大批此类书籍。清末儒学的生命力已经耗尽的情况下，叶德辉才将这些宝贵的中华文明原典重新介绍回国，使国人重睹自己的原生文明形态，而不是空读《汉书·艺文志》的书目！

 

按照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人文学系中医古汉语基础教研室宋书功教授的观点，中国的房室养生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先秦两汉以节欲保精为宗旨，这个时期研究房中术的态度目的都是比较严肃的，尊重女性的快乐。至今仍不失其价值；第二个时期是汉末至隋唐五代，当时道教方士四起，这一时期的房中术作品多宣扬固精纵欲，甚至主张“御女多多益善”，女性也成了纯粹的性工具，这是中国古代性科学畸形发展的开始；第三个时期是宋明元清时期，受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影响，性压抑和房中求嗣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4）这也是高罗佩所谓的“虚情矫饰”时代。今天我们在研读古代房中书时，把握中国古代性学思想的沿革显然是十分重要的。

 

在此种文化中孕育，遵循此种伦理，拥有此种房中资料——整体上，中国男人当然是最棒的！

 

对于自己的文明，中国人不能再保持沉默，否则无知和偏见就会战胜理性和事实！

 

 

 

（1）大卫·艾尔金斯，《超越宗教——在传统宗教之外构建个人精神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67~168页。

 

（2）高罗佩，《秘戏图考：附论汉代至清代的中国性生活》，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6~7页

 

（3），同上书，第4页

 

（4）宋书功，《中国古代房室养生集要·绪论》，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3年，第5~8页

 

 

 

 

作者按：包括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长沙马王堆汉墓新出土的大量房中书，中国古代性学作品卷帙浩繁，又良莠不齐，非一般人粗读所能体悟。兹集房中术原典中可观者，摘录于此，以飨读者。

 

洞玄子曰：夫天生万物，为人最贵。人之所上，莫过房欲。法天象地，规阴矩阳。悟其理者，则养性延龄，慢其真者，则伤神夭寿。

 

 

素女曰：“御敌，当视敌如瓦石，自视如金玉，若其精动，当疾去其乡。御女当如朽索御奔马，如临深坑，下有刃恐坠其中。若能爱精，命亦不穷也。”

 

 

素女曰：“交接之道，固有行状，男以致气，女以除病，心意娱乐，气力益壮。不知道者，则侵以衰。欲知其道，在安心、和志。精神统归，不寒不暑，不饱不饥，定身正意，性必舒迟，深内徐动，出入欲希。以是为节，慎无敢违，女即欢喜，男则不衰。”

 

 

黄帝曰：“意贪交接而茎不起，可以强用不？”玄女曰：“不可矣。夫欲交接之道，男经四至，乃可致女九气。”黄帝曰：“何谓四至？”玄女曰：“玉茎不怒，和气不至；怒而不大，肌气不至；大而不坚，骨气不至；坚而不热，神气不至。故怒者，精之明；大者，精之关；坚者，精之户；热者，精之门。四气至而节之以道，开机不妄，开精不泄矣。”

 

 

 

洞玄子云：凡欲泄精之时，必须侯女快，与精一时同泄。男须浅拔，游於琴弦、麦齿之间，阳锋深浅如孩儿含乳，即闭目内想，舌柱下颚，局肩引头，张臂歙肩，闭口吸气，精便自上节限，多少莫不由人，十分之中只得泄二三矣。

 

 

素女曰：“人有强弱，年有老壮，各随其气力，不欲强快，强快即有损。故男年十五，盛者可一日再施，瘦者可一日一施；年廿，盛者日再施，嬴者可一日一施；年卅，盛者可一日一施，劣者二日一施；四十，盛者三日一施，虚者四日一施；五十，盛者可五日一施，虚者可十日一施；六十，盛者十一日一施，虚者二十日一施；七十，盛者可卅日一施，虚者不写（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