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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华:“文革”带给国人的文化素养 
作者:[翟华] 来源:[] 2007-03-22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很多人咬牙切齿地把这场浩劫称为“大革文化命”。从对文化和思想的禁锢这个角度看,这话是说得不错的。也许有人认为文革中人们只会喊标语口号、说“最最最最”,毫无文化可言。其实这种看法是不完全的。在我看来,比起今天常见的“恶搞”、“愤青”,那些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人的文化素养其实还是略高一筹的。因为在那个时候,几乎每天都要学习,学习的内容从毛主席最新指示到“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没有一点文字功底、历史知识甚至科学素养是应付不了的。

 

这一阵子书市上流行“身体使用手册”之类的健康指南,但是对文革中长大的孩子来说,平生第一次接触人体知识应该是在1968年元旦。那一年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中传达了毛主席最新指示。喜讯传来,男女老少上街敲锣打鼓欢庆最新指示发表。那时候年龄尚小,听不懂最新指示的政治含义,但是把“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背得滚瓜烂熟,到现在还朗朗上口(不过这段话后面的“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印象就浅得多了)。原来“一个人有动脉、静脉”,还会“呼出二氧化碳”,不但掌握了关于身体循环系统的科学知识,而且学会了“吐故纳新”这个词,这应该是我平生学会的第一个成语。那一阵子一开口就是“吐故纳新”,连一年级小学生都变得文绉绉的。

 

后来又有一年的“两报一刊”的社论,传达了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最新指示。这时候文革的高潮已过,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不用再上街庆祝,但是机关、工厂、学校纷纷组织学习。不但要会背“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这九个字,而且还要领会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伟大的现实意义。从历史上说,毛泽东这段话是有出处的。根据当时的学习文件中,毛泽东讲了《明史》《朱升传》的历史故事。说的是明朝建国以前,朱元璋召见一位叫朱升的知识分子,问他在当时形势下应当怎么办。朱升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采纳了他的意见,所以取得了胜利。毛主席根据当时中国所处的国内外形势,提出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全国人民省吃俭用“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不忙不闲,半干半稀”(我们家粮本上的毛主席语录),投入了“深挖洞”的人民运动。现在全国各地很多地下商场就是那时候挖的,已经成了商人们称王称霸的场所了。

 

再后来“批林批孔”开始了,我惊讶地发现那个“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的林彪元帅原来不光是一介武夫,而且还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呢。在当时的批判文章中,我们得知在林彪的卧室里搜出了很多条幅,其中有林彪赠妻子叶群的题字:“恃德者昌,恃力者亡。以君子长者待天下,故曰忠厚之至也”、赠女儿林豆豆的题字:“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还有一些林彪自勉的条幅,如“天马行空,” “独来独往” “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等等。其中“克己复礼”学问深了去了,根据当时北大、清华写作班子的文章,春秋末期天下大乱奴隶们纷纷起来造反, “礼治”处于全面崩溃之中。孔子站在没落奴隶主阶级立场上,把这种“礼崩乐坏”的大好形势诬蔑为“天下无道”,提出了“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纲领。他的“复礼”,就是要恢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奴隶主阶级专政;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孔老二要“复礼”,林彪搞“复辟”,批林和批孔就这么联系起来了。

 

再后来“评法批儒”开始了,报刊上充斥《孔丘其人》、《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孔丘杀少正卯》《鲁迅批孔反儒文辑》、《法家人物介绍·吕后》、《古代杰出女政治家武则天》、《论刘禹锡的政治诗》、《从王安石变法看儒法论战的演变——读(王荆公年谱考略)》、《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斗争的社会基础》、《汉代的一场儒法大论战——读〈盐铁论〉札记》这样的大部头文章。据国家出版局版本图书馆收到样书的不完全统计,从1973年下半年起到1976年底止,全国共出版评法批儒图书1403种,总印数1940余万册(不包括批林批孔图书和各地互相租型、翻印及少数民族文字版),约占同期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类图书的四分之一。在这1403种图书中,“批儒”的有496种(包括儒家著作批注,如《论语批注》《三字经批注》之类);“评法”的有907种(包括报刊文章汇编217种,活页文选294种,“法家著作注释本”224种,“法家著作校点”或重印本34种,编写的《儒法斗争史》《法家人物评介》和资料138种),涉及秦始皇、史墨、管仲、商鞅、荀况、邓析、韩非、桑弘羊、柳宗元到魏源、严复、章太炎达86人之多。中华书局出版、由该书局的编辑参加工作,署名北京汽车制造厂工人理论小组编写的《读〈封建论〉》,被誉为“创造了古籍整理贯彻‘古为今用’方针的好经验,打破了工农兵不能整理古籍的迷信,是上层建筑领域革命的新生事物”。该书出版后就有16个地方出版社租型重印,还被译成5种民族文字版和盲文版,总印数达100余万册(参见方厚枢《“文革”后期出版工作纪事》)。

 

回首往事,我认为“文化大革命”毫无疑问是一场政治、经济、文化的浩劫,但是却在客观上提高了当时老百姓的文字素养,算是不幸中的小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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