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普遍认为，西方文官制度是源出自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美国学者威尔·杜兰(Will Purant)在其宏篇巨著《世界文明史》中，盛赞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是“人类所发展出的选择公仆的方法中最奇特、令人赞赏的方法。科举制度后为西方文官制度所借鉴，其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可与‘四大发明’相媲美。”与西方中世纪贵族政治中所体现的由血缘出身来决定的等级差别不同是，科举制本身强调的是平等精神。

　　早在16和17世纪，一些来东方的传教士和旅行家就对当时中国的科举制度有所著述。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英法的一些著名思想家如伏尔泰、卢梭等人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倍加推崇，对中国的科举制度赞叹不已。

    18世纪末，英国政府和商人为了扩大他们的贸易，疏通与中国的外交和商业渠道，急于精通中国的语言、历史、习俗和哲学，以便懂得如何与这个古老的帝国打交道。这一时期在广州的英国商人纷纷建议在印度建立一所学院，专门培养派往东方的文职官员。1755年，在英国的《绅士杂志》上发表过一篇关于中国的文章，其中提道：“写作是一个有理性的人惟一愿意接受的考试方式……所有作者一致认为，中国的行政管理水平远在其他国家之上……他们的功名头衔均非世袭……每年一度在中国的都城开科取士。”到19世纪上半叶，大批有关中国科举制度的著作问世。其中最重要的著作包括：马礼逊以百科全书形式编纂的《汉英辞典》，以及郭施拉的《中国史略》、麦都思的《中国：现状与前景》和密迪乐的《中国人及其叛乱》。他们无一例外地认为，“该制度本身无疑是值得推崇并仿效的”。这些杰出思想家要求实行中国式科举制度的强烈呼吁，在对英国当时即将采用的文官制度的改革起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1847年，一位作者指出：“对于以中国原则为基础的考试制度的存在，每一位有教养的欧洲人都了如指掌。因此，如果认为那些论述中国问题的作者(从上溯到150年前的耶稣会传教士，到今天的汉学家)认识不到这一制度的影响，那简直是难以置信的。”1855、1870年英国政府相继发布了两个枢密院令，标志着英国近代文官制度的基本建立。枢密院令规定，行政机构工作人员的任命要通过公开竞争考试；考试分级、定期举行；建立主持考试的文官事务委员会；使考试制度化；对初试合格者进行复试等。这些考试制度的原则与中国古老的科举制度原则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假如说全然不存在中国的影响，那么这是多么奇怪的巧合。当时一些反对实行竞争考试者的言论，恰恰证明了中国影响的存在，而且他们对科举制度的优点弊端的了解也相当准确。

    1875年，《双周评论》发表了A·塞瑟的一篇文章，他写道，“目前，公众津津乐道于中国的理论……而中国人目前普遍的意识，已趋向于沦为一台考试机器……应该设法阻止这种中国新文化的入侵”。无论是早期英国思想家的著述，还是两国考试原则惊人的相似之处，或是当时高级官员所做的明证，以及后代史学家们的考证，都证明：中国的科举制度是当初西方特别是英国制定类似制度的蓝本。后来，西方文官制度逐渐完善，发展成现代的公务员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