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中华民族曾经拥有辉煌的古代文明。以千年为度观之，任何头脑正常的人都会因身为中国人而自豪。但是，近代以来，西方确已后来居上，以科技、工业、市场横扫天下，所向披靡。挟此蓬勃之势，西方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有长足进步，迄今已居当代文明的巅峰。当下之世，中国并非没有长于西方之技、之术，但主要都是在那些因传统差异而西方未有涉足之领域，例如中医之上工治未病，道家之久视长生，儒家之礼仪教化（且不论其褒贬）。不承认今日中西之差距，就是无视现实，昧于理性。

当此之时，国内有新法家出，声称中国祖于黄帝的法家之术，优于西法，可为治世之良药。新法家之出世，与新儒家颇有不同。当代儒家如康晓光，是从现实危机出发，遍觅良方，最后归于儒家。今之新法家，则大多从崇尚古贤出发，极力寻觅、论证中优西劣。其于现实的生疏，与时代的隔膜，对想象之对手西方社会及西学了解的片面，令人咋舌。

观其学说主张，新法家之谬，大致有三：

一，到哪里去寻“法君”？

新法家的全部制、术设计，都依托于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依法而治的法君。此人须六亲不认、宠辱不惊，一切行为遵循已颁之法，无人我、亲疏之别。且不说此一假设在道德、人性方面的困难，如此“法君”，意味着其权力基础不能是任何一种具体社会力量的支持，这样他才用不着与任何社会群体发生利益交换，才能在制订、执行法律上一视同仁。要建立这样一种权力，不是君权神授，就须本人成神，近
代以来，唯毛泽东能当之。

在利益分化的背景下，任何权力都需要笼络支持者，谁人能做到不偏不私？苟有法君，法不必苛如秦律，只要象台湾对待陈水扁、马英九一样，恐怕各级政府就都要“旧貌换新颜”了。这种杀伐果决，唯毛泽东能为之。毛倒确实曾有意成为这样的法君，但即使以毛的威望，也差点被人掀翻在地，何况其他？

法君权力的另一来源是民选，民选确实有可能使执政者超然于具体的群体利益之上，成为全社会整体利益的代表，在全体国人中普行法治。但一旦引入民选程序，法制也必然发生系列变化。那时的法治即非法家之治，而是宪政民主了。

二，倾天下之力为一人

法家的一切设定都是围绕法君，唯一目的是怎么帮助法君治世。自韩非子以来，将复杂问题简单化是法家的思维特征；归万千于一，是法家治术的基本思路。全社会只能有一个目标，所有人都必须服务于一个方向。所以法家认为“连坐”理所当然，国民对违法行为的监督并非是一种权利，而是一种责任。

这种倾天下之力为一人的设计，在物质条件匮乏、人身依附及等级关系大量存在的先秦时代问题不大；在列国争雄的背景下，还有着集中资源、力量夺取战争胜利的好处。但秦之一统，二代即亡，说明秦制只在特定条件下具有优越性。在思想多元、利益多元的当代，不同人有着不同的价值追求，怎么可能要求他们为了法君的治世需要而放弃其它？法家所要求人们放弃的自由、独立、尊严等等，可能恰恰是今人最为珍视的。在物质条件已大为改善的开放时代，法君不可能垄断所有的利益资源，它所拥有的奖惩手段也不足以调动一切人的行为。

确实，如果存在名副其实的法君，人们为了全社会的利益作些牺牲，也不失为一种“次差选择”；在贪腐横行的背景下，如果“连坐”不是向下、向左右而是向上，也不失为一种澄清吏治的问责之法。现实多缺陷，即使以法家之局限性，苟能严行于当世，于时局也不无小补，但这并不构成法家优越性的证明。换了任何一家学说，如果能够严格落实，都能改善现状。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国的问题不在于无法，而在于其法不能自行，无人愿意落实。

三，重功利，轻仁义

自古以来，法家即嘲笑“腐儒”教化之说，这是法家归万千于一的简单化思路所致。仁义教化没有儒家所说的那么玄，尤其在当代，由谁来教化？谁可教化谁？还真不好说；但它也没有法家所论之不堪。

一种社会现象的形成，其原因往往是复杂的，改善也应从多种途径入手。仅靠八荣八耻建不成和谐社会，没有荣耻观的社会也绝不是和谐社会。法家视功利为唯一价值，将奖惩作为驱动社会的唯一杠杆，这在特殊时期简单而有奇效，但在大多数时期难免挂一漏万、捉襟见肘。

四，结语

往者西不如中，而今中不如西，再百年后，未必中国不会重占鳌头；从中国文明传承及现实经验中，也未必不可孕育出引领未来潮流的新文明、新范式。但是，这一切只能待之于历史的自发演进，待之于千年血脉的幸运。企望从故纸堆中觅得玄机，指引未来变幻，古今中外，从未之有。国人不如以开放的心态，求实的精神，踏实做好今天的事，积累点滴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