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骄傲地宣称自己是一名社会主义者，尽管在许多人眼里，国家理想已经成为他们肆意攻击、任意嘲弄的对象；难道污蔑祖国也可以当作资本收藏吗？这种现象在所有现代文明国家里都是罕见的

要不是朋友提醒，我不会想到自己已被卷入一场关于秦帝国灭亡原因的争论之中。事情是这样的：3月10日搜狐网“煮酒论史”论坛上有人贴出了《秦始皇VS唐太宗 》一文，作者本意显然是让读者评价哪个政治家更伟大。出人意料的是，这篇文章一直跟贴不断，到笔者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该贴仍挂在首页，跟了36页432贴；翻了一下，原来自己卷入争论是因为一位网友引用了我的《揭穿中国第一谎言》一文论证秦帝国灭亡的真正原因——秦二世背离了法家，使秦法变成了暴法，秦政变成了苛政！

这篇引文立刻遭到了网友“浪漫邂逅”的强烈批判，此君不仅以无知为武器批评我关于秦帝国灭亡原因的观点，还连带批评了我的社会主义世界观，甚至“株连”了“何新、宋强”两位先生。这个跟贴说：

“呵呵，你的这段文字我早就看过，是翟玉忠写的一篇文章《揭穿中国第一谎言》中的片断（窃以为先生应该标明引用出处，尊重他人劳动成果嘛），不过此君的观点俺不敢苟同。该人文风同前些年风靡一时的何新、宋强之流同出一辙，好发哗众取宠之论。记得此君写过一篇文章论证我们中国社会主义战士们应当如何如何完成埋葬资本主义在世界统治地位的使命，呵呵，想要解放全人类啊？？？果然鼓舞人心。

“翟某的宏论俺就不多恭维了，只说您引用他的上面那段文字吧：

“先说秦二世更改秦法为‘失期，法皆斩’这一条，您引用的翟大师这段文字说，秦简成于‘昭王元年（公元前306年）至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说‘距陈胜吴广起义仅8年’，问题是‘8年’是秦简形成年代的下限，他怎么不计算上限（公元前306年）呢？中间有90年呢？几代秦王的江山都做过去了，为什么“征发徭役时如不报到，处罚应该是笞打”的秦法不是秦昭王时制定的呢？翟大师不能如此偷换模糊的概念吧？”

首先声明，我本性反对哗众取宠，不仅在社交场合，在思想领域也是这样。至少有10年时间，我向别人虚心学习，寻找济世之路，最后“邃密群科济世穷”才不得不自己探险出一条路来。

另外我不可能同何新、宋强“同出一辙”，千万不要把人家拉进来。我至今没有见过何新一次，听说他一直主张“新国家主义”。因为国家主义的某些部分成为合作主义的思想源头之一，而合作主义又是上个世纪人类三大政治经济形态之一（其它两个是大家熟悉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所以我认为今天借鉴合作主义更好些，当然制定国家经济政策时将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是当代政治的基本准则，是正确的；宋强本应见的，但他不在京，所以老没有机会向他请教，我只读过他参加写作的《中国可以说不》一书，那本书是宣传上的杰作，但不是思想上的杰作。

“浪漫邂逅”还对我的研究当代政治经济结构的文章冷嘲热讽，我骄傲地宣称自己是一名社会主义者，尽管在许多人眼里，国家理想已经成为他们肆意攻击、任意嘲弄的对象。难道污蔑祖国也可以当作资本收藏吗？这种现象在所有现代文明国家里都是罕见的！此君指的文章很可能是我的《结束资本在自由名义下的世界统治》一文。先生们，世界政治经济结构就是那样的，由于全球化时代（特别是“9·11”后）劳动力管制的加强，我们被压迫在廉价劳动力板块就是要依附于资本/技术板块国家，这是现实啊！要不美国为什么敢对中国的汇率问题颐指气使；为了维持这一结构，美国就是要干涉台湾问题，如果这一结构就松动了，对美国来说是很危险的，这就是冷战结束后美国一直在努力加强亚太地区军事存在的根本原因。

任何思想都是一定时代历史阶段的产物。马克思和列宁处于人类工业化的上升时期，我们正处于去工业化阶段，当然不能把马列的东西奉为神明，但马列的基本原理还是正确的，经济基础仍然决定着上层建筑，人类历史的主旋律仍然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看看伊拉克战争就知道，政治是经济的延续，战争是政治延续。伊拉克属于资源板块国家，美国想在政治上逼伊拉克就范，搞不定就只好用导弹签订经济协定，输出石油了。由于当代历史的特点是资本的全球化和劳动力的地方化（民族/国家化），所以去工业化时代国内不同阶层之间的斗争已经从一国内部转向国际化了！

今天，当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人区的时候，有人还在大谈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明明劳动力不是自由流动的，有过出国经验的人最容易明白这一点；中国为什么只有卖出八亿件衬衫才能进口一架空客380，而我们买一架空客380只能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生产“八亿件衬衫”，要搞清楚这里边的政治经济学只能靠去工业化阶段发展了的社会主义，而不是靠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方向错了，会死人的！

为了把国家力量以社会主义逻辑有效整合起来，不让官僚买办将社会主义祖国最终腐蚀掉，我开始开采中华文明最宝贵的思想矿床——法家。我赞成“新法家”这一提法，但心里感觉自己只是一位勤劳的脑力矿工，幸运的是我能直接接触到这个民族生生不息的血脉——事实上“浪漫邂逅”只不过在重复2000多年来儒家妖魔化大秦帝国的老调，胡说是秦国的基本治国理念法家导致她灭亡的。

此君批评我“偷换模糊概念”，在论证秦二世胡亥背离法家导致秦朝灭亡时，没有看到睡虎地秦简成于昭王元年（公元前306年）至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有可能胡亥以前就有秦君更改了秦法，秦的法家暴政早就成形成了，而“征发徭役时如不报到，处罚应该是笞打”的秦法可能只是秦的旧制。“胡亥更法”最多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之前骆驼早已不堪重负了！

这位先生对秦国的法律制度一点也不了解。在秦国，法令都是复制一份放在天子的禁室，禁室加上锁钥和封条，任何人都不得擅自启开禁室，违者是不可赦免的死罪，而且每年都要将禁室所藏法令授给主管法令的官吏。《商君书·定分》对这种制度描述道：“法令皆副，置一副天子之殿中，为法令为禁室，有铤钥，为禁而以封之，内藏法令一副禁室中，封以禁印。有擅发禁室印，及入禁室视禁法令，及禁剟一字以上，罪皆死不赦。一岁受法令以禁令。”

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的主人是喜，秦王政时历任安陆御史、安陆令史、鄢令史等与法律有关的职务。按照秦制，他所接触到的法令都应包含每年发布的最新内容。所以秦法“失期，法皆斩”这一条必然发生在公元前217年以后！

另外，通过《张家山汉简》（汉承秦制）和其它地方出土的秦简看，以法家思想为核心的秦法绝不是后世所传的暴法，儒家两千年来之所以能以讹传讹是因为秦律早已佚失。随着大量秦汉竹简的出土，儒家谎言不攻自破，一个辉煌伟大的文明逐渐展现在世人面前。

我一直强调秦末过度膨胀的财政政策是她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不能把秦二世而亡的根本原因归罪于法家，是胡亥更法，背离法家直接点燃了农民革命的星星之火。当时权臣赵高是多年教授胡亥法律的老师，胡亥在继位后听信赵高推行严法刻刑的建议，最后导致秦法“务益刻深”。《资治通鉴·卷第七·秦纪二》载：“赵高曰：‘陛下严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诛灭大臣及宗室；然后收举遗民，贫者富之，贱者贵之。尽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亲信者，此则阴德归陛下，害除而奸谋塞，群臣莫不被润泽，蒙厚德，陛下则高枕肆志宠乐矣。计莫出于此。’二世然之。乃更为法律，务益刻深。”

在信仰、意志和忠诚面前，无知、嘲弄和谎言最终只能是躲在历史角落里哭泣！是我们还历史本来面目的时刻了，让我们告诉整个世界，中国不是政治腐朽和社会停滞的旧文明，在两千多年前的青铜时代，她曾经政治清明、积极进取。让我们掀起东方文艺复兴的巨浪，复兴这个伟大的文明吧——恢复了青铜光荣的中华文明必将砸碎套在自己头上的资本金锁链，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