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柏杨《中国人史纲》

　　道学，即上世纪（十一）萌芽的理学。

　　进入本世纪（十二）后，理学改称道学，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改，可能是理学只是纯学术性的学派，而道学则由意识形态领域，进入到实际的行为，成为一种政治上或社会上的党派。士大夫在理学思想指导下，一面自卫，一面打击异端。我们似乎可以称道学是“应用理学”。
　　道学一开始就以儒家学派的正统自居，而儒家学派的思想又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的正统思想，所以道学自然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国的正统思想。此一正统，靠一个道学家所拟就的、庄严的圣人系统维持，所以这系统有时候也被称为“道统”，道统由下表所列一系列的圣人组成：　

　
 
　　从这个表可以看出，中国自纪元前三世纪到纪元后十世纪，凡一千二百年之久，所有的人都是凡夫俗子，没有出现过圣人。而在上世纪（十一）和本世纪（十二），却连续产生两位：程颐和朱熹，由此可知道学家的重要地位。朱熹的哲学基础是程颐的“敬畏”，他把它阐扬为“居敬穷理”。于是他发现“天”是宇宙的自然法则，同时也是道德（个人的）法则和政治（国家的）法则。一个道德上没有暇疵的人，才有资格去治理国家；一个道德上有暇疵的人，即令再有才干，也不会把国家治理完善。至于道德的内容和标准，则由道家学订定。
 
　　道学家认为，人类只有两种：“不是圣贤，便是禽兽。”这跟“君子”、“小人”的二分法同样严厉。圣人是一种凝固剂，主要功能在维持社会秩序的安定，维持既定的名分和既定的尊卑，使不作任何改变，以免名分和尊卑紊乱。这种道德法则的精神和形态，被称为“礼教”（又称为“名教”）。怎么样使礼教达到至善，朱熹认为关键在于“天理人欲”。天理是善，人欲是恶，所以必须尽量发扬善而摒斥恶。礼教的正常运行，是天理、是善。企图予以变革的，是人欲、是恶。一个人必须努力减少自己的欲望，减少越多，越接近圣人的境界。减少欲望最有效的方法是：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圣人们所下定义的道德，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忠君爱国，除此一念外，别无他念。

　　——自从纪元前二世纪，西汉政府罢黜百家，独尊儒家学说为中国法定思想，中国人的思想开始受到拘束，经过一千余年的累积，到了本世纪（十二），更加严厉的拘束，在理学家道学家手中完成。

　　问题就恰恰发生在这里，因为道学家的要求太高，所以很难有人能够达到际准，连道学领袖，圣人系统中最重要人物朱熹都不能。朱熹担任浙东地区（浙江省）高等法院院长（提举浙东刑狱）时，跟台州（浙江临海）州长（知台州）唐仲友，为了争夺一位漂亮的妓女严蕊，朱熹失败（我们可以想像得到，她对满面道学的圣人，恐怕难以激起澎湃的爱情），朱熹遂攻击唐仲友奸邪，向皇帝上奏章弹劾，这跟程颐对付苏武的手段如出一辙。他们在感情激动时，都不能实践他们对人的要求，其他人当然更为困难。于是产生下列两种现象：
 
　　一、道学家在礼教甲胄之中，因不能忍受那种压力，往往人格分裂，成为言行不符，甚至言行恰恰相反的两面人，道学家所要求的道德，几乎全部都是外销品。
 
　　二、因为自己做不到，所以道学家往往一味要求别人在礼教甲胄中受苦。这种心理背景，产生一种愿望，对别人的责备永无止境。动不动就要求别人死，甚至即令死也不能逃脱责备。
 
　　这种偏差的行为，当然引起反感。道学与反道学双方都向皇帝争取支持，反道学的一派在宰相韩侘胄领导下，获得胜利。一一九六年（已是本世纪尾声），第十五任皇帝赵扩下令，禁止道学传播，担任国立图书馆官员（秘阁修撰）的朱熹，也被免职。但只禁止了六年，到下世纪（十三）一二○二年，即行解禁。但道学家却掌握着两大武器：一是教育，朱熹在私立大学白鹿洞书院当校长，学生遂成为道学的主要传播者；另一是考试，国家考试大权，始终握在道学家之手。它只录取赞扬道学的人，知识分子遂大批被引到他们指定的道路上。

　　在这个庞然而坚固的道学思想指导原则下，寡妇被迫活活饿死，也不许再嫁。音乐、戏剧、绘画，一律成为坏人心术的毒品，逐渐被轻视。作诗也属于堕落行为，因为不专心便作不好，专心则就没有时间思念道德和忠君爱国的大事了。其他文学作品，如小说、散文之类，看一眼都是罪过。只有低贱的人才去从事体力劳动，圣人系统和准圣人系统——道学家，则必须全神灌注道德和道德基础上的“治国”、“平天下”。人们连走路都要有一定姿态，奔跑和急促的步子，都是轻浮下贱。服从传统权威，崇拜古人古事，崇拜祖先，都是最高贵的善。任何改变和抗拒的念头，都是邪恶，必须在念头一起时就予以无情克制。任何发明创造，更都是专门取悦小人和女人的奇技淫巧。

　　这就是直到二十世纪，中国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士大夫的意识形态，我们必须对此有简明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