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香港3月25日电／《中非新闻网》3月22日载文《孔圣人能救中国吗？》摘要如下：

　　在当前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口号下，中国的儒学复兴运动越来越热火，引起了海外人士的的关注，媒体和研究中国问题的分析家有诸多报导和评论。在分析这股儒学复兴热背后的动机时，这些评论认为，从国内政策看，它与北京政府希望化解日益增加的社会不满，要建立现代仁政有关；就国际战略而言，也可以视为是北京政府力图消除海外“中国威胁论”，建立中华文化圈或所谓“文化霸权”的重要一着棋。

　　最新一期《新闻周刊》刊登的本杰明·罗伯逊（Benjamin Robertson）和刘美远（Melinda Liu）的报导说，如今中国领导层嘴上常提的词是“和谐”。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富人还是穷人，北京当局都像向他们传达同一个资讯：为什么我们不能和睦相处？

　　自从胡锦涛于2003年成为国家主席后，他就把“和谐社会”视为自己的首要目标。上周，国家总理温家宝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再次强调相似的思想；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如何帮助没有跟上中国经济改革大潮的农村，改善农村穷人的健康和教育情况。外交部长李肇星也响应胡锦涛的号召，向海外各国传达这样的资讯。他最近说：“尽管存在分歧，但是，中国一直寻求与其他国家和平共处的道路。”

　　历史走了一个圆圈，中国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战乱和政治纷争之后，重新出现了尊孔热潮。孔子，这位生活在西元前551-西元前479年的圣人，再次回到了中国人的神坛上。儒家思想的价值观——团结、仁义道德、尊重权威和上下有序的“忠恕之道”被公开大力宣传，北京的共产党领导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极力兜售这些思想。与之相应，北京当局号召年轻人要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在40年前的文化大革命中，孔孟之道被斥为封建专制的思想支柱。但是到了去年的9月，中国政府举办了从1949年以来最隆重的孔子诞辰纪念活动－“孔子文化节”，热闹非凡，有数万人参加.其中包括100多名学者,讨论如何将儒家思想作为中国的“道德基础”。

　　尽管胡锦涛本人并未公开宣称，要用儒家思想填补中国面前的信仰真空，然而在2005年的2月，他明确地提到了孔圣人的名字，他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讨班上的讲话中说：“孔子说过:‘和为贵’”。他还同时引用了其他有代表性的中国传统思想家－包括孟子和墨子的语录，作为建设能够消除经济停滞和社会动荡的“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

　　胡锦涛强调建设“和谐社会”，个中原因不言自明：市场化改革、白热化的经济潮流和文化上的追求前沿，这些都在中国13亿人中触发了嫉妒和不满。特别是在农村地区，社会动荡有一触即发之势。那里的民众不满意贪污、征收土地、也许最重要的，还是民众的收入停滞不前。在2005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将近四分之三的受访者对“他们最希望的是什么”的回答说，是“钱”。宣称自己是孔子第73代直系传人的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点出了目前存在的社会问题:“贫富差别、下岗失业、越来越多的请愿，公开表示的不满和社会治安恶化等矛盾。”

　　显而易见，中国共产党需要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来医治这些伤病，集体主义已经被物质主义产生的占有欲、人心的贪婪所代替，尽管它帮助了中国经济的增长，然而它也形成了一些专家称为的裙带资本主义。唯一能支橕中国的，只剩下民族主义。但是，民族主义也是一把双刃剑。不过另一方面，弘扬孔孟之道也有助于睦邻政策，因为儒家思想不仅是中国的国粹，对其他国家来说，也是一种没有威胁的和平主义。在几年前起就开始拥护“和睦社会”道路的孔庆东教授就说：“儒家讲求大同，也就是提倡世界各民族都应该成为一个大家庭。”

　　儒教治国的提倡者、中国科学院和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康晓光认为，儒家思想的价值也是中国新一代的“go-go”们文化追求的答案。他说：“如今中国社会的状况是历来最差的。问题的主因是没有一个道德标准来约束人们的行为，教导他们应该如何对待他人、伙伴、朋友和家人。人际关系非常模糊，我们也没有一种判断幸福生活的标准。”

　　曾担任前国家总理朱镕基社会政策顾问的康晓光，呼吁将儒学教育作为所有学龄儿童的必修课程。虽然，目前尚未发展到这一步，不过，教育部已对康晓光及其同仁们的提议亮了绿灯，同意在各地学校添加分为30课堂的传统儒家文化课程。现在，超过500万名小学生在校学习儒学课程。另外，全国已经有18家大型高校主办儒家思想课程，或者拥有儒学研究设施。过去两年，中国人民大学的儒学研究机构还举办一些特别的纪念活动，让孩子们参加《论语》的朗诵大赛。

　　在这股儒学复兴的浪潮中，胡锦涛和北京中央政府的意图很明显，就是希望通过儒学教育给来自地方基层对中央政府权威的挑战泼一瓢冷水，如今，地方动乱已成为北京当局的心头病，为了阻断这种趋势，中央政府甚至对地方官员说，他们的仕途前景要由他们是否能维持住地方的安定来决定。儒家思想不仅强调社会和睦，还规定，只要皇帝在道德规范内行使所谓的天命赐予的权力，人民就必须服从他。

　　就像一些孔孟之道在毛泽东时代被视为糟粕一样，现在，因为同样的原因，也有些人不欢迎孔子思想的复归。理由之一，就是认为儒家有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例如，中国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胡星斗认为，中国领导人提倡政治生活中的道德观的做法，只是在回避解决政府系统腐败和低效的根源。他说：“想把一个传统信仰系统完全复制到现代是行不通的。儒学强调人们应该如何约束自己的行为，要求他们抑制欲望，服从高度的道德标准。这是不现实的。”

　　不过，比起其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国家，中国社会思想的倒退显得似乎落伍了：新加坡人不再重视“亚洲价值”；而在南韩，早于1999年，批判儒学就成为流行的趋势，《如果儒学死亡，国家才有活路》一书的出版更是轰动一时。

　　这些批评并不能动摇最热情的儒学复兴宣导者。具有600多年历史的北京东城区府学小学的校园里，有一座5米高的孔子像。这所学校创于1358年，原是一所修习诗经的寺院学校，在他们从2003年开始教习儒学以来，就成为一所实验小学。

　　对如何扩大孔子思想的教育上，康晓光有一些宏伟的设想。他说，现在政府内部的争论已经不是是否要复兴孔孟思想了，而是如何对待孔孟之道的地位－是视为教育系统的一部分呢，还是一种政治理论，或者是一种国教。康晓光也对扩大儒学在海外的影响抱有很高的期望。他说：“我并不期望其他国家接受儒学，但是，如果中国和全世界都以孔孟思想做为国际关系的基础，对所有人都会更好，道德的正义最终会战胜自私的利益。”

　　康晓光这种说法，肯定让中国外交部的官员们头痛不已，因为，他们一直试图避免与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扯上关系。确实，中国是否能为国际社会的好处，而牺牲微小的自我利益，这一直是观察中国崛起的分析师的热门话题。

　　为了平息这些担忧，中国的外交和教育部在过去两年里，一直在全球范围内悄悄的设立一系列中国文化中心，开展中国语言和文化教学，树立北京在海外的正面形象。北京还批准了一个耗资100亿美元的专案，在世界各国成立所谓的孔子学院，目标是到2010年时达到100所。首所学院建于南韩，美国、加拿大、德国和肯雅等国家也有了类似设施。

　　孔子“邻家大叔”式的有亲和力的形象，也可以帮助中国政府改变海外视中国为一个贪婪无比的国家的观念。中国将表现出一副“孔子和蔼可亲的形象，而不是硬派的共产主义作风。”很显然，胡锦涛当局要借孔子先贤历史的感召力和良好的温良形象来帮助赢得盟友和影响海外的人们。不过更重要的问题是，就算弘扬孔孟之道的宣传攻势在海外获得成功，孔子的复归是否能给中国带来他们所期盼的那种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