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对改革的反思和议论。反思的主题是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也就是社会公平与两极分化问题，议论的重点是教育、医疗、住房改革、国企改制等问题。大家见仁见智，莫衷一是。

（二）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历史决策。我国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明显改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也是反思改革不可离开的前提。但毋庸讳言，二十多年的改革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某些领域的改革之所以广受诟病，就在于这些领域的改革没有很好地维护社会公平，没有很好地维护和发展人民利益。对此进行反思，并在反思的基础上更好地进行改革，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科学发展观，就是反思的结晶，是总结和反思建国以来特别是二十多年来关于发展的经验教训的结晶。改革是一个不断地调整政策、变更制度以适应新的客观形势的过程。改革是手段而非目的，手段是应当并且可以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而加以调整的。世界上不存在不能反思的事物，对毛泽东都不能搞“两个凡是”，遑论改革。给反思改革扣上否定改革、反对改革的帽子，反映了一些人的霸道和不自信。

（三）在改革中受益不均，导致了对改革的评价不同。广大群众由上世纪80年代的一致支持改革，转而对改革产生了不同的评价和认识，根本原因在于改革导致了利益分化。有人受益很多，自然支持改革；有人受益甚少，故而心态不平。一些群众的意见在于，现今贫富差距过大，拉大差距的速度过快，以至于我们在短短二十几年里积累的贫富差距甚至超过了三百多年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再者，我国一些富人的暴富并非诚实劳动所致，并且在致富之后没有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因而导致了群众的不满。

（四）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形成反差的，是许多普通劳动者超乎寻常的艰辛与拮据。据调查，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月工资１２年只提高了６８元，１３．２％的进城务工人员入不敷出，６３．２％的人没能挣下多少钱。为了多赚一点钱，他们不得不透支健康，加班加点地干。不久前发生的事例是，四川籍女工何春梅在广州铧鑫公司连续加班４天后猝死。看来，当我们看到“中国制造”的标签时，不应该忘记，这些物美价廉的商品，很可能是我们的劳动者以透支生命的代价制造和补贴出来的。一些国企的情况也并不好。管理层每人每年拿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年薪，而普通工人一年下来只拿到一两万元，甚至还拿不到1万元，相差几十倍。全总的一项调查反映，有91.2%的职工认为社会收入差距很大或差距较大。有的职工气愤地说：“他们抽中华、喝茅台，减员增效，减的是我们的员，增的是他们的效。”这说明，贫富差距的对比已经相当大了，今后这种对比只能逐步缩小，而不能进一步扩大，否则我们的经济就不能叫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前面冠以“社会主义”四个字，就使我们的市场经济有了质的规定性，这种规定性是我们的市场经济的前提，而绝不是可有可无的。

    （五）有人以比较优势为幌子，主张中国只能搞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不宜发展赶超型的技术密集型产业，所需要的技术从外国引进就可以了。这种观点已经误导了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其实，中国的国情，不但表现为劳动力密集，同时也表现为知识密集和技术密集，我们拥有数千万知识分子，而且是勤劳智慧、劳动力成本较低的知识分子，我国的科研院所成千上万，中国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也完全具备发展知识密集、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能力和条件。自主创新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是一条别无选择的必由之路。自主创新并不排斥技术引进，在全球化的今天，自主创新也要在开放的条件下进行。但在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之间，我们要坚定地以自主创新为主，以技术引进为辅，否则就必然导致两个后果：一是陷于受制于人、永远落后的境地；二是在利润分配方面处于弱小被动地位。比如，中国工厂为罗技公司生产的Wanda无线鼠标在美国的售价大约40美元，罗技公司拿8美元，分销商和零售商拿15美元，另外14美元进入Wanda零部件供应商的腰包，中国从每只鼠标中仅能拿到3美元，工人工资、电力、交通和其他经常开支全都包括在这3美元里。 一个中国制造的巴比娃娃的售价是20美元，但中国从中只能得到35美分。可见，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只是得到了GDP的漂亮数字，而跨国公司得到了真正的利润。难怪一位外商满意地说：“在中国，工人很老实，没有令我们不快和与我们作对的工会。”缺乏自主核心技术与知名品牌，是导致我们被动地遭受盘剥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人民勤劳而不能致富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说，在改革开放的前期我们应当以学习和引进为主，那么经过近三十年的学习和引进之后，我们应当进入一个以自主创新为主的新阶段。犹如一个人的成长，小时候需要大人的扶持帮助，成人后则需要自立自强。这是一个规律性的发展趋势，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理想对当代中国人的热切呼唤。

    （ 六）上述情况提醒我们，一时一刻也不要忘记改革开放的目的。改革开放只是手段而非目的，我们不能为了改革而改革，为了开放而开放。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是国家的强盛和人民的福祉，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是改革开放的最高价值观。国家的强盛，需要的是真正的中国制造，而不是血汗工厂；人民的利益，需要的是符合社会公平的共同富裕，而不是少数人的一夜暴富。广大人民群众而不是少数人从改革和发展中得到了什么、得到了多少，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通过改革开放实现了什么利益、实现了多少利益，是评判改革开放方向对错、质量高低的根本尺度。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必须不停地追问改革开放的目的是什么，凡是符合改革开放目的的改革措施和开放措施，都应当加以推动、加以推广、加以肯定；否则，就应当加以调整、加以纠正或加以否定。

（七）由于改革开放造就的活力和机遇，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应当说，这是改革的成果，是改革成功的重要标志。但改革不能止步于一部分人的先富，还应当致力于人民群众的共富。共同富裕，应当成为改革的根本方向和终极目标。现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任务已经完成，今后改革的主要任务就应当向共同富裕转变、向扶助弱势群体转变，否则改革就从根本上失去了意义。不向共同富裕转变的改革，非但不能缓解矛盾，反而会积累矛盾，会成为革命的准备过程，那将是一场灾难。要缓和矛盾，避免动荡 ，增进和谐，就必须进行正确的改革，正确的改革就是在提高效率的同时，最大限度地谋求社会公平，让老百姓从改革中受益，让老百姓分享改革的成果。这既需要政府的政策调节，需要体制性的改革，也需要先富者的慷慨捐输。

（八）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不应当是先与后的关系，而应当是同时解决的问题，即用效率来改善公平，用公平去促进效率。公平是社会正义、社会和谐与社会稳定的基石。公平是方向，方向重于效率。如果方向正确，即使慢一点也无妨；而一旦方向有误，效率越高，离正确的目标就越远。违背公平的效率是没有意义的，甚至是有害的。今后的改革所要的效率，应当是沿着公平方向加速发展的效率，而不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效率。实践已经证明，片面地强调一部分人加速致富的效率，不但有损于公平，也有损于效率本身，并最终毁灭效率。当然，这里所说的公平，主要不是指数量的均等，而是指机会的公平，与历史上的平均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九）某些领域的改革失当或失误，客观上有经验不足的因素和旧体制制约的因素，主观上则归因于既得利益和部门利益作祟。有些所谓的改革，实际上是打着改革的旗号，谋取部门利益、集团利益而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这种行为损害了党的威望和改革的信誉，积累甚至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了种种不良后果。

（十）国企改制应当成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的过程，而不应成为“私有化”的代名词，更不能成为某些人侵吞国有资产、损害工人利益的可乘之机。人民利益是改革的最高价值观，同样是国企改制的最高价值观。那种可以牺牲数千万职工利益的所谓“代价论”和改制过程中损害广大工人利益的行为是不道德的，是违反改革本意和社会主义方向的，甚至是触犯法律的，因而是不能允许的。现在的一些国企管理层怀有私有化预期，为了能够及早实现管理层收购，把本来可以经营得很好的企业，也搞得效益不佳甚至出现亏损，以此给政府施加压力，迫使政府允许所谓“改制”，从而达到私有化目的。还有一些党委和政府领导人，与所在地国企管理层形成默契，双方共同从国企私有化中获取巨额物质利益。要想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状况，就必须从政策和法律层面打消国企管理层对私有化的预期，并采取信托经营等现代企业制度切实提高国企的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

（十一）我们注意到，这些年来出现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大规模收购中国装备制造业的趋势，这一趋势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一些地方政府在错误政绩观或个人私利的支配下，积极配合外资方的收购行动，以低廉的价格轻易地向外方转让了苦心经营数十年的装备制造企业及其市场份额。装备制造业不是一般的行业，而是“制造机器的机器”、“武装工业的工业”，关乎工业的可持续发展，更关乎国家经济安全和国防安全。这样的行业一旦失去自主性，其后果是不言而喻的。由此我们想到一个急迫的问题，即制定民族产业保护法，对民族产业区分轻重缓急，确定不同的开放度，对那些关系工业基础、战略技术和国家安全的重大产业应重点加以保护。在全球化时代的激烈国际竞争中，这不但是保护国家安全的需要，也是保护中国市场和提升民族产业竞争力的需要。从美欧等国阻止中国商业收购的情况来看，人家在这方面的观念和意识比我们要强得多。

（十二）我国股市的发展也不能说是成功的。二十多年来，中国股市成了世界上少有的只亏不赚的股市，多少中小股民怀着发财的梦想而来，最终血本无归而去。这样的股市非但不是小康社会的助力，反而成了小康社会的杀手。股市的不成功，当然有经验不足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无视广大股民尤其是中小股民的根本利益，而仅仅将股市视为圈钱的工具。这一点如不加以改变，中国股市就不会有自己的未来。

(十三)给外资以超国民待遇，在一定时期内发挥了吸引外资的积极作用；但这一政策的负面影响已经显现，具体表现为助长了跨国公司对中国经济的垄断趋势，使民族产业处于不平等竞争的境地，压缩了民族产业的成长空间。因此，不应将优惠外资的政策无限延长。由于我国的落后状态和发展需求，由于全球化的两重性，引进外资并容忍其造成的某些负面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在一定阶段里，是我们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壮大和自有资金的逐步充裕，我们应当也可能调整已有的开放政策，采取新的更加科学的政策，趋利避害，把外资的利好最大化，而将其负面效应降到最低。这是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对开放政策提出的迫切要求。

(十四)民族产业是实现民族复兴的物质基础，我们不能想象中华民族能够在没有民族产业振兴的基础上实现民族复兴。实践已经证明，我们不能将民族复兴的希望寄托在跨国公司的身上，而必须将基本立足点放在民族产业上，必须给民族产业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进而扶持民族产业参与国际竞争。据媒体反映，国内许多招投标中，竟推荐清一色外国品牌，国产品牌甚至没有竞标资格。还有一些消费者，对国货采取歧视态度，即便是品质优良的国货也不屑一顾，处处以洋为荣、挟洋自重。这种媚外的态度是不可思议的，是没有出息的。在此，笔者呼吁同胞们热爱高品质的国货。我们不保护落后，但我们有责任推动民族产业的发展，而热爱高品质国货，正是先进性与爱国心的最佳契合点。在本世纪头20年里，我们有责任推动民族产业涌现出一批过硬的先进技术和知名品牌，较大幅度地增强民族产业在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竞争力。

    （十五）新形势、新任务、新思路迫切需要我们树立新的政绩观。今后，应当用科学发展观而不是以GDP多少、引进外资多少来衡量各级干部的政绩。新的政绩观，应当着重考察各级干部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的政绩，自主创新、扶持民族产业的政绩，建设环境友好资源节约型社会、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政绩，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绩等等。

（十六）左与右的思想分歧一直贯穿于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在上个世纪80年代，美苏冷战结束，我国文革结束，反对僵化、主张改革、对外开放、学习西方的呼声逐渐汇成一股强大的思潮，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工作重心的转移，推动着中国改革进入了21世纪。但是，现在的国内外形势已经出现了不同于上世纪80年代的重大变化：从国际形势看，冷战结束时相对和谐的国际环境已不复存在，美日等国已经将我国视为潜在敌人，对我国实行遏制和战略包围，我国面临的国际压力空前加大，在亚太地区事实上出现了近似冷战的国际格局。从国内形势看，在国民经济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公民贫富差距明显加大，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形成并且利用优势条件不断进行财富和政治利益的扩张，由此积累了相当程度的社会矛盾。跨国公司大量进入中国市场，一方面推动了我国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与此同时其副作用也开始显现：垄断我国经济的趋势逐步加剧，对民族产业形成严重挤压；加重了我国的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和对劳动力健康的损害；加大了我国对外贸易顺差进而导致对外经济摩擦案件的增多。面对显然不同于上世纪８０年代的新的形势，改革的方针政策理所当然地应该进行调整，然而有些人依旧坚持上世纪80年代的思维，继续鼓吹全面私有化、完全市场化、无条件对外开放、多党制和所谓新自由主义，这实际上是一种新的思想僵化——右的思想僵化。这种右的思想僵化既不符合新的国内外形势，又不利于改革在符合人民利益和社会公平的路径上继续深化；这种右的思想僵化一旦影响政府决策，只会加大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进而导致社会矛盾的进一步积累和激化，最终葬送改革。当然，有些人起劲儿地鼓吹全盘西化，并非思想糊涂或思想僵化所致，而是利益使然。一些所谓的“民主精英”，一面吟唱民主高调，一面维护少数人利益，事实上成了富人或洋人的代言人。富人的代言人眼中不会有群众，洋人的代言人眼中不会有祖国。

（十七）完全的私有化和市场化在哪里都行不通。深化改革，一方面是在法治基础上的进一步市场化，政府管不好、管不了的领域，让市场来调节，充分发挥市场在经济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调节作用。为此，我们必须进行政府职能转变和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否则市场化不可能取得真实的有益的进展。离开政府职能转变和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而一味地市场化，只能导致比计划经济更差的“伪市场化”。另一方面，市场不是万能的，如果把什么都推向市场，只会导致两极分化的进一步拉大。在应该管又管得好的领域，政府应责无旁贷地承担起责任，加大管理和调节的力度，以弥补由于市场化而导致的社会不公。

    （十八）在对外关系方面，我们的一些人主张只有追随超级大国，向它低头才能获得机遇。这至少是天真的、不切实际的想法。俄罗斯最初曾实行全面倒向西方的政策，得到的是什么？最后普京不得不收回数百家原来的国有企业，制定矿产法，保护国家战略资源。“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滋养了北方大国的繁荣，自己却在西方所谓新自由主义的诱导下陷入“拉美化”陷阱，社会与经济濒临危机。于是，查韦斯总统毅然宣布委内瑞拉转向社会主义；莫拉莱斯总统一上台就宣布“社会主义是玻利维亚和拉美的希望。”他们都是看到自己国家吃了大亏之后才幡然醒悟的。“拉美化”，是中国的前车之鉴。鉴于全球化的两重性、鉴于拉美化的教训，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应当拿出当年毛泽东同志那种“不怕压、不信邪”的气魄来，坚定地采取符合国家利益的政策，而不必过于在意西方国家的说三道四。

    （十九）西方国家对中国奉行双重标准，他们一方面要求中国对他们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向他们敞开门户；同时自己却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西方国家只想从中国市场牟利，而不想让中国富强，他们采用反倾销、反垄断、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知识产权诉讼和通过跨国公司控制中国市场等手段阻碍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企图永远将中国压在国际产业分工的底层，充当他们的打工机器。中国工人拿那么低廉的工资，为发达国家提供优质廉价的日用品，他们还无端地对中国挑毛病，又是制裁，又是威胁，又是逼我们调整汇率。事实已经证明，西方国家不允许中国走他们那样的发展道路，中国的文化也不允许自己走欧美日那种依靠对外剥夺发展中国家而支撑的高福利道路，而西方国家所希望的拉美化道路则是中国不能重蹈的覆辙，拉美人民也正在挣脱“拉美化”陷阱。这样一来，中国就只有走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条虽没有西方国家富裕，却更加注重社会公平、避免两极分化、政治经济上均拥有自主权的共同富裕之路。笔者以为，除了这条路，中国别无选择。当然，我们的改革还没有充分地实现和体现这些要求，而这正是新一轮改革所要承担的历史任务。

（二十）我国的改革，已经走过了两轮：从1978年至1989年为第一轮，转移重心，着手改革，打开国门，初步开放；1989年至2003年为第二轮，改革开放继续推进，把能够改革的领域进行了改革；现在改革已进入第三轮，剩下的是难啃的骨头。这些骨头之所以难啃，原因在于既得利益集团作梗。所谓既得利益集团，包括权势集团和买办集团，前者通过权力垄断或权力寻租以获取部门特权和经济利益，后者则是帮助跨国公司控制中国市场并从中受益。既得利益集团是在改革过程中形成的，他们作为改革的受益者，曾经是改革的推动力量，现在转而成为深化改革的阻力。历史赋予第三轮改革的任务，就是缩小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这是一场比之前两轮改革都要艰难的改革，是一场攻坚战。这一轮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就在于能否通过深化改革突破既得利益集团的干扰和制约，把改革进一步引向有益于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的道路。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是改革与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保障国家主权和为世界作出贡献的物质基础，是形成内外良性循环的基点。如果我们能够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不但达到了改革的目的，而且我国市场必然形成巨大的国内需求，这种巨大内需可以成为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拉动力，可以降低我国经济过高的对外依存度，可以使我国的经济政治自主权得到保障，并可以使我国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的可持续的贡献。

结论：反思改革不是为了反对改革，更不是为了将改革的车轮拉回到计划经济时代；恰恰相反，反思改革是为了更好地改革，是为了用新的改革来解决以往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进而把改革引向更加符合科学发展观、更加符合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方向。

我们注意到胡锦涛同志在参加十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发表的关于深化改革的讲话。他说：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说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努力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证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要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切实加大改革力度，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改革的新突破，同时注重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使改革兼顾到各方面利益、照顾到各方面关切，真正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要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着力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优化引进外资结构，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同时注意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这里，胡锦涛同志一方面强调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另一方面又强调了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方向和前提，那就是深化改革要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扩大开放要注意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笔者以为，这是中央对今后的改革路线所作的科学阐述。

奉劝那些动辄给别人扣上“反对改革”帽子的人，不要恼羞成怒，更不要刻意曲解胡锦涛同志上述讲话的精神实质，而要谦虚冷静地反思一下自己，并跟上历史的步伐与人民一道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