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谬的理论会带来灾难性结果！ 造成今天中国社会腐败和不安定的根本原因是政治上的儒化和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倾向 。如同站在月球上证明“地心说”的错误一样，站在系统科学的角度证明儒家和自由主义经济的荒谬是简单的;系统论告诉我们：社会整体大于个人之和

十六年前的庄严承诺

1989年7月27日、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这个决定是在当时特殊的条件下作出的，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励精图治、力挽狂澜的决心。都是哪几件事呢？包括：

一、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西方法律引进了一大堆，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却没有建立起来。“改制”成了中国混合经济中唯一的方向，它已经成为工人上访和其它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导火索，而“改制”最令人惊叹之处不在于它提高了企业率率，而在于能在一天内造出诸多富翁，这方面我们比所有资本主义国家效率都高。

二、坚决制止高干子女经商。这样作法是铲除权力资本化的第一步，不过关键还是治本，今天我们还有大量工作要作。

三、取消对领导同志少量食品的“特供”。 这方面笔者不甚了解，中国共产党人一向反对任何形式的特权贵族——从血缘贵族到党派贵族——官僚。

四、严格按规定配车，禁止进口小轿车（除执行政府间已签定的长期贸易协定和国家批准的技术贸易合同外）。中国国产车的悲剧命运是不是从那时就确定了，因为现在满街都是进口小轿车了。

五、严格禁止请客送礼。儒家提倡礼尚往来的，一要国学、二要仁政、送礼还是要送的！

六、严格控制领导干部出国。中国究竟有多少黑钱出了国，我国的情报系统应发挥更大的作用。

七、严肃认真地查处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案件，特别要抓紧查处大案要案。看来没有“常法”，靠“严打”不行。

为什么十六年前的国家承诺很多都落空了呢？不能说党和国家没有决心，根本原因是十六年来政治上的儒化和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倾向——必须清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是“社会主义仁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是自由市场经济——荒谬的理论会带来灾难性结果，今天，儒家与自由主义经济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的病灶！

不一样的思想，一样的错误

系统论是两千年来人类思想领域最伟大的变革，苏格拉底和孔子的思想是建立在粗糙经验基础之上的，而系统论是建立在严谨的科学之上的，是理性亲子，科学的哲学。

系统科学告诉我们，社会作为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不是系统各部分的简单相加，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系统科学把整体才具有，孤立的部分或总和不具有的特性称为涌现性，它是一种规模效应，规模的增大会导致系统性质的显著差别，描述和处理的方法有明显不同，即使元素之间的关系非常简单，当规模增大后也会出现一些本质上全新的系统特性和行为。

儒家和自由主义经济这两种东西方完全不同的思想犯了同样的理论错误。它们都认为组成社会的各部分简单相加就是社会整体，社会是由无数家庭构成的，所以家庭伦理就等同于社会伦理；社会是由无数个人组成的，所以个人利益相加自然会形成公共福利。

在孔子的眼里周朝是制度典范。周朝的血缘分封制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周初人口少，土地多，诸侯国之间的点状要布有利于国家控制和社会稳定。随着人口的增加周朝宗法制度的弱点显示了出来，为了争取资源，春秋战国时代诸侯间的亲缘关系已经为刀剑和冷血所代替。

在痛感礼乐崩坏的同时，孔子没有看到周衰落的真正原因，他认为只在把没有血缘关系的君臣用血缘伦理确定下来就会天下一家。天津市委党校的王晓霞《儒家文化中的人际关系理论》中总结道：“在血缘家族关系中家族内部人际关系及其秩序，主要靠族长、家长、父权、夫权等层层权威来治理，靠人们之间的血缘人伦情感来维系……本来朋友、师长、君臣之间没有先天的血缘联系，但儒家却用血缘原则来建立和调整他们之间的关系。在古代社会，君主是最大的家长，天下之人皆是其子民。”

孔子理论核心的错误是中国走向腐朽衰落的根本原因，儒家思想的流毒一直持续到今天；在作者写这篇文章的时侯，中国人民大学打算成立国学院，从下学期起招收本科“国学班”——中华民族的原精神是法家，如果还是把“国学”误读为儒家，那国学院还是关门为好，它和在现代大学里开设修道院有什么区别！

自由主义经济的理论核心是所谓的理性经济人假说，自由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错误的认为，追求自利的理性经济人，经过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最终会促进社会整体福利的改进。这一思想在他那本著名的《国富论》中是这样论述的：“所以，每个人都会尽其所能，运用自己的资本来争取最大的利益。一般而言，他不会意图为公众服务，也不自知对社会有什么贡献。他关心的仅是自己的安全、自己的利益。但如此一来，他就好象被一只无形之手引领，在不自觉中对社会的改进尽力而为。在一般的情形下，一个人为求私利而无心对社会作出贡献，其对社会的贡献远比有意图作出的大。”

亚当·斯密最擅长用生活中似貌不可反驳的事例证明自己的观点，因此他能使很多浅薄的政治家、家庭主妇和小店主信服。历史现实是，从英国到美国，除了用于对后发国家的宣传，自由主义经济学从来没有成为一个国家的指导思想；一涉及到自己的国家利益，即使是那些表面上最鼓吹自由经济学的强国也会回到李斯特国家经济体系中保护自己——悲剧在于：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竟成了今日中国的主流。

向管仲和李斯特致敬

乘上科学的翅膀，飞向真理的晴空，我们很容易看到儒家和自由主义经济的荒谬。不过真理的发现权不属于我们，而是春秋初年法家的先驱管仲（前725-645）和德国伟大的经济学家弗里德利希·李斯特（ Friedrich List 1789-1845） 。

管仲的观点几乎是包容了儒家、法家在内的诸子思想，不过在基本理论问题上，管子和孔子思想完全不同。管仲看到了后来成为儒家致命弱点的东西，即家族系统的治理原则不可以直接应用于国家治理中去，他在《管子·牧民》中不厌其烦地写道：“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毋曰不同生，远者不听；毋曰不同乡，远者不行；毋曰不同国，远者不从。如地如天，何私何亲？如月如日，唯君之节。 ”上面这段话翻译成白话文就是：用治理家的政策治理乡，乡是不可以治理好的；用治理乡的政策治理国家，国家不能治理好；用治理国家的政策治理天下，天下也不可能治理好。要用治家之策治理家，治乡之策治理乡，治国之策治理国，治天下之策治理天下。不要因为家族不同而不听从外姓人的意见，不要因为不同乡而不推行外乡人的办法，不要因为国藉不同而不汲取外国人的经验。君主应像天地一样，不偏私偏亲，像日月一样，普照大地。

正是管子抛弃了儒家以血缘伦理为基础的治国理念才实现了齐国的富强，尊王攘夷，九合诸侯，为华夏族的统一、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作为十九世纪德国工商业协会的一个顾问，李斯特因其构筑的国家经济学体系成为一切后发国家的经济学顾问，包括今日之中国。

他从理论上颠覆了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学理论，斯密表面上不可反驳的理论（包括分工理论，它是现代比较优势理论的祖宗）是多么愚蠢和错误啊！美国哥伦比亚学院院长托马斯·库柏为了倡导自由贸易竟断言：国家是不存在的，是出于“字面上的创造”。

十九世纪初系统论还没有建立起来，李斯特却天才地用了“系统论”批驳亚当·斯密：“有些在私人经济中也许是愚蠢的事，但在国家经济中却变成了聪明的事，反过来也是这样；理由极为简单，缝衣匠并不是一个国家，国家也并不是一个缝衣匠，一个家族与数以百万家族计的一个社会是大不相同的，一所屋子与一片广大的国家疆上在性质上是有极大区别的。一个个人知道得最清楚的只是他自己的利益，他所竭力要促进的也就是这一点，但这并不等于说，由他自行设法，他一定总会促进社会的利益。我们可以问问那些法庭推事，他们是不是时常要送一些人到监狱里去，只是由于这些人独出心裁的本领太大了一些，过于卖力了一些。强盗、贼、私贩、骗子，他们对于自己周围和本身的情况、环境，也同样是极端了解的，对于他们自己的事也是极端关怀的。”

李斯特认为只有国家边境消失了，有一个包括所有国家在内的世界联盟作为持久和平的保证，那么自由贸易原则才可能实现。李斯特写道：“流行学派（把当时主张自由贸易的主流学派——笔者注）把那些还没有出现的情况假定为已经实际存在的情况。它假定世界联盟与持久和平的形势是已经存在的，然后由此推定自由贸易的巨大利益。这样就把因与果混淆了。”在大同世界还没有到来的时候，中国的那些经济学家就把WTO当成了和平鸽羽翼下的世界联盟——别忘了，我们还在建设“小康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