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多大，如果有限的经济资源被极少数人控制，必将导致内需的急剧萎缩和社会的严重分裂

即使我们愚蠢地恢复到金本位制，今天也不能说中国竞争要素中资本缺乏；在错误的前提下，林毅夫先生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按他的逻辑不可能实现的“比较优势乌托邦”

    作为一位研究经济的学者，首先是要本着客观公正的学术道德为公众提供有价值的智力资源，至于说到批判，这是笔者极不情愿的，早有人说中国的宏观经济学家太好作，他们从来不重注实践检验，理论自恰即可；但总有一种力量使我忍不住要说——我们有些经济学家基本上已经把经济学搞成了神学，理论在逻辑上无可挑剔，一放到现实的阳光下就漏洞百出。

最近《中国商业评论》的给我寄来了2005年第11期样刊，一见到有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先生的文章，当然要学习一下。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十一五”规划与经济增长之变》。作为“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成员之一，林先生怎能信口开河！

文章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林毅夫先生客观地指出了我国贫富差距的危险程度，他说，从1985年开始，由于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全面推向城市，农村的增长相对滞后，到2004年城乡的收入差距已经增加到了3.2∶1。另外，衡量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基尼系数也已经达到0.48，超过了0.45这一国际公认的警戒线。那么林先生的结论是什么呢？在拿中国富人和美国富人比较后他说：“我国当前经济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在‘十一五’期间，我国政府需要创造条件使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同时使穷人收入增加的速度高于富人收入增加的速度。”

林毅夫先生为我们描述了一个怎样的图景啊！富人钱增多，穷人钱增得更多，皆大欢喜，那不就公平了吗，这个道理好像幼儿班的学生都懂。可林先生忘了，无论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多大，她的资源总是有限的，如果有限的经济资源被极少数人控制，必将导致内需的急剧萎缩和社会的严重分裂。中国现代化同日本和西方国家不同，它是内生的，没有办法从外部攫取资源，为了培育国家的基干产业，增长工业能力（不是GDP），我们必须尽可能地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工业能力的成长之中，而不是用于富人在国内外花天酒地（连富有的西方人都为中国富人的“大方”惊叹不已）。

笔者不反对合法致富，但对那些非法暴富的人国家必须采取严厉的手段，更不能让他们把大量资产转移到国外；中国目前的主要矛盾是富人相对太富，穷人相对太穷，这是国内外诸多经济观察家和普通民众都普遍承认的事实，偏偏就是林先生一个人没有看到。这里我们要问：是什么遮住了林毅夫先生的眼睛！

在文章的第二部分，林毅夫再次给我们描述一遍“比较优势乌托邦”，这是他的口头禅，但我们还是要再说一遍，因为比较优势的理论前景实在诱人，逻辑上也无可厚非：目前这个阶段我国要素禀赋的特征是劳动力比较充裕和廉价，资本相对稀缺和昂贵，所以我们的比较优势在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产业以及资本比较密集型产业中劳动力比较密集的区段，多发展这样的产业，穷人就能得到充分就业。这些产业在国际上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资本的投资回报率比较高，剩余中用来积累的比例就会大，资本就会从相对短缺变成相对富余，劳动力就会从相对富余变成相对短缺，劳动力价值上升，资本的价值也会相对下降，穷人有比较优势的资产在不断升值，富人有比较优势的资产在贬值，收入就会越来越均衡。又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农村大量劳动力可以转移到非农产业来，城乡收入的差距就会慢慢缩小，同时收入提高，污染的行业，工人就会不愿去，污染的行业就会萎缩，环境就会得到改善。

先看林毅夫先生的理论前提是多么荒唐，中国是劳动力比较充裕和廉价，但怎么能说资本相对稀缺和昂贵呢？即使我们愚蠢地恢复到金本位制，今天也不能说中国竞争要素中资本缺乏。美国企业研究所常任研究员戴斯蒙·拉克曼(Desmond Lachman) 前不久就曾撰文指出，中国并不缺资本，他指出：“中国现在坐拥8000亿美元外汇储备，并正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每年2500亿美元的速度增长。同时，近期数据显示，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中国的速度超过每年600亿美元，而且也不缺来自商业银行与全球资金管理公司的钱。”

就算我们抛弃庞大的外汇储备和巨额储蓄不谈，现代金融手段已经允许我们通过国家信誉发行货币解决资本稀缺问题。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改革派”理论家已经在理论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并且在实践上证明是成功的。德国“改革派”反对“金本位主义”、“商品符合论”，相反将货币作为循环手段,而不是作为价值积聚的手段，货币具有的不是物质上的价值，而是在社会认同和国家立法基础上发挥的功能。这个学派20世纪初由德国经济学家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克纳普(Georg Friedrich Knapp)创立，影响极大。德国“改革派”代表人物，金融理论家罗伯特·弗里德伦德尔·普雷希特(Robert·F·Prechtl)在其1931年出版的《经济转变》一书中针对当时流行的“资本缺乏论”曾这样批驳道:“资本不意味着别的，仅仅意味着物质上的生产资料，要使闲置的生产资料再度运转起来，惟一的方法在于，必须使正在流通的支付手段总额与经济循环的需要相一致，这只有当正统的货币政策的过时原则被抛弃，只有当支付手段的流通摆脱了金本位时才有可能。”

林先生的理论前提是错误的，他的的结论肯定是错误的，如果你从反面理解林毅夫先生描述的“乌托邦”，倒是能看到很多实质问题，比如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来，劳动力价格并没有实质上升，环境污染也没有越来越少，更不用说收入平均了——林毅夫先生显然具有坚持错误的巨大决心！

文章的第三部分林毅夫先生用“忆苦思甜”的口吻指出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赶超战略的错误，行政手段资源配置导致价格扭曲，投资偏离比较优势，罪大恶极，并说要学发达国家政府。人家除了公共职能外，能扮演的经济角色有限。

真的让人难以相信，林先生对改革开放前中国赶超战略的成功能视而不见，五、六、七十年代中国创造了多少奇迹啊！每当我遇到那个时代的老科学家、工程师，都感到他们是真正的国家脊梁，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今天。林先生那样评价是有违作一个中国人的良心的，他为中国赶超战略描绘了一个可怕的图景，简直是中国改革的“启示录”，他说尽管在这种战略开始时会有一段投资拉动的经济快速增长，由于建立起来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需要靠政府的保护、补贴才能生存，效率会很低，随着可动员的资源的枯竭，经济的增长不能持续，大量只有劳动力的穷人不能得到充分就业，收入、工资水平会很低，城乡收入会拉大，收入分配就会越来越不公平，社会就会积累各种不满的情绪，甚至出现“坏的市场经济”的体制性弊端，使长期的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改善成为不可能。那么事实如何呢？倒是在林先生比较优势理论指导下，改革前建立的国家战略产业被搞垮了许多（汽车、飞机、IT等等），国家竞争力在国际排行越发后退。

据说林先生有广泛的国外生活经历，没有研究过日本也罢，那毕竟是一个被称作“一体化（或金融）社会主义”的国家嘛。但你怎么能说发达国家经济角色很有限呢，他们的政府都是工业家的政府，几乎是政商一体，这方面中国人在WAPI标准和纺织品贸易争端上已经领教了许多，林毅夫先生怎还那样说。

不过林毅夫先生聪明得很，他说由于要参考发达国家经验，发展中国家政府在经济以展上将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够了，中国现代化是内生型的，所有发达国家都是外生型的，发达国家让我们参考的经济发展经验是有限的——学习别人是必要的，但亦步亦趋、邯郸学步的结果只能是不会走路、匍匐而归。

林毅夫先生的比较优势理论简单说就是“尾巴战略”，可悲的是，他尾随的只是发达国家发展的影子。因为在像我们这样的发展阶段，当年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倾向于保护自己的产业，而不是自由开放本国市场，甘居世界产业链的最下游！

最后，让我们以下面这句话结束本文：

别了，比较优势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