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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为什么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 
作者:[郑永年] 来源:[《联合早报》网络版2011年9月20日] 2011-09-24

无论从内部世界还是外部世界来看,中国缺失自己的知识体系的现状令人担忧。从内部来看,因为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无论是执政者还是知识精英,无能解释自己的社会,对社会的发展趋势认识不清,更不知道如何解决越来越多的问题。很自然,官方意识形态已经和社会现实严重脱节,政府官员在普通人民眼中正在失去合法的统治基础。意识形态是内部统治的软力量,缺失了有效的意识形态,中国的统治成本在迅速提高。

 

就外部世界来说,随着中国的崛起,人们对中国抱有越来越巨大的不确定性。其中,对中国的误解起着关键的作用。这种误解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达到高潮。从前,外界对中国的误解多半是因为中国的封闭。但现在改革开放已经数十年,中国已经相当开放。当然,中国体制运作很多方面仍然很不透明,这种不透明在继续阻碍着世界对中国的客观认识。透明度越高,越能帮助外国人理解中国。中国在这方面的确还有很多的空间需要改进。

 

但是,透明度提高并不能帮助中国本身产生自己的知识体系。现实的情况是,知识体系的缺失使得中国的国际“软空间”非常狭小,和中国所拥有的硬实力(如经济力量)毫不相称。中国的决策者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这些年来,在很多方面下手,狠抓中国的“软力量”建设。孔子学院和媒体“走出去”是其中两个显著的例子。不难理解有关方面的这种努力,同时这个方向也是对的。中国不仅自己要了解外在世界,也需要外在世界了解自己。不过,情况不容乐观。

 

从总体上看,中西方之间的误解不仅没有在减少,反而是越来越深。无论是孔子学院还是媒体“走出去”,都具有工具性,即中国所说的“外宣”。不过,外宣方面的空洞无物是尽人皆知的,在很多时候反而起到了相反的效果。当然,这个责任也并不在外宣部门。在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的情况下,中国不可避免要面临一个“对外宣传什么”的问题,而知识体系的创造责任并不在外宣部门。如同内部统治,如果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软空间继续收缩,其对外交往的成本会继续提高。

 

没有自主知识体系导致话语权丧失

 

“软空间”缺失的因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根源在于中国缺失一个可以说明和解释自己的知识体系。中国有古老的文明,有当代的最优实践,但没有知识体系来解释。对中国历史传统和现实经验的解释权,似乎永远在外国人手中。

 

没有知识体系的一个严重结果,就是中国没有自己的国际话语权。中国努力借用外在世界的尤其是西方的知识体系来认识自己,解释自己。借用他人的话语权来向他人推广自己,这是中国知识界所面临的一种困境。很多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经济学家意识到了西方的经济学解释不了中国的经济实践,社会学家意识到了西方社会学解释不了中国的社会实践,政治学者发现了西方政治学解释不了中国的政治实践。但是在实践上怎样呢?他们不是努力去发展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而是继续使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存着无数的西方经济学家、西方社会学家、西方政治学家,但却没有自己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结果呢?大家越说越糊涂,越解释越不清楚。当然,也有一些人想关起门来,搞知识层面的“自主创新”。其结果也只是自说自话,说一些除了自己之外谁也听不懂的东西。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现状?简单地说,这是一种思维、思想被殖民的状态。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就一直处于这样一种状态。进入近代以来,中国传统国家被西方所产生的新形式的国家所打败。遭受连续的失败之后,中国的精英开始向西方学习,即所谓的“向西方寻求真理”。西方就是真理,就是科学,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心理状态。学习西方,便是政治上的正确。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政治精英并没有大的分歧,他们的分歧在于向哪一个西方学习,或者向西方的哪一个方面学习。总体上说,自由派学欧美,左派学苏俄。很显然,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都是西方的产物。尽管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也有类似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意识运动,但这里主体还是西方,而不是中国。视西方为真理,为科学,那么非西方的包括中国本身的就是“非真理”,“非科学”了。长期以来,知识界那些追求非西方的知识的努力,被视为是政治上的不正确

 

改革开放不仅没有改变这种趋向,反而变本加厉。无论左右派,都想把一些西方的教条道德化。左派主张公平正义,自由派主张自由民主。不管他们的思想有如何的对立,都是从西方进口,在中国的知识市场上竞争。这类似于在经济领域,中国本身没有什么技术创新,而是基于西方技术之上的各种产品在中国的市场上竞争一样。所不同的是,知识界往往能够站到更高的高度,把一些西方的概念提高到价值观层面,这样就可以毫无止境地“妖魔化”其它一些价值,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只知道、也只会用他们所认同的价值观来评判中国的实践,而不是经验地研究中国实践。很多人像是被西方的知识体系洗了脑一般,非常满足于思维、思想被殖民的状态,掌握了几个西方概念就老是觉得掌握了真理。真理在手,就高人一等。用西方概念来训斥人,是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尚职业。

 

马克思曾经强调过,哲学家有两件任务,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解释世界是改造世界的前提。但在中国,知识分子都想充当公共知识分子,都想改造世界。他们没有能力来解释世界,却有高度的自信来改造世界。结果呢?越改造,这个世界就越糟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很多的问题和很多的政策失误,决策者要负责,但提供知识体系的知识界也有一份很大的责任。

 

难有原始创造力

 

一个文明,如果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就不可能变得强大。自近代以来,西方文明是随着自己的知识体系的出现而开始强大的。任何一个知识体系都是基于自身的实践之上。正因为如此,其有能力解释自身,有能力聚合各种力量。实践是开放的,知识体系也是开放的,这就决定了基于实践之上的知识体系具有无限的创造能力。在国际舞台上,则表现为强大的软力量。

 

人们所看到的近现代知识体系由西方产生和崛起。社会科学中的“西方中心论”成为必然。“西方中心论”说明了近现代知识体系起源于西方这个事实,其本身并没有错。当人们说“社会科学”时,这里的主体是社会,而科学只是认识这一主体的工具。同样产生于西方的科学方法,帮助了西方人确立了自己的知识体系。然后,西方学者也开始用他们的知识体系来解释其它社会,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不可避免的。意识形态、文化、习惯等因素都会影响西方学者对其它社会的看法。

 

不能过分谴责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偏见,主要的责任在于中国知识界本身。解释自己生活的世界是自己的责任,而不是他人的责任。不过,很显然,只要中国的知识界生存在思维和思想的“被殖民”状态下,就不可能产生这样一种知识体系。要生产和发展这样一种知识体系,首先要意识到“被殖民”这一点,然后,再努力从这种状态中解脱出来。

 

现代中国的大转型,并没有造就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这应当是中国知识界的羞耻。也很显然,在能够确立自己的知识体系之前,中国没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单纯的GDP成就不了中国的大国地位。更重要的是,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可持续发展也会受到制约。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中国可以应用,但不会创新。一个严酷的现实是,一旦涉及到创新,人们在中国看到的最多的是山寨文化,山寨概念和山寨理论。抄袭知识、复制知识,做大量毫无附加值的知识复制,是中国知识界的大趋势。这和中国制造业的情况没有任何差别。实际上,知识和知识的实践(制造业)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只有拥有了自己的知识体系,才会拥有真正的原始创造力。

 

摆脱知识体系的依附本质

 

要摆脱思想“被殖民”的状态,政治是关键。“被殖民”状态本来就是政治的产物,也必须通过政治而得到解放。中国传统上就没有知识创新的能力。中国数千年所拥有的,只是一种依附性的知识体系,即一种依附于王权的知识体系。秦朝统一中国之前,中国产生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确立了中国的思想体系。但是,秦朝统一中国之后,这种思想体系很快就演变成为王权依附体系。数千年里,只有当王朝解体的时候,或者当皇朝控制不了社会的时候,才会导致一些新思维和新思想的出现。

 

而在近代“向西方寻求真理”以来,王权依附就演变成为西方知识依附,知识体系的本质并没有什么变化。无论是哪一种依附,本质是一样的,就是维持政治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对统治者来说,相比之下,前一种依附要比后一种更有效。前者毕竟还是基于自身政治实践的知识体系,尽管保守,但为社会所接受,因此能够实现有效的软性统治。后者呢,作为一种外来的知识体系,既不能解释现实,也不能为社会所接受,因此在实现统治过程中反而扮演着负面的角色。这也就是当代中国的统治权表现得越来越刚性的主要根源。

 

很显然,要创造知识体系,创造者就必须摆脱政治因素的控制,政治控制从思维领域退出变得不可避免。作为当政者,不应当也不可能来有效控制人们思维的空间。当然,这并不排除用法治形式对思想领域进行规制。这一点连自由主义也是承认的。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的自由,那些可以对公共生活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的思想领域,必须加以规制。只有规制,才能确立知识的社会责任。传统社会,因为其他的控制较少,意识形态的控制(表现在一种统一的文化和价值)对政治统治来说就变得非常重要。但是,在现代社会,统治者拥有了包括组织在内的各种现代化控制机制,就再没有必要通过思想的控制来实现统治权。

 

一旦当思想成为物质利益的奴隶的时候,思想就不再是思想;一旦当思维被控制的时候,不管是被政治权力所控制,还是被物质利益所控制,就不再具有想象和创新能力。这里的逻辑就是:国家越富有,统治者掌握的金钱就越多,思想就越贫乏,文明就越衰落。这是中国的现状。今天,当人们开始讨论起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时候,中国的决策者是否可以直面这个现状的症结呢?现实是,如果文化体制的改革不能促使中国摆脱这个逻辑,那么创新便是空谈,建设自己的知识体系便是空谈。

 

(作者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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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评论
新法家网友(2011-10-09 12:19:42.0)
    中国人常说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但其保存的只不过是以紫禁城、长城为代表的物质文明,并没保存好精神文明的精髓。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人曾经否定过自己的历史以及传统等精神文明,但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没来得及修复这个问题,随后他们很快又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这样的结果是中国无批判地接受了西方文明,并且它接受的都是浅层次的、表面上的物质文明,并没有接受深层次的精神文明。当今中国之所以频发种种事故,也是因为缺乏精神文明的建设。中国在硬件上已经在开始“超英赶美”,但其软件上却没有树立好新的体系。更令人担忧的是,随着硬件上的显著提高,硬件与软件上的差异逐步扩大。众所周知,精神文明才是西方文明的精髓,并且西方国家在精神文明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物质文明的辉煌成就,但中国却忽略了这个事实。
新法家网友(2011-10-08 10:36:15.0)
    楼下的恭喜你!党和政府一会儿会把人民币“五毛”汇入你的账户!
新法家网友(2011-09-28 11:29:48.0)
    中国明明有自己几千年的文化知识体系,但有些人就是选择性失明,或拿所谓的西方标准硬套,或用当下的知识体系混淆概念,或者干脆学狗仔媒体玩文字游戏:中国为什么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 揣着明白装糊涂,接着装睡,不打搅您挣美分。
新法家网友(2011-09-27 23:23:24.0)
       从根本上讲,中国社会之所以出现千年未有之文化危机,是因为那些一直被我们视为世界上最先进的中华文化在与西方文化对比起来,显得落后了,落后者是很难找到自信力的。而在此之前,我们没有这样的遭遇,我们的文化傲视夷狄,无论哪个外来民族入侵我们,甚至江山都换了外族做主人,唯一不换的是那生生不息的文化,中华文化与入侵民族的文化比较起来,可谓高度发达,外来文化常常不免被同化,这正是我们的自信力的来源。 可是到了晚清,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在很多方面落后于西方先进文化了,中国传统文化在政治上是封建君主专制,而西方是民主政治(君主立宪或是民主共和);经济上,晚清是封建小农为主的经济,而西方是机械化大生产的资本主义经济;文化上,晚清是“三纲五常”为主的封建等级文化,而西方是自由平等为核心的开放文化;后者是更高一个层级的文化,落后的文化怎么可能驾驭先进的文化,握控先进文明要素,并获得心理上的优越感?当落后的文化面对先进发达的文化,并发生碰撞时,便摧枯拉朽般败下阵来。 那么能不能用一种兼容的方式来处理呢?当然可以,除非落后者不愿进步,或者先进者对你毫无改造的兴趣,各安其是,否则就很难办。比如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事实证明不行。为什么?因为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相遇并冲突时,只会以先进文化为体,而不会以落后文化为体,就像汉文化与满洲文化相遇冲突时,肯定是汉文化为主体,尽管满洲人掌握着国家权力,也仍然不能阻止汉文化作为中国社会主体文化的位置,以落后的中学为体,以先进的西学为用,就像要水往高处流,人往低处走,很难。 中国的传统文化发展到晚清,已经丧失了其本来的积极前进动力,因为专制禁止了自由思想,知识分子只能做一些炒剩饭的事,如注释、考据过去的经典,抹杀了人的创造力,构了对现代化的阻碍,它必须要转型,以期获得新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从而再度展现迷人色彩。
新法家网友(2011-09-26 23:41:05.0)
    楼下的高见啊!自从大脑被“西方”的投票普选、三权分立、民贵官贱、政权民授、党无宁日、官不聊生、民众幸福的“毒素”“污染”过以后,我现在每天就只有叹气的份了。真怀念以前那些因为被党和政府“教育”,而没有自己大脑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啊……
新法家网友(2011-09-26 19:56:39.0)
    统一认识对一个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作为统治者做不到这一点,失去的就是合法的统治基础-------在当今这个开放多元的社会,贪污腐败、独裁专制、御民为奴的统治者不可能统一得了民众的思想;更不能让贪污腐败、独裁专制、御民为奴的统治者来帮助民众“统一认识”。没有经过民众投票授权的政府和官员,都属于非法执政。就算他们在短时间之内用谎言、暴力、垄断、封锁的手段对国民实行了“思想一致、统一认识”,其执政基础也不合法!统治基础合法不合法不在于执政党和政府有没有对全体国民“统一思想、统一认识”,而在于其上台执政时、施政过程中有没有得到全体国民的授权、同意;其执政、施政过程中有没有接受全体国民的监督和制约;其执政、施政是对自己的政党负责还是对全体国民负责!
新法家网友(2011-09-25 23:13:53.0)
    毛泽东时代是官方意识显示主流,社会方显安定一致-------又有人在为1966年中国发生的新纳粹运动(文化大革命)和那个封建法西斯主义独裁者(中国的希特勒)唱赞了!///////1.1966年6月24日,北京外国语学院东欧语系德语专业的四年级学生王容芬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简短的信,一针见血地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并郑重声明自己从即日起退出共青团组织。她曾参加天安门的“8.18”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就是在这次红色海洋的集会上,林彪的讲话让这位学德语的学生想到的却是希特勒的讲话录音,她说两者简直没什么区别,从天安门广场回来,她强烈地感到“这个国家完了!这世界太肮脏,不能再活下去”。 她最终决定豁出去也要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她给中共中央、给共青团中央、给团校、给“伟大领袖”写信,贴上邮票寄出,然后买了四瓶敌敌畏喝下,她当时确是抱了必死的决心。可是等她醒来时,她已经躺在公安医院,接着被送往监狱。 在关押了近10年后,她在1978年1月被判处无期徒刑,3年后被无罪释放。王容芬透视红卫兵犹如纳粹运动,应该说,她可以被视为中国大陆最早洞悉“运动”真相的人之一。 为了那封信,她在狱中耗费了13年的青春,进去时她是一个19岁的花季少女,等到出来时她已经33岁,牢狱在她身上留下了永难磨灭的痕迹,她明显比实际年龄要老得多。她后来成了研究马克斯·韦伯的专家,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她是幸运的,比起那些因为揭穿皇帝的新衣而遭枪杀的遇罗克们,她毕竟活下来了,见证了“文革”的潮起潮落,看到了造神运动的陨灭。////////2.当19岁的王容芬说出“文革”不过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时,30岁的上海青年刘文辉写下了洋洋万言的《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他直言不讳地指出:“文化大革命强奸民意”,“当权者人人自装,登天安门城楼掀起疯狂的红卫兵运动,宣扬穷兵黩武,高唱世界革命,控制报刊广播,操纵全国舆论,对内专政暴行,镇压知识份子,焚书坑儒推行愚民政策,比秦始皇更犹过人之处,人人唯唯诺诺不敢言,陷社会暗无天日,使神州大地百业俱毁,遍地饥饿赤身,穷山荒乡,白丁文盲。工人不干活,农民不种田,学生不读书,教书者牛棚劳役,形形色色流氓高喊革命口号。武斗伤民,抄家捕人,惨无人道……”。 他呼吁“民主主义者在抗暴斗争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他和弟弟一起复写了14份,以匿名信形式分别寄给北大、清华、复旦等14所著名的大学。刘文辉当然知道自己这样做意味着什么,他将为此献出生命,他对弟弟说,自己甘愿做当代的谭嗣同、中国的普罗米修斯。他的理由很简单,如果不去撞枪口,“全让毛泽东一人专制独裁,为所欲为,中国迟早会退到封建旧社会去!”;“古今中外,反专制反独裁,必然有人以身许国,抛头颅、洒热血,唤起自难而软弱的民众奋起反抗,那末,今天就从我刘文辉开始吧!” 1966年11月26日,月黑风高之夜,刘文辉兄弟双双被捕。19678年3月9日,刘文辉被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直到1981年宣告无罪。//////////3.即使在黑暗、残酷的“文革”牢狱中,海外归来的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不愿苟全性命,临死前夕他慷慨直言25分钟:“我想活,但不愿这样行尸走肉般地活下去。‘不自由,毋宁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灾难。我不愿在暴虐、浩劫、灾难下苟且贪生。”;“文革消灭了真诚、友谊、爱情、幸福、宁静、平安、希望。文革比秦始皇焚书坑儒有过之无不及,它几乎要想整遍大陆知识份子,几乎要斩断整个中华文化的生命链。”;“如果社会主义就是这样残忍无比的模式,那么我宁做‘反革命’,宁做‘反社会主义分子’,不做专制独断、一味希望个人迷信的毛泽东的‘顺民’!”4天后,他被枪决。当时同狱的年轻政治犯刘文忠多年后写下回忆录《风雨人生路》,记录了这位音乐家生前掷地有声的这番话。……历史不应该忘记,当遇罗克被枪杀后,高干子弟(也就是现今人们常说的“红色贵族”)们曾经欢欣鼓舞,他们毫不隐晦地说“主席还是维护本阶级的利益的”。 如今,40多年前翻滚的浊浪依然在历史中喘息,生者的头顶不是自由的蓝天,死者的亡灵未得到安慰,彻底揭露“文革”不仅仍是一个大大的禁区,甚至强权迫使全民族遗忘“文革”。我们拒绝伪造的历史;我们拒绝伪造的“圣人”;我们拒绝遗忘,拒绝有选择的遗忘;我们更拒绝“伟大领袖、大救星”重返人间;
新法家网友(2011-09-25 09:21:49.0)
    知识体系是全方位的,而认识才有自己的。假如把知识体系作内外之分,那就是自己限制自己。中国就是因为自己的体系过于突显,个个都是戴墨镜看世界,世界不了解你,你也不了解世界。毛泽东时代是官方意识显示主流,社会方显安定一致;开放以后,随着人们意识的不断提高,官方意识在一直跌落,精英成了二流子,意识世界纷乱无法提取一致,社会一片混乱。统一认识对一个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作为统治者做不到这一点,失去的就是合法的统治基础。
新法家网友(2011-09-24 22:53:02.0)
    “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胡适
新法家网友(2011-09-24 18:30:32.0)
    刑无等级是西周以前的治国方法。西周是刑不上大夫的特权制度,中国人被奴役了3000年。
新法家网友(2011-09-24 16:52:59.0)
    一旦当思维被控制的时候,不管是被政治权力所控制,还是被物质利益所控制,就不再具有想象和创新能力。这里的逻辑就是:国家越富有,统治者掌握的金钱就越多,思想就越贫乏,文明就越衰落。这是中国的现状-------作者高论、见解透彻!
新法家网友(2011-09-24 15:51:11.0)
    中国国内的统治者不论从以前到现在,都想尽方法奴化国民、控制国民的思维。让国民千秋万世的做自己的奴隶!(孤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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