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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的“过度教育”和“教育不足”局面 
作者:[郑永年] 来源:[联合早报2009年2月24日] 2009-03-07

今年年初(1月4日),中国新华社播发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署名文章《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文章。文章说,“对目前社会反映义务教育中优质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的问题,要找准症结所在,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措施”,“收入不公平会影响人的一时,但是教育不公平会影响人的一生”。

  文章特别提到要关注农村孩子受教育问题,“有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这是我常想的一件事情。本来经济社会发展了,农民收入逐步提高了,农村孩子上学的机会多了,但是他们上高职、上大学的比重却下降了”。

  温家宝的这番讲话再次充分显示出其亲民总理的风格。其任总理以来,无论从经济、社会和教育等改革方面,中国政府的政策一直在努力向社会的弱势群体倾斜。但无论什么样的政策,无论从制定到执行,总会受到现存体制的制约。在教育改革问题上也是如此。

  温家宝的这番讲话当是有感而发。这里提到了两个不公平,一是收入不公平,二是教育不公平。但两个不公平显然具有相关性。再者,在任何社会,政府在解决这两个不公平过程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过度消费与消费不足

  实际上,中国的教育和中国的收入分配呈现出同样一个模式。在收入分配领域,无须多说,中国的分布是少数人的过度消费和广大弱势群体的消费不足。

  掌握中国大部分财富的少数人,他们的消费方式现在是尽人皆知,令很多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富人也会自感不如。同时,广大的弱势群体,尤其是农村人口和城市平民存在着消费严重不足的状态。

  很多人仍然处于不足温饱阶段。中国尽管在消除贫穷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穷人的绝对人口数还是非常庞大。

  很显然,少数人过度消费与广大弱势群体的消费不足是今天中国建立全面消费社会的一个结构性矛盾。无论是中国的产业结构还是经济增长模式都是有利于财富向少数人转移的。

  在教育领域,不公平则表现在一些人的过度教育和另一些人的教育不足上。温家宝这里所说的农村孩子就是教育不足的一个最主要的群体。

  从全国范围来看,中国目前总人口中绝大多数人还是生活在农村,或者还是农村户口,但城乡大学生的比例是82.3%和17.7%。在30年前的上世纪80年代,高校中农村生源还占30%以上。

  如同收入分配领域,教育不公也有很多原因。但在诸多原因中大多数还是和钱有关,就是和收入分配不公有关。

  钱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民自己的收入过低,供应不起其孩子的高中和大学的费用。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农村孩子尽管高考成绩很好,但家里没有钱提供给他们上大学。

  第二个和钱相关的问题是政府对农村教育投入严重不足。因为人才的流动性,农村地区的优秀教师往往会离开农村流向比较富有的城市,这使得农村地区的教育质量大受影响,自然影响到农村学生的高考成绩。

  很多年以来一直以教育产业化为目标的教育改革(尽管有关部门否认有这样的政策)一直对农村的小孩不利。越来越多的高中和大学已经变成了一些人追求经济利益的工具。他们的对象是有钱有势者,而非无钱无势的农村学生。

  另外一些教育改革如高考对农村学生的英文成绩尤其是口语成绩的要求,实际上是剥夺了农村小孩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教育部门没有尽到责任在农村建立能够提供学生生产一种产品的基础设施,却要求学生生产该种产品。这完全是教育官僚主义的结果。

巨大的社会政治代价

  无论是教育过度和教育不足,都会有巨大的社会政治代价。先说教育过度问题。对中国的教育过度问题,笔者已经论述过。就是说,培养出来的学生不能满足和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一方面是缺乏大量技术工人,另一方面是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

  且不说缺少技术工人对一个国家工业化和技术升级的制约,大量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就会对社会稳定来说是个大问题。现在有关方面的主要方法是要把很大一部分学生留在学校,要他们继续读硕士研究生或博士研究生,但这样做只是把压力往后推一点。等到这些人毕业时,情况更会糟糕。

  在任何社会,教育过度都会对社会稳定产生负面影响。一个人在过度教育之后能够做什么呢?过度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过度期待。

  当过度期待不能得到满足时,激进的行为就会自然产生。从这个角度来看,过度教育经常培养的是运动家和革命家。正因为这样,既使受市场影响很大的西方国家,也非常注意过度教育的问题。

  在冷战时期,一些国家为了抵制所谓的“共产主义运动”,也把注意力放在过度教育上,就是防止学生的过度教育。从另一个侧面,防止过度教育,就是要为社会培养有用的人才,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相配合。

  在另一端,教育不足也同样有政治代价。如上面所说,在中国,教育不足主要发生在农村地区,也包括大量的农民工人群中。

  在这些群体中,教育不足一方面来自教育质量问题。和城市相比,这些社会群体的孩子确少接收良好教育的基础设施,导致成绩不好,没有资格上好的高中和大学。同样重要的是这些社会群体的家庭财务问题。很多小孩的考试成绩尽管非常好,但因为学费昂贵,失去了上高中和大学的机会。

没有任何希望便只有怨恨

  美国研究中国社会的学者罗珊(Stanley Rosan)教授,在其研究中也注意到了教育不足的问题。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的教育费用不高。那个时候,尽管经济不像现在那样发达,但广大的农村也能分配到一定的教育资源。

  这个制度比较公正,其优点是使人们相信,只要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不管多么贫穷,总会取得成功。实际上,现在各个领域起到领军作用的人正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那一代人寻求“生命的意义”,尽管对社会不满,但有理想改造社会。但新一代就很不一样了。他们是教育产业化的结果,金钱是他们的核心价值。

  在现代中国,社会的流动和金钱的多少相关联,而和自己的努力越来越不相关。“给我钱,我给你小孩找到上大学的路子”。这一代的很多人因此相信,钱而非自己的努力是通往成功的关键要素。

  尽管人们对罗珊教授的观察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可以合理地认为,中国教育制度已经失去了人才培养的功能。当学生的才智变得不那么重要的时候,教育制度就从精英培养演变成为精英淘汰制度。学校是个典型的地方,在这里人们竞争的应当是才智,但现在却变成了金钱的竞争。

  那么对那些才智卓越、但贫于金钱的学生来说,他们会有怎样的感受呢?当这个教育制度不能提供给他们任何希望的时候,他们只有怨恨。

  在中国历史上,正是这些深刻感受到社会不公平的基层知识者,带头起来改变历史的发展。如果意识到,这个教育不足群体往往属于消费不足群体时,问题就更为严重。

  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了当今中国社会改革(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等)对中国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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