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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鸿标:建立现代儒学 
作者:[赖鸿标] 来源:[] 2008-01-25

壹、 与时俱进的儒学

    儒学是一个动态名词,不是一个静态名词。自孔子以后,儒学与时推进,呈现时代性与多样性。韩非将孔门弟子分为八派,孟子与荀子对孔学的继承与发扬各有异同。儒学随着时代而推演,大致如下:

    先秦儒学——孔学,孟学,荀学
    汉代经学,董仲舒神化儒学
    魏晋玄学
    隋唐儒道释三家并立
    宋明理学,功利学派,实学派
    清朝汉学
    新儒学(建构中)

一. 先秦儒学是儒学的核心。儒学的基本概念与价值观,如仁义礼智信,如人本主义、民本主义、道德至上主义、贵义轻利、尊王贱霸等,皆在先秦形成。儒学的基本典籍,如四书五经,大致在先秦确立。后世儒学都是在先秦儒学的基础上,加上各自的时代特色改造而成。

二. 先秦儒学朴素无华,专注于讲修身、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之学,是纯粹的人理学,不及于自然物理,因此不讲宇宙本体论,与同时的道家及希腊哲学大异其趣。汉儒杨雄引进老子的“玄”,首先在儒学中建立宇宙本体论。魏晋玄学援道入儒,以“无”为宇宙本体。宋明理学有严密的宇宙本体论,有唯心亦有唯物,皆自成一家。周敦颐的宇宙本体是“无极”或“太极”,张载是“气”,程朱是“理”,陆九渊是“心”,王守仁是“良知”。以今日哲学与科学知识而言,这些宇宙本体论皆已过时。

三. 在认识论上,孔子实事求是的讲人生之学,并身体力行。在“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求真务实的原则下,把孔学定位为只讲生前不讲死后,只言人事不言鬼事,可知,可言,可行的人事之学,不涉及唯心或唯物。崇尚学习,积极进取。对于难以确知的“性”或“天命”,点到为止,存而不论。对于鬼神,则根本不谈。先秦儒者中最能体会孔学精义的,莫如荀子。荀子的非天、非相、非命观最能体现务实人生的精神。荀子对“心”与“性”作了认识论的解说,但并不陷入心性论的漩涡中。孟子大谈心与性,已与孔学精神不符,其“存心养性”,“万物皆备于我”已涉入唯心主义,为后世心性之学开了端。
孔学的范围由修身到治国、平天下。修身是内圣之学,治国、平天下是外王之学。孔门后学所作礼记大学篇提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四条目置于修身之前,扩大了内圣之学,却没有扩大外王之学,使得原来内外兼修的孔学体系失去平衡,变成头重脚轻,重内圣而轻外王,重义理思辨而轻国计民生,宋明理学就是这样的产物。心性之学是理学(包括心学)的核心,大都陷入唯心主义,脱离实际人生,成了孔学的反动,对历史的进程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与理学同时并存的功利学派及明末的实学派未能成为儒学主流,实为历史憾事。

四. 孔子讲:“性相近,习相远”意在强调后天学习,并不讨论人性。孟子自立门户,大讲性善论。荀子深知性善论并非中庸之道,提出性恶论以为制衡,使人性论回归中道。性恶论比性善论更具有理论深度及社会意义。扬雄认为人性“善恶混”,韩愈抑荀扬孟,宋理学家将性善与天理挂钩,作为心性之学的基础,性善论主导了此后的儒学近千年。性善论是道德至上主义的必然选择,重视道德修养加上由修身推至治国的简单逻辑,中国变成一个重德治而轻法治,重人治而轻制度治国的国家。“待贤而治”的治国理念加上「今日急务当以收拾人心为本」,「天下之治乱,总系于人主之一心」(明儒刘宗周语)的迂腐心态,中国历史陷入改朝换代、治乱相循的历史宿命,无法长治久安。西方人在对待人性问题上比儒家高明,勇敢面对人性恶的一面,在政治上不寄望于一人之道德修养,而讲究体制运作与制衡,发展出议会政治,逐步优化为今日的民主体制,排除改朝换代的历史宿命。唐宋后儒对人性论的取舍,影响历史甚深。性恶论是法治的哲学基础,今日工商业社会必然是法治社会,应适度贬抑性善论,阐扬性恶论。

五. 孔学实即君子之学。孔子以“君子”为儒者的人格标准,设立了一套君子的处世准则与价值观,而达到君子标准的途径就是学习。好学是孔门永远的主题,荀子最能体会这一精神,提倡学习万能论。孔子的学习是与实践相结合的,“学”与“行”合而为一即是修养,修养方法遂成为后世儒学的必备课题。儒学随着时代演变,每个时代有着不同的修养论。但儒家的学习有一个特点,因为孔子把儒学定位为纯人理学,儒者的学习不是为了满足求知欲,而是偏重道德修养。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于是形成这样的特色:道德主体极度发达,而知识主体比较不发达,与以希腊哲学为核心的西方文化形成对比。儒学的这一特点使儒学成为世界上体系最完整的人理学,但另一方面,也使儒学容易走上重德轻智的“道德蒙昧主义”偏锋。这种偏锋在心学上体现得最为突出。理学与心学的根本区别在于修养论,程朱注重道问学,不失儒家好学本色,陆王则是走火入魔,只讲尊德性,反对知识技能,陷入“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的所谓“剥落”功夫,亦即“学习退化论”。王守仁:「复心体之本然,而知识与技能非所与论也」,「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陆门后学杨简:「如蒙如愚,以养其正,作圣之功」,「无知者,圣人之真知,而圣人之真知实无知也」。呜乎悲哉,如若孔子有知,必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贰、现代儒学的缺位

自清末废除科举与民国初年废除读经,儒学走下社会主流思想舞台已近百年。从清末至今,中国社会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变,西方思潮涌入,取代儒学的地位。抛弃传统文化,学习西方文化,成为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的主旋律,称之为“现代化”。这股现代化的大漩涡旋转了一百多年,逐渐沉淀澄清,知识分子的头脑也逐渐恢复清明,试图整理思绪,找到中国人自己的位置,这个过程仍在进行中。只要现代文化尚未建立,这个过程就尚未完成。

一. 儒学自秦汉以后,便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展现不同的风貌。适应时代,与时俱进,是儒学演化的铁则。如今的时代已大不同于过去的历朝历代,过去各时期所产生的阶段性产物,如董仲舒神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清朝汉学等,必然已不适应当今之世。今日知识分子,只能自求多福,建立属于这个时代的儒学,不可能寄望于古人。然而放眼今日儒学界,现今学风大抵仍停留在理学与汉学,仍然口诵程朱陆王,大谈心性之学,仍然考据文字,依傍古人,学古人语言。最近的大儒如唐君毅、牟宗三、钱穆诸先生都是继承与推崇理学的,今日学界仍跟在前人后面,未能超越前人。学术思想是反映时代与社会结构的,理学是封建王朝时代的产物,如今是全民政治的时代,理学还能适用于今日时代吗?理学是以农为本,工商为末的农业时代的产物,如今是工商为本,农为末的工商业时代,理学还能适用于今日时代吗?如若食古不化,仍然沉迷于心性之学,不知经世济民,富国强兵,简直不知今世是何世,今年是何年!扬雄:「道,可则因,否则革」,「夫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焦循:「变则通,通则久,未有不变通而能久者也」。儒学就是因为能随时代而变通,所以能久。食古不化,抱残守缺,是违背儒学发展规律的。建立现代儒学,必有所传承,有所改革。

二. 晚清以来,饱受西方文化冲击的中国知识分子,反思传统儒学,试图调和看似已经格格不入的传统儒学与他们所处的现实环境。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康梁的新儒学,梁漱溟、熊十力等新儒家,唐君毅、牟宗三、钱穆等近代大儒,都关注并着力于传统儒学与现时代接轨的问题,其中用力最深的当数牟宗三。然而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现代儒学并未形成。其原因很容易理解:从魏源到牟宗三的近两百年间,正处于中国历史上的过渡时期:从封建统治过渡到全民政治,但全民政治又尚未确立;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工商业社会,但工商业社会又尚未成型。学术思想是反应时代特点及社会结构的,既然时代特点及社会结构尚未定型,学术思想也就无从确立。但在改革开放二十几年后的今天,全民政治时代已经来临,工商业时代已大致定型,那么,现代儒学是不是可以确立了?今天的知识分子正处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伟大时刻,有如北宋五子处于创立理学的黎明时分,有志之士能不振臂奋起?建立当代儒学,捨我其谁?建立当代儒学,不在今朝,更待何时?

三. 事实上,现代儒学已经缺位了三百六十年。明清之际那场夭折的儒学改革,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最大的不幸。宋明两朝的社会生产力达到了历史上的一个新高度,但同时却产生了只适应封建统治而不适应社会发展的理学与心学。保守的学术思想跟不上社会前进的脚步,在明朝末年民间资本萌芽后,这种矛盾更形突出。于是知识分子不得不进行反思,批判扭曲人性、脱离现实生活的理学与心学,涌现解放人性、经世致用的新儒学思潮。启蒙学者陈确、傅山、黄宗羲、方以智、顾炎武、王夫之、唐甄、颜元等诸儒辈出,儒学处于历史上又一个破旧立新的转折点。然而就在此时,满清入主中原,启蒙学者或被迫从学术改革运动转为抗清运动,或隐居不出。清朝统治者为统治需要,仿效前朝,推崇理学。风起云涌的儒学改革运动因为政治突变而夭折,新儒学未能出世,而原本应被抛弃的理学却意外获得重生,延续至今,儒学前进的脚步停顿了三百六十年。往者已矣,来者犹可追,今日知识分子,有志之士,能不继承启蒙学者遗志,完成明清之际那场未完成的儒学改革,建立现代新儒学。

四. 中国历史治乱相循,乱世豪雄当道,治世儒士当朝,成了历史规律。如今是由乱而治的时代,需要建立一种主流思想,以作为安邦定国之策,长治久安之计。改革开放至今,物质建设已小有所成,精神文明建设仍然付诸阙如。一直处心积虑想征服并同化中国人的西方人,从法轮功事件中看出了今日中国人的致命弱点:脑袋空空,心无所主。于是继续他们已经努力了一百多年的十字军东征中国运动,向中国人推销他们的宗教信仰,并发起新一轮攻势,据称目前在中国已有几千万基督教信徒,尤以农村地区为甚。面对西方的思想侵略,中国人却缺乏有效的思想武器抵御外侮,就像当年面对洋舰洋炮一样的软弱无能。呜乎悲哉,这就是主流思想缺位的下场。作为传统中国社会主流思想的儒家,责无旁贷。建立现代儒学,已是当务之急。

叁、儒学现代化的要点

一. 传统与现代的衔接,应该是现代同化传统,而不是传统同化现代;亦即,传统是为现代服务的,而不是现代为传统服务。因为我们是为了现代人及后代子孙而活,不是为古人而活。因此,道可因可革,传统学术思想仍能适用于现代,仍然具有现代生命力的,则传承下来;若不能适用于现代,不具有现代生命力的,则改革或弃置。

二. 学术思想是反应时代特点及社会结构的。时代特点最主要表现在政治形态,社会结构最主要表现在士、农、工、商各阶层的异动。所谓现代化即表现在由过去的封建统治转变为全民政治,由过去的“农为本,工商为末”转变为“工商为本,农为末”的社会结构。其中尤以社会结构的转变最为关键。

(一) 自从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王朝以来近百年,中国的政治制度在曲折中演变,这个过程仍在进行。两岸三地在政治改革中有快有慢。改革开放至今,共和国的执政党已经由管理人民的角色转变为服务人民,这意味着以人民为主体的全民政治已然浮现,接下去,民主制度的建立只是时间问题。现代儒学,必须去除封建思想的糟粕,符合现代全民政治与民主政治的精神。

(二) 在过去农业社会中,农业是生产主力,重农抑商自然成为社会主流思想,“农为本,工商为末”一直在儒学中占主导地位。但如今已是本末倒置,工商业是主要生产力,国民生产总值主要由第二产业及第三产业构成,农业占总产值的比例愈来愈小,农民占人口比例也愈来愈小,农业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工商业是社会主导力量。现代儒学必须顺应时代趋势,脱农入商,才能成为社会主流思想。

三. 传统儒学与现代接轨有一个路线问题。儒学是一个泛义词,包括先秦儒学、汉儒学、魏晋玄学、隋唐儒学、宋明理学、功利学派、实学派等,究竟应该由哪一个阶段的儒学与现代接轨?这是一个事关成败的问题。

(一) 从儒学演化的规律来看,每个不同阶段的儒学都是直接承接先秦儒学,加上自己的时代特色,有机结合而成。汉儒学承接先秦儒学自不待言,魏晋玄学所说的“名教”直指汤武周孔,韩愈更直追尧舜禹,宋明理学宗孔孟(其实是宗孟子),功利学派与实学派更是回归先秦儒学务实人生的宗旨。由此看来,每个阶段的儒学都是直接师承先秦儒学,而不是继承前一阶段的儒学。这是儒学发展的规律。牟宗三先生不明白这个规律,走理学与心学的路,试图以哲学的方式与现代接轨,其失败乃在意料之中。建立现代儒学,只能直接师承先秦儒学(更严格的说,是孔学),而不是继承宋明理学或清朝汉学。

(二) 先秦儒学是制衡封建统治者的,孔子的仁政思想,孟子的“民为贵,君为轻”,荀子的“从道不从君”,都是与国君站在平等的地位对话的。春秋战国时期诸国林立,知识分子与各国国君的关系是一个众多卖家与众多买家的自由流动人才市场,知识分子可以保持独立的人格。但自秦汉统一天下后,只剩下皇帝一个买家,成了买方垄断市场,知识分子很难坚持“从道不从君”。汉武帝将儒学与政治挂钩,儒者只能在“从道”与“从君”之间摇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一方面是“屈君而伸天”,另一方面又“屈民而伸君”,在制衡统治者与为统治者服务之间求平衡。到了宋明理学,则完全向统治者一边倾斜。从先秦的“从道不从君” 到宋明的“君为臣纲”,上演了一部知识分子的“人格退化史”。在全民政治的今天,现代儒学只能师承先秦儒学,不可能继承理学。

(三) 先秦儒学是个开放体系,因为它不讲宇宙本体论。一个思想体系一旦设立了一个最高本体,它就把自己“封顶”了。一个思想体系的本体是不能改动的,在逻辑上,如果改动了本体,整个思想体系就要被推翻。因为本体论是一个思想体系的最高基本假设或预设前提。理学有严密的本体论,以程朱为例,其本体为理。在哲学意义上,一神教宗教是绝对封闭的体系,其本体为其所信仰的神。与一神教宗教相比,程朱的理学体系是“准封闭”性质,因为“理”是不可名状的,与人格神不同。但与先秦儒学相比,理学则是封闭体系。“理”或“天理”落实到伦理层面就是三纲,如今三纲已不可行,但三纲是代表天理本体的,它不能被改革,只能被抛弃。这就是理学的困境。牟宗三走入这种困境,只能提出“以中学为体的一心,开出民主与科学的二门”,作晦涩的文字游戏。先秦儒学实实在在的讲人生之学,没有基本假设,没有预设前提,仍具有现代生命力的则继承发扬,不适用于现代的,则可与时俱进,加以改造,使之适应新时代。开放的先秦儒学具有可塑性,可传承,可改造,不必抛弃。

四. 传统儒学是农业社会的产物,为了顺应工商业社会,传统儒学必然需要改造,以下几个传统儒学的核心元素须要调整:

(一) 工商业社会必为法治社会,传统儒学偏重德治的观念须转变为以法治为主,德治为辅。
(二) 由重德轻智转变为德智并重,由偏重人理学转变为人理、物理并重,如此,才能适应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工商业社会。
(三) 由民本主义进化为民主政治。
(四) 只言义不言利或重义轻利的观念早已腐朽,应转变为义利双行或义利合一。“功利”一词在以往儒学中是负面名词,在今日工商业社会应是正面名词。

肆、孔家店老国企改革之路

为了顺应工商业时代,现代儒学必须注入工商业时代的通用语言,具备商业经营的思考逻辑,融入工商业社会,成为主流思想。

孔家店是由孔子创立的私营企业,在百花齐放、诸家竞鸣的自由竞争市场中成长茁壮,到战国时期与墨家店并列为当时的两大企业。由于孔家店的产品功能齐全、合理实用,被汉武帝相中,将之收归国营。孔家店作为垄断性国营企业,至清末民初被摘牌下市,历时两千年。在这期间,凭着创业者所立下的内在活力,孔家店产品随着时代变化而推陈出新。其垄断性虽在隋唐时期受到老家店及印度释家店的挑战,随即引入竞争对手的部分产品与技术,推出理学,重新垄断思想市场。但与任何垄断性企业及国营企业一样,孔家店也有着两者所有的通病:僵化与保守。理学在宋明时期处于绝对性垄断,使得孔家店也变成绝对的僵化与保守,到了明朝后期已不能适应市场的变化,店中有识之士进行了一场产品改造运动,却功败垂成。早已不能适销对路的产品继续被清朝留用,不但害了孔家店自己,也害了国家民族,在西方企业的冲击下,国破店亡。两千五百年的老字号,两千年的老国营企业,停业至今已有百年。店中孤臣孽子,痛定思痛,思考如何振兴这个千年老店。振兴孔家店与振兴其它老国营企业并无不同,程序如下:

一.清理固有资产,剥离不良资产,保留并重组优良资产:

(一)不良资产:不能适应现代市场需求,对振兴孔家店没有用处的,就是不良资产。从宏观上看,董仲舒神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清朝汉学皆已过时,应予剥离。从微观上看,某些技术细节可以保留,如理学的逻辑思辨能力,汉学的训诂考据治学方法。

(二)优良资产:从宏观上看,历久弥新的,如先秦儒学;具有现代生命力的,如功利学派、实学派,都是优良资产,应予保留。从微观上看,传统儒学所具有的人本主义、民本主义、好学精神、求真务实、重视道德修养、爱国主义等,都具有现代意义。将以上的优良资产加以现代的阐释,与现代社会接轨,形成新的资产组合。

二.改造既有的产品与技术:既有产品经过改良即可适应市场的,则加以改造与优化。譬如人本主义加上基本人权观念;民本主义进一步改进为民主政治;学习讲究人理、物理并重;将礼治推进一步改造为法治;修养工夫从偏重私德转向重视公德。诸如此类,将产品改进及优化,使进一步贴近市场。

三.引进新产品、新技术:市场需要的产品与技术,孔家店或没有,或虽有但已落后于竞争对手,则引进。理学即是引进道家店与释家店的产品与技术,加以消化吸收而成的,孔家店在引进及消化外来技术方面已有初步经验。该引进的产品与技术如下:

(一)法家的法治精神:传统儒学比较欠缺法治精神,法家在这方面与儒家有互补作用。

(二)墨家的功利观及重视科技:传统儒学主要面向统治者与知识分子阶层,对平民百姓的针对性较弱,因而儒学的某些道德观对平民百姓来说是不切实际的。墨家是代表农工商百姓阶层的,兴利除害与工艺技术对平民百姓是最有实效的。墨家的平民主义具有现代生命力,可弥补儒学的不足。

(三)西方的法治、民主、科学,这是工商业时代必然的选择:自晚清以来,知识分子喊民主与科学喊了一百多年,至今仍有人对此心存疑虑。或有夹杂民族感情的,或有对儒学错误理解引喻失义的,皆非明智之举。其根本原因在于对工商业社会缺乏认识。法治、民主与科学是西方国家在建立工商业社会过程中,经历几百年,自然发展出来的。法治、民主与科学三者是工商业社会的自然产物,是工商业社会大系统工程中的子系统,是工商业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没有这三者,工商业社会就不成其为工商业社会。法治是工商业社会的基础工程,没有法治体制,工商业无法运行。民主是多元化的工商业社会中,各种不同利益群体与阶层之间协商调和的运作机制,一种取代冲突与战争的社会协调机制,一种使多元化社会得以“不同而和”的聪明的机制。科学是工商业社会进步的动力,工商业因科技的带动而繁荣,科技也因为工商业的需要而发展,两者相因相成。

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相比,农业国家有如食草动物,工业国家有如食肉动物。当近代的西欧国家率先演化成食肉动物,而世界其他部分仍停留在食草动物阶段,世界近代史便注定要上演非洲草原动物生存法则的剧本。作为食草动物之一的中国人,为了生存,没有选择余地,只能将自己转化为食肉动物,从农业社会转化为工商业社会。而工商业社会必然是一个法治、民主与科学的社会。也就是说,我们没有选择余地,必须走法治、民主与科学的路。值得庆幸的是:这三者与传统儒学(尤指先秦儒学)并不冲突,而且可以弥补传统儒学的不足。礼治与法治的精神本来就是一贯的,在荀子那里得到了衔接。民本主义与民主政治是一脉相承的,只是处于不同的历史台阶,民本往前一步即可进化为民主。科学技术尽管引进,传统儒学虽然不重视科技,但也不排斥科技。既然传统儒学视科技工艺为“末”,引进科技自然不会动摇儒学的“ 本”。

(四)引进外来产品与技术须注意与原来产品的兼容性与互补性。与原来产品及技术不相容、不互补的,或与企业定位不相称或矛盾的,则不能引进。在此原则下,西方宗教不能引进。西方宗教是西方文化的道统,法治、民主是西方文化的政统,西方哲学与科学是西方文化的学统。道统、政统、学统三者合一的儒学可以引进西方的政统与学统来充实自己的政治与学术思想,但却不能引进西方的道统来取代自己的道统。学统与政统可以互相借鉴、互相融合,但道统却是互相取代的。佛教传入中国,即使已经中国化了,但还是别立一宗,与儒家分庭抗礼,因为儒、释两家有着各自的道统。近代随着洋枪洋炮进入中国的西方宗教,不但没有中国化,还充当西方人征服与同化中国人的工具。非宗教是儒学以及中国文化的基本属性,如果有一天耶稣取代孔子的地位,宗教神话取代仁义礼智信道德纲目,神学取代圣学,则儒学不复存在,实际意义上的中国人已经亡族。如果有一天中国变成一个以宗教立国的国家,则实际意义上的中国已经亡国。不管引进多少外来产品与技术,儒学必须还是儒学,孔家店必须还姓孔。不管引进多少新股份,只要道统不变,孔家店就仍然控股。
四.开发出适应市场需求的新产品:就是建立现代儒学。现代儒学不会只有一家之言。工商业社会分工精细,错综复杂,知识多元化,价值观多元化,学术必然也多元化。元、明、清三代朱派理学一言堂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代儒学必然出现众多学派,就像当年的理学出现濂、洛、关、闽、陆、王诸多学派一样。一言堂垄断是不符合工商业社会的市场原理的。如果孔家店是经营食品的,必然推出各种不同品种与口味的食品;如果孔家店是经营服装的,必然推出各种不同需求与款式的服装;如果孔家店是经营汽车的,必然推出各种不同用途与款式的车型,才能占领市场,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市场份额愈大,愈能成为主流思想。在建立现代儒学过程中,各学派不应相互排斥,只要不背离儒学基本义理,在“不同而和”的原则下,共襄盛举。

现代儒学必须兼具流行性与前瞻性,才能成为时代主流思潮。儒学从来不缺乏前瞻性,儒学的道德至上主义与王道政治理想一向具有理想性,与现实社会保持一定距离。如今儒学缺的是流行性。如何把被西方文化占领的市场重新抢回来,就是振兴孔家店的核心议题。在此工商业时代,只能遵循市场运行规则:开发出适销对路的产品。

五.改革过去的经营机制开发出好的产品以后,还须要有经营能力,才能把产品推广到市场。强化经营能力,首先须要有一个能适应市场的经营机制。先秦儒学是在自由竞争市场中成长茁壮的,充满活力。但自汉武帝以后,儒学与政治紧密挂钩,孔家店挂靠在封建王朝,不复独立,失去了先秦时代的活力。清朝的山西票号与徽商,到了后期都与清朝政府紧密挂钩,生意上与清政府唇齿相依,清政府一倒台,晋商与徽商随着烟消云散。有清一朝的晋商与徽商是两千年孔家老店的缩影,孔家店也没有逃过唇亡齿寒的命运,随着封建王朝的结束,孔家店停业退市,只差没破产关门。如今孔家店面临从头开始,推出经过改良的产品,重新推向市场。风水轮流转,宛如回到两千三百年前孟轲的时代,只是竞争对手由墨家换成了西方文化。如今已没有封建王朝可以挂靠,身处现代工商业社会的孔家店,必须具备现代商业经营能力,找回先秦儒学的活力,依循自由竞争市场的规律运作:改革传统儒学——建立现代儒学——向社会推广——成为时代主流思想。被关在铁笼中两千年的猛虎,如今失去牢笼的依靠,回归山林,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印度文化的冲击,催生了理学,西方文化的冲击,必能催生现代儒学。

伍、传统儒学与现代工商业社会接轨的要点

本文旨在向学术界倡议建立现代儒学,鼓励有志之士,立志千秋,大处着眼,贯通古今中外,各成一家之言,共建现代儒学。以下对于古今接轨的看法,当然只是一家之言,期能抛砖引玉,将建立现代儒学纳入当代学术界优先议程。

一. 发扬荀学:自唐儒扬孟抑荀以来,荀学一直被忽视,但荀学比孟学更具有现代生命力,应予发扬。

(一)王霸并用:不讲仁义,只讲律法与耕战的秦国最终消灭了崇尚仁义的山东六国,此时霸道胜王道。秦始皇“马上得天下,马上失天下”,此时王道胜霸道。理学宗孟学,只讲道德心性,不讲富国强兵,使得中原民族阴柔有余,勇力不足,自欺而后人欺,先被蒙古族所欺,再被满族所欺,   终被西洋、东洋所欺,几至亡国灭种。治国之道如用弓,一张一弛,刚柔并济,相因相成,德治与法治兼具,仁义与武力兼备。

(二)礼法并称:荀子将孔子的礼治推进为法治,亦礼亦法,把儒学推上德、法兼治的正确道路。可惜荀学自唐宋以来未能成为儒学主流,实是儒家憾事,亦是历史憾事。工商业社会必为法治社会,荀学是传统儒学与现代法治社会连接的桥梁。

二.援法入儒: 秦国自商鞅变法至秦始皇统一天下,树立了一个法治国家的典范。商鞅以法制治国,人亡而政不息,实比儒家“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人治方式高明。可惜秦始皇不知与民修养生息,刚极而折,使后世误以为法治不足恃。后世走儒家德治与人治的柔性路线,忽视刚性的法制建设,不知刚柔并济,造成中国历史改朝换代,治乱相循的必然命运。援法入儒,刚柔互补,相辅相成,才是长治久安之道。工商业时代的儒学,应由传统的德主刑辅转化为法主德辅。法家传统,可在今日法治社会中展现其现代生命力。

三.义利合一, 援墨入儒:今日西方成熟的工商业社会,凭着企业家的自觉以及税法的引导,热心公益事业已成为企业界的传统,富人亦为善人,这使得传统儒学中“重义轻利”或“只言义,不言利”的义利之辨显得过时了。这是一个义利合一的时代,传统的“见利思义”所谓的“义”已不仅是道德意义,而且是法律意义。传统的儒学是代表知识分子阶层的,这使得儒学的道德规范常常援义过高,不适用于市井百姓。墨家则是代表平民阶层的,墨家的功利观比儒家更贴近平民百姓。墨子:「仁,爱人;义,利人」,墨子的仁与义出于儒家,却比儒家的仁与义易懂易学,具有平民精神。存爱人之心,是内圣;行利人之事,是外王。墨子的仁义观构成了一个简易版的内圣外王之学,易学易行,比儒家原版的“格致诚正修齐致平”更容易为社会大众所接受。今日西方企业界正是墨子仁义观的忠实实践者。应将墨子的仁义观引入现代儒学,使现代儒学具有两种版本的内圣外王之学——正版与简易版,有如佛学中的禅宗与净土宗,知识分子宜修禅宗,市井百姓宜修净土宗,皆大欢喜,人人皆可成正果。

儒家与墨家的功利观都不是个人功利主义,而是社会功利主义,于是形成如下的等式:功利=公益=仁义,功利一词在传统儒学是负面之词,在现代儒学则是正面之词,它等同于儒学的核心价值观——仁义。在现代社会,满口仁义道德,却对社会无所贡献,是假道学。只有作出对社会有益的实事,才是真正的仁义。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他拥有多少,而在于他贡献了多少。一个人无论人格修养多么高尚,如果对社会毫无贡献,也只是一个庸人。这就是现代儒学的仁义观,仁义与事功合一,这也就是陈亮、叶适的道义观,顾炎武、颜元的治学观。现代儒学应发扬功利学派与实学派。

四.道器并重:传统儒学专注于讲人生之学,成就了一个举世无双的人理学体系,但在另一方面,却忽视了物理与自然之理。专注于道德修养,而使道德主体掩盖了知识主体。在科技主导人类生活的今天,传统儒学的这一弱点曝露无遗。传统的“格物”偏重人而忽略物,“致知”偏重道德伦理之知而忽略自然知识。王守仁心中根本无物,他所说的格物其实就是格心。牛顿格蘋果树能格出万有引力,王守仁格庭前竹子只能格出病来。现代儒学在保持传统的人理学优势之余,必须引入西方哲学与科学的治学方法,注重纯粹知识与自然物理的探讨,“博学于文”,充实修养内容。传统儒者只注重道德修养,不重视百工技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分工精细的今日工商业社会,儒者必然分布于各行各业,各有所专业,理学与心学“只红不专”的修养论已经过时。

五.由民本主义进化为民主政治:政治体制是决定一个国家兴衰强弱的核心因素。中国自秦汉形成大一统以后,逐渐形成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的农业社会大家长制的政治体制。欧洲在其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则是诸国林立,国王权力不若皇帝之大,且有教会与议会的制衡。希腊城邦的民主概念加上商业社会多元化价值观,由议会政治,社会契约论,三权分立,政党运作与选举制,逐步形成今日的民主体制。政治制度的合理性攸关一个国家民族的创造力与生产力。近代西方开明进步的政治制度与中国顽冥不化的政治制度的对比,决定了双方力量的对比。如今西方国家已经在一个稳定成熟的政治体制下运作,而中国尚遑遑于建立法制体系,这是真正的落后。儒家的仁政思想是知识分子对统治者的乞求,天下为公的理想因缺乏体制支持而从未实现。西方的民主制度不是依赖统治者的施舍,而是依靠一个政府与人民共同遵守的体制而运行,这是真正的长治久安之计。体制运作观念是传统儒学治国理念所缺乏的。现代儒学必须引进民主政治,使传统的民本思想与天下为公的理想得以落实。

六  以上的法治,民主,科学思想实是“援西入儒”。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已不适用,体用实不可分,应改为“援西入中”或“援西入儒”,将西学有机地融入现代儒学,成为儒学的一部分,浑然一体。理学援道入儒与援佛入儒,但理学仍然是儒学。现代儒学援法入儒、援墨入儒以及援西入儒,它仍然是儒学,不失其主体性。孔家店在原有基础上引进外来技术,开发出新产品,它仍然是孔字招牌,产品仍然贴着儒记商标。

七.以上一愚之见,旨在建立一个适应工商业时代的新儒学,姑名之为“工商儒学”。至于其体系,则另文阐述。其中心精神,可以下联表之:

        孟轲商鞅王霸并用      荀卿韩非礼法合流
        龙川水心建功立业      亭林习斋经世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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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评论
大秦帝国精神(2008-02-10 15:31:10.0)
    姑名之为“工商儒学”,盗用法家思想只不过是猪鼻子插葱--装象而已.
儒家思想是为统治阶级愚化弱化被统治者,便宜统治.
为帝王家族一人之利益而取得帝王信任,也为自己谋取个人利益.
是一个狭义的思想文化.
法家思想孔子学说的核心,是在愚民,他所倡导的三纲五常,他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主张,完全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提供理论根据的,等级森严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秩序就是根据这一理论建立起来的。
法家思想是为了,勇于外战,怯于私斗而建立起来的,生存之道.内部和睦的相处之道.
也是富国强兵不被外族凌的自然生存之道.

当然,向外国推出儒家思想,中国而用法家思想.我到是很赞同.

_楚_与子同醉(2008-02-08 13:38:13.0)
    儒学通过不断的自我阉割来求得在新世纪苟延残喘。
复活的军团(2008-01-26 13:08:05.0)
    儒家从来就是这样,好象什么都能被“援”进儒学里
但儒家最核心的思想不是富国强兵,更做不到救世济民,而是保已利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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