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理论的批判
法家自建立以来就把儒家作为批评的对象(不论是古代还是在当代),以翟玉忠为代表的新法家更是把新、旧儒家作为批评的对象。我作为儒家思想的爱好者不得不指出法家的这个毛病和缺点(不论是新;旧法家)。
新法家的主要理论资源:1,法制思想;2,功勋制;3,人情论;4,全民监督。
我从第一点说起,新法家说秦律中“凡有盗贼在大道上杀伤人者,路旁之人在百步以内未出手援者,罚战甲二件”。 假如一个强盗杀人越货时在一百米内看见的人有:1,80岁的老人(不论男女)看见了能制止吗?2,15岁以下的儿童看见了能制止吗?3,一个柔弱的妇女能制止吗?4,一个瞎子能制止吗?5,在一百米内有被墙挡住视线既看不见又听不着的人遇上,按律他也要受处罚吗?6,一个手脚均残的人看见了他能制止吗?在这里,老人、儿童、妇女、瞎子、聋子、残疾人他们均都无法制止强盗,但按秦律他们都得处罚,你说这样的法律是不是太严苛?这个只见法不见人的法律能推行吗?这个法律在社会上强制推行,国家社会是不是时时处处都在恐怖当中,而人人自危?人们早就批评秦律;一人犯法,十人受诛。十人犯法,百人受诛。百人犯法,千人受诛。社会是一个大监狱。至于你说的“道不拾遗”,毛泽东效法秦始皇,在他那个时代,中国也没有做到,天天阶级斗争,到处抓工人阶级中的强盗和贫下中农中的强盗,抓不到就栽赃到“黑五类”的身上,抓到了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也成了黑五类。但那样的社会有谁向往?
无论是东方哲人还是西方哲人均都指出“没有道德支撑的法律,都仅仅是权术,而不能称为法”。
法律处罚见死不救,必须有个前提:那就涉及到制止人在能力上能与强盗一博,否则无法办到。秦法的背景是针对战场上相博的军人而制定,在战场上相斗的军人,体力能力都相差无几,否则无法相争。在一个特殊情况下的律条,移到治国这样复杂的情况下执行,其后果的残酷不言而喻。
新法家的第二个主张是功勋制(包括事功和军功):没有建立功勋的人不能当政,无论他的资历有多深,思想有多好,名气有多大都不行。功勋制的前提是必须进入政治体制,不进入体制也就无法建立功勋。我不客气地说,翟玉忠先生所有的论说都是为了影响当政者,以图自己能进入政界一展抱负。但你并没有功勋,仅仅以言论就想能进入政界,你的主张与你的行为是不是背道而驰。
在功勋制这一点上,你们批评科举制。说这违反了功勋制,其实你们忘了科举制就是为了选拔没有功勋的人进入政界。一旦进入政界就有了按事功提拔的资格。
没有功勋就不能提拔,那谁有资格得到提拔?那就是按世袭或裙带关系才能得到提拔,就象当今政坛是世袭裙带的天下一样。
当今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如果仅仅有功勋才能进入政界,那些学者,那些为发展经济而奋斗的私营企业家,那些为公权力而努力的维权人士,那些为公平而呼吁的办报人,那些科技工作者…..还有很多很多的职业人,都被你硬生生地挡在政界的大门外,你能挡的住吗?
其实这一点还不危险,危险的是你以军事功勋立国的体制。人们为了加官进爵,必然举国狂吹军国主义。法家的思想是一个强霸天下的思想,不是一国之内的思想。试想,你用强霸去统一台湾,或许说的过去。但你用强霸去统一日本,统一东南亚各国,统一美国你能统一得了吗?
法家自诩为超越了人性的性善论与性恶论,以人情论作为自己理论的出发点,他们说儒家只见人性善,以道德的夸夸其谈来抵抗人性的自私,而无法用人性恶,来规范政治权力的存在。你们以人有趋利避害之心,用法来规范天下,认为人对自己有利的事就去做,对自己不利的事就不做。
孔子曰;“杀身以成仁。”孟子曰:“舍生以取义。”在这样一个以道德信仰比命重的人面前,你的人情论就失去效应,苛法根本没有用。
性恶论,人人是恶的互相伤害,社会怎么建立?那就只有上帝来指导社会,来管束社会了。可儒家不这样,主张“君轻”“民贵”以民为本,今天叫民主管理政治,这又哪点不好?
性善论在政治上以三重合法性,即天道的合法性;历史文化的合法性;人心人意的合法性互相制衡。困难在于今天人民说的政权的合法性该怎么帮共产党转移,儒家主张的三重合法性以赋予全民选举的合理要求,只不过中国的掌权者不愿全民选举,这不是儒家的错,而是掌权者不愿按儒家思想治国的错。历史上儒家以天道来制衡统治者,使他不敢作恶;以历史即祖宗基业来制衡,使他不愿做作恶。一旦所有这些方案失败,就赋予人民有革命的权力,孟子曰;“不闻诛纣,但闻诛一独夫耳。”人确实有趋利避害之心,但关键的问题是谁让人们必须趋利避害。在一个家庭中,人有趋利避害之必要吗?在一个民主国家,人们有趋利避害之必要吗?
“抱法处势,虽中才可也,儒家需要百年一遇的圣王”,理论的漂亮不能代表实践的成功。人有趋利避害之心,必然首先计算机会成本。在法家专制统治下,人们必然反抗。例如陈胜起义,第一个跑来镇压的官员没有战胜陈胜,按秦律要处死,按机会成本他不是加入造反派,就是撒谎蒙蔽上一级,这就给陈胜他们壮大的机会。造反派越壮大,牵涉的秦官员就越多,这些官员肯定相互捆绑在一起,一起蒙蔽朝庭,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造反酿成不可收拾状态。陈胜领头造反不到10年,强大的秦朝就灭亡了。一个大国从上级到底层,信息的传递必然有大量的选择性丢失,尤其在政体按人性趋利避害原则建立时,下级按机会成本自算,只能是上报对自己有利的事情,不上报对自己不利的事情。所谓报喜不报忧,最上层得到的多是失真的信息。按法家理论治国的政治家,除非有洞察秋毫的能力和控制一切的气魄,否则就被别人糊弄。秦二世灭亡,齐桓公接班人无所作为;毛泽东接班人王洪文,华国锋不也照被人赶下台。也就是说法家需要真正的圣君,这个圣君是千年一遇的人,同时肯定是混世魔王。
相对于法家的圣王,依儒家理论治国的人,不仅不需要圣王,一个3岁儿童、一个弱冠青年就可以了。中国历史上这样登基的皇帝大概占1/3。这些皇帝一没被推翻;二在他能亲政时,政治权就归还于他,原因在于任何一个合法的统治者,必须同时满足王道政治的三重合法性。要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太难太难。依儒家理论治国的王朝,基本上保证了二百年以上的基业,在朝期间没有一任被自己体制内的人推翻。16岁的康熙打败鳌拜,同样年龄的崇祯打败魏忠贤,他俩当时的能力,你以为真能超过他们的对手吗?
王朝的灭亡,我们只能另找其他原因。中国改朝换代都是农民起义结束的。也就是说王朝的后期,都是人口膨胀时期。膨胀的人口与自然物质的供给,形成了无法弥合的矛盾,这时加上大面积、长时间的天灾,王朝就束手无策,这时任何治国理论也束手无策。明陕西发生大面积的天灾,王朝并不是不救济,而是受制于当时的交通,从远处调粮救济很难到达老百姓手中。
我们再回头看看文章开头,秦律实际执行的情况。一个强盗不可能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劫,大多数是在偏避的地方。这时目击者必然离的不远,假设没有出手制止,这时他就要考虑怎么脱离受罚关系,甚至不惜嫁祸给他人。正如毛泽东时代,热烈拥护毛泽东的人被打倒,经常是出于这种被人嫁祸的情况一样。
人人监督,第一,需要执行者。官僚为自己利益着想,有时就不执行。第二,人人监督,监督的都是熟人。有时监督人得过且过的胡诌,被监督人就要受到极大的刑罚,他怎么面对第二次博弈?这样只能把敌对者打翻在地,再踏上一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秦律中“有人偷摘别人桑叶,赃值不到一钱,如何论处?罚服徭役三十天”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要受这么大的处罚,这样做;一是政府工作量太大,简值无法运转。二是原告与被告如果是熟人,被告回家后必定设法报复原告。于是社会就进入恶性循环的相互戕害状态。社会是多次博弈的结果,而不是一次博弈的结果。这样简单的统治方法,注定不会成功。中国人抛弃法家,不是中国人没有智慧,而是痛定思痛后的坚决选择,不愿走回头路。
二 历史事实的陈述
军功制不在于他有力量统一各国,而在于他统一了各国以后怎么办?
我们必须了解一下历史,中华文明本质上是天下主义,各家各派以天下太平为立论基础。春秋战国时代,周天子权威衰落,用什么理论重新统一天下,规范天下秩序,是儒、墨、道、法各家各派立论的前提。儒家以仁义道德榜样来规范天下,其缺点是必须对方失德,然后才能打击对方(儒家必须论证出兵诸侯的合法性),在列国竞争的情况下,一般不敢失德。是以各诸侯间,都认为儒家迂腐,掣肘了他们的相互兼并。墨家以平民主义来规范天下,反对战争。但他忘记了统治者和官僚利益(所谓立功、立言、立德的三不朽)。道家以自然主义来规范天下,退回到“小国寡民”。但他忘记人已超越了自然主义,人有集成更大社会组织的天性(增加经济的产出以提高生活质量)。法家以君主权威,即全国单一霸权来规范天下,但他忘了社会的复杂性。
先秦时期各家各派,并不是现代民族主义的主张,而是天下主义的主张。西方民族国家时代则不然,其治国理论均感大而不当,在近代被抛弃,因此被分解成今天的各西欧国家。中国人首先选择了国民党的国家民族主义,但中国人骨子里都是天下主义,再穷再落后都要兼济天下,是以国民党的理论不能与中国人的天性契合。共产主义正好是天下主义,以解救全人类为己任,当然吸引了很多中国人。
中国人被共产主义折磨的死去活来,到冷战结束全球共产主义破产,后现代全球化时代必然需要一种新的天下主义。一百年来中国引进各种西方治国理论,并没有让中国强大、人心安稳。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古典诸子百家纷纷登场,新道家、新法家、新儒家、新墨家,加上西方来的新左派(马克思主义)、新右派(自由主义),成为中国蔚为壮观的百家争鸣政治流派。
上面我已指出古典各派的缺失,现简单指出新左派与新右派的缺失。新左派只见工农不见资本,要知道现在是复杂的社会,阶层太多,不可能以工农阶层利益去代替其他阶层利益。自从国家进入丰裕时代后,人的消费主要转向心理消费,而不是单纯物质消费。这时表面上还是物质,但这时的物质已是心理物质,也就是消费款式。这时谁也无法计划。新右派的缺失,在于现代天下是在各独立国家存在的前提下规范天下,是以不能只看普遍的世界意义,而忘了各独立国家还有各自的国家利益。
当代中国的理论必须兼顾国家民族的利益,又要有世界的普遍意义(在道义上能立住脚);能保证个人的自由又需要国家集体的强大(以应对世界的竞争);既要继承历史文化,又要别开生面,中国是唯一没有衰败的国度。即便强大如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这样的国家,一旦衰落了,历史留给他们爬起来的机会总是太小。中国跌倒一次又完全可以重新站起来。中国不仅有强大的历史文化资源,而且拥有了当代的技术文明资源。在所有的理论中,我看只有新儒家能担当重任。
在战国时代,各独立诸侯有一个内在的冲动,就是统一以填补周天子的权威。谁的理论能帮助统一,谁的理论就好。法家的功勋制适应这一潮流国家全盘军事化。任何人以军功晋级,但这一理论的最大缺失是一旦天下统一后,军功制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天下一统后你到那里去建立军功?所谓“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汉时朝臣不准法家进入政治体制,原因就在这里。在一个统一的天下,每个人再去建立军功,势必导致国家的动荡不安。而且在当时,还有大量的分封诸王存在,各诸王手下之人要建功立业,就是各诸王战争。套用共产党的一句话“难得的政治和谐局面就被破坏了”。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本来要休养生息,一方面消除各反对派的势力,一方面要完成社会人口的恢复,经济的重新繁荣。但这一苛法治国思想无法摒弃。秦始皇焚书坑儒,把议论他政治文化合法性的儒生一网打尽,从此再也无人为他议论合法性了。第三方面,下面各级官僚为了升官,必定要不断建立功勋为自己加码(任何专制没有下一级人员的支持是无法专制的,所以说世界上没有一人专制的事,必然是某一集团的专制,如工农专制;官僚专制;贵族专制;奴隶主专制;资产阶级专制)在国内不能建立功勋就往外发展,蒙恬去匈奴七百里使胡人不敢南下牧马,奇怪的是秦人把匈奴打的这么惨,还要修长城干什么?既然修长城,肯定在军事上不如别人,只好防御。但在匈奴全面击溃没有能力与自己相争时,还要花费那么多的人力物力去修长城,实让人费解。汉修长城了吗?唐修长城了吗?这一矛盾的现象在秦始皇身上同时上演,这只能从功勋制上去找原因。原来各级官僚要升官,就必须不断建立功勋。秦不仅建立浩大无用的长城,更建立奢侈的阿房宫和旷古绝今的秦陵。人们的精力就这样被敲诈,无事生非就是这一思想的指导。我不知道秦始皇的伟大在哪里?在政治战略上,用蒋庆先生的王道政治的三重合法性来说,第一,以道伐无道才能符合天意,但秦以暴政消灭别国,各国人民怨恨在心,当时就留传一句话“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秦没有天意的合法性。第二,大量地驱使人民去干无任何价值的公共物品,为此人民流离失所,秦没有民心民意的合法性。第三,焚书坑儒把文化传承的合法性铲除,在继承人问题上赵高勾结李斯以胡亥代替扶苏,秦二世又失去历史继承的合法性,是以秦二世没有历史文化的合法性。陈胜,吴广打着扶苏的旗号造反时,秦二世没有任何政治资源的支持,只好风雨飘摇。
翟玉忠先生恭赞军功制思想,他完全忘记了当代的现实。当代是各独立国家共同参与建立国际规范,这是一个博弈的时代,而不是以军事力量诉诸武力去征服的时代。美国的强大,在一个弱小的伊拉克面前,却深陷泥潭(伊拉克只有2000万人口,世界是60亿人口,你怎么去征服)。美国以道义力量,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去感召和影响他国,虽在诸多国家建立军事基地,但要付钱。如所在国不准许他驻军,他只得撤走。
美国的民主相似于“孔孟”的仁义理论。大国以仁义力量去影响各国,而不专以武力征服,以道伐无道,虽70里可以王天下。美国无法安定伊拉克,其最大的战略错误是把伊拉克复兴党连根拔除(党政军要员全部清除),无中生有地去建立民主,其困难可想而知。你看我们伟大的周武王伐殷,只把纣王一人铲除,不连累无辜,箕子还加官进爵,纣的儿子受封,小布什的政治智慧,跟我们古人相比较,不知要差几个等级。
三 未来的展望
说实在的话,功勋制是一政府管理体制,而不是政治体制,任何一个有效的政府官员,升迁不可能没有一点功劳,仅凭长官喜好似乎也不太可能。这个功勋制一旦从政府管理体制上升到政治体制,势必天下混乱。在国际上必然走向军国制。军人为了升官,只有狂吹军国主义,否则他的军功从哪里而来?当代更不是古代那种简单经济的农业立国,而是由知识分子、资本家、工农大众等诸多阶层、甚至上万种产业组成。这个复杂的局面,无法用事功制这种简单划一的方法来指导。事功制必然是社会国家一切围绕政府转,我国受政府全能主义的安排之害还少吗?当今的一切混乱,不正是“全能政府”不愿退出历史舞台的结果吗?
中国历史上经历过四次政治制度的选择:世袭制、功勋制、察举制、科举制。
周天子分封诸侯,诸侯分封大夫,史称封建制。其弊病在于分封的诸侯王有自己的领地,而且分封后世袭,周天子无权再过问。俗话说:一代亲、二代表、三代四代不认了。一、二代受封的诸侯王,还能感激周天子,维护周朝的权威。到后来,必然谁也不拿他当回事。分封的前提是,周天子必须有足够分封的土地,诸侯王要有不断受封的好处,才能维护他的权威。战国时代,中原大地已经开发完了,分封制也就走到尽头。到这时诸王无地可分,只能相互兼并,周天子的权威也就徒有其名。必然需要新的治理理论。
分久必合,国家怎么重新统一,也就成了各家论战的主题。要统一,就需要有个强大的中央。前面说过,任何一个有效的政府管理,都有功勋制内容。法家把功勋制提高到政治制度,这就极大地强化了中央政府的权力。谁用法家思想治国,谁就迅速强大。但法家思想:一、没有天、人认同的成分,无法系统论证统治的合法性;二、当天下一统后,其军功事功,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由于这两个先天的不足,功勋制在历史上主导的时间非常短。韩非子系统地完成了法家理论,法家也就走入了死胡同,“秦二世而完”。
秦朝并不是从秦始皇开始,而是通过周朝受封,有几百年的历史,这句话应该理解成:秦用法家“二世而完”。
汉用察举,推荐制,其理论的依据是周朝的“亲亲”原则和“举贤”原则,这个制度的主要“毛病”在于有资格推荐的人只能是有一定地位的人,而不是全体人民。如果是全体人民的话,推荐那就是全民选举了。在有产阶级和有名望地位的人推荐时,由于受到他们视线的阻碍,所推荐的人基本上是他们那一阶层的人,而不会是无所不包的天下贤能。察举制最后演变成某一阶层的特权,及裙带关系的天下。晋朝“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格局,充分说明这个制度走入穷途末路,社会分成了两个互不统属的阶层。
隋唐开始转入科举制,武则天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推行匿名科举制。科举制按个人的才学进入政治体制,基本上杜绝了裙带关系,即某一阶层的特权。科举制基本上考取儒家经典,儒家以道德和天下一体主义为思想根本,这不仅转化了社会风气,也保证了天下稳定。唐以后,中国分裂时间越来越短,社会总是快速统一。
功勋制继承了分封制的世袭制,但把世袭限制在最高领袖一家。察举制继承了功勋制的郡县制。科举制完善了郡县制选拔人才的标准。
科举制是社会稳定的体制,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体制,操脱了一党一派的私利。科举制作为政治体制,在现代有两大缺点:一是科举制不是动员的产物,而是程序的产物,现代政党制则是动员的产物;二是科举制是整体主义的产物,不是个人和党派私利的产物,而现代民主制是“一党一派一观点”的私利产物。各党派各观点互相竞争,谁上台就实行谁的主张,民主制以几年一任的方法,来调节局部与整体利益的关系。
民主制采用的是“皇帝”轮流坐庄的任期制,其所实行的民主都是局部利益,是“一党一派一观点”的私利产物,不可能保证整体利益。 新法家反对西方的民主,要采取社会主义的全民民主,宣传一个主义、一个党派、一个领袖原则。在现代这个社会,这个无法运行。选举制是“收买”体制,你投我的票,我对你的要求给予回报,这就要求社会分成各个利益集团。在一党之下没有选举的必要,反正一党会解决全体人们的需要。民主是多数决定领导人,但你宣传一个领袖,当选的领袖为了继续当选,必然打压持不同意件者,领袖必然以非法手段:1、把不同意见者赶出政治体制;2、控制政治家进入政界的渠道,也就是把持人事权;3、思想言论控制。不让有人挑战一个领袖。蒋介石的国民代表大会,有70%是他圈点的人;毛泽东依靠体制选举,把政敌一个个清除,成为“一言堂”体制。朝鲜在活生生地表演你的思想,朝鲜一个主义(共产主义),一个政党(朝鲜劳动党),一个领袖(金正日),全民选举(朝鲜有99%的投票率)比任何国家投票率都高。我想你也不认同朝鲜的体制吧?但你有什么好的方案能避免此种情况呢?或者你要说儒家不也是一个主义吗?但儒家不强调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任何党和个人,都可以是儒者,都可以践行儒家理念,在竞争中看谁做的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