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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良:进入转折阶段的中国改革 
作者:[张宏良] 来源:[] 2007-03-28

本届人代会将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结束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即将开始,其根据就是《政府工作报告》和《物权法》。本届《政府工作报告》最大的特点,就是自始至终都贯穿着民生问题,如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等几十年前早已基本解决的人民生存问题,成为政府工作报告的主要内容,历史转了一圈再次回到了原来起点,中国人民又重新开始了为解决基本生存问题而奋斗。面对建国以来所有福利都已经被改革得干干净净的老百姓,无论对改革者还是被改革者来讲,继续进行经济改革已经失去了任何意义,经济改革经济改革,有经济才改革,老百姓已经没有了经济,也就不需要再改革了。

并且《物权法》已经把中国三十年来经济改革的成果以法律形式固定为“基本经济制度”,接下来需要的是捍卫和巩固这一基本经济制度,而不是去改革刚刚形成的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最初听到看到《物权法》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时,还以为听错了看错了,反复对照才发现,不是自己耳朵眼睛有问题,而的确是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变了,从《宪法》到小学课本,直到现在都说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不料想一觉醒来,《物权法》成了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看来“不是我不明白,这个世界变化太快!”)。

共和国历史上曾前后形成了性质不同、相互对立的两个基本经济制度,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形成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第一个基本经济制度,作为对第一个基本经济制度的否定,形成了目前第二个基本经济制度。改革是针对第一个基本经济制度的,既然旧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被新的基本经济制度所替代,今后需要的也就不再是改革,而是维护和巩固。由于目前共和国的政治体制还是在以往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形成的,还是为以往的基本经济制度服务的,因而对现有基本经济制度最好的维护方式,就是改革原有的政治体制,使之与现有的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这是中国强势集团利益决定的,与此同时,已经丧失了原有基本经济制度保护的中国弱势群体,要想捍卫自己最后的生存权,也只有通过国家政治制度才能实现,本届人代会就是一个生动的说明:反映弱势群体诉求的是中央政府的《政府工作报告》,它是由中央政府注入人代会的;而代表强势集团利益的《物权法》则是人代会倒逼中央政府的结果,到目前为止,无论会前总理发表的专门文章,还是会后总理记者招待会,包括所有中央领导人讲话,甚至稍有头脸的人物,都绝口不提把整个世界闹的沸沸扬扬的《物权法》,即便是中央电视台《物权法》的专题节目,也只是拉来几个名不见经传的京城小混混,人模狗样了一番便草草收场,这种情况让人想起了当年美国罗斯福新政时期罗斯福与垄断集团控制的国会之间的妥协。

很明显,《物权法》与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建设和谐社会的公平正义原则是相矛盾的,与本届《政府工作报告》的民生主题更是形成巨大的政治反差:一方面是亿万百姓的生存权,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养老难,说到底是生存难;另一方面则是需要法律认定保护的数万亿物权。如果把本届《政府工作报告》和《物权法》分开来处理,双方都不会对社会形成太大的触动,现在同时放到一起通过,强烈的反衬作用则互相把对方推到了相反的极端:《政府工作报告》对天下苍生的巨大人文关怀更加让人感动;《物权法》所要保护的数万亿资产更加显得来路不明,尚未被瓜分的超大型国有企业更加显得岌岌可危。这种相互对立的政治夹板效应,使中央政府不再是凌驾于两大政治集团之上,而是越来越处于两大政治集团的夹板之中,如同恩格斯曾经指出的那样,国家正在成为第三种政治力量,并且是那种让两大政治集团同时走向失望的政治力量。这是历史上最为可怕的政治信号。

国家成为第三种政治力量,在历史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作为强大仲裁者的第三种政治力量,这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前提和基础,当初美国罗斯福新政时期国家扮演的就是这种强大的政治力量;一种是作为软弱妥协者的第三种政治力量,这是社会走上动乱的政治先兆。究竟属于哪种情况,取决于两大政治集团对中央政府的态度,如果两大政治集团都对国家充满信心,都坚信只有通过国家才能实现自身利益,都惧怕国家会同敌对集团结成联盟,那么国家就是强大的,相反,如果两大政治集团对国家都越来越失望,不再把明天的政治命运寄希望与国家,那么两大政治集团就会寻找机会直接走向前台,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天下大乱。

本届政府就呈现出一种妥协者的弱平衡态势,如果只有《政府工作报告》,弱势群体会欢呼,如果只有《物权法》,强势集团会欢呼,现在两个对立的政治文件同时通过,表面上看好像是两大集团的要求同时得到了满足,其实两大集团同时陷入了失望之中。对于弱势群体来讲,《物权法》的通过,意味着以往强势集团对他们的剥夺已得到法律认可,那么《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亲民政策也就很难真正得到落实,包括4千多亿的“大礼包”仍然有可能被吞掉;对于强势集团来讲,《政府工作报告》的民生主题和公平正义原则,在客观上剥夺了他们的道德合法性,暴露了他们财产的掠夺性和内在虚弱性,这是中国强势集团有史以来最尴尬的历史时刻,所有伪装包括最后一件裤衩都被扒的干干净净,他们对中央政府的恼火远远超过弱势群体的担忧。虽然他们需要《物权法》,却不愿意用这种方式得到《物权法》,不愿意在历史和道义审判台上得到《物权法》,他们心里很清楚,在《宪法》都可以随时修改的当今中国,仅凭《物权法》那薄薄几页纸,根本不可能具有奠定私有财产制度的巨大法力,他们实际需要的是和法律相联系的道义合法性,这才是他们在建设和谐社会的流畅乐章中粗暴插入《物权法》这一刺耳音符的真正用意,但是中央政府的工作报告,特别是总理记者招待会把正义锁定为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核心,对于强取豪夺者来讲,恐怕再也没有任何一个概念比正义这两个字更加具有毁灭性力量了,即便在小学生词典中正义这个词汇都代表着对强取豪夺的彻底否定,这大概就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政治家把自己和《物权法》联系在一起的原因,所有政治家都为自己留出了左右回旋的政治空间,中国强势集团焉能不恼火。至于传言中的所谓“确保通过”毕竟是传言,并没有正式文件和公开报道,只能是最终落到谁头上由谁来买单。

《物权法》的确如同优美和谐乐章中突然插入的一道刺耳尖啸,虽然还不能说已完全打断了胡温新政激动人心的历史演奏,却把原本统一的舞台演奏分裂为音调完全对立的两个政治号角,这种政治路线的内在分裂,既是中国弱势群体和强势集团之间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同时又会导致两大集团之间的矛盾走向激化,前面所说的可怕信号就在这里,政治斗争往往是退一步而溃千里,无论是权宜之计还是迫于压力,同时发出两个相互对立的政治信号是相当危险的,很容易推动两大集团走向极端。

就弱势群体和一般民众方面来看,只要胡温新政坚持高举公平正义的政治旗帜,坚持解决诸如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的民生路线,中国老百姓就一定会走上追究强势集团刑事犯罪的道路,道理很简单,中国老百姓诸如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养老难等生存问题,并不是历史遗留问题,而是在改革中被剥夺的结果,正是亿万老百姓丧失的免费教育公费医疗福利住房,转化成为目前急需《物权法》保护的少数人的数万亿资产,就以看病难为例,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中国医疗制度就被联合国推荐为发展中国家的样板,可是目前却在世界188个国家和组织中排名第三位,整个文明世界包括知识精英天天作为反面典型的印度,都在中国改革期间建立了全民免费医疗制度,中国却反其道而行之,把已经建立起来的公费医疗制度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给废除了,以至与造成目前每年都有数百万人因无钱看病而死在家中(中国每年正常死亡人口800多万,即使按照最低60%的人死在家中,也有近500万),所以温总理那句话才具有震烁千古的感人力量:不能让人民“生在医院,死在医院”的政府,就不是人民政府!无论胡温新政最终成功失败,这句伟大的执政誓言都将永远闪烁在中国未来的政治天空。

可以说,最初由于对毛泽东的个人仇恨而形成的对中国老百姓生存权的剥夺,已经超过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大规模的政治报复,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都已经属于完全的刑事犯罪,至少属于反人类罪。如果中央政府不能追究其刑事责任,最终将不可避免的会演变为社会集团之间的暴力冲突。胡温新政既代表人民利益又不敢发动人民运动的内在矛盾,使中国强势集团越来越不把中央政府放在眼里,最近药品降价的失败就是一个例子,国家宣布一批药品降价,公司就停产一批药品,然后换个名字以比先前高几倍甚至十几倍的价格销售,结果国家的降价法令成为涨价信号,并且以几倍十几倍的速度上涨,不仅没有缓解老百姓看病难的压力,反倒使老百姓看病更是难上加难。怪不得有人说现在中国是政令出不了中南海,连小小的药厂老板都敢公开羞辱中央政府,把中央政府的法令看作是废纸一张,中央政府对国家和社会的实际控制能力已经软弱到了何等程度!最终社会集团之间的直接冲突又如何避免!

再从中国强势集团的方面来看情况更加不容乐观。由知识精英、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铁三角构成的中国强势集团,其谋略之深远,手法之高绝,绝非历史上任何一个政治集团能够相比拟。他们十分清楚胡温新政要干什么,十分清楚公平正义的大旗意味着什么,更十分清楚只要还有共产党还有共和国就意味着什么,既然知道历史将要发生什么,就要抢在历史前面迅速动手,绝不把宝贵时间浪费在无谓的争论上,这是中国强势集团的一贯作风。这次的出手就是《物权法》,一箭双雕,既要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数十年流血牺牲艰苦奋斗创造的物权据为己有,还要为早已被打倒的地主恶霸和官僚资本家被剥夺的物权进行历史清算。在经济上把三十年来通过国企改制、城市拆迁和农村圈地所瓜分的财富合法化,让子孙后代永远享受阳光财富,只是《物权法》的表面目的;运用《物权法》清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当年打土豪分田地所“侵占的物权”,以此作武器打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历史合法性,才是他们的最终用意。

目前《物权法》刚刚通过,还没有生效,海内外的反华反共势力就已经急不可耐地跳了出来,纷纷运用《物权法》控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打土豪分田地等“侵占物权的罪行”,主流经济学家茅于轼在欢呼《物权法》时就控诉说:中国人私有财产被国家侵犯、剥夺的教训太惨痛了,“中国在1949年建国的时候,大规模的侵犯私人财产,在农村搞土改,把地主富农的财产没收了,杀了好几十万人,可能还不止,杀了可能上百万人!”瞧,什么叫还乡团回来了?这就是还乡团回来了!什么叫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这就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他们不仅不满足于占有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的全部社会财富,甚至还要追究中国共产党人的刑事责任。当然,他们也清楚,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像有些国家那样,通过妖魔革命来把共产党送上法庭是根本不可能的,他们的真正目的是通过妖魔化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为改换门庭制造舆论,最终像宋江改聚义厅为忠义堂那样,把中国共产党改成社会民主党。

可以说,在经济上把公有制变成私有制,在政治上把共产党变成社会民主党,是中国精英集团自始至终不变的战略目标,现在第一个战略目标已经实现了,接下来就是实现第二个战略目标:摘主席像、扒纪念堂,砸掉共产党的招牌,扯起社会民主党的大旗。现在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什么“民主是个好东西”“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正在纷纷出笼。已完成历史任务、改变了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经济自由主义逐步偃旗息鼓,负有改变中国基本政治制度新的历史使命的政治自由主义开始粉墨登场,其手法和过去一样,就是用一些抽象的漂亮口号欺骗舆论误导民众,经济改革的漂亮口号是建立市场经济,政治改革的漂亮口号则是建立民主政治。

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完全正确,民主当然是个好东西,如同说吃饭是件好事情一样,没有任何人有分歧。社会民主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搞得好,也是实情,如同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搞得好一样,同样没有人否认。可问题是叫喊这些漂亮口号的强势集团,根本就没有丝毫打算去真的实现这些口号,市场经济、民主政治这些东西不过是他们实现集团私利的漂亮包装,如同市场上伪劣假冒产品的漂亮包装一样,完全是用来骗人的。

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就是典型,打着建立市场经济的幌子,把除中央直属企业之外的全国资产几乎都抢光了,也没真搞过一天的等价交换,大家可以看看周围,从日常生活的水电煤气,到老百姓唯一拥有的劳动力买卖,从通讯交通到房屋拆迁,从商品领域到服务领域,有哪一样东西是等价交换?有哪一样东西不是暴力定价?就拿劳动力商品来说,在劳动力市场上,老板任何价格都可以强买,工人任何价格都不能不卖,不卖就是罢工,罢工就是违宪,违宪属于重罪,哪个老百姓敢于承担如此罪行?正是这种违背等价交换的暴力定价,形成了震惊世界的中国低工资,如果按照市场经济国家工资占经济总量的比例,目前中国工人工资水平至少应是现在的五倍。最为荒唐的是作为市场经济最高形式的证券市场,居然搞成了连封建皇帝都会目瞪口呆的等级制怪胎,同一张股票不同的人买具有不同的价格,国家买一个价格,公司买一个价格,外国人买一个价格,中国人买一个价格,并且中国人买的价格要比外国人高几倍甚至十几倍,可谓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现代版,连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市场交换都遵循等价原则,我们居然把一个强买强卖、暴力定价的经济称为是市场经济!既然连市场经济制度本身都属于伪劣假冒的产物,其中所有商品的伪劣假冒也就不可避免了,整个经济完全陷入了伪劣假冒的泥潭,现代经济最大的资源——诚信资源灰飞烟灭。社会信用的崩溃,经济秩序的混乱,形成了抢劫的最佳环境,“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在混乱中,老祖宗数千年积累、共和国数十年奋斗所形成的财富,绝大部分落入了强势集团手中。直可怜那些相信“先富带后富”,盼望“共同富裕”的老百姓,越来越陷入绝望境地,最后只能男人去拾荒女人去卖淫,整个中国大街小巷到处都在百思不解地哀唱“一无所有”,许多人到死也没明白为什么会变得一无所有。

中国强势集团很清楚,把老百姓变得一无所有、一代为奴是危险的,只有让老百姓世代为奴才是安全的,要让老百姓世代为奴,就必须彻底砸碎共产党这块招牌;只要有这块招牌,无论你怎么改,压迫、剥削和抢劫都很难取得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无论你怎么妖魔革命,革命的基因都随时会复活;特别是只要有共产党这块招牌,你就不能公开彻底打倒毛泽东,只要毛泽东的旗帜还在中国天空飘扬,中国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就随时都会发生“格式化”,形成“系统还原”,越来越多的强势集团成员大规模外流就反映了他们这种担忧。

特别是胡锦涛总书记不带任何附加条件地宣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更是让他们夜不能寐,寝食难安,以往所谓高举毛泽东思想都有着明确附加条件,必须是“准确、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体系”,而什么是准确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体系,那是人嘴两张皮,根本说不清楚的,说不清楚,就没什么东西可举,高举一词也就变成了纯粹瞎扯。而胡锦涛总书记不仅没有任何让人无所适从的附加条件,反倒十分明确的肯定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毛泽东思想,这就使中国强势集团与胡锦涛为首的中央政治路线不可避免的会形成对立,再加上已控制了40%中国经济的外资的支持,这些外资背后是各国政府组成的强大国际政治力量,中国强势集团已经完全具备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政治制度的野心和能力。

这种情况十分类似于晚清时期的北洋集团,唯一不同的是当初的北洋集团只是操纵清政府实现自身利益,并没有想直接打倒清政府,由自己取而代之,而控制了中国经济绝大部分的强势集团,其野心和能力远远超过当初的北洋集团,他们在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范围内的回旋余地越来越小,已经不再满足于如同北洋集团那样只是操纵政府了,他们需要的是彻底改换门庭,所以打出了建立民主政治的旗号,通过所谓民主政治,把共产党变成社会民主党,把社会主义制度变成封建权贵资本主义制度,把人民民主专政变成铁三角加国际资本的联合专政。当所有这一切都完成以后,老百姓就会发现,所谓的民主政治如同当初的共同富裕一样,完全是一个引诱红杏出墙的美丽谎言。如果说当初的“共同富裕”只是把底层劳动者骗的浑身净光,那么下一次的“民主政治”将会把一般白领也送进地狱,到时候就不仅只是工人农民的女儿被迫为娼,恐怕一般白领的妻女也会变成任人蹂躏的悲惨对象。

不要以为中国强势集团的战略目标会到此为止,仅限于改变中国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他们还有第三步:肢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把统一的中国变成一个松散的联邦,实现他们个人的永世太平。他们的这个战略目标,恰恰与美国为代表的国际政治势力要“永久性解决中国问题”的战略图谋相吻合。无论最初他们是否就怀有肢解中国的战略动机,但是事物发展有其自身固有的客观逻辑,你只要把中国绝大部分财富据为己有,就非得打掉中国共产党不可,只要打掉了中国共产党这个中华民族的组织纽带,中国就会像目前伊拉克那样陷入极度混乱和流血冲突的惨烈境地,已经占据中国经济接近半壁江山的外资就会转化为经济政治乃至军事的综合力量,与各地的买办集团和汉奸集团勾结起来,形成19世纪初那样的地方割据,以美英日为首的西方国家再打起捍卫人权的旗号进入中国,按照他们的利益需要将中国彻底肢解为几个政治实体,这几个政治实体将陷入永无休止的纷争之中,老百姓也将陷入永无宁日的恐怖生活之中,到时候最好的出路也就是形成一个松散的联邦。

这就是中国强势集团将要强加个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悲惨命运。可见,下一步开始的政治改革将是一场关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决战!这是自秦朝统一中国至今二千多年以来第一次真正的空前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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