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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崇胜 何路社:政商关系历史与现实的分析(下) 
作者:[虞崇胜 何路社] 来源:[作者惠赐] 2019-12-10

摘要:社会现实告诉我们,公共权力与私有资本都必须受到制约。在人类历史上,私有资本第一次真正实现了有效地制约公共权力,将其关进了私有资本的笼子里。而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当依靠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来制约公共权力。并且,还必须在此基础上,要用公共权力将私有资本关进科学制度的笼子里。

 

关键词:公共权力  私有资本  政商关系  科学制度  


一、 分析宏观政商关系的基本视角

(一)公共权力的国家性、政治性和公共性。

(二)私有资本的社会性、经济性和私有性。

二、宏观政商关系历史的政治哲学轨迹

(一)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神化

(二)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道德化

(三)社会主义社会的权力客观化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商关系

(一)政商关系中政府的两大责任:监管与服务

(二)政商关系中的经济与政治两个市场

四、余论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商关系

建国执政后我们很快就顺利地完成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实行高度集中、政企合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现有非公有制经济是随着改革开放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中国的政商关系发展“与中国的改革开放联系在一起,同当代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改革、人治向法治的转型联系在一起,造就了当代中国政商关系的复合结构”。[27]中国现行的政商关系常常被视为“国家渗透市场经济”模式的典范,具有国家主导、非制度化的特点。庇护关系、人际网络、非市场策略常用来形容中国政府和企业互动的特点。[28]

有人对我们在已经消灭了私有资本后,现在通过改革又重新发展私有资本不理解,甚至认为早知今日,何必当初?陈先达先生为此指出:“如果中国革命胜利后不消灭官僚资本主义,不进行资本主义改造,就不可能形成强大的国有经济,那以后邓小平所倡导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同时发展就没有可能和依据。”[29]笔者以为问题的实质其实主要不在这里,而更是在于资本拥有者换了一批新人。改革开放后产生的私有资本拥有者,其是社会市场经济所培养的一个新阶层,是改革开放政策的受益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旧中国原来的资产阶级与其相比,前者是被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从感情和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后者则对建立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功,因此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愿意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所以, 2018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召开的民营经济座谈会上即指出:“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30]

(一)政商关系中政府的两大责任:监管与服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从计划经济单一公有制时代,转型到市场经济多种所有制时代。由于种种原因,人们的社会价值体系标准,在很大程度上不正确地演化为金钱本位。因此,社会主义权力优越价值体系受到两个方面的挑战,一为来自公共权力外部的私有资本优越,一为来自公共权力内部的行政和企事业单位权力的趋利化。于这一环境背景下,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就出现了官倒,其是官商一体。官倒趋于消失后,取而代之的是官商勾结。我国政商关系的表象性顽疾——钱权交易在改革开放各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形式,如“官倒”、“国有资产私有化”、 “项目运作腐败化”、 “政商利益联盟”, [31] “拉拢腐蚀官员”、“违规进入人大政协、干预基层民主”、 “权力围猎”等。 [32]

现实中私有资本往往企图越位介入政治,染指和控制国家权力或政府官员,以谋取不正当的超额利益。我们完全可以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共权力之所以腐败,很大一个方面的原因来自私有资本的腐蚀。行贿受贿,一个巴掌拍不响,受贿的最主要来源或行贿的最重要主体是私有资本。相对于权力设租受贿,往往资本主动行贿寻租更普遍。劣商必奸,私有资本行贿是为了寻租,以谋取更大的收益。或使公共权力不勤政,疏于监管,以违法经营,谋取黑心暴利。或获得各种公共资源、公共财政项目和经费,以及各种稀缺行政审批,进而大肆不当谋利。因此,惩治腐败应双管齐下,既对准受贿的权力,又不能放过行贿的资本。总之,由于私人资本的利益驱使,来自私有资本的巨额贿赂,诱发了政府官员越来越严重的腐败。可是,另一方面却有理由认为中国最大的腐败不是政府官员腐败:在市场竞争中私有制企业生产制造假冒伪劣产品和坑蒙拐骗,本身即是一种私有经济权力腐败,其对社会所造成的危害甚至可能超过公共权力的腐败——目前,我们尚缺乏这方面的实证对比研究。

我们坚持党的领导,正是为了保证国家权力能够更好地驾驭资本。在中国国情下,政府在政商关系构建中应发挥主导性的作用。中国民营企业家做企业必须讲政治,其处于一种特殊的政治利益表达状态:政治愿望的表达和参政议政的力量并非随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加而增长,而是应以社会主义拥护者的姿态积极配合执政党,与国家之间总体上呈现为一种依附性关系。虽然允许并积极吸收他们中间有代表性的优秀分子参加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组织,但绝不允许私有资本形成任何形式的政治组织,决不允许他们染指国家政权。无条件接受党的领导,必须成为私有资本的行为自觉。而在私有企业建立党组织,是加强党对私有企业领导的根本方式之一。并且,在私有企业建立党组织,需要打破常规,创新思路,运用特殊办法,否则,很可能会流于形式。

一直以来,我们的政商关系常常是:要不“亲而不清”,或者“清而不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处理好政商关系,使之既清又亲,概括而言,公共权力对私有资本监管到位是清,在为公有制企业搞好服务的同时,也尽心尽力为非公有制企业搞好服务是亲。为了根除官商勾结的腐败关系,建立一种官商和谐的清亲关系:一方面,公共权力要推进“放管服”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大力改善营商环境。应政企分开简政放权,并加大监管和服务力度,健全公开透明的监管规则和标准体系,创新公正科学有效的监管方式,严格规范地行政执法;切实增强服务意识,大力提升服务效率,有效增加公共服务供给,肩负起监管私有资本,调节与限制剥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职责。另一方面,私有资本要从和政府拉关系、搞圈子的“畸形心态”中摆脱出来,全面推进企业创新,把发展的精力放在科研和创新上,在新政商关系的背景下,走企业本身强化自主创新、科技发展的路子。私有资本还应遵纪守法不贿赂官员,要积极运用法律武器,敢于自觉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以上二者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必须两个方面同时行动。

目前,由于我国市场体系尚不完善,政企不分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模式还没有根本转变,政府官员手中掌握了大量的权力,包括资源分配权和审批权。如果不真正建立一种法治体系,主要依靠人治性政策,政商关系就肯定是不清白的,容易产生官商勾结,必然导致腐败。这主要都是由于市场机制不健全,政府该管的没管好,不该管的伸手过长。如一些领导干部超出正常工作范围和一些不法企业家勾肩搭背,甚至直接插手工程建设、项目开发、招投标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其正是当前腐败问题的重灾区。政商关系一旦这样,就会为一些希望“走捷径”的私有资本打开了“方便之门”,在社会上慢慢形成一种风气和习惯。一些官员也就是这样跟商人老板混在一起,慢慢的身份和立场不分,最终走上了不归路。因此,政府要简政放权,切实规范公共权力的运行,把法治作为确定政商关系基本框架的根本原则。

对于公共权力的约束,关键是公共权力要在阳光下运行,要建构一套公开透明的公共权力运行机制,要不断健全完善“权力清单”与“负面清单”制度。“权力清单”厘清政府职能边界,将使政府更好发挥宏观调控作用;“负面清单”划定的企业经营边界,从而最终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起决定作用。应依法查处那些坑蒙拐骗、非法经营、破坏环境的企业,其不能要求获得法律之外的特殊保护。只要政府部门、司法机关严格依法履行职责,不把经济纠纷上升为刑事案件,不违法对企业进行查封、扣押、冻结,让涉案企业能够依法经营,就不会影响企业的正常发展。

十八大后反腐高压已成常态,“不敢腐”渐成气候。然而,另一个极端却出现了:为了避免“负责任”、“受牵连”,一些官员对民营企业家避而不见,或者搞“软拒绝”。很多官员“不吃、不拿、也不干”。这样就出现了政府有权不作为,而民营企业则没有足够的权力来作为的现象。如一些民营企业家表示,现在土地供了,资金批了,项目却推不下去。表面上看,是国家财政资金效能低下的问题,深层次看,恰恰折射出新形势下庸政懒政怠政现象的抬头和蔓延。在这种畸形的新“政商关系”下,官员和民营企业家之间隔着无形的“玻璃门”,民营企业发展得不到正当支持和服务。民营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创造了巨大的社会价值,政府为民办事理所当然包括民营企业。要治理这个问题,政府应考虑建立一套公务员考核淘汰制度,考核跟绩效联系在一起,从规章上预防不干事和调动积极性,既有奖励又有处罚,让不干事的官员通过业绩考核离开岗位。

但真正治本的是触动利益机制,加快推进政治改革,继续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这里不妨具体分析一下:仅仅反腐高压之下,腐败分子的选择无非是,先明智地暂时缩手了,但同时也消极怠工不作为软抵抗,既然无利可图,何必那么拼呢?不少腐败分子也曾是典型的勤政官员,为人民群众办了许多实事、好事!而比起那些虽然没有出格的腐败行为,却干不成任何事的平庸官员来,人民群众反更认可前者。当然,腐败分子们更多的是,既无什么突出政绩,却又贪得无厌。对此,我们不禁要问他们是如何一路提拔上来的?权力者选择利益机制究竟哪里出了问题?除此之外,腐败分子们更是会积极应对,等待时机,变换更加隐秘、高超的手段继续腐败。只要利益机制不变——一定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以上两种情形都对政治效率不利。也许有人还会寄希望加强思想道德教育,不过可惜其只能在科学利益机制的基础上“锦上添花”,而不可能在不科学利益机制的基础上“雪中送炭”。

另一方面,现在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国家公共权力在私有资本坐大后控制其是有难度的。在中国经济改革中,随着私有资本力量的不断壮大,已有人主张全面私有化,使经济权力的力量强大于政治权力的力量,从而在政治和经济之间设定一个牢固的边界,并说如果政治可以有能力干预经济,腐败就会变得不可避免,这是反腐败的最有效办法。这里,人们不禁要问若公共政治无能力干预私有经济,剥削无度是不是会也变得不可避免?还有人主张让富人去从政——经济权力强大后必然进一步要求政治上的权力,且美其言曰:因为他们经济背景好,出任公职不是为了养家糊口,腐败动机低。实际情形又如何呢?如于我国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选举中,辽宁省部份有实力的企业老板,不择手段地谋求利益最大化,试图把持政治权力,为了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不惜重金向官员和省人大代表行贿,资本势力的直接、间接代表人物通过贿选上台,公然窃取国家权力。辽宁省102名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中通过贿选产生的有45名,占44%;其中42人为企业家,且一大半是私营企业资本家和富豪。这并不是孤例,如2013年处理的湖南衡阳市省人大代表贿选案,与辽宁省全国人大代表贿选案如出一辙。从根本上讲,这是中国近些年私有资本势力恶性膨胀的必然结果。与其这样,何如于各个竞争性行业领域也要力争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不让私有资本坐大。这才是“釜底抽薪”之策。

公共财政是公有制的源头,所以,来自公共财政的公共服务,其实也是属于一种公有制的范畴。孔子曰“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33]公共服务应像阳光一样惠及每一个人。当下创新现代国家治理,推进民生保障事业的发展与改革,特别要扩大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如在合理的范围内,尽可能用公共财政为人民提供包括养老、医疗、教育、住房、失业等基本社会保障服务。商业保险发端于海上贸易,最初仅局限在生产流通领域,进入社会保障服务领域,那是后来不断扩张所致。资本“无利不起早”,保险市场早就在为其预留着诱人的利润空间。如2014年国内的医疗商业保险收到保费约1600亿元,仅报销了约500亿元,保命钱的大头变成了保险公司的利润。再如,美国的医保主要是靠商业保险,当年希拉里领军医改,发现美国商业医疗保险公司征收的保费,仅三分之一用于病人报销,三分之二成了保险公司的暴利。[34]而社会保障服务的本质意义乃在于为人民提供起码的生存保障,显然,这只有在由国家统一地提供这种公共服务时,才可能真正公平地实现和做到。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也完全是现实可行而且正确的。其应是正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和“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 [35]可以说市场永远不是万能的,上述基本社会保障服务应当退出市场,让位于公共财政。可总是有人爱不时重弹一些“市场万能论”的老调子。老调子也该唱完了,难道非要“不见棺材不掉泪”?如有人说:将医保服务交由保险公司经办,经办费用少于政府自办投入,保险公司介入医药费用管控,能有效遏制挂床住院、虚开医药费等做法,防止医保基金跑冒滴漏。其实,将保险公司改制为事业,与国家医保事业机构合并,在权力优越、权力制约和权力竞争三位一体的政治治理结构下,这些同样完全可以做到并做得更好。

凡国家者皆有公共财政,古代或现代国家,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国家,其之间仅有来源渠道、体量大小的异同而已。我们原有定义的社会主义内涵和特征,在理论上多少与现实发展有些相脱离。当今的时代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互矛盾、相互结合、共同发展的现代文明时代,二者互动和互补呈同化趋势。公共权力与私有资本是人类社会一定阶段必要之“恶”(动力),目前之生产力水平使二者同时有存在的理由,但自然平等竞争中需要取舍的情况下则“两‘恶’相权取其轻”,与其资本剥削,不如权力优越,权力天然比资本更流淌着道德的血液。何况,私有制企业资本财富在家族中可以继承,将不平等代际传递不断叠加积累。而在公有制企业权力优越在家族中不可以继承,最多个人维持到老或死,其就将不平等重新不断洗牌——还权于民。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一书中所以说: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天生具有一种使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加剧且得到无限持续的长期内在趋势——核心机制是资本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的必然性,造成“富者恒富,穷者恒穷”的局面存在。皮凯蒂在论及二战后欧美各国采取累进所得税和累进遗产税制度时即指出,英、美制定了极高的边际税率,而欧陆国家如法、德却未采取如此高的边际税率,似乎更倾向于通过“国有企业”并设定国企高管薪酬的做法“替代”高边际税率来压缩贫富差距。可是,我们由于政治改革滞后,眼下腐败频发,乃至权力竟成风险,使得某些人直喊“减少权力,增加资本”,以避风险。但难道资本便无剥削之风险吗?恐怕是前门赶走狼,后门引来虎!“两害相权取其重”了!最坏的则为权力资本结盟狼狈为奸,照以前之态势发展下去,即有此种危险!总之,资本唯利是图,需要强调道德;[36]权力道貌凛然,尤须揭示利益。

可却有学者从负面意义上提出,当今中国社会的特征是:强权力、弱资本、无社会。是的,在我国目前确实尚是公共权力强于私有资本——幸好如此,一些私有制企业家往往格外看重或畏惧及听从公共权力。如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冯仑在2008年出版的畅销书《野蛮生长》中,曾经劝诫私营企业家要“听党的话,按政府的要求办”——实际上更多的是按官员的要求办。但权力优越包括却不等于权力者优越,政府与政府官员并不是一回事。以中国的现实看,不是权力道德化下政府官员就总能为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殚精竭力,反而经常是应付差事者多,以致他们很容易成为资本(金钱)的俘虏。所以,许多政府政令很难贯彻实施。目前,公共权力的运行过程中的确存在有问题,也的确需要解决,但要对那些想利用民众对公共权力运行不正常现象的不满情绪推动“资本化”的图谋,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我们认为中国社会目前的真问题,首要的不是什么强权力、弱资本、无社会,而是权力道德化下的公共权力腐败——广义的腐败包括低效,即不勤政。这使得公有制不能正常地发挥出应有的优越性。

我国改革开放中,一段时期以来特别是前期私有资本都是以近乎“原罪式”的资本原始积累方式呈现在世人面前,其特征更多的是与财富掠夺和寻租活动相联系。掠夺和寻租的主要对象包括价值暴涨的土地和房产、矿产资源、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证券市场、公共工程和政府采购、垄断行业的消费者等。而掠夺和寻租之所以发生,很大程度上源于尽人皆知的政商合谋和裙带关系。我们看到,反腐败中几乎每一位落马官员,往往都有商人牵连其中。通过媒体对不法商人发迹史的深度挖掘,就可一览无余地发现,那些表面上顶着所谓“企业家”光环的不法商人,背后无不有着错综复杂的官商关系、五花八门的寻租方式和“围猎”官员手法,藏着一幅没有任何道德底线的丑恶嘴脸,其中有些人的行为与明火执仗的强盗已经毫无二致。其带来的是经济增长的成果被少数人占有和瓜分,财富向极少数人加速集中而引起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弱势群体在机会和结果两方面遭受双重的不公平。还有,私有资本所拥有的强大的与各级政府和官员之间的密切互动关系及公关能力,在一个政府对经济市场具有超强干预能力的商业环境中,这种关系极可能超出了合理的政商关系的边界,因为这种密切的政商关系与强大的公关能力的结合,极可能导致政府被“俘获”的问题。因此,从上述意义上而言,反腐败正是为了抑制以掠夺、寻租和挥霍为特征的坏的私有资本的野蛮生长,从而为以创新、包容和慈善为特征的好的私有资本的发展创造条件。

(二)政商关系中的经济与政治两个市场

人类社会政商两界中,分别存在着经济、政治两个市场,只是两个市场又同时存在着差异而已——这是自然而然的。如市场中普遍存在的个人偏好、信息不对称两个问题上,两个市场之间情形有所不同,还有政治市场中的产品具有不可分割性或潜在的公用性,而经济市场中的产品具有可分割性,即可以分别满足不同个体的不同偏好,等等,不一而足。比如布坎南说过:“市场竞争可以允许若干竞争者同时存在,即使有一家占领了市场的大部分,仍然会有少数顾客会光顾自己喜欢的卖家。政治竞争则是非胜即败,一家赢了就独霸这市场若干年。在市场竞争中,买方可以相当有把握地知道他采购回来的是什么东西。政治竞争则并非如此,在这里,选民作为顾客可以说是购买一个代理人的服务,可是他并不能约束这个代理人遵照合同办事,相反,是被迫授予这个代理人相机行事的广泛权利。”[37] 但两个市场的根本实质是相同的,政治市场与经济市场一样,都是一种人类社会的自然客观机制,其是与计划相对的,计划则是一种人类社会的人为主观机制。经济市场的物化形态,是商店、商场等;政治市场的物化形态,是选举站、选举中心等。在经济市场中,人们通过付款来选择自己所需要的产品,选择某一产品,就是选择生产某一产品的市场主体;在政治市场中,人们则通过投票来选择自己所需要的权力者,选择某一权力者(即市场主体,下同),就是选择某一权力者生产的公共产品。

当然,也有人却说,建立在选票基础上的选举制,并不能保证选出来的人一定道德高尚、能力超群,他只要能及时准确地回应民众的诉求即可。选举式政党单纯回应或迎合民众诉求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是一种“尾巴主义”。其意思就是跟在群众的屁股后面跑,而不是带领群众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这就完全否定了市场的客观性和人民群众的主体性,而要由一群无所不知“正确认识事物发展的规律”的先知者带领人民群众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及时正确有效地回应民众的诉求,绝非放弃引导去迎合群众一些眼前利益的所谓“尾巴主义”。其实,就像经济市场中企业通过及时正确有效地回应消费者的诉求,结果自然是商品的不断提高质量和降低价格一样;政治市场中权力者通过及时正确有效地回应民众的诉求,结果自然是促使权力者不断提高道德和能力水平,从而保证选出来的人一定道德高尚、能力超群。而且,这里面有着一种客观利益机制在保障,市场通过消费者与市场主体之间的不断交易形成流通,从而达到科学有效地配置资源的目的。且可想而知,不论是经济市场还是政治市场,为了保障市场的正常运行,都天然需要自由、平等(民主)、正义(法治)作为前提。而通过市场的机制来有效的最佳配置社会资源,即市场经济的核心;通过市场的机制来有效的最佳配置权力资源,则是市场政治的核心。

一个社会只有所有人才都适得其所,才能最佳、最快地发展,使每个人的利益最大化。换言之,一个现代文明社会应该是各司其职各尽所能的社会,包括政治职业在内的各行各业都应当如此。上天赋予某些人特别的个性和能力是为了让他们担任社会必要的合适的职位:如那些以政治为业的人们通过选举程序当选公职人大代表、市长、县长等。这种职业符合他们的兴趣和特长,能够实现他们的人生价值,同时也得到工资报酬以及精神的回报。愿意从事这种职业的肯定会有不少的人,他们之间需要竞争,那些品质最好能力最强的人才可能当选,他们是由公众授权的享有权力优越者,而不是所谓道德化的“公仆”。

经济市场、政治市场的通货或价值尺度分别是货币与选票,这就存在着一种异化的危险,市场经济、市场政治实际运作过程中,市场主体追求的目标不再是直接为了满足公众的需求,而是变成为直接追求货币与选票。如果市场放任自由,只要能够获得货币与选票,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都会有人敢干,什么假冒伪劣、坑蒙诈骗、投机取巧、贿赂暴力、造谣诽谤、阴谋权术……许多恶性竞争,都必然会在市场竞争中随时随地产生。克服这种异化的唯一途径是法治(正义)到位,用法治(正义)来制约市场。不能一切听任市场,法治要维护市场的公平正义。利益驱动之下,道德、良心是靠不住的软约束,许多情况下权力丧失道德、资本唯利是图,甚至不惜践踏道德、良心的底线。市场还是两极分化产生不平等的根源,即使撇开市场运行中的违法与腐败不言,不论经济或政治市场都有门槛,资金技术或职务地位门槛,市场某些领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随便进入的,这是起点的不平等;机会风险门槛,市场的机会不是无限的,无限的就不成其为机会了,这是过程的不平等。为了克服上述不公正的不平等——也可以说是一种市场失灵,经济市场需要行政法治干预,政治市场则需要宪政法治干预。

经济、政治两个市场并非平行的,而是呈阶梯形式。经济市场是底层,为经济基础。人类社会的绝大多数人都是经济市场的主体或参与者,同时又必然是消费者,具有双重身份,只有极少数专门从事政治职业的国家公务人员是纯消费者。政治市场“面积”小于经济市场,以阶梯形式存在于经济市场之上,为上层建筑。人类社会中只有人数很少的一些政治家及大大小小的权力者们是政治市场的主体,大部分国家公务人员只是参与者,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们则是纯消费者,因此政治市场的竞争激烈程度远高于经济市场。然而,尽管人们与市场经济生活方式相适应,在经济交往活动中追求个人利益,并于实现个人自主权利的过程中也尊重或不损害他人追求个人利益的权利。从而形成了“自利不损人”和“交换互利”的市场经济道德。“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市场化行为,已经成了人们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但另一方面,人们却有着一种道德化的看法,往往把政治市场主体权力者高尚化成为人民服务的天使,没有与普通人一样追求个人利益的正常权利,认为在政治领域中不能追名逐利市场化。这就涉及到了一个根本问题:我们是否应该公开承认权力去道德化,以免政治权力竞争“名不正,言不顺”。[38]  

经济市场主体庞大、复杂,市场秩序杂乱,必须以行政法治制约;实施行政法治者是政治市场的主体及参与者(国家公务人员),其担负着制约经济市场的重大责任,即以政府的道德性和有效性修正经济市场的非道德性和无效性,如贪婪、剥削、不平等及经济危机。权力绝对不能进入经济市场,一旦进入它就失去了公正,失去了管理能力,社会就会出现极大的混乱,必定腐败丛生。但权力又必须进入政治市场,以在公平自由竞争机制导向及制约下,使高素质者必然通过能力道德去取得和维持权力及权力优越。

而政治市场竞争更为激烈,同样需要宪政法治来制约;只是由于政治市场主体的人数较少且素质精练,因此相对而言,人民直接通过宪政法治制约政治市场比直接通过行政法治制约经济市场要较为容易做到、做好一些。这样,人类社会通过经济、政治两个市场的分解与关联,便可以化繁为简、变难成易,将对庞大、杂乱的经济市场的制约难题,转化为对相对狭小、简单的政治市场的制约,从而在这种制约难度降低的情况下“四两拨千斤”,有可能通过人类的实践努力,用法治的手段克服市场的缺陷。因为从能力道德素质上改善提高人数较少的国家公共权力者,总比改善提高社会大众来得容易。

俗话说“人算(计划)不如天算(市场)”。人类的理性、道德及偏好,至少在目前的条件下是无以求证计划的。计划经济必然扭曲商品价格(高低)这个经济杠杆,难以最佳地配置各种生产要素和资源,从而影响阻碍生产力科学自然地发展提高。计划政治同样如此,其则扭曲权力优越(高低)这个政治杠杆,难以最佳地配置各种政治要素和资源,从而影响阻碍政治效率科学自然地发展提高。市场政治的最根本本质,便是一种市场机制,权力竞争之下必出贤者。当然,其前提是要做到自由、民主、法治三者完全到位。否则,扭曲下的政治市场则另当别论。

认为国家是市场的附加物,这仅是一种幻想。在现代社会中,所有经济活动都体现了政府的影响,市场不可避免地由政府界定和塑造。世界从来没有实现过自由经济,欧美只有19世纪末一小段时间接近自由经济,而那段时间被欧美知识界称为“强盗资本主义”。经济或政治市场天然都有追求效率忽视公平的倾向,但经济市场追求的是私人物品的效率,政治市场追求的是公共物品的效率,两个市场因忽视公平各自受损的群体正好相反,因此而得以互补。总之,经济市场不是万能的,它经常会失灵,需要政治市场的公共权力来弥补:国家通过税收等手段来抗衡“天然”的市场分配机制——国家不仅实行全民义务教育,还有提供各种社会保障,包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在市场政治中每人一票的这种平等,既是对市场经济中货币占有不平等现象的补尝、调节、平衡、制约,其又可以促使权力者关注、亲近弱势群体,在候选人与选民的双向互动政治运作过程中,经过政治动员和双向信息沟通、交流,使选民的政治素质不断提高。

在《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一书中,皮凯蒂通过对自18世纪工业革命至今的财富分配数据进行分析,认为不加制约的资本主义导致了财富不平等的加剧,自由市场经济并不能完全解决财富分配不平等的问题。他建议通过民主制度制约资本主义,这样才能有效降低财富不平等现象。市场“优胜劣汰”,其本质上会导致资源向优势一方集中。经济市场中的货币在初始分配时,原本仅是反映个体劳动贡献大小状况的一种价值尺度,但随着后来机会、资本甚至权力等也加入了货币的分配过程,使原本就客观存在的个体劳动能力差异更是不公平地扩张放大,与货币初始分配时的本质越来越背离,如果不是由市场政治与市场经济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在单独的市场经济子系统中,以上情形是无可避免的。

奥地利学派三大创始人之一冯•维塞尔即认为,市场中的经济人概念只是一个理想化的假设,这样的人实际上从未存在也永远不可能存在,因为,人是分阶级或阶层的,不同阶级因占有的货币财富的差异,在市场中的权力也就各不相同。在维塞尔看来,市场经济是受权力支配的经济。古典经济学的政府不干预原则仅在市场中的各阶级或阶层的权力达到均衡的情况下才能成立。如果权力不均衡,则经济完全自由的结果只会对弱势方不利。而保护弱者是政府的天职。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因资本霸权的存在,各市场主体(如资本家与雇佣工人、垄断企业与中小企业)的权力往往是不均衡的。因此,即使在常态的情况下,政府也是市场经济运行中“不可或缺的角色”。 [39]

四、余论

我国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的那场大规模的改制,使得中国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天的公有制经济(包括国有和集体所有)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已经低于了私有民营经济。现在的民营经济,已经贡献了中国50%的税收、60%GDP、70%的技术创新、80%的就业岗位及90%以上的企业数量。经济市场化改革启动了私有资本发展的过程,因此我们不可避免地面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劳资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的局面。但同时这种利益冲突又是可以缓和地解决的,其既取决于矛盾双方资本和劳动者各自的行为,更取决于国家正确处理好政商关系:用法律约束、政策规范及舆论引导来限制资本强权,注意维护广大劳动者的利益,才可以实现劳资矛盾缓和并且两利的局面。

我们赞同著名经济学家周新城先生的这一观点:“相对于所有制来说,市场经济是第二位的、从属的。不能撇开所有制,就市场经济研究市场经济……我们要研究的是,市场经济是怎样在公有制基础上运转的,它怎样为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服务。”[40]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其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与私有制二者之间需要平等竞争,其双方都能相互起到一种“蓝军”作用。但平等不等于没有差别,这种竞争中必须保证公共权力优越,在公有制为主体及其上层建筑国家机器保障下,才能使公有制立于不败之地。这种情形将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改善营商环境,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让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充分竞争和发展,以此来不断推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力争使之成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的、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市场主体,不断增强市场活力和竞争力,从而做优做强做大国有企业。但不能放任私有资本从经济走向政治染指国家政权,要坚持国家公共权力对私有资本的驾驭,以此保障全体人民的长远根本利益,逐渐实现共同富裕。

经济市场或市场经济是财富初次分配,直接目标是效率,其必然间接地损害公平。如拉大贫富差距、不择手段恶性竞争……若不能有效地加以限制,必然会引起社会动荡。如新自由主义最有说服力的批评者之一美国知名学者诺姆•乔姆斯基,他对智利这个人均收入水平与葡萄牙相近,但收入分配状况却在世界最糟糕的国家的社会动荡,将其归结为新自由主义在智利乃至全球范围内应用的必然后果。[41]政治市场或市场政治是财富二次分配,直接目标是公平,其必然间接地促进效率。如监管经济市场、调动劳动者生产积极性、提高劳动者消费有效需求……有学者即指出:“公平与效率具有正相关联系,两者呈此长彼长、此消彼消的正反同向的交促关系和互补关系。”[42]因此,政治市场高于经济市场,其应当统领经济市场。然而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一方面政府对于经济过程的不当干预尚未充分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政府的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等重要职能未能履行到位,因此影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成熟。

有人认为存在着好的或坏的两种资本主义。其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同时又反作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乃至于起到决定性作用。”[43] 什么是坏资本主义,专制、集权和人治的政治制度安排下必然是坏资本主义。不论是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在自由、民主和法治三位一体的政治制度安排下,都必然是一种良好的政商关系。社会主义是权力优越和主导,公共权力把私有资本关进科学制度的笼子,政商之间既清又亲。资本主义则资本优越和主导,私有资本把公共权力关进科学制度的笼子,政商关系也既清又亲。反之,专制、集权和人治三位一体的政治制度安排下,必然官商勾结,不清不白,政商关系即使再加强德治,也无济于事,治表不治里。

所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重塑强大科学的公共权力优越,同正确处理政商关系,是全面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两个重要方面,特别是一种强大科学的公共权力优越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至关重要的支撑。兹事体大,我们不得不再三强调这一点。解决的路径应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建立相配套的社会主义市场政治上层建筑——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国家治理体系,形成以自由、民主和法治为核心的权力优越、制约与竞争三位一体权力选择、制约与激励机制。

新中国已经走过70年的光辉历程,特别是40年来至今坚持不懈的改革,取得的最伟大成就是解决了14亿中国人的温饱问题,并基本实现了衣、食、住、行上的全面小康。但与此同时,正如邓小平所指出:“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44]中国目前存在的众多社会矛盾和问题千头万绪:腐败问题、政商问题、治安问题、黑恶问题、环境问题、食品问题、贫富问题、勍业问题、医疗问题、教育问题、房价问题……小智治事,大智治制。治理上述问题,就事论事,行一事动一事,推一时进一时,事倍功半。但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制度?制度不是规则,不是纸上写的党纪国法中那些死的条文,而是社会现实中一种活的能够自然运行的利益机制。其看不见也摸不着,却无形中无处无时不在。而治理之要,贵在得人,择人得当,满盘皆活。抓住权力者选择、制约和激励利益机制,就抓住了治理国家的“牛鼻子”,事半功倍。


                                                          (全文完)


注释:

27、佟德志:《当代中国政商关系博弈复合结构及其演变》,《人民论坛》2015年第5期

28、柳彦:《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与中国政商关系转型》,《中国行政管理》第2017年6期

29、陈先达:《理论自信——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吉林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6页

30、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11月2日

31、唐亚林:《官商利益输送四种典型形态》,《人民论坛》2015年第7期; 韩影, 丁春福:《建立新型政商关系亟需治理“权”“利”合谋行为》,《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6年第4期

32、韩阳, 宋雅晴:《非公经济人士对健康政商关系的影响及其治理》,《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祝捷:《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根除“权力围猎”现象》,《人民论坛》2017年第9期

33、《礼记•孔子闲居》

34、李玲:《民生保障:新中国经验vs市场化教训——玛雅专访北京大学中国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乌有之乡网刊》2015年8月10日,http://www.wyzxwk.com/Article/shidai/2015/08/349272.html.

35、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4页

36、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进程中,慈善公益捐赠对缓解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一直在起重要作用。

37、转引自方绍伟:《多党民主是个坏东西》,《共识网》2010年1月20日,http://www.21ccom.net/articles/gsbh/article_201001205450.html.

38、《论语•子路》:“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39、程恩富:《重建中国经济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62页

40周新城:《必须重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意见》,《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4期

41、【西班牙《起义报》网站10月26日报道】题:专访美国学者乔姆斯基:智利爆发社会动荡毫不意外(记者罗伯托•曼里克斯),《参考消息》2019年11月7日

42、程恩富:《重建中国经济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6页

4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288页

44、《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4页


(作者简介:虞崇胜,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何路社,武汉大学政治文明与政治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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