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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埃贡·克伦茨: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就将深刻影响21世纪的世界  
作者:[〔德〕埃贡·克伦茨]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十二期] 2019-02-15

摘要:能够担得起人类进步先驱者称号的,在18世纪有法国1789年的大革命,在20世纪有俄国的十月革命,在21世纪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仁不让。正如列宁及其同志们1917年建立新国家的壮举一样,21世纪的中国事业同样堪称先驱壮举,同样具有决定性的国际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辉煌成就将对21世纪产生重要的国际影响力。中国的发展给社会主义理想带来了新的推动力,其影响超出了中国的国境。中国在经济上具有抵御资产阶级外来势力勒索的免疫力。中国的战略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知识,不会在经济方面被误导、被蒙骗。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十九大  新时代  “一带一路”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简称民主德国),已经不复存在几乎30年了。但是有一个重要的事实被人淡忘了,当然这不是被人遗忘的唯一事实,那就是曾经在1949年民主德国诞生时充当过助产士的苏联,在20世纪80年代背离了十月革命卓有成效的道路,以所谓的“新思维”取代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最终在两大世界制度之间的冷战中向美国举手投降了。


由此开始,导致欧洲大陆社会主义遭受了决定性的失败,殃及了苏联在欧洲的联盟伙伴,其中包括民主德国。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个重要智库的年度论坛上,笔者曾经多次强调过导致欧洲社会主义失败的民族原因、国际原因,也包括本国自身酿就的原因。


列宁有一个重要观点,那就是:劳动生产率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重要、最关键的终极因素”[1]


在我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构想中保留了列宁的观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以创造性的劳动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正在夺取第一位。


2017年秋天,当我来到中国时,恰逢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此次党代会,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政治报告,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无论在理性上,还是在感性上。


通过对中共十九大党代会文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深入学习可以得出结论,能够担得起人类进步先驱者称号的,在18世纪有法国1789年的大革命,在20世纪有俄国的十月革命,在21世纪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仁不让。正如列宁及其同志1917年建立新国家的壮举一样,21世纪的中国事业同样堪称先驱壮举,同样具有决定性的国际意义。正因为中国对苏联失败的原因进行了十分深刻的评价,中国将不会重复我们在欧洲犯过的错误。


中国的范例告诉我们:在1991年苏联解体和欧洲社会主义沦亡之后,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并没有终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辉煌成就将对21世纪产生重要的国际影响力。


新自由主义者1990年过于草率地断言称:社会政治的根本性变革已经结束,资本主义已经统治全世界,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社会主义已经被最终击败。这种断言忽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忽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纲领的存在。中国的发展,给社会主义理想带来了新的推动力,其影响超出了中国的国境。


笔者在德国出版的《我看中国新时代》一书中,表达了对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各种印象。写作此书的原因,也包括以下事实: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自2016年已经成为德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另一方面,联邦德国公开描述的中国形象远离中国现实。关于中国目前发生的真实情况,几乎没有客观报道。


如果听信德国主流媒体的报道,就会产生一种真正的对华恐怖症。因此,就会对中国着眼于长期国际合作的“一带一路”倡议产生歇斯底里的恐惧感。


中国的新丝绸之路不过是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模式垄断下的另一种选择而已。中国倡议原本是着眼于所有参与“一带一路”国家福祉的平等关系,但是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这种倡议包含着社会主义的毒害,因此不能列入他们的议事日程。实际上,中国困扰他们的要素就是共产党。他们巴不得见到一个没有共产党的中国。但这是他们的痴心妄想。


他们反对“一带一路”的政策,不久前已经在欧洲最高层级上公开地表述出来了:欧盟称之为“利益裙带关系连接战略”(Konnektivit.tsstrategie)。欧洲中心论的观察方式仍然主导着德国政治的主流思想。他们仅仅用德国尺度作为衡量标准,却不是依据中国的历史、中国的生活方式与习俗、中国的建设成就与未来规划。他们对中国倡议的诠释基础,是反共主义。因此,将中共十九大的基本思想在德国进行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当民主德国终止存在之时,笔者承担着国家的最高责任。时至今日,笔者在谈论社会主义时不愿使用“失败”一词,而是愿意使用“失利”一词。“失败”包含着某种最终定论的意味,而“失利”只是暂时状态。即使社会主义真的失败了,也不等于未来就没有机遇了,也不意味着资本主义是历史的终点。中国的范例表明,有充分理由秉持历史乐观主义。


大约在100多年前,德国女革命家罗莎·卢森堡出版了《社会民主党人的危机》一书。她在书中回应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呼吁,这段话至今仍然有效,尽管我们已经选择了其他表述方式。她这样写道:“今天,我们面临着选择……正如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一代人之前,也就是在四十年之前预言的那样,要么是帝国主义的凯歌,也就是所有文化的毁灭,例如古代罗马的人口灭绝、荒芜、退化、巨大公墓的出现,或者是社会主义的胜利,也就是国际无产阶级觉醒后发起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其方法论、反对战争的斗争。这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选择困境,非此即彼。”[2]


由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清晰的憧憬,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2049年之前并不会面临任何困境。他们认识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经历上百年的历史。这一认识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众所周知,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阐述过共产主义社会的两个阶段——共产主义的准备阶段,也就是社会主义阶段,以及共产主义自身。凡是过早地宣传自己已经达到共产主义阶段的人,显而易见已经失败了——在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中,有些国家曾经这样宣布过。


苏联以及其他一些国家,人为地缩短建立一个有效的、优越的社会主义社会所需要的历史时段,这种做法受到了民主德国领导人的否定性评价。多年担任统一社会党总书记的瓦尔特·乌布利希,曾在20世纪60年代对当时的时代提出过引人注目的理论。他的基本思想是: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形态。其相对性是针对共产主义的战略目标,其独立性则意味着是一个比较长的时段,而不能武断地规定这个时段的长短。


遗憾的是,后来的统一社会党领导人游离了这一正确的科学论断,转变为缺乏科学依据的模式,也就是立即开始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于是,踏入了主观愿望的陷阱,期待着在我们这一代人就能经历共产主义社会。当时的口号“社会主义正在取得胜利”给了我们一个错觉,似乎社会主义已经取得了胜利。


我们的经验表明:凡是不相信社会科学或不重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人,就会犯下无法弥补的错误。令人欣慰的是,中国领导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他们毫不动摇地将马列主义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指南。中国领导人带着这样的远见迈出了社会发展的步伐,他们以这样的远见遵循着自己的战略目标,并切实地一以贯之。


与联邦德国对民主德国40年历程中所施加的那么多勒索企图相比,中国在经济上具有抵御资产阶级外来势力勒索的免疫力。中国的战略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知识,不会在经济法则面前被误导、被蒙骗。


行政决议不能取代经济法则。中国领导人实事求是地遵循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提出的建议:“私有财产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上必然的交往形式,这种交往形式在私有财产成为新出现的生产力的桎梏以前是不会被消灭的,并且是直接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所必不可少的条件。”[3]


这样的案例,我很愿意推荐给那些德国人,他们过分草率地将中国道路贬损为资本主义道路。中国正在证明,资本主义是无法在政治上勒索社会主义的,因为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已经足够强大。据悉马克思曾经对一个朋友说,只要你有足够大的勺子,就可以把魔鬼掖进嘴里。


中共党代会也在感性上给笔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中共十八大上,习近平总书记在江泽民和胡锦涛的陪伴下登上主席台。这是中国共产党紧密团结、中国政策一脉相承的理想展示;同时,也回击了西方的恶意宣传。


这是一个强烈的象征,是对未来发展的一个象征。欧洲社会主义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其时任总书记与前任总书记在政治和战略上保持一致的基础上,居然能够共同宣布一次面向未来的党代会开幕。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习近平同志在党代会上宣读的报告被纳入了党的文献。这就是基本理论的逻辑传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中国政策的指南针,并且得到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重要论述的补充。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曾经有一个民主德国党和国家代表团访问了毛泽东主席。作为来自马克思和恩格斯故乡的问候,民主德国部长会议主席奥托·格罗提渥向毛主席赠送了一个专门特制的书架,上面摆放着当时民主德国已经出版的所有马列主义传统著作和德国工人运动史著作。几十年之后,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今年,中国政府向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奠基者马克思出生的故乡城市特里尔,赠送了一座马克思雕像,以纪念这座城市的伟大儿子。


中国向德国赠送这样一件具有象征性意义的礼物,在笔者看来是一个标志,说明这个世界已经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中国正在传递的是什么精神。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当年的预言何其英明:“世界历史从‘东方’到‘西方’,因为欧洲绝对地是历史的终点,亚洲是起点。”[4]


作者:埃贡·克伦茨,原东德统一社会党总书记

文章来源:原文载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十二期



注释:

[1]《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

[2]〔德〕卢森堡著,李宗禹编:《卢森堡文选》,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11~375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10~411页。

[4]〔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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