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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锐:“希腊伪史说”折射出哪些历史观问题 
作者:[王锐] 来源:[网友推荐] 2019-01-22


有不少朋友对“希腊伪史说”颇为青睐。所谓“希腊伪史说”,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学术研究层面的。19世纪以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列强的国力大幅度增强,并进行全球范围内的资本与殖民扩张。但是随着20世纪下半叶后现代主义的盛行,“西方中心论”遭受严重的质疑,许多19世纪的历史叙事也遭受极大的冲击。1987年马丁•贝尔纳出版《黑色雅典娜》一书,认为古典文明的深厚根源在于亚非语文化,只是因为18世纪种族主义盛行,西方人才刻意遮蔽这一源头。此论一出,西方学界一片哗然,视作者为“非圣无法”,其思想效应不下于当年顾颉刚提倡的“古史辨”运动对中国史研究的冲击。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任何学术研究,在现代意义上其实都不是一种高度抽离时代的“纯学术”,而是带有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色彩,只是表现形式各有高明与拙劣罢了,刻意强调自己是“纯学术”,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我伪装。这在史学研究领域尤为明显。

19世纪的实证主义,按照此学说的奠基人孔德的说法,其目的就在于借此来发动一场“哲学运动”,以确立一种“引人向上”的舆论与道德风尚,进而形成一种改变时势的“政治运动”。简单说来,搞“实证研究”是为了“搞政治”。 19世纪的西方历史叙事,基本是在证明西方文明古今一脉相承,优越性自古已然,希腊的城邦政治具有无穷的政治智慧,是当代民主的古代先驱,等等。这种历史叙事,随着近代西方史学范式传入中国,影响极为深远。特别是近四十年的思想文化思潮,基本是在一种“与国际接轨”的主旨之下展开的,所以人们对于西方古今历史的想象,明显的带有一种仰视、崇拜、歆羡的特征。比如说探讨为什么希腊罗马有民主,中国秦汉以来却是“专制”;希腊哲学中有“科学精神”,先秦诸子盛行“统治术”;希腊城邦具有公民美德,秦汉以降只有“臣民意识”这样的简单的比较。在我看来,这些很大程度上都是伪命题,但是却对我们当代的大众文化精神、知识分子认同产生了很巨大但很不好的影响。

当近些年中国崛起的步伐不断加快,西方内部出现各种经济与政治危机,冷战后的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漏洞百出之际,一些有心之士开始质疑长期由西方所主导的19世纪式的希腊史叙事,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当然,有些“知识分子”可能对此嗤之以鼻,但他们别忘了,为什么顾颉刚的古史辨伪虽然早已被证明大部分言之无理,却依旧近代学术史上不断被研究、追忆的对象?为什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只从老子写起,而把商、周两代的思想观念视为无物,却没有什么文化人说胡适是“民科”,而把他依然作为文化偶像?这背后的话语权与政治文化诉求,其实是很值得人们深思的。

与此同时,回到中国史的领域里,夏商周断代工程其实也有很多争议。我觉得如果夏商周断代工程能提供更多中国早期历史与文明的讯息,这当然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一些西方人对此质疑也很正常,毕竟,近代以来西方什么时候没有质疑过中国?而今天不少人却把洋大人的质疑视为圣旨,意思就是说洋人都说你不靠谱了,你还有什么资格在那里说三道四。这其实不仅仅是一个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问题,而是关乎文化观与政治观的事情。

中国自商开始,已经逐渐形成了一套国家治理的雏形,并且有了记录生活生产经验的文字,这两点是中华文明能够延续不断的重要条件。到了周代,这两点有更为深入的发展。我们翻看一下《尚书》,按照今天的观点,它的内容不少是周代政治文告的汇编。从这些政治文告中,我们可以看到周人十分老练、纯属、精湛的治国艺术。同时我们看一下《诗经》,中古人表达情感、观察社会、批评朝局,具有十分细腻的思考与想象。

比如我们今天还在强调的“忧患意识”、“民为邦本”、“无逸”等观念,基本都产生于周代。《诗经》中的“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些诗句至今仍是大多数中国人抒发情感的重要凭借。所谓“温良敦厚者,《诗》教也”,使我们这个民族具有人文厚度与古道热肠。毛主席的“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就很有古代《诗》教的影子。最后就是中国的史官传统。至少从商朝后期开始,古人已经十分注重历史经验的保存与传承。先秦古籍中记载的许多古代有德之人都是史官出身。按照《汉书•艺文志》的说法,老子也是周代史官。重视历史教训、传承历史精神,是中国文明非常重要的特征。总之,早熟的政治智慧、记录人们生产与实践的历史典籍、对日常生活的细腻感知,这才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遗产。

这里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如何以西为鉴,建立我们正确而自洽的历史观?去年美国出现了较大规模砸毁历史人物塑像的运动。比如对于罗伯特•李,不同立场的人观点截然相反,难以调和。这其实就体现了特朗普上台后美国人在文化与精神上的进一步撕裂。所以前两年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建议特朗普成立“历史顾问委员会”,其意义大概就是认识到历史问题很可能成为动摇美国内部政治认同的隐患。其实早在2012年,美国纵横家布热津斯基在《战略远见》一书里就指出,美国梦日渐衰微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美国人对基本的世界地理、时事甚至重要历史事件的了解少得惊人”。比如“只有不到一半的高年级大学生知道北约当初成立的目的是对抗苏联的扩张,30%的美国成年人列举不出美国在二战时的两个交战国。”当然话说回来,这些讯息大概依旧不会影响中国国内某一类人对美国那种傻傻的、痴情的爱。

对中国而言,需要引以为鉴的是,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编撰传统,历史对于中国而言,是人们理解过去的最主要载体,总结经验教训的知识宝库,确立未来目标的重要参考。作为一个大国,中国需要自洽的、合理的宏观历史叙事。特别是中国近代史,更与与近代中国人通过探寻、总结、检讨晚近走过的历史道路,来认清中国与世界不断变化的复杂情形,进而思考、展望中国未来发展道路息息相关。因此如何建立我们自己合理的、自洽的、具有厚度与广度的历史观,或许是今日迫切需要重视的一件事情。这恐怕绝非知识分子圈子内“茶壶里的风暴”,而是关乎文化领导权与政治稳定的迫切问题,值得认真严肃的面对。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问题,因为牵涉面过广,恐怕难以三言两语说清楚。1956年,毛主席在同音乐工作者座谈时指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各个国家都是相同的。但是在小的原则和基本原则的表现形式方面是有不同的。”因此,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具体言之,“中国的面貌,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面,吸取外国的东西。”凡此种种,无疑是这位伟大的革命者对中国革命之所以能成功的基本认识。后来在长沙,他对工作人员说:“中华民族的历史了不起啊!你们有时间要多看一点历史书籍,对提高政治、文化水平有好处。”而关于中国历史,在此前一年,他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时专门提到:

“秦始皇在中国是有名的,就是第一个皇帝。中国历来分两派,讲秦始皇好的是一派,讲秦始皇坏的是一派。我是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的,由中央政府派人去各个地方,修筑宽广的道路,不搞国中有国而用集权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去各个地方,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度。”

在这里,毛主席所表彰的以秦始皇为象征的“秦政”,主要着眼于两点,一是开创了中国的统一之局,设官分职,广修驰道;二是制止了地方上带有世袭性质的割据势力,在古代(而非现代)的社会条件下,保证了基本的社会流动。所谓“百代皆行秦政法”,单从历史遗产的角度来理解,应该指的是这两个方面。所以说,如何从当代意识出发全面而深入的认识中国古代史,毛主席论秦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总之,这是一个传统与革命的辩证关系问题,即中国传统是经过革命洗礼的传统,中国革命是具有传统厚度的革命。许多人积极参加革命,说到底就是为了天下穷人不再过苦日子。中国传统政治德性赋予革命者不辞辛苦、改地换天的勇气与决心,革命者通过忘我奋斗而取得的建设成就,让中国传统重新具备了发扬光大的现实条件。

这也就带来另一个问题。如欲建立一种合理的、自洽的历史观,有没有什么障碍呢?我想当然有。除了学术研究的推进程度外,我想更与两个对当代中国人影响极大的因素有关。一个是对革命,包括对毛主席的无端质疑,一个是对当代西方,特别是美国的跪舔式崇拜,这两件事可以说是当代中国人最大的精神内伤,也是妨碍我们从中国历史与实践出发,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最大障碍。当然,这些事情我想读者心里也清楚,所以就不必多说了。鲁迅在《阿Q正传》里强调,“老子曾经也阔过”是一种逃避现实的自我幻想,但我觉得对中国而言,“老子曾经也阔过”可能并不是什么羞于启齿的话题,因为中国古代文明长期就是东亚地区的普世文明,中国的政治制度、社会治理、文学艺术,长期在世界上处于翘楚地位,这其实也是近代许多革命者舍生忘死投身革命的精神动力之一。

文章来源:观察者网2018-12-17;编辑原文时,文章有删减。作者简介:王锐,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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