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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木: 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 
作者:[张文木] 来源:[昆仑策网2018-05-06] 2018-05-08

【摘要】革命在民族国家崛起中有着巨大的作用,大国崛起是对旧国家革命的结果,而能够主导世界文明的民族和国家需要具备更为进步的世界观和统一的地缘政治环境,在中国对内要求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对外需要坚持“不称霸”原则。研究和总结英国、美国、苏联等大国及更多国家崛起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和挫折教训,对于我们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是有益的。本文主要内容发于云南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南亚东南亚研究》2018年第1期。

全文目录

一 国家与革命:大国崛起两大前提

二 能够走向并主导世界的民族和国家,首先具备的是更为进步的世界观

三 一个中心为忠,两个中心为患—中国的经验与西方的教训

四 低成本的“革命”,高成本的发展——印度的教训

五 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扩张

余论: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

 

“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1]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告诫全党:“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2]我们做国际政治研究首先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服务;不仅要研究和总结大国崛起的成功经验,更要研究和总结大国,特别是英美国家崛起过程中挫折和教训,这对于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避免“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曲折,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是有益的。

一  国家与革命:大国崛起的两大前提

文明是怎么产生的,文明就是在阶级的反抗和压迫中产生的。毛泽东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3]没有国家,革命便没了方向,而没有革命,国家则不能出现。西方是如此,东方也是如此;资产阶级是如此,无产阶级也是如此。黑格尔说:“国家不是艺术品。”[4]

大国崛起——比如英国、美国、苏联、中国的崛起等——都是对旧国家革命的结果,而革命都是新兴大国崛起和旧国家衰落的重要原因。因而,否定革命、从而看不透甚至否定国家的本质——这无异于否定自己的身世——无一例外地都是造成大国衰落重要原因。为此,列宁在十月革命临近爆发的前两个月专写了《国家与革命》一书,告诉无产阶级,要想获得解放,就必须学习资产阶级,也用革命的方式建立本阶级专政的国家。列宁说:

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的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5]

列宁注意到,每当历史处于关键时刻,革命、从而革命的目的即国家问题都会出现激烈的理论斗争,为此,列宁在这本小册子开篇便声明:“现在无论在理论方面或在政治实践方面,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6]认为:“如果不在“国家”问题上反对机会主义偏见,就无法进行斗争来使劳动都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特别是摆脱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影响。”[7]

戈尔巴乔夫看不透这一点,在他治下的苏联意识形态告别了革命从而否定国家的本质,1987年戈尔巴乔夫发表《改革与新思维》说:

新思维的核心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更确切地说,是承认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8]

英国人立即从戈尔巴乔夫的讲话中捕捉到了战机。1991年,撒切尔在美国休士顿讲话中认为,苏联借助计划经济,加上独特的精神和物质刺激手段相结合,苏联的经济发展指标很高。苏联丰厚的自然资源如果加以合理的运用,那么苏联完全有可能把西方国家挤出世界市场。那怎么办呢?撒切尔说,对其制造内部问题,找代理人,找谁呢?她说这个人就是戈尔巴乔夫。撒切尔说,安德罗波夫逝世后,经过他们帮助的戈尔巴乔夫可以继任,借助他可以实现他们的想法。撒切尔的智囊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是不够谨慎,容易被诱导,极其爱好虚荣,还与苏联政界大多数精英关系良好。什么叫精英,这在今天的中国就叫鼓吹西方普世价值的“公知”。在讲话结束时,撒切尔一语道破天机说:“事实上苏联已经解体了,不过在法律上苏联还存在。我负责任地告诉诸位,不出一个月的时间,你们就会听到法律上苏联解体的消息。”[9]当时苏联还没有解体,撒切尔为什么敢这样说?因为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倒向了西方普世价值。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迅速在戈氏推行的“公开性”和“壮士断腕”式的市场化“改革”中分崩离析。1991年12月25日,克里姆林宫上的苏联国旗正式落下。似乎是历史的安排,这天正是圣诞节。有意选择这天宣布苏联解体显然是戈尔巴乔夫献给西方的“圣诞大礼”。就这样,列宁、斯大林建立的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由此轰然倒下了。

与此相反,而每逢历史出现重大变故,中国共产党总能旗帜鲜明地亮出自己的立场并由此将引导中国渡过难关、走向胜利。与十月革命前列宁写作《国家与革命》一样,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全国性政权即将建立的前夕﹐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坚持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认为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是一个护身的法宝,是一个传家的法宝,直到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被彻底地干净地消灭之日,这个法宝是万万不可以弃置不用的。越是反动派骂‘极权政府’,就越显得是一个宝贝”。[10]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告诫新一届领导集体:“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11]

历史表明:人的思想及其理论一旦脱离实际,学风也就随之堕落,接踵而至的就是国家的衰落。国家理论的本质是革命和专政的问题,而放弃了革命,也就放弃了构成苏联文化自信最基础的原则——列宁主义。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1991年底,苏联解体。而打倒苏联的正是向苏联人灌输普世哲学的西方英美国家。他们在打倒苏联时,一点也不手软。

学问要与国家的前途共命运,只有如此,我们的学问才能有可持续的深入。中国古代有“大学”和“小学”之分,大学是研究治国理政学问的地方,而小学是研究具体技能的地方。中国人自古就知道,有国才有家,有国才能具体技能的发展。没有一个民族在它失去国家后还能够有尊严,有发展。苏联亡国后,技术工程人员大多流失国外。所以,《大学》中没有所谓的纯学术,在这里,“家”与“国”是联为一体的,学术与国家也是同命运的:“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12]。

国家崛起仅靠“小聪明”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斗争,革命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

大家知道犹太民族是相当聪明的,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他们也只是小聪明,公纪元初犹太民族被罗马人屠城,而后便失去国家,就流浪于世界,因此也没了国家观念。2007年有一个长期侨居法国的华裔剧作家叫高行健,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记得他当时说祖国是随他走的,可犹太人的“祖国”也是随个体犹太人一起走的。结果走到哪里呢,走到纳粹的焚尸炉里去了。犹太人的耶和华大神,是在犹太人命运最悲惨的时候出现的,但这个救世主并没有从纳粹集中营中救出多少犹太人。就个体而言,犹太人是相当聪明的:马克思是犹太人,爱因斯坦、弗洛伊德都是犹太人。犹太人不仅学问做得好,也能赚钱。但是钱也没有能拯救他们。这说明那只是小聪明,如果没有国家,那他们的命运将是很悲惨的。

新中国是经过革命洗礼诞生的国家。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中国为见乾隆帝时半跪还是全跪问题争执不下,,到1901年大清国与列强签订《辛丑和约》时,已就不存在全跪还是半跪的问题,而是谁向谁下跪的问题了。此时,中国人在西方人眼中成了“东亚病夫”。为什么?亡国了,打败了。打败了,整个财富就让人家弄走了。1955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东南亚国家给周恩来拍手,并不是由于周恩来有范儿,也不仅仅是他会讲演,都不是,真正的原因还是我们新中国把美国打趴了。1964年10月,中国原子弹试爆成功,当西方人听见中国原子弹爆炸声后,就知道什么叫新中国。[13]

革命是古今大国崛起的一般路径,谈国家就不能不谈革命。与此相反,鼓励或诱导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放弃、自我厌弃继而否定自己革命的“身世”并由此失去文化自信,是西方国家在其殖民地推行殖民文化的重要路径。

用长期和间进的方式销蚀一个民族的战斗精神,是西方殖民主义推行对外文化战略的重要手段,而让被压迫者放弃武装则是这些计划内容的核心。鼓励第三世界国家放弃革命、继而放弃斗争是西方殖民文化中最隐蔽的内容。

我们看看目前流行于包括回归前的香港地区在内的东亚地区的一些武打片,其中的主角形象多是一些好勇斗狠的地摊侠客,只讲义气而无主义。相反,象霍元甲、李小龙这些有理想和主义、为中国人打出威武和正义的拳手,则没有活得太久。比如李小龙只活了33岁,决心继承父业的李小龙长子李国豪在其事业初有声色的时候,也随一起“误击事件”而英年早逝,死时年仅28岁;清末曾多次打败洋人的爱国武术大师霍元甲也是在年仅42岁时便“不意中毒身亡”。这些同类人物同命结局使我们不能不怀疑其后有着某种联系。我们再看看曾经历过英国、法国和日本殖民统治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的言情片,其中许多片子中的三角苦恋都以一方“已买了去纽约的机票”或另一方在机场目送天空中刚起飞往比西方某国的飞机为解脱。这样的结局其实是在暗示:西方才是人生的“伊甸园”,到了西方也就找到了道德的至高点。

前几年有一个朋友打电话说香港人讲实惠,实惠到什么程度呢?我们这说找工作,人家说“找事做”;我们这是“说相声”,人家说是“搞笑”;说香港人看问题一下就看透了。我说这说明英国的殖民文化是有战略的。英国给自己的民族讲的是莎士比亚,讲唐璜,讲拜伦,讲雪莱,有主义,有理想,但是对香港人什么呢?他们让香港人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只能向西方人讨“饭”吃,自己不能有自主的物质和精神生产,遑论自己的国家。英国人统治殖民地的方式是把殖民地人变为“找食”者,而把英国人自己变成“造食”者。造食得要有造食的文化,这个文化是殖民文化,其核心是否认殖民地人民革命从而建立自己独立国家的正当性:他们自己可以有莎士比亚,拜伦,雪莱、丘吉尔等占领道德和学术至高点的人物,至于殖民地,英国人告诉那里的人民:你们是出不了——当然也不允许——这些人物的;你们没有伟大、崇高、英勇、正义等,这些东西只能去西方找。

1798年夏,法军登陆埃及,10月开罗发生暴乱,拿破仑对其实行了极为严厉镇压。但对德高望重的伊斯兰教长舍伊赫[ 舍伊赫,阿拉伯游牧部族的首领和农村中的长者称号,埃及等国某些伊斯兰教派的教长也称舍伊赫。],则网开一面。当时法军并不理解,说他们是“暴动头子”,应该处死。拿破仑回应说:

不,这个民族同我们和我们的习惯太格格不入了,我宁愿这个民族有象他这样既不能骑马,又不能拿刀的首领,而不愿意看到象穆腊德别和奥斯曼别伊[14]那样的人当首领。把这个衰弱无力的老人处死对我们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反而会产生比您所预料的更为危险的后果。[15]

拿破仑的话是对英国在印度扶持甘地、在南非推举曼德拉政策的透彻说明。马克思说:印度的命运是悲惨的[16],英国给了印度塑造了一个最大的“英雄”,这就是甘地。甘地有许多好的思想,但英国殖民者仅突出地宣传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的思想,将甘地塑造成一个任人欺负,但绝对不还手、不反抗的“圣雄”。这样做在的结果是为印度人民树立起放弃革命的标杆。英国人在南非也是这样做的。英国人不会在其治下的香港鼓励毛泽东精神,正如美国人不会在美洲鼓励格瓦拉精神一样。甘地很像中国那个靠乞讨办教育的武训,放弃武装,一天坐在那里“阿弥陀佛”,但靠这解决不了被压迫人民的解放问题。《武训传》在中国受到批判[17],甘地则在印度则被尊为“圣雄”。印度什么东西都保留着,就是不保留并放弃了革命的思想。这对印度的未来,其后果是灾难性的。这个道理,连美国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也看得明白。在德黑兰会议期间,罗斯福对斯大林说:“议会制政体对印度是不适合的,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印度创立某种类似苏维埃的制度,从下面开始,而不是从上面开始,也许这个就是苏维埃制度。”这句话一语双关,一方面他想暗示斯大林可以将印度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另一方面是说印度人民的解放非经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斯大林同意并接过罗斯福的话说:“这意味着走革命道路。”[18]黑格尔对印度文化的概括更为精辟,他说:“大体说来,印度文化的分布只是一种无声无臭的扩张,那就是说,没政治行动。”[19]所谓“无声无臭”“没政治行动”,就是说印度没有革命。

革命,对一个民族的进步是如此重要以至马克思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20]。美国也曾是英国人的殖民地,美国人深受英国压榨,更懂得剥夺殖民地的自主生产能力是英国实现对殖民地压榨的奥秘。1773年,英国殖民者通过了茶税法,引起波士顿倾茶事件,北美人民于1775年4月的在莱克星顿打响了反抗英殖民主统治的第一枪,驻波士顿英军奉命去康科德查抄殖民地民兵的军火,往返途中在列克星敦附近遭民兵伏击,损失286人。列克星敦之战揭开战争序幕。1775年6月14日,决定建立大陆军,次日任命乔治·华盛顿为总司令。1776年7月4日大陆会议通过了由托马斯·杰斐逊执笔起草的《独立宣言》,宣布13个殖民地脱离英国独立,美利坚合众国由此诞生。华盛顿为第一任总统。

华盛顿上台就任时,特意穿着本民族的服装。这意在告诉美国人民,我们以后不能再作“找食”的民族,而要成为“造食”的民族。我们要有自己的生产,我们得穿自己的衣服,有自己的文化和文明。但早期的美国人有反抗和革命精神,这种精神的人格化身就是华盛顿,尽管华盛顿在独立战争前也没有多少独立意识。他曾给英国的殖民地官员写信说“我对我的国家又是太热爱了”[21],“我不求别的回报,但图为国效劳的满足”[22],表示对英国在美国的殖民利益,“我将尽力维护之,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23],以此忠心乞求“让我留任现职”。亏得当时的英国殖民官员忽视了在殖民军中只是小小“上校”[24]的华盛顿的乞求,没有给华盛顿予以重用,不然美国历史上就少了这个开国总统。英国是不允许在美国出现英雄,但美国革命却将普通的一个英国殖民军的“志愿军”[25]和上校,变成了美国独立战争的英雄和开国总统。

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用普世主义或虚无主义的手法否定阶级的和民族的革命,就会抽掉了这个国家价值基础及建立其上的国民文化自信的基本前提。现在看来,在革命、从而国家问题上“使劳动者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26]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仅在革命之前,即使在无产阶级建立国家之后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承认还是否认无产阶级革命及其建立的国家的必要性,都是促成社会主义国家兴亡的关键原因。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告诫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27]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醒全党:“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28]

二 能够走向并主导世界文明的民族和国家,首先具备的是更为进步的世界观

国家也是一个生命体,它本身也要吸取外部资源以供养人民。一个国家汲取资源的能力越强大,这个国家的发展就越有动力。

今天许多人讲“全球化”,似乎只有西方文明才有全球化,这不符合辩证法,也不符合事实。历史是连续的,连黑格尔都说“世界历史从‘东方’到‘西方’,因为欧洲绝对地是历史的终点,亚洲是起点”[29]。在今天的工业全球化之前的中世纪曾有过农业全球化。与近代率先进入工业生产的国家较快崛起的道理一样,那时,率先进入农业生产的国家获得较快崛起的条件。最为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在中世纪的世界上居于统治地位,因为当时的价值是以土地来衡量:有土地就有粮食,有粮食就有兵丁,有兵丁就能打仗,有了战争的胜利就有更多的税赋。税赋是国家财政的基础,税收多的国家,财大气粗,就会获得较快崛起的条件,其意识形态及文明样式就会成为世界文明的引挈。

所谓“全球化”就是国家从全球范围不断汲取资源和交换产品的过程。中世纪时,中国曾领“经济全球化”之先河。农业全球化也造成那时农业民族都是向世界强势开放的民族。此前,华夏先民也曾有过世界性的“远征”,印第安人就是从亚洲大陆向东经白令海峡到美洲的。所以较早发现北美大陆的是咱们华夏先民,不是哥伦布。[30]当时我们中国是顺应农业全球化时代潮流而崛起的有世界影响力大国。汉武帝时期,中国气候骤降,这迫使北方匈奴人南犯中原。匈奴人被打败后就向西欧洲流动,由此产生的各民族的动荡一层层地向西压去,结果把罗马帝国冲垮了[31]。今天北美印第安人和东欧的匈牙利人实际上就是我们东方人的后裔。

接着就是13世纪蒙古人对欧洲的远征,这次远征对欧洲,尤其是对今天的俄罗斯文化发生了重大影响。马克思说,俄罗斯人的性格中有蒙古人的彪悍特征。蒙古人衰落后,其空间就为俄国人占去了。彼得大帝改革奠定了俄罗斯近代文明的基础,而这种文明的出现当然也有蒙古人的辩证贡献,马克思干脆说:“莫斯科公国是在蒙古奴役这所恐怖而卑贱的学校养育和成长起来的”;“彼得大帝终于把蒙古奴才的政治手腕和蒙古主子继承成吉思汗征服世界遗志的狂妄野心结合在一起”。[32]

在农业全球化时代,东方人对西方这一拨又一拨的大冲击,迫使在当时也是“关闭锁国”的西方世界向东方的全面开放,西方人由此也对东方人——确切地说就是中华民族——直至19世纪中叶都是敬畏有加,以至东方成了“财富”的象征:西语“东方”(古法语、拉丁语oriens;英语orient[33])一词,均与“珠宝”“定向”“目标”等意思相联系。在西方人的东方观中,无法征服的中国——与印度相比——则被赋予更多的敬意,以致黑格尔说:“假如我们从上述各国(即四大文明古国——笔者注)的国运来比较它们,那末,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惟一持久的国家。征服无从影响这样的一个帝国。”[34]黑格尔还说,“太阳——光明——从东升起来”[35];“历史开始于中国和蒙古人——神权专制政体的地方”[36]。

造成中世纪西方人对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的顶礼膜拜的原因,是那个时候我们中国在农业全球化中所处的领先和主导地位。当时13世纪后半叶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感觉,就像前些年我们有些人去美国的感觉一样。

“王侯将相宁有种”,家国运势不守常。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是天生的文明大国。中国在中世纪时曾是世界强国,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超级大国”。我们农业发达,在农业全球化的时代,不采用农业生产的民族是不行的。在农业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为世界文明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自有公论,不必多说。西方地缘政治学先驱麦金德在其《历史的地理枢纽》的讲演中曾告诉那些持“欧洲中心论”观点的同行说:

正是在外来野蛮人的压力下,欧洲才实现它的文明。因此,我请求你们暂时地把欧洲和欧洲的历史看作隶属于亚洲和亚洲的历史。因为在非常真实的意义上说,欧洲文明是反对亚洲人入侵的长期斗争的成果。[37]

 一个民族要走向世界,首先给世界贡献的不是国内生产总值,而是世界观。与西方靠所谓“马太效应”即发展以损坏为前提世界观相比,中国人的世界观有着丰富的可持续发展内涵。如《孟子·答梁惠王问》中说的“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38]正是这种世界观才使中华文明延绵数千年而活力至今不衰。

如果一个民族没有比以前曾引领世界的民族更先进的世界观,这个民族就无法走向遑论引领世界。曾以金钱和拳头豪走天下的西班牙和蒙古,在世界历史上留下的仅是一段传说,而古代罗马、中国和近代英国、苏联、美国,都分别为西方世界和东方的世界治理提供了很好的经验,贡献了更为先进的世界观,并由此成为一个时代文明的引擎。我们过去常说英国走向世界是由于英国人为世界提供了工业革命。这个话不够准确。与中世纪的中国并不是仅凭农业而是凭其较同期其他国家更先进的世界观立于民族之林的道理一样,实际上,英国人主导近代文明的原因是他提供了较封建时代更为进步的世界观。

三 一个中心为忠,两个中心为患——中国的经验与西方的教训

但是,风水轮流转。近代工业文明从西方兴起,工业文明战胜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以市场、矿物质资源等而不以仅以土地为价值体现载体,这样曾以东方为主流的世界逐渐让位于西方。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历史进程中,几乎所有的建立在以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帝国都衰落了,只有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完成自身的转型并再次崛起于21世纪。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罗马帝国没有了,阿拉伯帝国没有了,拿破仑帝国没有了,大英帝国没有了,苏联帝国在我们眼前消失了,当下的美国也日薄西山,而我们中国却在东方延存了几千年:它不仅安然实现了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而且还使中华文明更加灿烂,进入21世纪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39]

毛泽东同志说过:“一个民族能在世界上在很长的时间内保存下来,是有理由的,就是因为有其长处及特点。”[40]深究起来,中华民族及其国家——中国——几千年能延续下来且能数度回春,大概有地理和心理两方面的原因。

国家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与人出生面临的不能选择而只能接受环境一样,是决定国家政治的先天条件。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地理版图过于破碎的国家,其发展的可持续性及其文明的延续能力都受到天然的制约。看看世界历史地图,中世纪四大文明古国中最早消失的是“巴比伦王国”,为什么,中亚两河流域的国家太多且对等破碎。欧洲文明的源头是希腊文明,它与古巴比伦文明一样较快消失,其道理也是希腊城邦过于且是对等破碎,这使得北方的马其顿很容易征服了希腊全境。罗马崛起并统一地中海后,马其顿又为更大版块且没有周边制衡的罗马征服。尽管欧洲文艺复兴拯救了希腊文明,但欧洲人非但没有消除而且还继续和深化了造成希腊文明消失的地缘因素。

公元800年,也就是我们唐朝的时候,欧洲也曾为查理大帝统一过,但到公元843年欧洲被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一纸《凡尔登条约》给一分为三了,自此,欧洲大陆的地缘政治就被植入了一个因对等破碎而极难修复的根基,这种破碎性持续深化,最终演化出目前这种中间小四周大——亚洲是中间大四周小——的版图。这是两次世界大战爆发于欧洲大陆的地缘政治原因,而这一切又反过来为处于欧洲大陆边缘的小岛国——英国最终成长为可以操纵欧洲并主导世界政治的大国地位提供了天然的地缘政治条件。欧洲大陆的地缘政治版图的破碎化使英国获得了巨大的战略利益,这也使英国人天然学会并熟悉了用制造分裂的手段来弱化其对手国家经验。由此反观同是岛国的日本,由于其面对在东亚大陆处于主体版块地位中国,则始终不能有与英国那样的地缘战略优势。

有人会说,那印度和埃及不也是保留下来的大版图国家吗?其实,它们与中国不同,中国的大版图是中国人根据中国人自己的需要捍卫出来的,而印度和埃及的大版图是英国人根据自己的需要保留下来的。如果比较一下中国、印度、埃及这三个国家的内部结构,我们会发现,印度和埃及其实也是破碎的国家,与破碎的欧洲大陆国家不同的是,它们的破碎性是内在的。2000年,我在印度访学,发现印度版图很大,但内部到处都是类似中国长城那样的护城,中国也有护城,但这些护城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长城护着,而印度则没有。印度的这些小“长城”将印度分割的七零八碎。

印度从骨子里就是天然破碎,只不过是英国为它包了一张很大的皮。与欧洲一直追求统一的精神不同,印度从灵魂到身体全被英国殖民主义者肢解了。前述印度国内小城墙古迹多,神庙多,庙里的神位多,这些说明古印度是国家众分:地众分说明国家分裂,神众分说明精神分裂。英国历史学者埃德蒙·R.利奇在《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一书中发现英国治下的缅甸教派林立,而“教派归属很好地充当了分裂的标志”[41]。

有人会说,亚洲不是也是破碎的地区吗?

没错,中国也是大陆国家,亚洲大陆国家也有破碎性;但与欧洲不同或说相反,亚洲是不对等破碎,有中国这个主体版块,中间大四周小,这决定了中国在东亚的主体地位,中国是这么大一个国家,不要说南面的小国,就是最强大的日本也是哪来哪去,没有成什么气候。这说明东亚以中国为主体版图的地缘政治状态有利于地区稳定。欧洲人到现在还怀念古罗马,因为古罗马使欧洲统一;拿破仑也羡慕中国在亚洲的主体版图,据传他说中国是沉睡的雄师,不象法国,与其他国家对等地堆在一起,仅是报晓的雄鸡。我们有人说民主和平,那怎么两次世界大战都在民主国家间爆发?民主国家怎么打起世界大战那么有劲?没有办法,它的地缘政治特征使其脱不了“矢量的夹角越大,合力越小”的几何力学原理。欧洲国家政治是破碎的,破碎就没有合力。英国之所以能成为大国,就是因为它面对的欧洲是一个破碎性的板块。英国与日本的地理位置相似,但欧洲大陆的破碎性让英国人大获其利。英国在欧洲扶弱抑强,让欧洲内部无休止地内耗。而日本则做不到这一点,因为它整个西面面临的是一个整体性大陆。

正是基于这样的经验,美国开国领袖华盛顿在卸任的告别讲演中坦陈,他对美国未来最大的忧虑就是美国不幸陷入欧洲式的分裂及由此产生的长期内争。他以欧洲作比较分析说:“我国各部分都从联合一致中感觉到直接的和特殊的好处,而把所有各部分联合在一起,人们会从手段和力量之大规模结合中,找到更大力量和更多资源,在抵御外患方面将相应地更为安全,而外国对它们和平的破坏也会减少。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的是,联合一致必然会防止它们自身之间发生战争。这种战争不断地折磨着相互邻接的国家,因为没有同一的政府把它们联成一气。这种战事,仅由于它们彼此之间的互相竞争,即可发生,如果与外国有同盟、依附和串通的关系,则会进一步激发和加剧这种对抗。”[42]华盛顿对美国未来的期盼就是“政府的统一,使大家结成一个民族”[43]。他告诫美国人民:“最重要的乃是大家应当正确估计这个民族团结对于集体和个人幸福所具有的重大价值;大家应当对它抱着诚挚的、经常的和坚定不移的忠心;你们在思想和言语中要习惯于把它当作大家政治安全和繁荣的保障;要小心翼翼地守护它。如果有人提到这种信念在某种情况下可以抛弃,即使那只是猜想,也不应当表示支持,如果有人企图使我国的一部分脱离其余部分,或想削弱现在联系各部分的神圣纽带,在其最初出现时,就应当严加指责。”[44]也是基于这样的经验,毛泽东建国之初就告诉我们:“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45]

中华民族是天生的统一派。为什么?因为中华民族比欧洲较早地有了战乱的痛苦教训。事实上,在漫长的古代历史中,欧洲统一的历史只比中国早不比中国短。大家知道古罗马,从罗马共和国(公元前509~公元前27年)诞生到罗马帝国(公元前27年~公元476年)灭亡,前后近一千年,相当于中国春秋时期到南北朝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589年)。这一时期,欧洲是一个国家,一个法统。我们中国的法统倒是大体维持,可国号却数不过来。

中国人比欧洲较早地经历了大约两百五十多年的战国众分的痛苦,这使中国人对分裂所产生的恶果有比较深刻的总结。司马光将国家分裂看做万恶之首并以此为《资治通鉴》的开篇,他毫不留情地指出:韩、赵、魏“受天子之命而为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它导致“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46]。宋神宗在为通鉴写的序中也认为:“威烈王自陪臣命韩、赵、魏为诸侯,周虽未灭,王制尽矣!”[47]毛泽东说:司马光从周威烈王23年写起,是因为这一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年,周天子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这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晋变成合法的了,司马光认为这是周室衰落的关键[48]。

战国之后,中国在国家统一上形成了高度的共识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秦国朝的统一。长城,可以说就是这种共识的凝结。中国人的大一统共识反映在认识领域的各个方面。

有了战国的痛苦经历,大一统意识就成了中国人心理深处的最稳定的文化积淀。中国人总是“劝和不劝分”,这反映在中国文字中就是:一个中心为“忠”,两个中心为“患”。《荀子·议兵篇》:“权出于一者强,权出于二者弱。是强弱之常也。”[49]董仲舒说:“心止于一中者谓之忠。持二中者谓之患。患,人之中不一者也。”[50]韩非子说:“一家二贵,事乃无功。夫妻持政,子无适从。”[51]

中国传统信奉“不二法门”,意亦法门不二。二,反也。中国人说,止一为“正”,不正为“歪”;“贫”非不富,分财是也;“富”,家有一口田,不分财也。总之,中国人的观念永是整体大于局部,“一”总是高于“二”,统一总是高于分裂;这与西方“微积分”式的思维正好相对反。

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中国明末思想家李贽(1527~1602)因坚持“天下万物皆生于两,不生于一”[52]观点,被迫长期流浪并终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53]的罪名被捕入狱而自杀。而比李贽晚一个多世纪提出“二律背反”定律[54]的德国哲学家康德(1724~1804)则一生不离乡土,在大学教书而善终。康德主张的“二律背反”在欧洲打倒了宗教权威并誉满全球,而中国李贽主张的“执一便是害道”[55]的观点则在中国为宗法权威所打倒且迄今冷遇。如果联想起与李贽同期生平的意大利哲学家布鲁诺(1548~1600)被宗教裁判所烧死的结局,我们很难做出东西方社会“民主”与否的价值判断,因为不管什么社会制度它都有自己特定的“民主”范围。李贽与康德的人生悲喜剧产生的原因,大概是康德哲学比较适应将“分离”原则看作自由的绝对前提的欧洲人的文化特征,而李贽的观念则与中国文化中的统一高于分裂、整体高于局部的绝对原则格格不入。好在德国黑格尔在将康德强调事物对立方面的“二律背反”纳入了强调事物统一方面的“对立统一”范畴并由此凝聚了德国的力量,这为德国后来在俾斯麦的领导下从分裂的弱国转变为统一和强大的国家奠定了思想基础。如果说康德使德国人精神获得了自由,那么,黑格尔则使德国人获得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俾斯麦时期的德国是康德和黑格尔先后共同完成的作品。黑格尔使德国成为在西方世界中观念最接近东方哲学整体性思维的国家:东方国家并不否认李贽、康德等强调的事物的对立性,而只是强调这种对立性隶属于事物的统一的原则。这是中国文化中的大智慧,大学问。

西方人比较难理解东方“和”的概念。重于分析的西方人要么是1,要么是负1,对处于1和-1过渡状态的“0”很难理解。微积分由西方人发明是必然的,生生将圆弧线上时刻处于变动中的每个点变成不变的直线,将变定格为不变,这样才能进行计算。西方人碰到国际矛盾,首先考虑的——当然也有英国在其间的忽悠——是分而不是和,其结果是将欧洲的版图掰成“微积分”。当然西方人也不是没有辩证思维。比如黑格尔就是辩证法大师,但是黑格尔在西方只是有名声没有地位,远没有善于以“二律背反”分拆世界的康德受学者喜欢。东方人这种“劝和不劝分”的思维定势,使我们的国家的大版图几千年来始终保持至今。黑格尔明白这一点,他说:“历史是有一个决定的‘东方’,就是亚细亚。那个外界的物质的太阳便在这里升起,而在西方沉没那个自觉的太阳也是在这里升起”[56]。

欧洲不是也崛起了吗?

要知道,欧洲崛起的历史条件是世界农业文明普遍处于衰落阶段。正是这种衰落才使欧洲比较容易地先征服了拉丁美洲,再征服了非洲。这样就把两大洲的资源都掠夺来供给欧洲的原始积累。这真是历史的一个特例。即使有这两大洲的资源供给也没有解决它由极度的资本原始积累带来的极度的社会两极分化及由此产生的革命问题。

说欧洲资本主义诞生条件是一个历史的特例,是由于欧洲是世界最初的资本主义发源地且无任何积累铺垫,因而它比后来的资本主义需要更多的原始积累,它不仅榨干了拉丁美洲、还榨干了非洲,最后来发动亚洲战争。1840年,为什么欧洲到亚洲打鸦片战争?这是因为欧洲资本的原始积累在掠夺拉丁美洲和非洲之后还是不足以解决欧洲资本主义可持续发展问题。18世纪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年)的胜利阻止了欧洲对北美洲的掠夺,欧洲人便来到亚洲。1840年时欧洲两极分化已很严重,正因此,1848年欧洲诞生了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宣言》之所以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它揭示的是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规律性的现象,这种现象不仅西方有,东方也有,不仅过去有,现在也有。一句话,有资本就会有穷人;有穷人,就会有革命。看看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最后一章提供的大量反映无产阶级贫困化的资料,使人不能不相信马克思的关于资本主义的丧钟要敲响了的预言,这说明欧洲当时的发展已不可持续。但是,欧洲资本主义的丧钟响是响了,就是到现在还没有结束。这是为什么呢?这是由于欧洲从19世纪开始又征服了亚洲,尤其是亚洲的印度和中国。亚洲财富在暴力征服下回流欧洲,这样,欧洲就出现了一个“和平发展”的时代,当时叫“维多利亚时代”。维多利亚时代为什么会有和平与发展?就是因为整个世界的资源都流向欧洲。结果是欧洲富了,而中国和印度为主的亚洲则陷入贫困并衰落下去。马克思说:“大家知道,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作用”[57];“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58]。

四 低成本的“革命”,高成本的发展——印度的教训

与印度不同,当时的中国并没自垮,它只是被西方殖民强权压弯了,但中国人的大规模激烈抵抗一直没有停止。有人说西方给我们带来了文明,这没错,但这并不是西方人带给中国的主要东西:西方人在带来他们的文明的同时,也用暴力强加给中国以西方为优势的商业规则。财富按规则分配的,规则是由暴力的胜负决定的。不是生产的人能够致富,而是定规则的人才能够致富。世界究竟打什么呢?并不是单纯为了打输赢,而为了打规则。规则定后,胜利者就不允许别人来改变这个能给他带来不尽财富的规则。立规则的人在文化上就要为这个规则造“神”,西方人为东方人立的神是什么呢?当然不会是毛泽东,不会是格瓦拉,更不会是马克思,他们只能丑化东方人民的反帝反霸的英雄,比如他们——当然还有我们一些不明真相的知识人——丑化在中国近代史上通过抵抗帝国主义侵略成功阻止中国陷入印度那样完全殖民地地位的伟大的义和团运动。西方人也可以接受东方的英雄,但底线只能是像甘地那样“圣雄”,英国人不怕“不合作”,只要你“非暴力”就行。毛泽东不同意甘地道路,1939年3月15日,毛泽东在杨家岭会见印度援华医疗队时赞扬中印友谊之后,以中国历史为例,明确表示他不赞成甘地的“非暴力抵抗”的思想,强调以革命暴力反对反革命暴力的必要性。进餐时,毛泽东告诉印度朋友:“我们吃的是小米,拿的是步枪,却满怀信心地要战胜日本强大的武装。”[59]似乎是对印度甘地思想的持续反应[60],5月5日,毛泽东在八路军留守兵团军事会议上说:“中国的事,历来是有枪为大。我们要干革命,没有枪是不行的,只有民众运动没有枪,就要垮台。”[61]1945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62]这话是对中国人民反帝反霸斗争成功经验的高度概括。

尼赫鲁继承甘地和平主义衣钵,他从英国人手中和平接过政权,以低成本“革命”,换来的却是未来高成本的发展。印度独立后,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基本没动,这庞大的利益集团纠结在议会中,错综复杂的利益网使政府什么都搞不下去。在印度搞基本建设的成本要比中国大得多:凡事都不能绕过多如牛毛的产权。雁过就得拔毛,没有钱你就什么也不能动。你看它的铁路系统,都老化得不成样子,但动不了。当时尼赫鲁没有从政治的角度看待经济问题,他想只要搞生产——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只要GDP上去了”——国家就会强大。结果他发现越生产穷人越多。1960年8月22日,尼赫鲁在人民院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印度“一五”“二五”计划期间国民收入增加的42%,这些增长的收入都到哪里去了?经过调查发现,都是资本家和各式各样的产权垄断者将财富的主要部分瓜分了。[63]尼赫鲁后又来中国学社会主义,但是他的国家没有经过革命,怎么学呀。印度现在海军浩浩荡荡,又有航空母舰,但是它又没有自主技术,全是买人家的。技术没有,你有的也只能是一堆废钢。所以我说英国使印度内部破碎了。印度相当于“下身瘫痪”,作为国家基础人口的劳动者没有消费能力;没有消费能力市场就不能扩大,这样国家创新技术就不能通过民用途径孵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本民族技术能力,结果就只有依靠国外技术。

中国的情况是怎样的呢?中国当时多亏有了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搞了革命,把整个中国与直接生产无关的“产权”一扫而光。如人身体来了个大清洗,什么高血脂、高胆固醇、赘肉等病状全没了,一身轻松,此后的经济发展真是多快好省。

有一次笔者去医院体检,医生拿来两张检查结果表,一份是我的,另一份是我旁边的一位残疾人的。检查表显示这位残疾人主要指数都比我健康,但他是一个下半身瘫痪的人,几乎没有行动能力。所以我们看问题不能单看指标,要看内部结构是否合理。这表现在国家经济上就是不能像是拉美国家那种失去自主创新能力的经济模式。1950年,中国建立的是独立自主经济模式,而印度则走上了一条拉美式的经济道路。这是中印比较的关键。[64]

然而,印度人也未必都是逆来顺受的,他们也曾出现过主张暴力赶走英国殖民者的政治家,这人叫钱德拉·鲍斯[65],但这个人没有活到印度独立,这可能对印度是个损失。笔者在印度访学时发现有不少青年学生还在怀念他。尼赫鲁是个秀才,书写得厚,办事不靠谱。1948年中国和印度都面临分裂的局面,但结果是印度从统一走向分裂,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为什么呢?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绝对掌握着军队,这使得毛泽东能顶住苏联阻止解放军过江的压力,而印度的军队则掌握在英国人而不是印度国大党手中,这使得尼赫鲁面对从印度和巴基斯坦分裂的局面,只能顺从英国的“建议”。这么一个差别,导致了中印在建国之初就面临着不同合分形势。这时期的历史经验——如果再联系苏联解体的教训——告诉我们,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对在世界大国博弈中总体上处于弱势的第三世界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至关重要。

印度曾是支持大不列颠世界帝国财政的关键支柱。英国人帮着印度保留下大版图,但将其内部彻底碎化了,可谓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保留大版图是为了大不列颠世界帝国的“长治”,破碎的内部社会环境是为对英国世界霸权地位的“久安”。对印度殖民统治的结果是将印度从内到外,从物质到精神都碎化了:宗教是破碎的,区域是破碎的,社会是破碎的。破碎就没有希望的。马克思对此评论说:“印度失掉了他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它的居民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的色彩,并且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自己的全部古代传统,同自己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66] 

被美苏赶出世界霸坛的英国人为了将来重返亚洲,在离开印度前就给印度留下一个没有希望的未来。英国人在印度时,碎化了印度的社会结构,离开印度前又肢解了印度,弄出个巴基斯坦。面对印巴分裂,尼赫鲁——或许是由于国大党没有武装力量在手的原因——无奈地说:“统一总比分裂好,但是一种强迫的统一是一椿虚伪而危险的事情,充满了爆发的可能性。”[67]这实际上是认可了印度的分裂。据说英国当时有人想把分裂的地方选在位于印度中部的海德拉巴,这里都是伊斯兰人,笔者去过那。若果真如此,今天的印度将会有两个“心脏”,两个中心为“患”,这样就会后患无穷。大不列颠岛上的英国人对世界是有长远布局的,尽管在二战后英帝国土崩瓦解,但英国人还要为未来重返印度洋作好布局,为此就得在北面分出个巴基斯坦牵制印度,不能让印度坐大。

英国人将西方的议会制硬塞给印度,这可把印度害惨了,它使印度政府失去了应付重大事变的行动能力。

新中国建立之初,西南边陲就有危机,尼赫鲁抖抖索索地要打西藏的主意。1950年新中国百废待兴。按理说应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毛泽东真是战略家,在国家统一问题上也是“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1949年10月1日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11月23日,毛泽东在出访莫斯科前夕[68]迅速致电并责成彭德怀等“西藏问题的解决应争取于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毛泽东在电文中断定“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69]西藏当局于11月初、12月初分别向美国提出“援助”要求。1950年1月2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彭德怀等,强调“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同时敦促“如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今年四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十月以前占领全藏”。[70]就这样,中国人民解放军挥师西藏,西藏由此回到祖国的怀抱。

1962年,印度与中国发生边界冲突。当时中国是弱势的一方,1963年2月19日,毛泽东在听取中印边界东段自卫反击作战情况汇报时,谈到中印后勤比较说:“我们的后勤是比较原始的,印军是近代的。”[71]基辛格也认为:“中印边界冲突中,军事后勤条件对印度有利,因为喜马拉雅山离中国的力量中心过于遥远。”[72]虽然如此,印度跟中国交手都输了。毛泽东是长征路上走过来的人,尼赫鲁是从英国剑桥大学的念书人,对政治本质的理解远不如毛泽东深刻。1950年,尼赫鲁看到西藏有机会,他想小步前进蚕食中国的领土。毛泽东说这不行,随即出兵,一举拿下西藏。1962年,尼赫鲁老病重犯,不听中国警告抠索中国边界,结果又挨了中国重重一拳,此后中国西南无大事。毛泽东明白,主权拿到手里才是自己的,没在你的手里,说“自古就是”,没有用的。

  五 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扩张

整个20世纪前半叶,中国人民不仅进行着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同时也在进行着反分裂的斗争。与印度不同,中国的斗争赢得完全的胜利。

20世纪初,世界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就出现大规模的义和团反帝爱国主义运动。1914年,欧洲爆发世界大战,欧洲列强对中国无暇顾及,中国国共第一次合作并取得北伐统一战争的胜利。1927年国共分裂,日本利用中国国内战争大举入侵中国。40年代初期,日本根据自己的战略需要有意识将中国版图分裂成好几块,亚洲的地理政治版图已近欧洲的破碎形势。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是把自己当成是东方不列颠,但他缺少英国的外部地缘政治环境。英国面临的是破碎地带,而日本面临都是些大块头国家:东边有美国,西面还有中国,北面还有俄罗斯。在这几个“大块头”中,日本人用了50年(1895~1945年)的时间竟将中国由外及里地分裂了:一方面是将中国国土分裂:在东北弄了个“满洲国”,在华北又搞出个“自治”,然后又在华中华南扶起个汪精卫伪政权,让这些板块在与重庆和陕北的抗衡中相互牵制。日本人明白,保证日本崛起的前提是把亚洲变成欧洲式在破碎模式。另一方面是将中国经济碎化。他们在中国殖民区按照英国的方式,强化东北的重工业,培养天津的轻工业,至于中国南方原本很有优势的纺织业等,则被日本人全部摧毁。日本人是侵略军队走到哪里,商人就跟到哪里,一切为了日本本土的经济为服务,日本将其本土作为亚洲经济的资本中心,其余都是外围地区。

但是,日本人还是失败了。它败在哪里呢?败在战略哲学上。日本人的战略是没有哲学的。

哲学是讲边界的,战略哲学是讲力量的极限和底线的。好的军事方案是敌人越打越少,坏的军事方案是敌人越打越多。当年日本人的扩张似乎是没有极限,对手无限增加:先与中国结怨,后又北上与苏联结怨,与苏联修好后又南下打过南京又与英法结怨,最后直冲珍珠港,终与世界最强大并有巨大战争潜力的美国结怨。

当时想分裂中国的不是只有日本一家,美国曾想与日本分割远东,而日本则想独吞,日本与美国开战并战败后,美国便联合苏联瓜分远东。解决欧洲战场并分割了欧洲之后,美苏便转向中国。他们都希望中国大陆破碎,但也不能过于破碎,但无论如何不能统一。1945年7月斯大林对蒋经国说“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73]。当时美苏是想以长城为界限分裂中国:长城以南留给美国,长城以北为苏联势力范围。这种想法最终体现在美苏拉着英国共同签署并为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承认的《雅尔塔协定》。但是毛泽东就是不认这个邪,不听斯大林不要过江的“建议”,要“宜将剩勇追穷寇”,最终,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打过长江,雅尔塔协定也瞬间变成一纸空文。为此,我们真要感谢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并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试想如果毛泽东当时顾及斯大林的“建议”,止步于长江北岸,那中国东北就将继续为苏联人所控制,西藏也势将不保;果如此,今天的南方人到过北京来说不定还要有几次“过境签证”。这样的后果对中华为族说来是灾难性的。关于此,李宗仁本人后来在其回忆录中也作了深深的悔罪。他说:“如果美国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长江和毛泽东划分中国,中国就会陷入象今天的朝鲜、德国、老挝和越南同样悲惨的局面了。南部政府靠美国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苏联鼻息,除各树一帜,互相残杀外,二者都无法求得真正之独立。又因中国是六亿人的大国,这样一来,她就会陷于比前面提到过的三个小国家更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创伤则恐怕几代人也无法治好了。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在我们敬爱祖国的未来历史上,我会成为什么样的罪人呢?”[74]

20世纪前半叶,中国的统一远比分裂的速度快。我们看,20世纪40年代初,中国被分五六块,1945年又成了两块,到了1949年就为中国就统一为一个强大的国家。这样的速度有赖于中国人擅长于综合并因而高于西方形而上学的思维形式。日本似乎是东方思维的“异类”,既没学好东方哲学,也没掌握西方哲学,其文化没有深厚的根基,这才出了“东条英机”,才挨了原子弹。日本人至今不明白自己败在何处,死不认输。

战略家在设计战略目标时,不在于目标的逻辑合理,而在于目标所涉对手数量的合理:如果有两个或以上的对手,这个目标就不可行了。道理很简单:“1-2=-1”。当年俾斯麦为统一德国,在南方打败奥地利后,皇帝身边的将军还要直捣维也纳,俾斯麦就死活不答应。因为这意味着德国要在奥地利这个对手之上再添加了法国和俄国,这是德国国力不可承受的结局。俾斯麦在回忆录中说他当时“情绪极坏”,真想跳楼以死相谏。[75]俾斯麦是离拿破仑帝国的失败并不远并从这场大劫难中悟出战略哲学的大政治家。基辛格说俾斯麦“由于他了不起的建树,使得他所缔造的德国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失败、两度遭到外国占领及国家分裂达两个世代之久,却仍巍峨屹立。”[76]与大和民族不同,德国是有哲学素养的民族,他们的战略有弹性,所以很快就平复了战争的创伤。

罗斯福去世后,美国人在欧洲人面前从奴隶到将军,此后的美国战略开始飘飘然并失去了有限性哲学。1946年3月,丘吉尔一纸“铁幕演说”把美国人忽悠到了朝鲜战场。麦克阿瑟压根就没有想到毛泽东中国还能作与不可一世的美国作战。1950年10月15日,放心不下的杜鲁门总统亲自飞赴威克岛与麦克阿瑟讨论朝鲜局势。杜鲁门希望得到有关中国或苏联是否会干涉的“第一手情报和判断”。麦克阿瑟以赵括论兵的口气告诉总统,朝鲜人“他们只是为了保全面子而战。东方人宁可死也不愿丢面子”;“我希望能在圣诞节前把第八集团军撤到日本。”[77]当杜鲁门总统问“中国人或苏联人干预的可能性有多大”时,麦克阿瑟回答说:“很小。假如他们在头一两个月干预,那还管用。现在我们已不再害怕他们干预了。我们不再畏首畏尾了。[78]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美国被中朝人民军队打爬在三八线以南。

罗斯福之后的美国人不明白雅尔塔体系对于美国世界地位的意义。事实上,只有这个体系才能保障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美国与苏联的关系本是周瑜打黄盖的关系,有矛盾也是在雅尔塔框架内的利益调整,而不是打破这个框架的“零和”式毁灭。这些话,在极右的麦卡锡时期,作为雅尔塔体系的重要奠定人马歇尔已不能再说了,而其他后来的美国政治家也悟不出来。这时除了马歇尔之外的美国人个个好象暴发户,发了财就不知天高地厚,就胡来。当时美国闻“左”色变,搞极右,不反共,勿宁死;不反共,就是公敌。当时的战略家是乔治·凯南,大忽悠。基辛格说“凯南的成就是,到了1957年,自由世界所有的矮墙都已配置卫兵防守,他的观点对此有决定性的贡献。”麦卡锡加上凯南,将美国大兵推向全世界:你共产主义在哪里,我美国就打到哪里。可共产主义是思想,美国派出的兵可是人啊,思想到过的地方美国都要派兵去,美国就是象唐·吉诃德一样在与“大风车”作战,这样就透支了美国的国力。在尼克松上台之前,美国接近衰落。尼克松主义带来了美国的中兴。苏联解体后,美国又开始狂热,又在犯同类错误,进入21世纪后,美国与其扩张速度同比地衰落。

事实上,二战之后,欧洲,尤其是英国,一直对美国心存不满,要报一箭之仇敌。印度于1950年初就跟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我们知道,印度是英联邦国家,在当时,英国对印度仍有较强的控制力,没有英国的指示,印度不可能那么快跟中国建交。那为什么英国会同意印度去承认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呢?这个是老英国的那一套,英国要用中国消耗美国。丘吉尔之后,英国一直唆使美国冲在前面与“社会主义阵营”对抗,耗尽美国。尼克松明白这一点,与中国建立战略盟友关系,由此挽救了美国。现在美国又忘记了这一点,被英国人怂恿着冲到巴尔干和中亚。科索沃战争后,美国人帮着欧洲实现了二战前的地缘政治版图,美国将面临着二战前欧洲与美国抗衡局面。21世纪始,英国首相布莱尔也忽悠着美国冲上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将再次美国拖垮。美国撤离中亚以后,欧洲向美国叫板的声音还会更响。在亚洲崛起的今天,美国的东翼即大西洋东岸也开始有了危险。今天的历史又有了“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的回响。这对我们中国就是很好的战略机遇期。

2010年9月,布莱尔在其出版的回忆录中表示他“不后悔当初做出参战的决定”。这话一般的英国人读不懂,但能让长眠于九泉之下的丘吉尔感到欣慰。

六  余论: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

上面我们总结了英美国家崛起过程中的一些经验,其中有些经验是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性质的,对此,我们可以不学,但我们不可以不懂。列宁曾说过“和狼在一起,就要学狼叫”[79],只有读懂了对手的心思的人,才能找到战胜对手的办法。那么,从西方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中,我们会得到哪些启示呢?我以为至少下面几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一、革命在民族国家崛起中有着巨大的作用。在英国、美国等大国崛起的历史中,他们的革命确实在其崛起阶段成为“历史的火车头”,但是他们崛起并转为世界霸权国家后,它们就开始在肯定本民族革命历史的前提下,削弱其他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意识,弱化其革命精神,对此,我们不仅要予以警惕,并给予我们中国革命历史以肯定的地位。可以说,没有中国革命,就不会有今天统一强大的中国;否定了中国革命的历史,就否定了今天中国政治的基础。这个后果是对世界现存的一切国家的未来,尤其是对我们中国的未来是致命的,因而是不允许的。

二、“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这不仅是中国崛起的经验,也是英美国家只让自己明白却让其他民族淡忘的崛起经验。英美国家用一切方法,从地理和心理上双重碎化其他民族和国家并以此实现其对世界的控制。对此,我们不仅要予以警惕,而且要在任何时候坚持国家统一高于一切的原则,强化中央权威,对着打着“人权”“民主”幌子试图碎化中国的企图,予以最坚决的打击。

三、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历史留下的宝贵经验。中国共产党对枪杆子的认识是从1927年“四一二”血泊中认识到的,1929年我党古田会议起建立第一支真正区别于中国军阀的——近代史表明这样的没有主义的军队在中国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武装力量,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保证了中国革命和建设克服了重重艰难险阻,不仅完成了推翻“三座大山”和中国统一的任务,而且还成功地将中国建设为初步现代化的国家。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1948年由于国大党没有自己的武装而导致印度在独立之初便陷入国家分裂,中国则由于共产党牢牢地掌握着军队的领导权而在新中国建立前夕就基本完成的国家统一;1992年苏联解体从共产党主动放弃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开始,而同期的中国,由于中国共产党牢牢地掌握着对人民军队的领导权,却经受住了国际国内政治的风浪的冲击并成功地将中国现代化事业推向21世纪。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保证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生存安全和发展安全的最后堤防,也是中国崛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终极保障;对于这样的经验,我们应当予以高度重视;同样的原因,西方打垮并肢解苏联是从诱使苏联共产党放弃对军队的领导权开始的,对于这样的教训,我们应当在今天整个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中予以高度警惕。

四、在国际战略中坚持“不称霸”原则。历史经验表明,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扩张。苏联解体后,中国开始崛起,而美国又要重复以往英国遏制美国的政策以对付中国。但是对于未来崛起后的中国而言,我们应当汲取的历史经验是不要选择美国今天的称霸世界的道路。从罗马帝国到大英帝国衰落的历史经验表明:地区性守成则国强,世界性扩张则国亡。历史上没有一个大国的国力,能经得住世界性扩张的透支。所以,今后不管中国发展强大到什么程度,都应谨记并遵循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80]的外交路线,这是一条高度浓缩老一代领导人政治智慧的和保证中国未来行稳致远,因而必须永远牢记的强国路线,将来“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81]。

 

   注释: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19th/n1/2017/1027/c414395-29613458.html。

     [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19th/n1/2017/1027/c414395-29613458.html。

     [3]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7页。

     [4][德]黑格尔著,范扬、张企泰译:《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2009版,第259页。

     [5][俄]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9页。

     [6][俄]列宁:《国家与革命·初版序言》,《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1页。

     [7][俄]列宁:《国家与革命·初版序言》,《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2页。

     [8][苏]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84页。

     [9] 参见李慎明主编:《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2010~2011)》,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24页。

     [10]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3页。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

     [12]《大学》,山东友谊书社1992年版,第14页。

     [13]“但是如果美国退出亚洲,撤出日本,届时无论美国的抗议声有多大,套用总理的说法,我们都是在放空炮。那么,我们抗议的效果将微不足道,因为相隔一万五千英里的距离比竟无法让别人听到你的声音。”张曙光、周建明编译:《中美解冻与台湾问题——尼克松外交文献选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14页。

     [14] 穆腊德别和奥斯曼别伊是当时带领埃及人民抵拿破仑的军事首领和民族英雄。

     [15]《拿破仑文选·下卷》(陈太先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27页。

     [16] “印度失掉了他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它的居民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的色彩,并且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自己的全部古代传统,同自己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页。

     [17]《武训传》讲武训以“修个义学为贫寒”的理想,靠出卖苦力挣钱,甚至不惜自残自贱,争取施舍。靠行乞三十八年,最终在柳林、临清、馆陶建起了三处义学。1951年5月20日,毛泽东亲自撰写并发表《应当重视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严厉批评说:“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诬蔑农民革命斗争,诬蔑中国历史,诬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宣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16页。

     [18]《斯大林与罗斯福的会谈记录》(1943年11月28日),载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7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02~403页。

     [19][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41页。

     [20]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4页。)

     [21]注意,这里的“我的国家”指的是英国而不是后来独立后的美国。见华盛顿:《致理查德·柯尔宾》(1754年1月28日)。[美]约翰·罗德哈梅尔选编,吴承义等译:《华盛顿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2页。

     [22]华盛顿:《致罗伯特·丁威迪》(1754年5月18日)。[美]约翰·罗德哈梅尔选编,吴承义等译:《华盛顿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

    [23] 华盛顿在《致威廉·菲茨休》(1754年11月15日)一信表示对他的上司要他“继续留在军中并保留我的上校职务”表示不满。[美]约翰·罗德哈梅尔选编,吴承义等译:《华盛顿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

     [24]华盛顿:《致亚王》(1754年4月24日)。[美]约翰·罗德哈梅尔选编,吴承义等译:《华盛顿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5页。

     [25]“我仍然恭请大人您继续让我留任现职,就算是一种特别的恩惠;关于我的职责,我将欣然作为一名志愿军人员来履行,而决不会领取现在的薪金。”华盛顿:《致罗伯特·丁威迪》(1754年5月18日)。[美]约翰·罗德哈梅尔选编,吴承义等译:《华盛顿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6页。

     [26][俄]列宁:《国家与革命·初版序言》,《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2页。

     [27]“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说过,阶级斗争学说不是他的发明,真正的发明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历史经验证明,刚刚掌握政权的新兴阶级,一般来说,总是弱于敌对阶级的力量,因此要用专政的手段来巩固政权。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380页。

     [28]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http://cpc.people.com.cn/19th/n1/2017/1027/c414395-29613458.html。

     [29][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页。

     [30]参阅张文木:《第四纪:中华古人的远征及其苦难辉煌》,见拙著《气候变迁与中华国运·上篇》,海洋出版社2017年版。

     [31]参阅张文木:《古代中国气候变迁与国运兴衰》,见拙著《气候变迁与中华国运·下篇》,海洋出版社2017年版。

      [32]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185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20页。

     [33]Websters,Second College Eddition p.1002.

     [34] [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17页

    [35] [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页。

     [36][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14页。

    [37] [英] 哈·麦金德著:《历史的地理枢纽》(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52页。

     [38]译文:五亩田的宅地,(房前屋后)多种桑树,五十岁的人就能穿上丝棉袄了。鸡、猪和狗一类家畜不错过它们的繁殖时节,七十岁的人就能吃上肉了。一百亩的田地,不要占夺(种田人的)农时,几口人的家庭就可以不饿肚子了。参见“孟子•梁惠王上”,刘俊田等译注:《四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45页。

     [39]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19th/n1/2017/1027/c414395-29613458.html。

     [40]《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版,113页。

     [41][英]埃德蒙·R.利奇,杨春宇、周歆红译:《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05页。

    [42] 艾捷尔编,赵一凡、郭国良主译:《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365页。

     [43]艾捷尔编,赵一凡、郭国良主译:《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363页。

     [44]艾捷尔编,赵一凡、郭国良主译:《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364页。

    [45]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3页。

     [46][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周纪一》,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页。

     [47] 司马光:《资治通鉴·宋神宗〈资治通鉴〉序》,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9页。

    [48] 薜泽石:《听毛泽东讲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61页。

    [49] 杨柳桥著:《荀子诂译》,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380页。

     [50]钟哲校:《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46页。

    [51] 张觉注译:《韩非子全译》(上)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6页。

     [52]李贽:《焚书》卷三《夫妇论》。

     [53]《明神宗万历实录》卷三六九。转引自鄢烈山、朱建国著:《李贽传》,时事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

     [54]“二律背反”德国哲学家康德用语。指两个相互排斥但同样是可论证的命题之间的矛盾。康德认为当理性企图对本体有所认识时,就必然陷入这种不可解决的矛盾。他举出四组二律背反:1. 世界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是有限的;世界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是无限的。2. 世界上一切都是单一的、不可分割的;世界上一切都是复杂的、可分割的。3. 世界上存在着自由;世界上不存在着自由,一切都是必然的。世界有始因,世界无始因。

    [55] 李贽:《藏书》卷三十二《孟轲》。

    [56] [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页。

     [5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782页。

    [58]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819页。

     [5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7~118页。

     [60]1939年5月24日,毛泽东致信尼赫鲁感谢印度医疗队的给予的帮助。7月11日,尼赫鲁回信可能八九月间访问中国,届时希望能与毛泽东会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27页。 

    [6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25页。

     [62]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4页。

     [63]参阅孙培均等:《印度垄断财团》,时事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47页。

     [64] 关于此,可参阅张文木著:《印度的发展潜力及其评估——与中国比较》,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65]钱德拉·鲍斯(Subhash Chandra Bose,1897~1945年),印度的激进独立运动家、政治和社会活动家,原印度国民大会党左派、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投入轴心国阵营,试图利用德日力量驱逐英国殖民者。日本投降后,钱德拉·鲍斯在1945年8月18日搭机前往日本,飞机在台湾上空出事,次日死于东京。

     [66]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页。

     [67]贾瓦拉哈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印度的发现》(The Discovery of India)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699页。

     [68]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登上北上的专列前往莫斯科,1950年2月17日结束访问,同周恩来等登上回国的专列。他在沿途参观了一些苏联城市和工厂。进入中国境内,又在哈尔滨、长春、沈阳视察。3月4日回到北京。毛泽东访苏随行人员有陈伯达(以教授的身份)、师哲(翻译)、叶子龙、汪东兴等。苏联方面由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苏联援华专家总负责人柯瓦廖夫陪同。

    [69] 毛泽东:“责成西北局担负解放西藏的主要责任”(1949年11月23日),《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70]“由西南局担负进军西藏和经营西藏的任务”(1950年1月2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页。

    [7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62页。

    [72] [美]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论中国》,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200页。

    [73] 斯大林对蒋经国说:“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我不把你当作一个外交人员来谈话,我可以告诉你:条约是靠不住的。再则,你还有一个错误,你说,中国没有力量侵略俄国,今天可以讲这话,但是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转引自梁之彦、曾景忠选编:《蒋经国自述》,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页。

     [74]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49~950页。

    [75] “在我看来,军人方面滋长的不愿中止胜利进军的情绪在国王陛下身上已占优势。根据我的见解,我必须抵抵制国王陛下利用军事上的胜利和要继续胜利进国的意图,这使国王异常激动,致使我们之间的谈话不可能再继续下去。我的印象是我的解释已被拒绝,于是我走出房间,打算恳求国王允许我作为一个军官回我的团队去。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时情绪极坏,一个念头油然而生,觉得不如从四层楼打开的窗口跳下去。” [德]奥托·冯·俾斯麦著,杨德友 同鸿印等译:《思考与回忆——俾斯麦回忆录》第2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42~43页。

    [76] [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16页。

    [77]“1950年10月15日威克岛会议纪要”,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88页。

    [78]“1950年10月15日威克岛会议纪要”,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93页。

     [79]列宁:“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见《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79页。

     [80]《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08页。

     [8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19th/n1/2017/1027/c414395-29613458.html。

 

  (作者简介:张文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文章来源:昆仑策网2018-05-06)

张文木: 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

2018-05-06 张文木 昆仑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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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革命在民族国家崛起中有着巨大的作用,大国崛起是对旧国家革命的结果,而能够主导世界文明的民族和国家需要具备更为进步的世界观和统一的地缘政治环境,在中国对内要求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对外需要坚持“不称霸”原则。研究和总结英国、美国、苏联等大国及更多国家崛起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和挫折教训,对于我们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是有益的。本文主要内容发于云南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南亚东南亚研究》2018年第1期。

全文目录

一 国家与革命:大国崛起两大前提

二 能够走向并主导世界的民族和国家,首先具备的是更为进步的世界观

三 一个中心为忠,两个中心为患—中国的经验与西方的教训

四 低成本的“革命”,高成本的发展——印度的教训

五 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扩张

余论: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

 

“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1]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告诫全党:“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2]我们做国际政治研究首先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服务;不仅要研究和总结大国崛起的成功经验,更要研究和总结大国,特别是英美国家崛起过程中挫折和教训,这对于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避免“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曲折,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是有益的。

一  国家与革命:大国崛起的两大前提

文明是怎么产生的,文明就是在阶级的反抗和压迫中产生的。毛泽东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3]没有国家,革命便没了方向,而没有革命,国家则不能出现。西方是如此,东方也是如此;资产阶级是如此,无产阶级也是如此。黑格尔说:“国家不是艺术品。”[4]

大国崛起——比如英国、美国、苏联、中国的崛起等——都是对旧国家革命的结果,而革命都是新兴大国崛起和旧国家衰落的重要原因。因而,否定革命、从而看不透甚至否定国家的本质——这无异于否定自己的身世——无一例外地都是造成大国衰落重要原因。为此,列宁在十月革命临近爆发的前两个月专写了《国家与革命》一书,告诉无产阶级,要想获得解放,就必须学习资产阶级,也用革命的方式建立本阶级专政的国家。列宁说:

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的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5]

列宁注意到,每当历史处于关键时刻,革命、从而革命的目的即国家问题都会出现激烈的理论斗争,为此,列宁在这本小册子开篇便声明:“现在无论在理论方面或在政治实践方面,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6]认为:“如果不在“国家”问题上反对机会主义偏见,就无法进行斗争来使劳动都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特别是摆脱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影响。”[7]

戈尔巴乔夫看不透这一点,在他治下的苏联意识形态告别了革命从而否定国家的本质,1987年戈尔巴乔夫发表《改革与新思维》说:

新思维的核心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更确切地说,是承认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8]

英国人立即从戈尔巴乔夫的讲话中捕捉到了战机。1991年,撒切尔在美国休士顿讲话中认为,苏联借助计划经济,加上独特的精神和物质刺激手段相结合,苏联的经济发展指标很高。苏联丰厚的自然资源如果加以合理的运用,那么苏联完全有可能把西方国家挤出世界市场。那怎么办呢?撒切尔说,对其制造内部问题,找代理人,找谁呢?她说这个人就是戈尔巴乔夫。撒切尔说,安德罗波夫逝世后,经过他们帮助的戈尔巴乔夫可以继任,借助他可以实现他们的想法。撒切尔的智囊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是不够谨慎,容易被诱导,极其爱好虚荣,还与苏联政界大多数精英关系良好。什么叫精英,这在今天的中国就叫鼓吹西方普世价值的“公知”。在讲话结束时,撒切尔一语道破天机说:“事实上苏联已经解体了,不过在法律上苏联还存在。我负责任地告诉诸位,不出一个月的时间,你们就会听到法律上苏联解体的消息。”[9]当时苏联还没有解体,撒切尔为什么敢这样说?因为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倒向了西方普世价值。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迅速在戈氏推行的“公开性”和“壮士断腕”式的市场化“改革”中分崩离析。1991年12月25日,克里姆林宫上的苏联国旗正式落下。似乎是历史的安排,这天正是圣诞节。有意选择这天宣布苏联解体显然是戈尔巴乔夫献给西方的“圣诞大礼”。就这样,列宁、斯大林建立的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由此轰然倒下了。

与此相反,而每逢历史出现重大变故,中国共产党总能旗帜鲜明地亮出自己的立场并由此将引导中国渡过难关、走向胜利。与十月革命前列宁写作《国家与革命》一样,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全国性政权即将建立的前夕﹐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坚持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认为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是一个护身的法宝,是一个传家的法宝,直到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被彻底地干净地消灭之日,这个法宝是万万不可以弃置不用的。越是反动派骂‘极权政府’,就越显得是一个宝贝”。[10]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告诫新一届领导集体:“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11]

历史表明:人的思想及其理论一旦脱离实际,学风也就随之堕落,接踵而至的就是国家的衰落。国家理论的本质是革命和专政的问题,而放弃了革命,也就放弃了构成苏联文化自信最基础的原则——列宁主义。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1991年底,苏联解体。而打倒苏联的正是向苏联人灌输普世哲学的西方英美国家。他们在打倒苏联时,一点也不手软。

学问要与国家的前途共命运,只有如此,我们的学问才能有可持续的深入。中国古代有“大学”和“小学”之分,大学是研究治国理政学问的地方,而小学是研究具体技能的地方。中国人自古就知道,有国才有家,有国才能具体技能的发展。没有一个民族在它失去国家后还能够有尊严,有发展。苏联亡国后,技术工程人员大多流失国外。所以,《大学》中没有所谓的纯学术,在这里,“家”与“国”是联为一体的,学术与国家也是同命运的:“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12]。

国家崛起仅靠“小聪明”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斗争,革命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

大家知道犹太民族是相当聪明的,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他们也只是小聪明,公纪元初犹太民族被罗马人屠城,而后便失去国家,就流浪于世界,因此也没了国家观念。2007年有一个长期侨居法国的华裔剧作家叫高行健,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记得他当时说祖国是随他走的,可犹太人的“祖国”也是随个体犹太人一起走的。结果走到哪里呢,走到纳粹的焚尸炉里去了。犹太人的耶和华大神,是在犹太人命运最悲惨的时候出现的,但这个救世主并没有从纳粹集中营中救出多少犹太人。就个体而言,犹太人是相当聪明的:马克思是犹太人,爱因斯坦、弗洛伊德都是犹太人。犹太人不仅学问做得好,也能赚钱。但是钱也没有能拯救他们。这说明那只是小聪明,如果没有国家,那他们的命运将是很悲惨的。

新中国是经过革命洗礼诞生的国家。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中国为见乾隆帝时半跪还是全跪问题争执不下,,到1901年大清国与列强签订《辛丑和约》时,已就不存在全跪还是半跪的问题,而是谁向谁下跪的问题了。此时,中国人在西方人眼中成了“东亚病夫”。为什么?亡国了,打败了。打败了,整个财富就让人家弄走了。1955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东南亚国家给周恩来拍手,并不是由于周恩来有范儿,也不仅仅是他会讲演,都不是,真正的原因还是我们新中国把美国打趴了。1964年10月,中国原子弹试爆成功,当西方人听见中国原子弹爆炸声后,就知道什么叫新中国。[13]

革命是古今大国崛起的一般路径,谈国家就不能不谈革命。与此相反,鼓励或诱导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放弃、自我厌弃继而否定自己革命的“身世”并由此失去文化自信,是西方国家在其殖民地推行殖民文化的重要路径。

用长期和间进的方式销蚀一个民族的战斗精神,是西方殖民主义推行对外文化战略的重要手段,而让被压迫者放弃武装则是这些计划内容的核心。鼓励第三世界国家放弃革命、继而放弃斗争是西方殖民文化中最隐蔽的内容。

我们看看目前流行于包括回归前的香港地区在内的东亚地区的一些武打片,其中的主角形象多是一些好勇斗狠的地摊侠客,只讲义气而无主义。相反,象霍元甲、李小龙这些有理想和主义、为中国人打出威武和正义的拳手,则没有活得太久。比如李小龙只活了33岁,决心继承父业的李小龙长子李国豪在其事业初有声色的时候,也随一起“误击事件”而英年早逝,死时年仅28岁;清末曾多次打败洋人的爱国武术大师霍元甲也是在年仅42岁时便“不意中毒身亡”。这些同类人物同命结局使我们不能不怀疑其后有着某种联系。我们再看看曾经历过英国、法国和日本殖民统治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的言情片,其中许多片子中的三角苦恋都以一方“已买了去纽约的机票”或另一方在机场目送天空中刚起飞往比西方某国的飞机为解脱。这样的结局其实是在暗示:西方才是人生的“伊甸园”,到了西方也就找到了道德的至高点。

前几年有一个朋友打电话说香港人讲实惠,实惠到什么程度呢?我们这说找工作,人家说“找事做”;我们这是“说相声”,人家说是“搞笑”;说香港人看问题一下就看透了。我说这说明英国的殖民文化是有战略的。英国给自己的民族讲的是莎士比亚,讲唐璜,讲拜伦,讲雪莱,有主义,有理想,但是对香港人什么呢?他们让香港人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只能向西方人讨“饭”吃,自己不能有自主的物质和精神生产,遑论自己的国家。英国人统治殖民地的方式是把殖民地人变为“找食”者,而把英国人自己变成“造食”者。造食得要有造食的文化,这个文化是殖民文化,其核心是否认殖民地人民革命从而建立自己独立国家的正当性:他们自己可以有莎士比亚,拜伦,雪莱、丘吉尔等占领道德和学术至高点的人物,至于殖民地,英国人告诉那里的人民:你们是出不了——当然也不允许——这些人物的;你们没有伟大、崇高、英勇、正义等,这些东西只能去西方找。

1798年夏,法军登陆埃及,10月开罗发生暴乱,拿破仑对其实行了极为严厉镇压。但对德高望重的伊斯兰教长舍伊赫[ 舍伊赫,阿拉伯游牧部族的首领和农村中的长者称号,埃及等国某些伊斯兰教派的教长也称舍伊赫。],则网开一面。当时法军并不理解,说他们是“暴动头子”,应该处死。拿破仑回应说:

不,这个民族同我们和我们的习惯太格格不入了,我宁愿这个民族有象他这样既不能骑马,又不能拿刀的首领,而不愿意看到象穆腊德别和奥斯曼别伊[14]那样的人当首领。把这个衰弱无力的老人处死对我们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反而会产生比您所预料的更为危险的后果。[15]

拿破仑的话是对英国在印度扶持甘地、在南非推举曼德拉政策的透彻说明。马克思说:印度的命运是悲惨的[16],英国给了印度塑造了一个最大的“英雄”,这就是甘地。甘地有许多好的思想,但英国殖民者仅突出地宣传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的思想,将甘地塑造成一个任人欺负,但绝对不还手、不反抗的“圣雄”。这样做在的结果是为印度人民树立起放弃革命的标杆。英国人在南非也是这样做的。英国人不会在其治下的香港鼓励毛泽东精神,正如美国人不会在美洲鼓励格瓦拉精神一样。甘地很像中国那个靠乞讨办教育的武训,放弃武装,一天坐在那里“阿弥陀佛”,但靠这解决不了被压迫人民的解放问题。《武训传》在中国受到批判[17],甘地则在印度则被尊为“圣雄”。印度什么东西都保留着,就是不保留并放弃了革命的思想。这对印度的未来,其后果是灾难性的。这个道理,连美国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也看得明白。在德黑兰会议期间,罗斯福对斯大林说:“议会制政体对印度是不适合的,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印度创立某种类似苏维埃的制度,从下面开始,而不是从上面开始,也许这个就是苏维埃制度。”这句话一语双关,一方面他想暗示斯大林可以将印度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另一方面是说印度人民的解放非经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斯大林同意并接过罗斯福的话说:“这意味着走革命道路。”[18]黑格尔对印度文化的概括更为精辟,他说:“大体说来,印度文化的分布只是一种无声无臭的扩张,那就是说,没政治行动。”[19]所谓“无声无臭”“没政治行动”,就是说印度没有革命。

革命,对一个民族的进步是如此重要以至马克思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20]。美国也曾是英国人的殖民地,美国人深受英国压榨,更懂得剥夺殖民地的自主生产能力是英国实现对殖民地压榨的奥秘。1773年,英国殖民者通过了茶税法,引起波士顿倾茶事件,北美人民于1775年4月的在莱克星顿打响了反抗英殖民主统治的第一枪,驻波士顿英军奉命去康科德查抄殖民地民兵的军火,往返途中在列克星敦附近遭民兵伏击,损失286人。列克星敦之战揭开战争序幕。1775年6月14日,决定建立大陆军,次日任命乔治·华盛顿为总司令。1776年7月4日大陆会议通过了由托马斯·杰斐逊执笔起草的《独立宣言》,宣布13个殖民地脱离英国独立,美利坚合众国由此诞生。华盛顿为第一任总统。

华盛顿上台就任时,特意穿着本民族的服装。这意在告诉美国人民,我们以后不能再作“找食”的民族,而要成为“造食”的民族。我们要有自己的生产,我们得穿自己的衣服,有自己的文化和文明。但早期的美国人有反抗和革命精神,这种精神的人格化身就是华盛顿,尽管华盛顿在独立战争前也没有多少独立意识。他曾给英国的殖民地官员写信说“我对我的国家又是太热爱了”[21],“我不求别的回报,但图为国效劳的满足”[22],表示对英国在美国的殖民利益,“我将尽力维护之,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23],以此忠心乞求“让我留任现职”。亏得当时的英国殖民官员忽视了在殖民军中只是小小“上校”[24]的华盛顿的乞求,没有给华盛顿予以重用,不然美国历史上就少了这个开国总统。英国是不允许在美国出现英雄,但美国革命却将普通的一个英国殖民军的“志愿军”[25]和上校,变成了美国独立战争的英雄和开国总统。

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用普世主义或虚无主义的手法否定阶级的和民族的革命,就会抽掉了这个国家价值基础及建立其上的国民文化自信的基本前提。现在看来,在革命、从而国家问题上“使劳动者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26]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仅在革命之前,即使在无产阶级建立国家之后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承认还是否认无产阶级革命及其建立的国家的必要性,都是促成社会主义国家兴亡的关键原因。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告诫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27]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醒全党:“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28]

二 能够走向并主导世界文明的民族和国家,首先具备的是更为进步的世界观

国家也是一个生命体,它本身也要吸取外部资源以供养人民。一个国家汲取资源的能力越强大,这个国家的发展就越有动力。

今天许多人讲“全球化”,似乎只有西方文明才有全球化,这不符合辩证法,也不符合事实。历史是连续的,连黑格尔都说“世界历史从‘东方’到‘西方’,因为欧洲绝对地是历史的终点,亚洲是起点”[29]。在今天的工业全球化之前的中世纪曾有过农业全球化。与近代率先进入工业生产的国家较快崛起的道理一样,那时,率先进入农业生产的国家获得较快崛起的条件。最为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在中世纪的世界上居于统治地位,因为当时的价值是以土地来衡量:有土地就有粮食,有粮食就有兵丁,有兵丁就能打仗,有了战争的胜利就有更多的税赋。税赋是国家财政的基础,税收多的国家,财大气粗,就会获得较快崛起的条件,其意识形态及文明样式就会成为世界文明的引挈。

所谓“全球化”就是国家从全球范围不断汲取资源和交换产品的过程。中世纪时,中国曾领“经济全球化”之先河。农业全球化也造成那时农业民族都是向世界强势开放的民族。此前,华夏先民也曾有过世界性的“远征”,印第安人就是从亚洲大陆向东经白令海峡到美洲的。所以较早发现北美大陆的是咱们华夏先民,不是哥伦布。[30]当时我们中国是顺应农业全球化时代潮流而崛起的有世界影响力大国。汉武帝时期,中国气候骤降,这迫使北方匈奴人南犯中原。匈奴人被打败后就向西欧洲流动,由此产生的各民族的动荡一层层地向西压去,结果把罗马帝国冲垮了[31]。今天北美印第安人和东欧的匈牙利人实际上就是我们东方人的后裔。

接着就是13世纪蒙古人对欧洲的远征,这次远征对欧洲,尤其是对今天的俄罗斯文化发生了重大影响。马克思说,俄罗斯人的性格中有蒙古人的彪悍特征。蒙古人衰落后,其空间就为俄国人占去了。彼得大帝改革奠定了俄罗斯近代文明的基础,而这种文明的出现当然也有蒙古人的辩证贡献,马克思干脆说:“莫斯科公国是在蒙古奴役这所恐怖而卑贱的学校养育和成长起来的”;“彼得大帝终于把蒙古奴才的政治手腕和蒙古主子继承成吉思汗征服世界遗志的狂妄野心结合在一起”。[32]

在农业全球化时代,东方人对西方这一拨又一拨的大冲击,迫使在当时也是“关闭锁国”的西方世界向东方的全面开放,西方人由此也对东方人——确切地说就是中华民族——直至19世纪中叶都是敬畏有加,以至东方成了“财富”的象征:西语“东方”(古法语、拉丁语oriens;英语orient[33])一词,均与“珠宝”“定向”“目标”等意思相联系。在西方人的东方观中,无法征服的中国——与印度相比——则被赋予更多的敬意,以致黑格尔说:“假如我们从上述各国(即四大文明古国——笔者注)的国运来比较它们,那末,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惟一持久的国家。征服无从影响这样的一个帝国。”[34]黑格尔还说,“太阳——光明——从东升起来”[35];“历史开始于中国和蒙古人——神权专制政体的地方”[36]。

造成中世纪西方人对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的顶礼膜拜的原因,是那个时候我们中国在农业全球化中所处的领先和主导地位。当时13世纪后半叶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感觉,就像前些年我们有些人去美国的感觉一样。

“王侯将相宁有种”,家国运势不守常。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是天生的文明大国。中国在中世纪时曾是世界强国,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超级大国”。我们农业发达,在农业全球化的时代,不采用农业生产的民族是不行的。在农业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为世界文明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自有公论,不必多说。西方地缘政治学先驱麦金德在其《历史的地理枢纽》的讲演中曾告诉那些持“欧洲中心论”观点的同行说:

正是在外来野蛮人的压力下,欧洲才实现它的文明。因此,我请求你们暂时地把欧洲和欧洲的历史看作隶属于亚洲和亚洲的历史。因为在非常真实的意义上说,欧洲文明是反对亚洲人入侵的长期斗争的成果。[37]

 一个民族要走向世界,首先给世界贡献的不是国内生产总值,而是世界观。与西方靠所谓“马太效应”即发展以损坏为前提世界观相比,中国人的世界观有着丰富的可持续发展内涵。如《孟子·答梁惠王问》中说的“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38]正是这种世界观才使中华文明延绵数千年而活力至今不衰。

如果一个民族没有比以前曾引领世界的民族更先进的世界观,这个民族就无法走向遑论引领世界。曾以金钱和拳头豪走天下的西班牙和蒙古,在世界历史上留下的仅是一段传说,而古代罗马、中国和近代英国、苏联、美国,都分别为西方世界和东方的世界治理提供了很好的经验,贡献了更为先进的世界观,并由此成为一个时代文明的引擎。我们过去常说英国走向世界是由于英国人为世界提供了工业革命。这个话不够准确。与中世纪的中国并不是仅凭农业而是凭其较同期其他国家更先进的世界观立于民族之林的道理一样,实际上,英国人主导近代文明的原因是他提供了较封建时代更为进步的世界观。

三 一个中心为忠,两个中心为患——中国的经验与西方的教训

但是,风水轮流转。近代工业文明从西方兴起,工业文明战胜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以市场、矿物质资源等而不以仅以土地为价值体现载体,这样曾以东方为主流的世界逐渐让位于西方。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历史进程中,几乎所有的建立在以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帝国都衰落了,只有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完成自身的转型并再次崛起于21世纪。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罗马帝国没有了,阿拉伯帝国没有了,拿破仑帝国没有了,大英帝国没有了,苏联帝国在我们眼前消失了,当下的美国也日薄西山,而我们中国却在东方延存了几千年:它不仅安然实现了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而且还使中华文明更加灿烂,进入21世纪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39]

毛泽东同志说过:“一个民族能在世界上在很长的时间内保存下来,是有理由的,就是因为有其长处及特点。”[40]深究起来,中华民族及其国家——中国——几千年能延续下来且能数度回春,大概有地理和心理两方面的原因。

国家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与人出生面临的不能选择而只能接受环境一样,是决定国家政治的先天条件。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地理版图过于破碎的国家,其发展的可持续性及其文明的延续能力都受到天然的制约。看看世界历史地图,中世纪四大文明古国中最早消失的是“巴比伦王国”,为什么,中亚两河流域的国家太多且对等破碎。欧洲文明的源头是希腊文明,它与古巴比伦文明一样较快消失,其道理也是希腊城邦过于且是对等破碎,这使得北方的马其顿很容易征服了希腊全境。罗马崛起并统一地中海后,马其顿又为更大版块且没有周边制衡的罗马征服。尽管欧洲文艺复兴拯救了希腊文明,但欧洲人非但没有消除而且还继续和深化了造成希腊文明消失的地缘因素。

公元800年,也就是我们唐朝的时候,欧洲也曾为查理大帝统一过,但到公元843年欧洲被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一纸《凡尔登条约》给一分为三了,自此,欧洲大陆的地缘政治就被植入了一个因对等破碎而极难修复的根基,这种破碎性持续深化,最终演化出目前这种中间小四周大——亚洲是中间大四周小——的版图。这是两次世界大战爆发于欧洲大陆的地缘政治原因,而这一切又反过来为处于欧洲大陆边缘的小岛国——英国最终成长为可以操纵欧洲并主导世界政治的大国地位提供了天然的地缘政治条件。欧洲大陆的地缘政治版图的破碎化使英国获得了巨大的战略利益,这也使英国人天然学会并熟悉了用制造分裂的手段来弱化其对手国家经验。由此反观同是岛国的日本,由于其面对在东亚大陆处于主体版块地位中国,则始终不能有与英国那样的地缘战略优势。

有人会说,那印度和埃及不也是保留下来的大版图国家吗?其实,它们与中国不同,中国的大版图是中国人根据中国人自己的需要捍卫出来的,而印度和埃及的大版图是英国人根据自己的需要保留下来的。如果比较一下中国、印度、埃及这三个国家的内部结构,我们会发现,印度和埃及其实也是破碎的国家,与破碎的欧洲大陆国家不同的是,它们的破碎性是内在的。2000年,我在印度访学,发现印度版图很大,但内部到处都是类似中国长城那样的护城,中国也有护城,但这些护城之外还有一个更大的长城护着,而印度则没有。印度的这些小“长城”将印度分割的七零八碎。

印度从骨子里就是天然破碎,只不过是英国为它包了一张很大的皮。与欧洲一直追求统一的精神不同,印度从灵魂到身体全被英国殖民主义者肢解了。前述印度国内小城墙古迹多,神庙多,庙里的神位多,这些说明古印度是国家众分:地众分说明国家分裂,神众分说明精神分裂。英国历史学者埃德蒙·R.利奇在《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一书中发现英国治下的缅甸教派林立,而“教派归属很好地充当了分裂的标志”[41]。

有人会说,亚洲不是也是破碎的地区吗?

没错,中国也是大陆国家,亚洲大陆国家也有破碎性;但与欧洲不同或说相反,亚洲是不对等破碎,有中国这个主体版块,中间大四周小,这决定了中国在东亚的主体地位,中国是这么大一个国家,不要说南面的小国,就是最强大的日本也是哪来哪去,没有成什么气候。这说明东亚以中国为主体版图的地缘政治状态有利于地区稳定。欧洲人到现在还怀念古罗马,因为古罗马使欧洲统一;拿破仑也羡慕中国在亚洲的主体版图,据传他说中国是沉睡的雄师,不象法国,与其他国家对等地堆在一起,仅是报晓的雄鸡。我们有人说民主和平,那怎么两次世界大战都在民主国家间爆发?民主国家怎么打起世界大战那么有劲?没有办法,它的地缘政治特征使其脱不了“矢量的夹角越大,合力越小”的几何力学原理。欧洲国家政治是破碎的,破碎就没有合力。英国之所以能成为大国,就是因为它面对的欧洲是一个破碎性的板块。英国与日本的地理位置相似,但欧洲大陆的破碎性让英国人大获其利。英国在欧洲扶弱抑强,让欧洲内部无休止地内耗。而日本则做不到这一点,因为它整个西面面临的是一个整体性大陆。

正是基于这样的经验,美国开国领袖华盛顿在卸任的告别讲演中坦陈,他对美国未来最大的忧虑就是美国不幸陷入欧洲式的分裂及由此产生的长期内争。他以欧洲作比较分析说:“我国各部分都从联合一致中感觉到直接的和特殊的好处,而把所有各部分联合在一起,人们会从手段和力量之大规模结合中,找到更大力量和更多资源,在抵御外患方面将相应地更为安全,而外国对它们和平的破坏也会减少。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的是,联合一致必然会防止它们自身之间发生战争。这种战争不断地折磨着相互邻接的国家,因为没有同一的政府把它们联成一气。这种战事,仅由于它们彼此之间的互相竞争,即可发生,如果与外国有同盟、依附和串通的关系,则会进一步激发和加剧这种对抗。”[42]华盛顿对美国未来的期盼就是“政府的统一,使大家结成一个民族”[43]。他告诫美国人民:“最重要的乃是大家应当正确估计这个民族团结对于集体和个人幸福所具有的重大价值;大家应当对它抱着诚挚的、经常的和坚定不移的忠心;你们在思想和言语中要习惯于把它当作大家政治安全和繁荣的保障;要小心翼翼地守护它。如果有人提到这种信念在某种情况下可以抛弃,即使那只是猜想,也不应当表示支持,如果有人企图使我国的一部分脱离其余部分,或想削弱现在联系各部分的神圣纽带,在其最初出现时,就应当严加指责。”[44]也是基于这样的经验,毛泽东建国之初就告诉我们:“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45]

中华民族是天生的统一派。为什么?因为中华民族比欧洲较早地有了战乱的痛苦教训。事实上,在漫长的古代历史中,欧洲统一的历史只比中国早不比中国短。大家知道古罗马,从罗马共和国(公元前509~公元前27年)诞生到罗马帝国(公元前27年~公元476年)灭亡,前后近一千年,相当于中国春秋时期到南北朝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589年)。这一时期,欧洲是一个国家,一个法统。我们中国的法统倒是大体维持,可国号却数不过来。

中国人比欧洲较早地经历了大约两百五十多年的战国众分的痛苦,这使中国人对分裂所产生的恶果有比较深刻的总结。司马光将国家分裂看做万恶之首并以此为《资治通鉴》的开篇,他毫不留情地指出:韩、赵、魏“受天子之命而为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它导致“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46]。宋神宗在为通鉴写的序中也认为:“威烈王自陪臣命韩、赵、魏为诸侯,周虽未灭,王制尽矣!”[47]毛泽东说:司马光从周威烈王23年写起,是因为这一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年,周天子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这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晋变成合法的了,司马光认为这是周室衰落的关键[48]。

战国之后,中国在国家统一上形成了高度的共识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秦国朝的统一。长城,可以说就是这种共识的凝结。中国人的大一统共识反映在认识领域的各个方面。

有了战国的痛苦经历,大一统意识就成了中国人心理深处的最稳定的文化积淀。中国人总是“劝和不劝分”,这反映在中国文字中就是:一个中心为“忠”,两个中心为“患”。《荀子·议兵篇》:“权出于一者强,权出于二者弱。是强弱之常也。”[49]董仲舒说:“心止于一中者谓之忠。持二中者谓之患。患,人之中不一者也。”[50]韩非子说:“一家二贵,事乃无功。夫妻持政,子无适从。”[51]

中国传统信奉“不二法门”,意亦法门不二。二,反也。中国人说,止一为“正”,不正为“歪”;“贫”非不富,分财是也;“富”,家有一口田,不分财也。总之,中国人的观念永是整体大于局部,“一”总是高于“二”,统一总是高于分裂;这与西方“微积分”式的思维正好相对反。

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中国明末思想家李贽(1527~1602)因坚持“天下万物皆生于两,不生于一”[52]观点,被迫长期流浪并终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53]的罪名被捕入狱而自杀。而比李贽晚一个多世纪提出“二律背反”定律[54]的德国哲学家康德(1724~1804)则一生不离乡土,在大学教书而善终。康德主张的“二律背反”在欧洲打倒了宗教权威并誉满全球,而中国李贽主张的“执一便是害道”[55]的观点则在中国为宗法权威所打倒且迄今冷遇。如果联想起与李贽同期生平的意大利哲学家布鲁诺(1548~1600)被宗教裁判所烧死的结局,我们很难做出东西方社会“民主”与否的价值判断,因为不管什么社会制度它都有自己特定的“民主”范围。李贽与康德的人生悲喜剧产生的原因,大概是康德哲学比较适应将“分离”原则看作自由的绝对前提的欧洲人的文化特征,而李贽的观念则与中国文化中的统一高于分裂、整体高于局部的绝对原则格格不入。好在德国黑格尔在将康德强调事物对立方面的“二律背反”纳入了强调事物统一方面的“对立统一”范畴并由此凝聚了德国的力量,这为德国后来在俾斯麦的领导下从分裂的弱国转变为统一和强大的国家奠定了思想基础。如果说康德使德国人精神获得了自由,那么,黑格尔则使德国人获得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俾斯麦时期的德国是康德和黑格尔先后共同完成的作品。黑格尔使德国成为在西方世界中观念最接近东方哲学整体性思维的国家:东方国家并不否认李贽、康德等强调的事物的对立性,而只是强调这种对立性隶属于事物的统一的原则。这是中国文化中的大智慧,大学问。

西方人比较难理解东方“和”的概念。重于分析的西方人要么是1,要么是负1,对处于1和-1过渡状态的“0”很难理解。微积分由西方人发明是必然的,生生将圆弧线上时刻处于变动中的每个点变成不变的直线,将变定格为不变,这样才能进行计算。西方人碰到国际矛盾,首先考虑的——当然也有英国在其间的忽悠——是分而不是和,其结果是将欧洲的版图掰成“微积分”。当然西方人也不是没有辩证思维。比如黑格尔就是辩证法大师,但是黑格尔在西方只是有名声没有地位,远没有善于以“二律背反”分拆世界的康德受学者喜欢。东方人这种“劝和不劝分”的思维定势,使我们的国家的大版图几千年来始终保持至今。黑格尔明白这一点,他说:“历史是有一个决定的‘东方’,就是亚细亚。那个外界的物质的太阳便在这里升起,而在西方沉没那个自觉的太阳也是在这里升起”[56]。

欧洲不是也崛起了吗?

要知道,欧洲崛起的历史条件是世界农业文明普遍处于衰落阶段。正是这种衰落才使欧洲比较容易地先征服了拉丁美洲,再征服了非洲。这样就把两大洲的资源都掠夺来供给欧洲的原始积累。这真是历史的一个特例。即使有这两大洲的资源供给也没有解决它由极度的资本原始积累带来的极度的社会两极分化及由此产生的革命问题。

说欧洲资本主义诞生条件是一个历史的特例,是由于欧洲是世界最初的资本主义发源地且无任何积累铺垫,因而它比后来的资本主义需要更多的原始积累,它不仅榨干了拉丁美洲、还榨干了非洲,最后来发动亚洲战争。1840年,为什么欧洲到亚洲打鸦片战争?这是因为欧洲资本的原始积累在掠夺拉丁美洲和非洲之后还是不足以解决欧洲资本主义可持续发展问题。18世纪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年)的胜利阻止了欧洲对北美洲的掠夺,欧洲人便来到亚洲。1840年时欧洲两极分化已很严重,正因此,1848年欧洲诞生了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宣言》之所以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它揭示的是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规律性的现象,这种现象不仅西方有,东方也有,不仅过去有,现在也有。一句话,有资本就会有穷人;有穷人,就会有革命。看看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最后一章提供的大量反映无产阶级贫困化的资料,使人不能不相信马克思的关于资本主义的丧钟要敲响了的预言,这说明欧洲当时的发展已不可持续。但是,欧洲资本主义的丧钟响是响了,就是到现在还没有结束。这是为什么呢?这是由于欧洲从19世纪开始又征服了亚洲,尤其是亚洲的印度和中国。亚洲财富在暴力征服下回流欧洲,这样,欧洲就出现了一个“和平发展”的时代,当时叫“维多利亚时代”。维多利亚时代为什么会有和平与发展?就是因为整个世界的资源都流向欧洲。结果是欧洲富了,而中国和印度为主的亚洲则陷入贫困并衰落下去。马克思说:“大家知道,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作用”[57];“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58]。

四 低成本的“革命”,高成本的发展——印度的教训

与印度不同,当时的中国并没自垮,它只是被西方殖民强权压弯了,但中国人的大规模激烈抵抗一直没有停止。有人说西方给我们带来了文明,这没错,但这并不是西方人带给中国的主要东西:西方人在带来他们的文明的同时,也用暴力强加给中国以西方为优势的商业规则。财富按规则分配的,规则是由暴力的胜负决定的。不是生产的人能够致富,而是定规则的人才能够致富。世界究竟打什么呢?并不是单纯为了打输赢,而为了打规则。规则定后,胜利者就不允许别人来改变这个能给他带来不尽财富的规则。立规则的人在文化上就要为这个规则造“神”,西方人为东方人立的神是什么呢?当然不会是毛泽东,不会是格瓦拉,更不会是马克思,他们只能丑化东方人民的反帝反霸的英雄,比如他们——当然还有我们一些不明真相的知识人——丑化在中国近代史上通过抵抗帝国主义侵略成功阻止中国陷入印度那样完全殖民地地位的伟大的义和团运动。西方人也可以接受东方的英雄,但底线只能是像甘地那样“圣雄”,英国人不怕“不合作”,只要你“非暴力”就行。毛泽东不同意甘地道路,1939年3月15日,毛泽东在杨家岭会见印度援华医疗队时赞扬中印友谊之后,以中国历史为例,明确表示他不赞成甘地的“非暴力抵抗”的思想,强调以革命暴力反对反革命暴力的必要性。进餐时,毛泽东告诉印度朋友:“我们吃的是小米,拿的是步枪,却满怀信心地要战胜日本强大的武装。”[59]似乎是对印度甘地思想的持续反应[60],5月5日,毛泽东在八路军留守兵团军事会议上说:“中国的事,历来是有枪为大。我们要干革命,没有枪是不行的,只有民众运动没有枪,就要垮台。”[61]1945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说:“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62]这话是对中国人民反帝反霸斗争成功经验的高度概括。

尼赫鲁继承甘地和平主义衣钵,他从英国人手中和平接过政权,以低成本“革命”,换来的却是未来高成本的发展。印度独立后,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基本没动,这庞大的利益集团纠结在议会中,错综复杂的利益网使政府什么都搞不下去。在印度搞基本建设的成本要比中国大得多:凡事都不能绕过多如牛毛的产权。雁过就得拔毛,没有钱你就什么也不能动。你看它的铁路系统,都老化得不成样子,但动不了。当时尼赫鲁没有从政治的角度看待经济问题,他想只要搞生产——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只要GDP上去了”——国家就会强大。结果他发现越生产穷人越多。1960年8月22日,尼赫鲁在人民院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印度“一五”“二五”计划期间国民收入增加的42%,这些增长的收入都到哪里去了?经过调查发现,都是资本家和各式各样的产权垄断者将财富的主要部分瓜分了。[63]尼赫鲁后又来中国学社会主义,但是他的国家没有经过革命,怎么学呀。印度现在海军浩浩荡荡,又有航空母舰,但是它又没有自主技术,全是买人家的。技术没有,你有的也只能是一堆废钢。所以我说英国使印度内部破碎了。印度相当于“下身瘫痪”,作为国家基础人口的劳动者没有消费能力;没有消费能力市场就不能扩大,这样国家创新技术就不能通过民用途径孵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本民族技术能力,结果就只有依靠国外技术。

中国的情况是怎样的呢?中国当时多亏有了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搞了革命,把整个中国与直接生产无关的“产权”一扫而光。如人身体来了个大清洗,什么高血脂、高胆固醇、赘肉等病状全没了,一身轻松,此后的经济发展真是多快好省。

有一次笔者去医院体检,医生拿来两张检查结果表,一份是我的,另一份是我旁边的一位残疾人的。检查表显示这位残疾人主要指数都比我健康,但他是一个下半身瘫痪的人,几乎没有行动能力。所以我们看问题不能单看指标,要看内部结构是否合理。这表现在国家经济上就是不能像是拉美国家那种失去自主创新能力的经济模式。1950年,中国建立的是独立自主经济模式,而印度则走上了一条拉美式的经济道路。这是中印比较的关键。[64]

然而,印度人也未必都是逆来顺受的,他们也曾出现过主张暴力赶走英国殖民者的政治家,这人叫钱德拉·鲍斯[65],但这个人没有活到印度独立,这可能对印度是个损失。笔者在印度访学时发现有不少青年学生还在怀念他。尼赫鲁是个秀才,书写得厚,办事不靠谱。1948年中国和印度都面临分裂的局面,但结果是印度从统一走向分裂,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为什么呢?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绝对掌握着军队,这使得毛泽东能顶住苏联阻止解放军过江的压力,而印度的军队则掌握在英国人而不是印度国大党手中,这使得尼赫鲁面对从印度和巴基斯坦分裂的局面,只能顺从英国的“建议”。这么一个差别,导致了中印在建国之初就面临着不同合分形势。这时期的历史经验——如果再联系苏联解体的教训——告诉我们,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对在世界大国博弈中总体上处于弱势的第三世界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至关重要。

印度曾是支持大不列颠世界帝国财政的关键支柱。英国人帮着印度保留下大版图,但将其内部彻底碎化了,可谓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保留大版图是为了大不列颠世界帝国的“长治”,破碎的内部社会环境是为对英国世界霸权地位的“久安”。对印度殖民统治的结果是将印度从内到外,从物质到精神都碎化了:宗教是破碎的,区域是破碎的,社会是破碎的。破碎就没有希望的。马克思对此评论说:“印度失掉了他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它的居民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的色彩,并且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自己的全部古代传统,同自己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66] 

被美苏赶出世界霸坛的英国人为了将来重返亚洲,在离开印度前就给印度留下一个没有希望的未来。英国人在印度时,碎化了印度的社会结构,离开印度前又肢解了印度,弄出个巴基斯坦。面对印巴分裂,尼赫鲁——或许是由于国大党没有武装力量在手的原因——无奈地说:“统一总比分裂好,但是一种强迫的统一是一椿虚伪而危险的事情,充满了爆发的可能性。”[67]这实际上是认可了印度的分裂。据说英国当时有人想把分裂的地方选在位于印度中部的海德拉巴,这里都是伊斯兰人,笔者去过那。若果真如此,今天的印度将会有两个“心脏”,两个中心为“患”,这样就会后患无穷。大不列颠岛上的英国人对世界是有长远布局的,尽管在二战后英帝国土崩瓦解,但英国人还要为未来重返印度洋作好布局,为此就得在北面分出个巴基斯坦牵制印度,不能让印度坐大。

英国人将西方的议会制硬塞给印度,这可把印度害惨了,它使印度政府失去了应付重大事变的行动能力。

新中国建立之初,西南边陲就有危机,尼赫鲁抖抖索索地要打西藏的主意。1950年新中国百废待兴。按理说应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毛泽东真是战略家,在国家统一问题上也是“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1949年10月1日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11月23日,毛泽东在出访莫斯科前夕[68]迅速致电并责成彭德怀等“西藏问题的解决应争取于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毛泽东在电文中断定“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69]西藏当局于11月初、12月初分别向美国提出“援助”要求。1950年1月2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彭德怀等,强调“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同时敦促“如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今年四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十月以前占领全藏”。[70]就这样,中国人民解放军挥师西藏,西藏由此回到祖国的怀抱。

1962年,印度与中国发生边界冲突。当时中国是弱势的一方,1963年2月19日,毛泽东在听取中印边界东段自卫反击作战情况汇报时,谈到中印后勤比较说:“我们的后勤是比较原始的,印军是近代的。”[71]基辛格也认为:“中印边界冲突中,军事后勤条件对印度有利,因为喜马拉雅山离中国的力量中心过于遥远。”[72]虽然如此,印度跟中国交手都输了。毛泽东是长征路上走过来的人,尼赫鲁是从英国剑桥大学的念书人,对政治本质的理解远不如毛泽东深刻。1950年,尼赫鲁看到西藏有机会,他想小步前进蚕食中国的领土。毛泽东说这不行,随即出兵,一举拿下西藏。1962年,尼赫鲁老病重犯,不听中国警告抠索中国边界,结果又挨了中国重重一拳,此后中国西南无大事。毛泽东明白,主权拿到手里才是自己的,没在你的手里,说“自古就是”,没有用的。

 

  五 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扩张

 

  整个20世纪前半叶,中国人民不仅进行着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同时也在进行着反分裂的斗争。与印度不同,中国的斗争赢得完全的胜利。


  20世纪初,世界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就出现大规模的义和团反帝爱国主义运动。1914年,欧洲爆发世界大战,欧洲列强对中国无暇顾及,中国国共第一次合作并取得北伐统一战争的胜利。1927年国共分裂,日本利用中国国内战争大举入侵中国。40年代初期,日本根据自己的战略需要有意识将中国版图分裂成好几块,亚洲的地理政治版图已近欧洲的破碎形势。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是把自己当成是东方不列颠,但他缺少英国的外部地缘政治环境。英国面临的是破碎地带,而日本面临都是些大块头国家:东边有美国,西面还有中国,北面还有俄罗斯。在这几个“大块头”中,日本人用了50年(1895~1945年)的时间竟将中国由外及里地分裂了:一方面是将中国国土分裂:在东北弄了个“满洲国”,在华北又搞出个“自治”,然后又在华中华南扶起个汪精卫伪政权,让这些板块在与重庆和陕北的抗衡中相互牵制。日本人明白,保证日本崛起的前提是把亚洲变成欧洲式在破碎模式。另一方面是将中国经济碎化。他们在中国殖民区按照英国的方式,强化东北的重工业,培养天津的轻工业,至于中国南方原本很有优势的纺织业等,则被日本人全部摧毁。日本人是侵略军队走到哪里,商人就跟到哪里,一切为了日本本土的经济为服务,日本将其本土作为亚洲经济的资本中心,其余都是外围地区。

但是,日本人还是失败了。它败在哪里呢?败在战略哲学上。日本人的战略是没有哲学的。

哲学是讲边界的,战略哲学是讲力量的极限和底线的。好的军事方案是敌人越打越少,坏的军事方案是敌人越打越多。当年日本人的扩张似乎是没有极限,对手无限增加:先与中国结怨,后又北上与苏联结怨,与苏联修好后又南下打过南京又与英法结怨,最后直冲珍珠港,终与世界最强大并有巨大战争潜力的美国结怨。

当时想分裂中国的不是只有日本一家,美国曾想与日本分割远东,而日本则想独吞,日本与美国开战并战败后,美国便联合苏联瓜分远东。解决欧洲战场并分割了欧洲之后,美苏便转向中国。他们都希望中国大陆破碎,但也不能过于破碎,但无论如何不能统一。1945年7月斯大林对蒋经国说“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73]。当时美苏是想以长城为界限分裂中国:长城以南留给美国,长城以北为苏联势力范围。这种想法最终体现在美苏拉着英国共同签署并为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承认的《雅尔塔协定》。但是毛泽东就是不认这个邪,不听斯大林不要过江的“建议”,要“宜将剩勇追穷寇”,最终,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打过长江,雅尔塔协定也瞬间变成一纸空文。为此,我们真要感谢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并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试想如果毛泽东当时顾及斯大林的“建议”,止步于长江北岸,那中国东北就将继续为苏联人所控制,西藏也势将不保;果如此,今天的南方人到过北京来说不定还要有几次“过境签证”。这样的后果对中华为族说来是灾难性的。关于此,李宗仁本人后来在其回忆录中也作了深深的悔罪。他说:“如果美国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长江和毛泽东划分中国,中国就会陷入象今天的朝鲜、德国、老挝和越南同样悲惨的局面了。南部政府靠美国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苏联鼻息,除各树一帜,互相残杀外,二者都无法求得真正之独立。又因中国是六亿人的大国,这样一来,她就会陷于比前面提到过的三个小国家更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创伤则恐怕几代人也无法治好了。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在我们敬爱祖国的未来历史上,我会成为什么样的罪人呢?”[74]

20世纪前半叶,中国的统一远比分裂的速度快。我们看,20世纪40年代初,中国被分五六块,1945年又成了两块,到了1949年就为中国就统一为一个强大的国家。这样的速度有赖于中国人擅长于综合并因而高于西方形而上学的思维形式。日本似乎是东方思维的“异类”,既没学好东方哲学,也没掌握西方哲学,其文化没有深厚的根基,这才出了“东条英机”,才挨了原子弹。日本人至今不明白自己败在何处,死不认输。

战略家在设计战略目标时,不在于目标的逻辑合理,而在于目标所涉对手数量的合理:如果有两个或以上的对手,这个目标就不可行了。道理很简单:“1-2=-1”。当年俾斯麦为统一德国,在南方打败奥地利后,皇帝身边的将军还要直捣维也纳,俾斯麦就死活不答应。因为这意味着德国要在奥地利这个对手之上再添加了法国和俄国,这是德国国力不可承受的结局。俾斯麦在回忆录中说他当时“情绪极坏”,真想跳楼以死相谏。[75]俾斯麦是离拿破仑帝国的失败并不远并从这场大劫难中悟出战略哲学的大政治家。基辛格说俾斯麦“由于他了不起的建树,使得他所缔造的德国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失败、两度遭到外国占领及国家分裂达两个世代之久,却仍巍峨屹立。”[76]与大和民族不同,德国是有哲学素养的民族,他们的战略有弹性,所以很快就平复了战争的创伤。

罗斯福去世后,美国人在欧洲人面前从奴隶到将军,此后的美国战略开始飘飘然并失去了有限性哲学。1946年3月,丘吉尔一纸“铁幕演说”把美国人忽悠到了朝鲜战场。麦克阿瑟压根就没有想到毛泽东中国还能作与不可一世的美国作战。1950年10月15日,放心不下的杜鲁门总统亲自飞赴威克岛与麦克阿瑟讨论朝鲜局势。杜鲁门希望得到有关中国或苏联是否会干涉的“第一手情报和判断”。麦克阿瑟以赵括论兵的口气告诉总统,朝鲜人“他们只是为了保全面子而战。东方人宁可死也不愿丢面子”;“我希望能在圣诞节前把第八集团军撤到日本。”[77]当杜鲁门总统问“中国人或苏联人干预的可能性有多大”时,麦克阿瑟回答说:“很小。假如他们在头一两个月干预,那还管用。现在我们已不再害怕他们干预了。我们不再畏首畏尾了。[78]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美国被中朝人民军队打爬在三八线以南。

罗斯福之后的美国人不明白雅尔塔体系对于美国世界地位的意义。事实上,只有这个体系才能保障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美国与苏联的关系本是周瑜打黄盖的关系,有矛盾也是在雅尔塔框架内的利益调整,而不是打破这个框架的“零和”式毁灭。这些话,在极右的麦卡锡时期,作为雅尔塔体系的重要奠定人马歇尔已不能再说了,而其他后来的美国政治家也悟不出来。这时除了马歇尔之外的美国人个个好象暴发户,发了财就不知天高地厚,就胡来。当时美国闻“左”色变,搞极右,不反共,勿宁死;不反共,就是公敌。当时的战略家是乔治·凯南,大忽悠。基辛格说“凯南的成就是,到了1957年,自由世界所有的矮墙都已配置卫兵防守,他的观点对此有决定性的贡献。”麦卡锡加上凯南,将美国大兵推向全世界:你共产主义在哪里,我美国就打到哪里。可共产主义是思想,美国派出的兵可是人啊,思想到过的地方美国都要派兵去,美国就是象唐·吉诃德一样在与“大风车”作战,这样就透支了美国的国力。在尼克松上台之前,美国接近衰落。尼克松主义带来了美国的中兴。苏联解体后,美国又开始狂热,又在犯同类错误,进入21世纪后,美国与其扩张速度同比地衰落。

事实上,二战之后,欧洲,尤其是英国,一直对美国心存不满,要报一箭之仇敌。印度于1950年初就跟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我们知道,印度是英联邦国家,在当时,英国对印度仍有较强的控制力,没有英国的指示,印度不可能那么快跟中国建交。那为什么英国会同意印度去承认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呢?这个是老英国的那一套,英国要用中国消耗美国。丘吉尔之后,英国一直唆使美国冲在前面与“社会主义阵营”对抗,耗尽美国。尼克松明白这一点,与中国建立战略盟友关系,由此挽救了美国。现在美国又忘记了这一点,被英国人怂恿着冲到巴尔干和中亚。科索沃战争后,美国人帮着欧洲实现了二战前的地缘政治版图,美国将面临着二战前欧洲与美国抗衡局面。21世纪始,英国首相布莱尔也忽悠着美国冲上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将再次美国拖垮。美国撤离中亚以后,欧洲向美国叫板的声音还会更响。在亚洲崛起的今天,美国的东翼即大西洋东岸也开始有了危险。今天的历史又有了“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的回响。这对我们中国就是很好的战略机遇期。

2010年9月,布莱尔在其出版的回忆录中表示他“不后悔当初做出参战的决定”。这话一般的英国人读不懂,但能让长眠于九泉之下的丘吉尔感到欣慰。

六  余论: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

上面我们总结了英美国家崛起过程中的一些经验,其中有些经验是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性质的,对此,我们可以不学,但我们不可以不懂。列宁曾说过“和狼在一起,就要学狼叫”[79],只有读懂了对手的心思的人,才能找到战胜对手的办法。那么,从西方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中,我们会得到哪些启示呢?我以为至少下面几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一、革命在民族国家崛起中有着巨大的作用。在英国、美国等大国崛起的历史中,他们的革命确实在其崛起阶段成为“历史的火车头”,但是他们崛起并转为世界霸权国家后,它们就开始在肯定本民族革命历史的前提下,削弱其他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意识,弱化其革命精神,对此,我们不仅要予以警惕,并给予我们中国革命历史以肯定的地位。可以说,没有中国革命,就不会有今天统一强大的中国;否定了中国革命的历史,就否定了今天中国政治的基础。这个后果是对世界现存的一切国家的未来,尤其是对我们中国的未来是致命的,因而是不允许的。

二、“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这不仅是中国崛起的经验,也是英美国家只让自己明白却让其他民族淡忘的崛起经验。英美国家用一切方法,从地理和心理上双重碎化其他民族和国家并以此实现其对世界的控制。对此,我们不仅要予以警惕,而且要在任何时候坚持国家统一高于一切的原则,强化中央权威,对着打着“人权”“民主”幌子试图碎化中国的企图,予以最坚决的打击。

三、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历史留下的宝贵经验。中国共产党对枪杆子的认识是从1927年“四一二”血泊中认识到的,1929年我党古田会议起建立第一支真正区别于中国军阀的——近代史表明这样的没有主义的军队在中国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武装力量,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保证了中国革命和建设克服了重重艰难险阻,不仅完成了推翻“三座大山”和中国统一的任务,而且还成功地将中国建设为初步现代化的国家。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1948年由于国大党没有自己的武装而导致印度在独立之初便陷入国家分裂,中国则由于共产党牢牢地掌握着军队的领导权而在新中国建立前夕就基本完成的国家统一;1992年苏联解体从共产党主动放弃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开始,而同期的中国,由于中国共产党牢牢地掌握着对人民军队的领导权,却经受住了国际国内政治的风浪的冲击并成功地将中国现代化事业推向21世纪。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保证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生存安全和发展安全的最后堤防,也是中国崛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终极保障;对于这样的经验,我们应当予以高度重视;同样的原因,西方打垮并肢解苏联是从诱使苏联共产党放弃对军队的领导权开始的,对于这样的教训,我们应当在今天整个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中予以高度警惕。

四、在国际战略中坚持“不称霸”原则。历史经验表明,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扩张。苏联解体后,中国开始崛起,而美国又要重复以往英国遏制美国的政策以对付中国。但是对于未来崛起后的中国而言,我们应当汲取的历史经验是不要选择美国今天的称霸世界的道路。从罗马帝国到大英帝国衰落的历史经验表明:地区性守成则国强,世界性扩张则国亡。历史上没有一个大国的国力,能经得住世界性扩张的透支。所以,今后不管中国发展强大到什么程度,都应谨记并遵循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80]的外交路线,这是一条高度浓缩老一代领导人政治智慧的和保证中国未来行稳致远,因而必须永远牢记的强国路线,将来“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81]。

 

   注释: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19th/n1/2017/1027/c414395-29613458.html。

     [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19th/n1/2017/1027/c414395-29613458.html。

     [3]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7页。

     [4][德]黑格尔著,范扬、张企泰译:《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2009版,第259页。

     [5][俄]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9页。

     [6][俄]列宁:《国家与革命·初版序言》,《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1页。

     [7][俄]列宁:《国家与革命·初版序言》,《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2页。

     [8][苏]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84页。

     [9] 参见李慎明主编:《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2010~2011)》,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24页。

     [10]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3页。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

     [12]《大学》,山东友谊书社1992年版,第14页。

     [13]“但是如果美国退出亚洲,撤出日本,届时无论美国的抗议声有多大,套用总理的说法,我们都是在放空炮。那么,我们抗议的效果将微不足道,因为相隔一万五千英里的距离比竟无法让别人听到你的声音。”张曙光、周建明编译:《中美解冻与台湾问题——尼克松外交文献选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14页。

     [14] 穆腊德别和奥斯曼别伊是当时带领埃及人民抵拿破仑的军事首领和民族英雄。

     [15]《拿破仑文选·下卷》(陈太先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27页。

     [16] “印度失掉了他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它的居民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的色彩,并且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自己的全部古代传统,同自己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页。

     [17]《武训传》讲武训以“修个义学为贫寒”的理想,靠出卖苦力挣钱,甚至不惜自残自贱,争取施舍。靠行乞三十八年,最终在柳林、临清、馆陶建起了三处义学。1951年5月20日,毛泽东亲自撰写并发表《应当重视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严厉批评说:“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诬蔑农民革命斗争,诬蔑中国历史,诬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宣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16页。

     [18]《斯大林与罗斯福的会谈记录》(1943年11月28日),载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7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02~403页。

     [19][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41页。

     [20]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4页。)

     [21]注意,这里的“我的国家”指的是英国而不是后来独立后的美国。见华盛顿:《致理查德·柯尔宾》(1754年1月28日)。[美]约翰·罗德哈梅尔选编,吴承义等译:《华盛顿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2页。

     [22]华盛顿:《致罗伯特·丁威迪》(1754年5月18日)。[美]约翰·罗德哈梅尔选编,吴承义等译:《华盛顿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

    [23] 华盛顿在《致威廉·菲茨休》(1754年11月15日)一信表示对他的上司要他“继续留在军中并保留我的上校职务”表示不满。[美]约翰·罗德哈梅尔选编,吴承义等译:《华盛顿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

     [24]华盛顿:《致亚王》(1754年4月24日)。[美]约翰·罗德哈梅尔选编,吴承义等译:《华盛顿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5页。

     [25]“我仍然恭请大人您继续让我留任现职,就算是一种特别的恩惠;关于我的职责,我将欣然作为一名志愿军人员来履行,而决不会领取现在的薪金。”华盛顿:《致罗伯特·丁威迪》(1754年5月18日)。[美]约翰·罗德哈梅尔选编,吴承义等译:《华盛顿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6页。

     [26][俄]列宁:《国家与革命·初版序言》,《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2页。

     [27]“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说过,阶级斗争学说不是他的发明,真正的发明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历史经验证明,刚刚掌握政权的新兴阶级,一般来说,总是弱于敌对阶级的力量,因此要用专政的手段来巩固政权。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380页。

     [28]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http://cpc.people.com.cn/19th/n1/2017/1027/c414395-29613458.html。

     [29][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页。

     [30]参阅张文木:《第四纪:中华古人的远征及其苦难辉煌》,见拙著《气候变迁与中华国运·上篇》,海洋出版社2017年版。

     [31]参阅张文木:《古代中国气候变迁与国运兴衰》,见拙著《气候变迁与中华国运·下篇》,海洋出版社2017年版。

      [32]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185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20页。

     [33]Websters,Second College Eddition p.1002.

     [34] [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17页

    [35] [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页。

     [36][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14页。

    [37] [英] 哈·麦金德著:《历史的地理枢纽》(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52页。

     [38]译文:五亩田的宅地,(房前屋后)多种桑树,五十岁的人就能穿上丝棉袄了。鸡、猪和狗一类家畜不错过它们的繁殖时节,七十岁的人就能吃上肉了。一百亩的田地,不要占夺(种田人的)农时,几口人的家庭就可以不饿肚子了。参见“孟子•梁惠王上”,刘俊田等译注:《四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45页。

     [39]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19th/n1/2017/1027/c414395-29613458.html。

     [40]《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版,113页。

     [41][英]埃德蒙·R.利奇,杨春宇、周歆红译:《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05页。

    [42] 艾捷尔编,赵一凡、郭国良主译:《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365页。

     [43]艾捷尔编,赵一凡、郭国良主译:《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363页。

     [44]艾捷尔编,赵一凡、郭国良主译:《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364页。

    [45]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3页。

     [46][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周纪一》,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页。

     [47] 司马光:《资治通鉴·宋神宗〈资治通鉴〉序》,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29页。

    [48] 薜泽石:《听毛泽东讲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61页。

    [49] 杨柳桥著:《荀子诂译》,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380页。

     [50]钟哲校:《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46页。

    [51] 张觉注译:《韩非子全译》(上)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6页。

     [52]李贽:《焚书》卷三《夫妇论》。

     [53]《明神宗万历实录》卷三六九。转引自鄢烈山、朱建国著:《李贽传》,时事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

     [54]“二律背反”德国哲学家康德用语。指两个相互排斥但同样是可论证的命题之间的矛盾。康德认为当理性企图对本体有所认识时,就必然陷入这种不可解决的矛盾。他举出四组二律背反:1. 世界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是有限的;世界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是无限的。2. 世界上一切都是单一的、不可分割的;世界上一切都是复杂的、可分割的。3. 世界上存在着自由;世界上不存在着自由,一切都是必然的。世界有始因,世界无始因。

    [55] 李贽:《藏书》卷三十二《孟轲》。

    [56] [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页。

     [5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782页。

    [58]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819页。

     [5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7~118页。

     [60]1939年5月24日,毛泽东致信尼赫鲁感谢印度医疗队的给予的帮助。7月11日,尼赫鲁回信可能八九月间访问中国,届时希望能与毛泽东会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27页。 

    [6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25页。

     [62]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4页。

     [63]参阅孙培均等:《印度垄断财团》,时事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47页。

     [64] 关于此,可参阅张文木著:《印度的发展潜力及其评估——与中国比较》,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65]钱德拉·鲍斯(Subhash Chandra Bose,1897~1945年),印度的激进独立运动家、政治和社会活动家,原印度国民大会党左派、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投入轴心国阵营,试图利用德日力量驱逐英国殖民者。日本投降后,钱德拉·鲍斯在1945年8月18日搭机前往日本,飞机在台湾上空出事,次日死于东京。

     [66]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页。

     [67]贾瓦拉哈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印度的发现》(The Discovery of India)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699页。

     [68]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登上北上的专列前往莫斯科,1950年2月17日结束访问,同周恩来等登上回国的专列。他在沿途参观了一些苏联城市和工厂。进入中国境内,又在哈尔滨、长春、沈阳视察。3月4日回到北京。毛泽东访苏随行人员有陈伯达(以教授的身份)、师哲(翻译)、叶子龙、汪东兴等。苏联方面由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苏联援华专家总负责人柯瓦廖夫陪同。

    [69] 毛泽东:“责成西北局担负解放西藏的主要责任”(1949年11月23日),《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70]“由西南局担负进军西藏和经营西藏的任务”(1950年1月2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页。

    [7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62页。

    [72] [美]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论中国》,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200页。

    [73] 斯大林对蒋经国说:“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我不把你当作一个外交人员来谈话,我可以告诉你:条约是靠不住的。再则,你还有一个错误,你说,中国没有力量侵略俄国,今天可以讲这话,但是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转引自梁之彦、曾景忠选编:《蒋经国自述》,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页。

     [74]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49~950页。

    [75] “在我看来,军人方面滋长的不愿中止胜利进军的情绪在国王陛下身上已占优势。根据我的见解,我必须抵抵制国王陛下利用军事上的胜利和要继续胜利进国的意图,这使国王异常激动,致使我们之间的谈话不可能再继续下去。我的印象是我的解释已被拒绝,于是我走出房间,打算恳求国王允许我作为一个军官回我的团队去。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时情绪极坏,一个念头油然而生,觉得不如从四层楼打开的窗口跳下去。” [德]奥托·冯·俾斯麦著,杨德友 同鸿印等译:《思考与回忆——俾斯麦回忆录》第2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42~43页。

    [76] [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16页。

    [77]“1950年10月15日威克岛会议纪要”,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88页。

    [78]“1950年10月15日威克岛会议纪要”,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93页。

     [79]列宁:“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见《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79页。

     [80]《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08页。

     [8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19th/n1/2017/1027/c414395-29613458.html。

 

  (作者简介:张文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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