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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维:立足中国,创新社会主义理论 
作者:[潘维] 来源:[草根网2015-04-19] 2017-10-18

习近平同志不久前提出:“创新决定民族前途”(2013年9月30日政治局第9次集体学习)。本文作者认为,立足中国国情,创新社会主义理论,事关当今中国共产党的前途。作者阐述了 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创新话语系统的紧迫性,分析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局限性,并以重新定义的“社会主义”概念讨论了20—21世纪的世界社会主义实践,创新地叙述了中国共 产党的性质和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展示了中国实践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里的“特色”。作者认为,更新“说辞”将能有效改善中国共产党与本国乃至外国民众的交流沟通。作者还认为,以 中国悠久的文明传统和中国成功的当代实践为基础,通过中外学者共同的学术努力,世界社会主义思想里能够出现一个强大的“中国学派”,并在世界的政治话语系统竞争中获得与我国硬实 力相匹配的地位。

    一、问题的缘起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主张是国际公认的,即全世界(从事制造业)的工人阶级团结起来,为“消灭私有制”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场“最后的斗争”将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类的基本矛 盾——物质生产越发展,物质短缺感就越强烈。

       我国长达三十五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引发了国内外众多学人的质疑:官员们宣布的战略目标和重大政策与其自称信奉的“马克思主义”似乎并不相干,甚至南辕北辙。

        对上述“知行不一”现象的流行解释主要有三类。

       第一,历史的惯性。尽管我国的经济基础与官方宣称的信仰不可能完全一致,而且革命时期的“说辞”或者“巴黎公社原则”也同当今中国的大政方针及官民生活方式格格不入,坚称自 己信奉马克思主义能回避关于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变质”疑问。

        第二,团体的标识。党政官员要自成一体,就自上而下说一套 “官话”,用于区分“自己人”和“其他人”。不会说或不肯说这种话的不属于“自己人”。然而,会说和肯说“官话”并 不代表真诚信仰,遑论成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公共政治课教师尴尬面对数千万大学生,因为这套“官话”既不能让八千多万党员产生共鸣,更不接近十三亿多老百姓的生活。

       第三,理论能力薄弱。在当代中国,高官拥有“理论发明权”,而学者们缺乏讨论和创造政治理论体系的“正当性”。举世皆然的规律却是:高官不可能兼任理论家,除非其本人是革命 家。无论中外,成熟的理论体系大多是思想深邃的学者们自由研讨的结晶。既然不断启用“新概念”代替不了“理论体系”,中国官方就只好继续沿用革命时期的说辞,即19世纪西方人发明 的理论体系。

       知行不一的原因是什么或原因有多复杂或许不重要。重要的是,理论与实际脱离乃至“知”与“行”的明显矛盾正在酝酿越来越严重的政治后果。“打左灯,向右转”的调侃体现公众对 党的认同危机。

       革命家列宁和葛兰西都指出了“话语系统”之争对执政的生死意义。执政不仅靠恰当的政策,更靠“说辞”。“说辞”被对手攻破意味着执政的危机和革命的契机。话语系统的成熟是西 方世界生存的重要原因之一,话语系统的不成熟是苏联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

       2013年11月3日,在21世纪理事会“理解中国”的北京会议上,美国政治理论家福山发言称: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危机”并非来自西方竞争型选举制,而在其所用的话语系统早已过时,不 仅无力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还成为国内和国际公众的笑柄。与会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们颇感迷惑:中国传统思想博大精深,为什么当今中共的基础理论陈旧、脆弱,远落后于21世纪中国与世界 的现实?

       若公众认为执政党不真诚,脱离群众诉求,后果是很严重的。知行矛盾导致公众对政府的认同下降,并使政府难以主导政策日程,严重削弱执政能力。

       因此,中国共产党应当“立足中国,逐步创新自己的理论体系”,追求“知行合一”。

       二、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是近代以来对人类思想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产生于19世纪中期,是关于如何反对执政者的思想,不是也不可能是关于如何执政的思想。因此,世界上宣称“信奉马克思主 义”的执政当局寥寥无几,而且都很“奇特”。

       马克思无情地批判现实社会的一切支柱,特别是私有制、家庭、国家、宗教、意识形态。他让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执政当局感到芒刺在背。在私有制、家庭、国家、宗教、意识形态消失 之前,作为思想家的马克思是永恒的,他的著作是一切革命者和叛逆者的精神家园。

       全世界所有优秀大学都讲授马克思的思想,不是因为马克思准确地预言了现实,而是要学子们欣赏其批判精神。中国人供奉祖先牌位自有其渊源和道理,但中国官方供奉这个“洋牌位” 的理由颇为牵强。更糟糕的是,某些“意识形态工作者”实用主义地断章取义,用马克思著作里的个别词句去曲解他的核心思想,这只能是徒劳。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剥削”和“阶级斗争”,不是“和谐社会”。他认为制造业时代的市场竞争将使世界分化为两大阶级——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资产阶级靠生产资料的占有来剥削 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导致工人阶级反抗,并意识到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必要性。因此,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消灭私有制并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必经之路。

       然而,现实并非如马克思所预期。在19和20世纪,除苏联集团国家外,产业工人在社会总劳力中从未接近过二分之一。自20世纪后半期开始,以设计研发为核心的第三产业崛起。在21世 纪,制造业如同20世纪的第一产业那样正沦为夕阳产业。如此,脑力劳动的重要性逐步增加,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作用逐步下降,尽管在“新兴工业国”中依然重要。美国的服务业在1945年就 已超过其总产值的一半,而今所有发达国家的服务业都占其GDP的70-80%。马恩极为注重生产方式,却不可能在19世纪上半叶预见到新生产方式的崛起。20世纪初的列宁则把服务业的崛起称为 发达国家的“腐朽”现象,也未能预见“资本主义国家”的持续活力。不仅如此,他们强调生产方式,却都忽略了生活方式对“上层建筑”的塑造作用。

       唯物史观不是马克思独有。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有“来源”的。唯物史观可追溯到两千多年前,并在18世纪就已成为西方学界的主流学术范式。唯物史观认为,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 式塑造了各地法律规定和政府机构设置等制度差异,即“上层建筑”差异。因此,制度是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结果而非原因。唯物史观抗衡的是“唯意志论”(voluntarism)史观,我国哲学界 称之为“唯心”史观。唯心史观认为,上层建筑不是由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历史所塑造,而是来自精英的“顶层设计”,故强调制度是塑造现实的最重要原因。换言之,唯心史观认为制度(好 坏)决定结果(好坏)。唯心史观在“后冷战”时代最典型的表现是“制度决定论”,即“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

       历史阶段论更非马恩独有。历史学靠划分阶段来叙述历史,给人类各地的历史划分“阶段”是必然的。马克思批判式研究的重点是把资本主义划分为“商业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 ”两大阶段。但把所有地域的人类历史统一和机械地划分为“五大阶段”是苏联学者的发明。国际学界很少有人认真看待斯大林时代宣扬的“五大阶段论”。反倒是马克思猜想的、不属于上 述任何一个阶段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及由此而生的“东方专制主义”引起了一些学人的兴趣。

        社会分层在人类史前文明中就长期存在。两千三百多年前,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分析政体差异,方法就是研究社会分层。而今,研究社会分层依然是研究社会的主要方法。

       “奴隶社会”并非社会分层的起点。奴隶在现代世界也并不鲜见,当今中东北非阿拉伯人的贵族社会里就有,类似当代中国的“黑砖厂”。美国在18-19世纪的兴旺主要依赖奴隶农耕,曾 是相当典型的奴隶社会。然而,考古学界已经证明,埃及的金字塔不是奴隶建造的,奴隶也未曾是南美印第安人农耕的劳力主体。经常的战争和部落征服才能获得奴隶,催生以奴隶为劳力主 体的社会,如古希腊和古罗马。而中国炎黄夏商时代的大型部落联盟能制止经常发生战争,所以中华传统农耕社会从未靠奴隶劳动支撑。

       “封建社会”是缺乏“大一统”时的常态,用于判断“中央与地方”关系。“封建”至今依然广泛存在。顾炎武在《郡县论》中一语中的:“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 。”“有圣人起,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天下治矣。”他定义“圣人”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若“欧盟”以建立“欧罗巴合众国”为目标,眼下的欧洲就处于“封建”状态。

       当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存。美国不乏社会主义因素,中国也不乏资本主义的现实。“社会主义”的苏联并不比“资本主义”的美国更先进,更非美国的必然前途。中国学子留学苏联 ,但留美生的规模远大于留苏生。

       人类社会是多元的。人类社会组织形态与其生产和生活方式一样千姿百态,其发展进步不是一条直线,更未必是对抗关系,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换言之,社会分层的起源与奴隶社 会之间没有必然关系,奴隶社会与封建,封建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同时存在。

       三、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当然是一种社会主义思想,但社会主义思想并不仅有马克思的思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也不是马恩独有。

       什么是“社会主义”?有没有唯一“科学”的社会主义?

       “社会科学”的主要任务不是预言未来,而是建构“因果知识”,从而解释业已存在的事。不同地区的人类会受不断变化的环境和不同因果知识的影响而调整自己的行为,塑造有无数种 可能的未来。“自然规律”是客观不变的,而人类有主观能动性。自然规律没有“未来”;倘若社会科学可以预测人类的“未来”,人类也就没有“未来”了。

       科学理论都是主观建构的。表述因果变量的概念都由人脑创造和定义,随学人认知的变化而进化,根据实用目的而更改。科学知识主要由“可证伪”的因果理论构成。科学理论因其“解 释力”而有用,因有用而成为人类认识客观世界最重要的工具。

       如何定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定义决定国内和国际参与者、支持者和同情者的多寡,决定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生命力。

       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是社会平等团结的利益至上。社会主义思想抵抗个人利益至上以及资本利益和效率至上的现实存在,抵抗社会地位高低和贫富差别乃亘古不变的“自然规律”的思想 。社会主义体现人类彻底改造现存不平等社会的人文精神。

       西方和东方自古都有以平等为导向追求社会团结的思想。举凡强调社会平等团结的思想,都是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是一种古已有之的人类精神,是一种以“共产”为最终导向的“精 神文明”。

       精神文明指的是为来世的理想社会而牺牲现世物质享受的高尚追求。生命的短暂让人感到现世物欲的虚幻,从而去寻找、创造、积累生命的意义,追求对春荣秋枯、个人生命、饮食男女 和现世名利场的超越,追求永恒,追求在永恒中安顿自己的心灵。“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当求万世名”之类的思想、宗教、艺术等创造都属于精神文明。

        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和稍晚于孔子的柏拉图都阐述过最终消灭私有制的“共产”理想。中国传统知识界称孔子天下财产归公的理想为“大道”或“大同”。代代科举学子都习学背诵《礼 记·礼运》中以孔子之名表述的中华共产主义理想: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 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可见,中华先贤的理想社会也是私有制和家庭消亡以及共产主义新人类。“大同”的表述不仅精确、简练、易懂,而且极具人情味,为世人所赞扬。这是社会主义在中华文明里的“地气 ”。更重要的是,这种共产主义思想早于马克思两千多年。

       社会主义是一种宏大的社会思想,是理想和人文精神。因此,社会主义思想的应用并不拘泥于具体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形式,没有政策的上限或底线,也不拘路径。视暴力革命为唯 一途径是狭隘,视议会选举为唯一途径同样狭隘。选举制在希腊、罗马的奴隶社会就有,在中古的欧洲也有。全民普选制兴起于美国,起初称为“杰克逊民主”,与美国奴隶制共生,与美国 资本主义并肩扩散。

       谈理论创新为什么要谈“社会主义”?

       我国的理论创新有个基本原则,就是无论什么人怀疑,都不能放弃社会主义旗帜。原因有以下四个。

        第一,社会主义是20世纪中国革命的目标,前辈们为此流血牺牲,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英勇奋斗,之后才有了新中国。放弃社会主义旗帜是对先烈和人民共和国的精神背叛。

         第二,较之“资本利益至上”的主义,“社会利益至上”的主义符合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思想正统,即政府“以民为本”而非“以(个)人为本”。从两千多年前开始,中国政府就 尊重市场机制但也从不迷信市场机制,政府为全社会“百姓”的利益干涉市场。从“常平仓”,到“盐铁官营”,到土地“公有私用”,都是中华的固有传统。

       第三,在世界竞争中,本国人民的凝聚力非常重要。社会主义理念能凝聚中国人民,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理念分裂中国人民,让中国社会重新变成一盘散沙。

       第四,不承认穷人应当受穷,而且誓言帮助穷人,致力于改变恒有贫富之分社会结构的政党是倾向社会主义的政党。社会主义导向的政党占有道德高地,趋向“共产”,代表人类精神文 明的进步。

       因此,中国共产党应当坚持并高举社会主义旗帜。然而,我们也应当承认,社会主义并不等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并非唯一“科学”的社会主义。

       四、社会主义思想随实践的丰富而发展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思想早已不是无本之木,而是以最近一个半世纪的丰富实践作基础的。

        在马克思阶级两分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指导下,苏共消灭了其他阶级,建立了产业工人和科学家的国度,包括把全部农民变成国营农场(集体农庄)的工人。苏共是“立国为党”的工人 党,苏联遂成“党国”。然而,单一职业的社会导致单一的官僚管理,导致计划的社会、计划的思想、计划的经济、计划的科学、计划的党中央,还有对抗型的外交。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想 当产业工人,尤其年轻一代并不满足于当产业工人,永远由官僚机构统一管理。如此,苏共忽视了人民对自由的需求,成为脱离劳动者的僵化机构,成为社会自由的障碍。又由于核武器导致 了可预见的持久和平,用于战时的计划经济丧失了优越性。生活资料的需求是无法被计划的,而是靠无数生产者的智慧创造出来的。在“党国”体系里,党崩溃了,苏联就解体了。

       较之地广人稀、自然资源富饶的苏联,中国自然资源匮乏,人力资源却极为丰富。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我国也曾试图消灭“剥削阶级”,将所有劳动者变成国营工厂的工人,却根本办 不到。超大城市里还都存在“二轻局”管理的“小集体”,遑论乡村的“队为基础”。当中国放弃了阶级斗争,承认市场机制的作用,多元社会劳动者的活力就焕发了出来。

       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成就不仅是马恩列斯思想的成就,而且是思想创新的成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成就,更是继承中国传统、根据中国实际条件汲取各国经验教训的成就。

       若仅以19世纪四十年代的马恩思想为唯一“科学”的理论,以20世纪斯大林思想指导下的实践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的“基本模板”,社会主义的路会越走越窄。奉欧式“民主社会主义” 为“新正统”,看不到“旧大陆”难以逆转的衰败,亦属眼界狭隘。

       比起制造业初兴的19世纪四十年代,经过一个半世纪以上的实践,社会主义思想已极大丰富。社会主义实践有共产党人的实践,有各国工人党和社会党的实践,更有包括欧洲、亚洲、非 洲、澳洲、拉美、美国、加拿大的各种社会主义导向的实践。在税收、经济、社会、政治各领域,因平等原则而致社会团结的实践蓬勃兴旺。扶危救困、同工同酬、族群平等、性别平等、性 取向平等、基础教育平等、维护人类共同利益等等主张,都是社会主义导向的主张。

      社会主义是宏大的思想取向,不是制度和政策教条。社会主义在各国的实践不可能脱离各国实际,脱离本国的历史变迁进程。社会主义思想受各国的历史和现实条件限制,也受各国在世 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所处位置的限制。所以,尽管苏联的实验留下了伟大遗产,但教条主义的苏共垮台了,而欧洲社会民主党上台了,中国共产党更塑造了一个蒸蒸日上的新中国。

       尽管世上不乏中国怀抱马克思牌位一路向右奔跑的指责,中国近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光谱里。

       第一,中国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人信奉社会主义的总体价值导向。第二,处于制造业时代的中国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私用制。第三,中国不信奉资本的利 益和效率至上,利用市场却不迷信市场,为大众利益积极调控市场,直至建立大型国有企业。第四,中共立足本国经验,实事求是,不断丰富社会主义理论,如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代表 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建设和谐社会,制定实现中华复兴梦想的蓝图。

       科学精神就是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与时俱进、根据实际情况变化而不断修正的精神,就是拒绝教条主义,拒绝“唯一正确”的精神。事实上,世界社会主义思想里的“中国学派”已经呼 之欲出。拒绝唯一“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特色。

       立足中国,以古代中国悠久的文明传统和当代中国成功的实践为基础,通过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世界社会主义思想里能够出现一个强大的“中国学派”。作者在下面抛砖引玉,以“中 国共产党的性质”和“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两大问题为例,说明社会主义思想之“中国学派”的可能。

       五、中国共产党是维护中华全民利益的先锋队

       中国共产党既不是苏式“立国为党”(party state)的“工人党”,也不是西方此起彼伏的“议会党”(party)——代表社会某部分利益的组织。中国共产党是“立党为国”的“国党 ”(state party),为全体中国人民服务,为中国利益服务。我党自称“共产党”有革命时代的历史原因,但也延续了中国传统的(儒门弟子)执政集团,继承了传统执政集团的“民本主义 ”思想。

       “大一统”的中国为什么两千多年来都由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统一的执政集团来治理?

       与欧洲分层的社会不同,中国传统农耕社会不是欧式分层的阶级社会,而是独立小农家庭的社会,是因缺乏“长子继承”及“富不过三代”而产生的“百姓平等”的社会,也一直是士农 工商“四民分业”的多元社会。这个独立小农组成的平等社会好似一盘散沙。而今占注册企业90%以上的家庭企业直接脱胎于家庭小农,也是一盘散沙。

       这个社会的基本组织形态是社区,由血缘社区和扩大的、虚拟的血缘社区组成,从紧密的小家到松散的、层层扩大的“家”,直至“国家”。迄今,血缘称谓仍覆盖我国所有社会关系称 谓。在我国政治中,阶级和利益集团迄今都缺乏政治正当性,阶级斗争也缺乏政治正当性。

       这个社会由单一执政集团治理。执政集团超脱于一盘散沙的小农,以德治国,以公正治国。《论语·颜渊》记载了孔子的铮铮铁语,“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在中国传统概念里,“党”由“尚黑”二字组成,“结党”必为“营私”,故有“君子不党”之说。“党争”是“大一统”的致命敌人。因此,中国传统政府不是“阶级统治的工具”, 也从不声称仅“代表”某个社会阶级或阶层集团。

       中华执政集团在理论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统一。理论上,执政集团信奉“民本主义”——政府之存在就是为“大家庭”全部成员的福祉服务,否则造反有理。政治上,执政集团以“视民 如子”,“治国如治家”为正统,历朝均称“以孝治天下”,即“以德治国”。孝义就是道德,但不是一般道德而是“伦理道德”。组织上,执政集团的成员经公开考选而来,原则上逢选必 考,无功不拔。功绩考核导致执政集团内部的激烈竞争。因为中国东西南北差异极大,功绩竞争还意味着不同政策的竞争。中式绩效竞争比西方的集团权益竞争往往更激烈。

       顺便指出,“原则”与“事实”需要分开。原则不等于事实。但有此原则与无此原则差异大矣,有原则才有评价事实的依据。若总是举历史事实去否定原则的存在,无论中外,世上就都 不存在原则了。

       既然治国如治家,传统中华执政集团的官员就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齐家”难于“治国”。能齐其小家,才有管理大家的公信力。家人借其公权谋私利,何能“子帅以正 ”?执政集团靠“责任感”及智慧和能力去平衡三对利益——部分与整体、眼下与将来、变革与不变。因此,与西方政府不同,中华执政集团不是靠“代表性”治国,而是靠“责任感”治国 。

       长生不老是迷信,长治久安是科学。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当执政集团的主要成员由俭入奢,不复信奉民本主义,丧失了伦理道德责任感,自私自利、公器私用,就是改朝换代的契 机。我国主要朝代均寿长达三百年。英帝国由崛起到衰落至无形也不过三百年。

       与西方不同,我国的农民起义向来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而是贫富联手,以中产农民为主体,推翻腐朽执政集团的革命。过去如此,在可见的将来也会如此。“得民 心者得天下”是个独特的中式规律,因为“民”不再分。西方的“改朝换代”则经常是“民”分裂和“阶级斗争”的结果。

       改朝换代之后,又崛起同样的一个“以民为本”的执政集团。如此循环往复,“中华体制”延续了两千多年,生生不息,超越了朝代变换,超越了生产方式的升级变换,成为世界制度文 明中的一支“异军”和“奇葩”。这是中国社会具体条件塑造的,是历史塑造的,不是谁的“顶层设计”设计出来的。

        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华民族整体利益而奋斗的党,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实行“统一战线”,并与世界各政党平等交往,目标是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中华复兴,让世界列强“平等待我” 。一颗大星领导着由“四星”组成的社会,类似两千七百年前就有的“四民分业”。

       因此,中共不是某阶级的代表,不是西式“党”,而是中国传统执政集团的延续。中国共产党应是“中华大家庭”公正无私的“家长”及中华民族复兴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高举社会主 义旗帜,以“天下大同”为理想。

        在而今的先进国家中,阶级阵线日渐模糊不清,政党的“阶级代表性”都已被社会现实严重削弱了。由单一执政集团统领分散的、服务业主导的社会,并非“落后”的社会治理形式。

       六、我国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应是“大家庭”

       利益貌似客观,却都是“社会建构”的,有很大的主观可塑性。价值观塑造利益。比如有人追求豪华生活,也有人安于简朴生活。

        “价值观”有无数种,变化无常,在互联网时代更是无常。但“社会价值观”不是一般的价值观,而是关于“社会关系”的价值观。

       “核心”的“社会价值观”,即“社会核心价值观”,是官民一体信奉的“主流”社会价值观,是能够把各种社会利益凝聚在一个共同体内的思想,比如伊斯兰教教义。

       “社会核心价值观”是治理社会的四种基本手段之一。第一是“执法”维护社会秩序;第二是“代表”强大社会集团;第三是承担平衡社会利益(部分与整体、眼下与将来、变化与稳定 )的“责任”;第四是支持能凝聚社会各种利益于一体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前两者简单、初级,后两者复杂、高级。所有国家都综合依赖上述四种方法。但各国情况不同,偏重各不相同 。

       成不了“主流”的社会价值观也就谈不上“社会核心价值观”。欲成为“主流”,须具备四项基本条件。

       第一,官民共享。若精英与大众各表,官民分裂自不待言,甚或流于虚伪。官民固然职责不同,但须在统一的认同体系内。

       第二,概念简洁。社会核心价值观常有庞杂内涵,但表述必须简单、响亮,比如“自由”、“伊斯兰教”、“民主”,都不超过四个字。

      第三,本国特色。社会核心价值观是凝聚“本国”社会的价值观,与他国有别。比如美国强调“自由”,欧洲各国强调“民主”。

       第四,世界接受。比如可以是“佛教”,却不能是“共产主义”,更不能是“种族主义”。

       当代中国官方和民间对“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定义五花八门或者冗长繁琐,体现了价值混乱。其实,“(中华)大家庭”三个字简明、亲切、响亮、实用,更重要的是“接地气”。

       “大家庭”上继强调“社会利益至上”的社会主义,下接“以孝治天下”的中华历朝传统。其伦理博爱的道德观核心是普适的,退可守自然社区“大家庭”的自治,中可支持“中华大家 庭”,进可号召“人类大家庭”。

       “大家庭”的内涵非常丰富。家庭是我国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基本单位。血缘和虚拟血缘的城乡居住社区和工作单位社区构成我国的社会网格。血缘关系称谓覆盖了整个社会,体现了虚拟 的“大家庭”。以层层扩大的家庭为基础构成的最大“家庭”就是“国家”。我们的军队是百姓“大家庭”的“子弟兵”,为“保家”而“卫国”。从家庭关系里衍生出的道德是中式道德, 即“伦理道德”。中国共产党就是无私地为这个大家庭福祉负责的“大家长”。

        “大家庭”立足我国实际,召唤各族裔人民不分东西南北、男女老幼、贫富高低,与“大家长”同心同德,建设和谐社会,为中华复兴而奋斗。对“大家庭”的“责任”要求支持平等, 支持一视同仁,否定“偏袒”,谴责“以权谋私”。

       中华“大家庭”的内在逻辑凝聚了强烈的社会主义性质,是伦理道德色彩浓厚的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不必再加上“社会主义”这一定语。不加定语可以扩大包容 性。

       七、结束语

       深深植根于各国多姿多彩的历史和现实,世界的社会主义思想才有发展的活力。而机械地奉行19世纪缺乏实践基础的思想体系教条会导致两大问题:第一,思想僵化,脱离中国历史,脱 离中国人民,脱离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现实。第二,“知行不一”,严重削弱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正当性和执政能力。

       我们需要创建“中国学派”的社会主义理论,既是为了改善中共与本国和外国民众的交流沟通,也是为了与世界主流政治话语系统竞争,使之获得与中国硬实力相匹配的地位。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强调伦理和民生的社会主义,是强调国族发展的社会主义,是暗合“博爱”思想的社会主义。此种社会主义既非“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也不排斥市场和资 本的作用。

       中国的社会主义有“中国特色”,却在基本导向上坚持社会至上,拒绝个人至上,拒绝资本利益和效率至上,拒绝强调个人和资本自由的自由主义。因此,“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世 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生力军,也是世界社会主义思想的生力军。

    (潘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本文首发于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报告》,No.2013-11,总第77号,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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