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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木:印度洋与中国政策——目标:2049(七-八) 
作者:[张文木] 来源:[昆仑策网2017-07-15] 2017-07-17


七、中亚是世界霸权的坟墓,也是人民反霸斗争必胜的天堂

(一)帕米尔高原被入侵者视为“天狱”畏途

印度洋北岸的“帕米尔”高原在塔吉克语中就是“世界屋脊”的意思,海拔4000米~7700米。该高原是地球上两条巨大山带 (阿尔卑斯-喜马拉雅山带和帕米尔-楚科奇山带)的山结,也是亚洲大陆南部和中部地区主要山脉的汇集处,包括喜马拉雅山脉、喀喇昆仑山脉、昆仑山脉、天山山脉、兴都库什山脉五大山脉,它群山起伏,连绵逶迤,雪峰群立,耸入云天,号称亚洲大陆的屋脊。这样的地形使世界霸权扩张势力在此倍受挫折,更让远道而来的欧洲人和雄居北面的俄国人屡战屡败并因此视为“天狱”畏途。

历史表明,中亚是世界地缘政治的中枢,也是世界霸权的坟墓。在帝国扩张实践方面相当有经验的英国人对此颇有经验,英国学者的研究当然就更值得重视。英国政治地理学者P.奥沙利文在《地理政治论——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提出的“距离的摩损”理论,可为“世界霸权的坟墓”说提供了比较有说服力的解释:

假若一个帝国或是一个霸权势力的国家核心以一定的能力部署人力和物力,那么当有扩张边界的领土野心之时,同样的实力必定扩散得更为稀疏,从而使它的效力受到损失。若在一片辽阔的平原上匀称地扩展力量,那么随着每一次帝国半径范围的扩张,其实力的效能一定以2π的比率削弱。同样的军力在越变越大的圆周内扩散,其密度和强度会相应地削减。从另一角度来看,假若各地单位面积的控制花费相等,随着一个帝国的圆周的扩大,整个控制费用将随着半径的平方而增加。为了维持对各地一定的控制规模,当帝国的范围增大,它的军事机构建制必须呈指数状态增加。不管有没有摩擦效应,随着野心或偿付义务的极度扩大,将会造成军事力量的分散。同样的作用也将会对宣传、颠覆或是经济援助造成影响。

(二)平面与立体:认识地理距离的两个维度

国家为获利而扩张,也为过度扩张并由此透支财力而衰亡。造成这种规律性现象的原因是扩张规模如此之大已致需要更多的财力来巩固已有的扩张利益。如果将这近乎物理力学伸展规律的分析结合前述历史经验,我们就会发现,印度洋不仅仅是古今帝国追逐的目标,同时也是帝国扩张力量由“一鼓作气、再而衰”转入“三而竭”地带。

如果考虑到地理障碍的因素,现实中的帕米尔高原的区间距离就不能简单地用思维中的平面距离来衡量。奥沙利文说:

相关的距离应该反映陆地和海洋的地势以及由高原低地和海洋对移动造成的不同运动磨损。克服距离的耗费并不是一个常量,即便是在同一传播媒介里也是这样。当旅程延长而运输的边际费用下降的时候,量度点位之间距离的问题便产生了。相应的端点是国家最近的边境线还是主要城市或军事结地?或是政府的所在地?诚然,国家与强大的陆权势力相对位置的变动,决定于测定距离上所选择的终点和米制单位。靠近苏联港口符拉迪斯托克的地方,并不靠近莫斯科。河内离苏联边境最近的地方有2 000英里,但是笔直地穿越喜马拉雅山到莫斯科的直线距离超过5 000英里,美国港口圣地亚哥与河内之间跨越9 000英里海路,但是由于海上运输的费用是陆路托运的1/10。因此就水陆运输成本的意义而言,美国比苏联更接近越南。

正如住房面积不应仅以平方而应以立方标准计算才更为科学的道理一样,地理两点之间的距离也应分为平面和立体两类,前者属于(无限接近)无障碍距离,后者属于(相对)有障碍距离。只有介入“立体距离”概念的计算更准确地反映其中的地缘政治关系。翻山越岭、由低而高的路程与一马平川或居高临下的路程,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如中国云南从纬度看,其位置只相当于从雷州半岛到闽、赣、湘、黔一带的地理纬度,但由于地势北高南低,南北之间高差悬殊达6663.6米,这大大提升了云南与较之东部各省的立体距离。如此就不难理解从上述引文中作者得出“美国比苏联更接近越南”的结论。从这个视角看,位于印度洋北岸的世界最高的高原地带,就会发现,其间任意两点并不遥远的平面距离,由于4 000~7 700米的海拔高度使得其立体距离陡增,这是历史所有的外来征服者——即使横卧于帕米尔北侧的俄罗斯人——在此屡屡败北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立体距离和平面距离,利用“权重理论”是可以换算的。权重换算的基本公式表明:“当每公里水准测量的精度相同时,水准路线观测高差的权与路线长度成反比。”同理,世界上没有绝对水平的地理条件,立体或平面距离也都是相对的,比如在同等的立体距离中,由高向低的行程和由低向高的行程就完全不是同一个概念——由此就可以解释在自然动力为基础的中国古代,在南北向的同等距离中,位居上势的北方政治集团总能雄居天下的原因。司马迁感觉到这个规律并将它概括得更为简单,他说:“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还有在沙漠中的行程与平地上的同距行程也不是同一概念;即使平地,不同气象和生存条件的相同距离,也不是一个概念,比如北冰洋和欧洲大平原的同距平面完全不能相提并论。因此,美国地缘政治学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说:

不管用什么办法,想把地球表面变为平面,结果都会扩大或缩小距离、方向、形状和面积的真实关系。数理地理学家的任务就是想出一些调和的办法使这些绝不可能完全避免的误差和歪曲缩小到最小限度。

比较而言,海洋——如果不计汹涌的海浪的话——可算是最接近距离的“水平”条件,而帕米尔高原则可视为“立体距离”的绝对样板。麦金德形象地说:“心脏地带是地球上最大的自然碉堡。”中亚——也就是麦金德所说的“心脏地带”——既是“世界地缘政治的中枢,也是世界霸权的坟墓”。根据上述关于距离研究的新推进,现在可以补上一句,中亚是世界霸权的坟墓,也是人民反霸权斗争必胜的天堂。

有人会说,现代科学技术比如航母、飞机、导弹、信息等技术的出现会缩短国家间的距离。但要知道,我们所说的距离并不是用于孤立的个人即马克思所批评的“没有任何前提的德国人”那种“天马行空”式的空间移动,而是指移动着的人类社会群体及其所需的相应生活物资在不同空间的挪动,其运动规模与移动着的社会群体的大小相适应:一小队旅游者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与远征军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规模是不同的。

比如19世纪的英国已有机械动力舰船和威力巨大的机械枪和炮火器,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苏联和美国已有航母、飞机、导弹,美国还有世界一流的信息获取和传播技术,即使如此,它们在中亚帕米尔的侵略战争往往是在赢得初次战役后便很快为这里的地理条件所消耗并最终输掉了整个战争。这是因为有着“世界屋脊”之称的中亚帕米尔高原有着几乎无限大“立体距离”,而克服这样的“立体距离”需要的是几乎无限大的物质资源支持。麦金德说:“动物的人的第一个政治特质是饥饿。”

历史上多有不远万里来到帕米尔的登高探险者,但没有远道而来的长期占领者。这不是因为远道而来的人没有武力,而是因为他们的大部队解决不了如马克思所说的“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马克思批评一些空想理论家时说:

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

我们遇到的是一些没有任何前提的德国人,所以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马克思在写两段文字时,曾在“个人存在”后面删去了“这些个人使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并不是在于他们有思想,而是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在手稿“必须能够生活”边加写批注:“黑格尔。地质学、水文学等等的条件。人体。需要,劳动。”这些说明,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不是想象出来的,而是“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物质资料,同时也离不开物质资料。所谓技术改变距离的观点有相当的想象成分,但若将这位想象者本人放在帕米尔地区,他才会发现自己的问题所在。这就是他将人与自然的联系归结于脱离物质制约的个体人的感觉而不归于人的“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这正如我们不能因科技帮助少数人登上珠峰就得出几百万人也可以占领珠峰的结论。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人类社会群体的地理空间的大规模移动,并不取决于“没有任何前提的”个人的运动能力,而是决定于社会运动所需要的相应的物质资料能够移动的规模。兵马已到,粮草不继,这是占据军事技术优势的入侵者败在中亚的关键原因。

这时还会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即用地缘政治的观念看待世界政治是不是有点太落后了,说现代技术已超越地缘政治。这种看法可以理解,但不正确。

阿富汗是分析这个观点的经典案例。在这里最先进的技术和最落后的部落进行了几个世纪的较量,每一次总是技术落后却拥有地缘政治优势的一方取得胜利。19世纪初的英国可谓是工业最先进的国家,英国三次出兵阿富汗,除最后一次是议和外,其他两次作战都是英方损兵折将且无功而返。20世纪的冷战时期,苏联依靠其强大的常规作战力量和地缘优势,在阿富汗进行了为时六年的持久战,结果还是被迫分批撤军并由此引发苏联的解体。2001年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联军对阿富汗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施实军事打击战争,打了十多年,用尽了先进武器,结果西方联军还是碰得焦头烂额。苏联当时在国防科技方面领先于世界,而且阿富汗就在它的跟前,硬是打不下来。如果说苏联科技不如美国,那美国入侵结果还是一样。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看明白了这一点,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1944年出版《和平地理学》,他在书中用了相当的篇幅专门论及飞机出现对地缘政治的影响,他写道:

许多论现代军事战略的作家都说:大部分后方勤务的问题可以由运输机来解决。他们建议拿能运载许多吨货物的大型飞机来代替轮船与火车。大战的经历和零星发表的数字说明了,尽管仅仅是部分地说明了,现今作战部队所需物资量的庞大。这说明飞机虽然能够协助和补充行动较慢的运输工具,但不能代替这些运输工具。对一个地区施加空军力量,不仅要飞机飞到那里,而且还要保持它们的作战能力。那就是说,要有一条供应充足的中间基地线、大量的特种汽油、炸弹、军火、零件、备用的机器、修理队、地面部队和防空队。就空军由空中运输自己必需品来讲,现在没有一个国家的空军是能自给的。德国人在这方面大概比其他国家较为先进,但他们在欧洲的作战地区是一个完整的地块,而且每100英里或不到100英里就有一个空军基地,同时这些基地又和世界上最稠密的铁路网和公路网互相连接。美国无须它的空中势力在自己的大陆的周边起作用,而是要它越过海洋和北极的荒漠。对美国来说,飞机在运输物资方面不能起显著的作用。

尽管制空权日见重要,但实际情况仍是如此,因为除了运送最特殊的项目外,在运输一切物资方面占压倒性优势的仍然是在大洋中的船只。

其他地缘政治学者的看法大致相同。英国地理政治学者P.奥沙利文在其著作中有独到的研究,他写道:

自16世纪欧洲人开始征服全球以来,距离的屏障在不断地削弱,并带来文化上的汇合,把我们都引入彼此直接相互作用的人类共同体中来。空间的分隔效力已经缩小,甚至有人说,随着电子通讯和飞机的使用,地理距离在世界政治中已经失去了重要影响。当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还是有距离影响的,它把人们的存在和活动分开。即使在国家事务中,尽管穿梭外交的狂热努力,但不论其作用的好坏,距离仍然有影响。的确是这样,就减少那些可以被认为是专横国家的贸易和社会往来而言,与政治野心保持隔离兴许是天上的赐福。当然从军事上来讲,距离仍然是最好的防御。

肯尼思·艾瓦特·博尔丁教授1962年出版《冲突与防御:一般理论》(Conflict and Defence: AGeneral Theory, Harper & Bros.1962)一书,他在其中提出“力量递度损失”理论,认为:

在运输力量和交通通讯上,距离的摩擦损耗侵蚀了实力的强度。由于海军,无线电、空军、火箭和卫星的发展,已经减小这种梯度,以至于有些人忽略了距离因素对实力平衡的影响。但是为了美国在中东行动而建立快速部队的努力,说明距离仍然是需要花费代价的。福克兰群岛战争中,在7 000英里长的供给线上暴露出的种种困难说明,在军事力量与距离因素之间的成败之机是相互参半的。

(三)地缘政治的真正力量来自人民

在地理差异的基础上,人心向背历史是决定战争成败的关键因素。如果扩张的利益与当地人民利益不一致,那就会更加增大扩张者因距离拉长而出现的阻力。博尔丁教授分析说:

在本国最强大,它离国内基地的距离拉得愈远愈弱。力量越是扩张,则强度越是减少。除了克服距离损耗的磨擦效应之外,在控制越来越辽阔领土的能量耗费以及对远离本土的遥远地方缺乏亲熟性(familiarity),可以严重地影响扩张者的民族精神和国家意志。

事实上,当技术和人比较时,人的力量是根本性的;当人与自然比较时,自然的力量起根本性的作用。只有技术、人民和自然地理环境三位一体地优化结合形成的战斗力,才是不可战胜的。辛弃疾说的“自古天下离合之势常系乎民心”,孟子说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都是这个意思。人只能是环境中的人,一方土地养一方人,同一地理条件可以出现不同的政治结果,不同的政治结果也可产生于同一地理条件。此间的莫测变化取决于人及其所处的地理环境。

地缘政治的真正力量来自人民。人民战争再加上有利的自然条件,就可以形成巨大持久的战斗力。而技术的作用多在于战争初期的战役层面,这就是“点火”即挑起战争的手段更为方便了,但灭火得靠人,还要看能否控制火势蔓延的方向。“草船借箭”还需东风,火势蔓延的方向是由风向而非技术决定的。风向即民心,挑起战争的一方,如不得人心,往往会引火烧身。保家卫国会激发出无穷的力量,这叫人民战争。美国人喜欢技术决定论,即认为技术决定一切。但手握最新科技的美国大兵却被占据地缘政治优势的阿富汗部落武装打跑了,这是发生在我们眼前的而非只写在历史书中的事,眼见的事实说明:高科技不能替代更不能结束地缘政治。

还会有人说,科技可以解决资源短缺问题,如果世界发展到把粮食、资源等通过科技手段实现无限增长时,世界就不需要打仗了,和平与发展历史条件就可以无限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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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不可能,因为这个假设只有逻辑而没有经验支持;也就是说,它符合逻辑,但不符合历史经验,不是逻辑和历史的相统一判断。比如,人类五千多年间发展了很多技术,但还是没有解决粮食大幅遑论无限增长问题,不同的只是名称的改变。战国时期粮食亩产可达到几百斤,虽然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目前最高可达到亩产2000斤,即使如此,这样的产量也很难普及。粮食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而土地不可能用高科技大规模催生,多少耕地大体能生产出多少粮食,这是农民都能算出的账。所以我们的认识还是要向劳动人民学习,回到传统的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路线上来。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实践中产生的。所以要相信这些最基本的东西,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唯物主义。衣食住行,这都是最基本的东西。出门的时候老太太知道有多少干粮走多少路,她会告诉你要多带点干粮。

1905年对日战争失败后,俄国各地流传着一则笑话,说当时俄国人在远东对付日本人用的是圣像,而日本人回敬俄国人的却是子弹。结果是子弹打倒了圣像。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在国际问题研究中我们还是要从最基本的事实出发,而地理条件从而地缘政治就是国际问题研究者必须面对且不能任意改变的基本事实。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说:“要衡量一国的外交政策,首先必须根据这个国家在世界上的位置。但是同位置相比较,疆土的大小、地形和自然资源是决定一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的最重要的因素。”

一般说来,当一个民族处在被压迫的时候,其外交政策还是有节制的,这时的国家崛起只需要克服困难就可以了;当它崛起后转向世界性扩张并因此压迫其他民族的时候,它就必须和世界人民作战,这时的国家外交就身不由已地失去节制,即使以自毁的方式与帕米尔这样无人敢碰的“山神”相撞也在所不惜。

古代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 Alexander III of Macedon,公元前356年~前323年)似乎是历史上唯一自觉止步于印度的帝王。他从希腊开始东征,越过达达尼尔海峡后于公元前334年在马尔马拉海岸的格拉尼库河附近打败波斯后,一路征战南下叙利亚,巴勒斯坦,直到埃及。随后他率军北上返回亚洲,向波斯腹地进发,公元前331年9月,在底格里斯河东岸的高加米拉再次击败波斯,随后进入波斯首都苏撒和巴比伦。公元前330年继续东进攻占波斯旧都波斯波得斯。随后便北上埃克巴达那,然后再到海卡顿比勒、来到里海边。后继续东进苏西亚,折南特拉后北上至今阿富汗喀布尔,穿过开伯尔山口于327年来到印度。越过印度河后受到当地部族的激烈抵抗。值得注意的是,与18世纪的英国人不同,此时的亚历山大不是继续深入遑论占领印度,而是“自我封闭三日,然后决定班师。大家很想知道他的想法究竟如何,但结论很明显,即他不是世界之主。”公元前325年,亚历山大折东返回巴比伦。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病逝,此后他的帝国随即分裂为马斯顿王朝、托勒密王朝和塞琉古王朝。

亚历山大毕竟曾师从于希腊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临终前终于明白了自己“不是世界之主”并因此找到了马其顿帝国的有限边界。麦金德毕竟是一介书生,他为英国政府提出他的地缘政治理论,首次以全球战略观念分析世界政治力量,揭示出中亚是大国建立世界霸权的关键地带,但它却没有为英国政府指出哪里是英帝国的有限边界,相反他却将他的国家驱赶到一个无法征服的“心脏”地带。似乎是历史的讽刺,尽管麦金德的理论使后来的世界围绕中东热闹了至今,而他的祖国——英国却在来到印度洋、其海权事业达到顶峰后,其帝国事业开始出现衰落的迹象。这种“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的双重感受合二为一地落在麦金德身上:就在麦金德对英国海洋实践做出如此经典的理论总结且因此誉满全球的时候,上帝却让他看到了帝国的黄昏。1947年3月6日麦金德去世,同年8月15日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印度独立。印度是英帝国全球霸权的支撑点,印度独立敲响了英帝国的黄昏暮鼓。

实践说明,麦金德的天才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理论逻辑上是通的,但实践逻辑上是走不通的。在玻璃窗里的学者,不流汗、不打仗、不流血、不死亡,这样的研究结果往往脱离实际并对国家造成大不幸。

那么麦金德的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理论与实践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错呢?因为战线拉的太长。巩固长距离的战果要比从它本身获利要支出的多。在帝国扩张方面实践方面也相当有经给的美国人的研究也值得重视,《大国的兴衰》作者保罗·肯尼迪写道:

财富永远是加强军事力量的基础,而获利并保护财富又往往需要军事力量。然而,如果一个国家把过多的资源用于军事目的而不用于创造财富,那么,从长远看,就很可能导致该国国力的削弱。同样,如果一个国家在战略上过分扩张——如侵占大片领土或发动耗资巨大的战争——那么它就会冒这样的危险:为此耗费的巨资可能超过对外扩张所带来的潜在利益。16世纪西欧进步以来,大国体系中各领先国家——即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帝国和当今的美国等——的勃兴而后又衰落的历史说明,从长远看,生产能力获取收入的能力同军事力量两者之间有很重要的相互关系。

从逻辑上推,麦氏的理论符合几何力学的原理。但图上的逻辑与能力逻辑或说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并不总是一致。如上所说,中亚是世界上区间平面距离与立体距离极不成比例的地区,一段不太远的平面距离却包含着极为巨大和极难克服的立体距离。战争本质上是拼装备的,在国力不及之处开展军事活动将对国家会造成很大的负担。

恩格斯说:“任何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别的民族时,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

英国曾是一个受欧洲大陆封建国家压迫和欺辱的边缘岛国,它也因此成为最有希望的岛国。欧洲中世纪在大陆无法传播的许多先进思想在英国落根并使之成为欧洲反封建教会势力的大本营。1640年英国发生了开辟世界近代史里程碑的资产阶级革命,带动了法国等欧洲资产阶级运动的发展,加速了欧洲封建制度的衰落。18世纪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巨大的生产力的出现改变了英国人的生存状态,市场和利润成了社会活动的中心,国家成了为资本开辟市场的机器,由此,向世界扩张,不断开辟新市场,就成了保持国家稳定的基本手段。这使得世界的不稳定就成了英国稳定的前提。英国在世界扩张中推行了殖民地制度,殖民地制度让英国从世界得到丰厚的利润,同时也使英国为此与世界各民族的矛盾更加不可调和,以至战争成了促进英国工业发展的基本手段。当时有评论说英国:

“把大大超过其税务收入的钱用于战争,这样一来它就把具有决定性优势的舰只和兵力投入同法国及其同盟国的战争,而没有这种优势,它先前所投入的人力物力便都付诸东流”。

战争使英国扩张为帝国,到19世纪末,一般英国人都形成了这样的观念,即:

“英国分明是命中注定要统治其他国家的人民,英国是‘日不落帝国’”;“帝国的感情是每一个英国人生而有之的。这是我们的世袭财产的一部分,和我们同生共死”。

19世纪60年代,印度已完全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与此同时,英国自身的寄生性也更强了,“它越来越依赖世界的贡赋来维持生存”。高额利润需要高成本的战争。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看出这一点,1868年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认为英国的殖民政策的“代价太大”。

中国有个字非常好,就是幸福的“福”,它给人的喻意就是拜一口田。为什么要拜一口田呢?一口田里的粮食能消化,不至于把你撑着。人饿死的不多,撑死的不少。现在好多病都是撑出来的,与自己的消化能力相适应的饮食才是有福之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极力扩张,在战役上基本没有输多少,而战略上却日益接近失败,因为消化不了那么多战果。他们不懂“有福之人善退财”的道理,结果大量的战果背面都是越烧越旺的被占领国家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熊熊的怒火。日本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日本人已没有哲学了。

1895年和1905年日本打败中国和俄国之前,还是比较节制,知道不可过分,因在适当的时候及时止战才赢得了对华对俄的战争。当时日本人是借钱打仗,在获利最大化时及时停战。1905年对俄作战时日本方面在战争开始前考虑较多的是如何结束战争。那个时候日本军人知道下坡比上坡难,因为这些人都是在幕府内战中打出来的军人,有经验,所以说话有谱。打赢中国和俄国后,日本的陆军大学很多人都对战略不感兴趣了,一付舍我其谁、敢作敢为的“少帅”作派。学战役容易出成果,而政治则需要的时间和等待。由此发展下去,政治家在日本日益失势,枪杆子失去政治节制的结果就是国家无法消化日本军人抱回来的大堆战果。

1931年日本军费占国民总产值的比例是3.76%;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战线也开展拉长,其军费已占国民总产值14%,到1941年增至18%;1942年日本对美宣战,战线已远超出日本国力的极限,其军费已占国民总产值34.6%,至1943年达46.7%;到战争结束前一年即1944年,日本的战线已拉到印度洋并进入缅甸,与此相应,其军费与国民总产值的比例也迅速冲至98.5%[37],也就是说日本国民总产值已近全部投入战争,由此日本全面失败已不可避免。但这时的日本还是一味蛮干,最后只有在原子弹爆炸后才彻底认输。与此相反,1943年是中国在战役上失败得较多的时候,可我们的国际地位却进入开罗会议的四大国之中,尽管在其中比较勉强,但是中国毕竟是参加了开罗会议,成了后来的四大战胜国之一。还没有战胜就进入了战胜国行列,这其中赢输,全在哲学境界的高下。

进入21世纪的美国也在进入印度洋的路上由盛而衰的。

2011年6月2日,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卸任之前到新加坡参加会议时说,美国不想遏制中国的发展,并提醒中国不要学习苏联。当时很多报纸、媒体都将这则新闻解读为盖茨意在警告中国不要搞军事竞赛,不要发展军备。这——与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人对尼赫鲁“有声有色”曾作出误读的经历相似——都没有抓住要害。

(四)石油美元迫使美国对印度洋有更深的依赖

美国是在苏联解体后开始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帝国。布热津斯基说:

美国对手的垮台使美国处于一种独一无二的地位。它成为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真正的全球性的大国。可是,美国在全球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有些方面使人联想起早期帝国,尽管那些帝国规模较小,只是地区性的。

“有过多少往事,仿佛就在昨天。”布氏写下这句话时是1997年,三年后便发生了“9·11事件”,随后美国便挥师阿富汗和伊拉克。2008年,美国便决定从阿富汗、伊拉克撤军,美国也由此迅速衰落。这一幕就发生在我们的眼前,也发生在布热津斯基面前,美国在新世纪起步时豪情干云,在结束时瞬间就成了一场闹剧。

美国这几年的国防部长似乎都有些身不由己,上任后都要打仗。这是因为今天的美国已出现美利坚民族利益与华尔街利益的分裂。美国这几年因拉的战线太长,以至今天已经打不动了。真正要为美利坚民族做事,就要收缩战线,但美国现在没有自己的实体工业,底特律老工业基地也垮了,美国也没有国有银行,只有华尔街控制的私有银行,这样美国就成了一个华尔街金融财团独控的国家。

华尔街是身处美国的国际人,他们并不反映美利坚民族和人民的利益,华尔金融的基础不是美国的产品,而是中东石油。而要抓住石油,那就得逼着美国人民去到中东打仗。但华尔街要石油不是为了它的使用价值而是它的价值。它要保证石油必须用美元交换,获胜后是华尔街美国而不是华盛顿美国发财,华尔街按战时表现再发点“补贴”给白宫。盖茨这些人上任前都雄心勃勃要为美国做事,上任后就发现不是那回事。但是他们又不能不听华尔街的,所以每个任上的总统或防长都得冲进印度洋到海湾地区去打仗。但当他们卸任以后大部分都有良心发现,比如盖茨、鲍威尔、奥尔布赖特等。

盖茨说中国别学苏联,意思是别学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本来这个世界是美苏共同划分的,美苏本是周瑜打黄盖的关系,不能当真。结果勃列日涅夫当真了,打得美国没有退路了,以至美国全民动员起来一致反苏。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与苏联已恢复了雅尔塔框架下的合作。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中,美苏在联合国联手把英法赶出了地中海;当时也有波匈事件,但美国只是喊话而不介入,就是因为美国承认那里是苏联的势力范围。1962年,赫鲁晓夫跑到古巴搞导弹基地,破坏了雅尔塔体系确定的美国的势力范围,结果惹得美国舆论不满,古巴导弹危机后,美国就大规模介入越南战争。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两人没有斯大林的有限哲学的智慧,他们有执行和贯彻上级命令的能力,但这类干部往往缺乏掌控全局的能力。朝鲜战争的时候,赫鲁晓夫就想对朝鲜出兵,被斯大林教育了一番,斯大林觉得苏联已无力在战后继续在朝鲜半岛扩大战争。

现在我们再回来重读盖茨说的那句话,其意思是让我们汲取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的莽撞的教训,外交上不要重复他们的错误。这话显然是善意的。

可这句话被我们有的一些媒体解读为中国不要发展装备,这客观上会使我们自废武功、向西方妥协。这是不可以的。我们在西太平洋是要有我们基本的安全底限。

毛泽东曾说:“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侵略我们都是从海上来的,不要忘记这一历史教训。”

所以第一岛链必须突破并坚决守住。中国东西两面安全要有个平衡,东海的“安全带”还没系好又往西跑,这是跑不远的。安全带的系扣在哪里呢?就在钓鱼岛,除了主权的因素外,这里既是中国畅通太平洋的关键出口,更是“台独”分子与日本右翼势力的“接榫”地带,钓鱼岛回归中国可以断绝了“台独”分子对日本右翼支持的念想。因此,在没有系好东海“安全带”的系扣之前,空论西进是危险的。

世界大国为什么都要争夺印度洋,这是因为他们的扩张使其经济发展与印度洋有某种依赖关系。英美要控制世界,因为他们的经济是世界性的体系,谁占有了世界贸易和世界资源,谁就会拥有世界财富流向的主导权。而占领世界市场和资源,从地缘政治上看,就必须控制印度洋。英国和美国略为不同的只是,英国基本上打的是市场,英国占领印度是因为英国需要印度为其工业产品的销售市场。

与今天的美国不同,当年英国依靠的是民族工业的产品。英国人起家的时候对民族工业要求特别严,在英国纺织品未立足之际,对出口的未加工的羊毛的本国公民重判以断手或绞刑,但当拉丁美洲门户被暴力打开后,英国则向这些国家倾销其低质纺织品。所以英国本土的工业原创能力特别发达,发达的生产力要求更多的产品销售市场及其利润回流。由此英国与印度形成了依存关系,同时印度洋也成了透支英国财政并由此拉倒英国的“百慕大”:支出大于收入,英国就这样给生生地耗倒了。现在的美国表现就更差了。今天的美国是金融资本控制的国家,石油美元使其对印度洋有更深的依赖。因为支撑美国金融的基础在中东石油。这样,与以工业产品为基础的英国相比,美国的国力尤显不足。这就是拥有同等扩张规模的美国比英国控制印度洋能力相对更弱,退出的时间更早、速度更快的原因。

(五)美国的教训及其启示

美国舆论把凯南炒作成一个大战略家。现在我们国内某些学者也是认为昨天的凯南和今天的布尔津斯基都是大战略家。事实上,他们只是华尔街的大战略家,不是美国的战略家。大家看一下布尔津斯基设计的方案,将乌克兰列为支点轴心国家,将整个中东列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心。但美国没有这样的国力,没有这样的国力,为什么还要这么设计呢?这只能解释为对华尔街有利。

大家可以看看电影《北京人在纽约》,面对王启明和大卫,经销商安东尼是唯利是图,谁给我利润多我跟谁做生意,至于说是不是美国人我不管。华尔街就是只认钱不认人。这么折腾,如果美元垮了怎么办?垮了以后再去欧洲搞欧元,将来在欧洲坐大;欧元跨了怎么办?美国长胖后再回美国来吃美元。但是有一点,就是这些地区不能有国有银行和本土工业。国家有“肾”即国企就能造血,再有自己的“血库”,这就是银行,这样国家就能强大。华尔街到哪也不能接受这些。

从小生长在犹太人家庭的马克思最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认为不将法兰西银行收为国有是巴黎公社失败的重要原因。1891年恩格斯在为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失败教训的著作《法兰西内战》写的导言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为什么公社在经济方面忽略了很多据我们现在看来是当时必须做到的事情。最令人难解的,自然是公社对法兰西银行所表示的那种不敢触犯的敬畏心情。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银行掌握在公社手中,这会比扣留一万个人质还有更大的意义。这会迫使整个法国资产阶级对凡尔赛政府施加压力,要它同公社议和。

国家不将银行抓在自己手中,就将一事无成。资产阶级国家是这样,社会主义国家更是这样。在这方面,当代国际金融资本与各民族国家争夺金融权的热情绝不亚于中世纪教皇与世俗政权争夺教权。

最近美国汽车城底特律的破产发生在奥巴马提出“再工业化”的当口,这是因为华尔街不喜欢这些民族的企业。就是美国不能有民族之“肾”,有肾就能自己造“血”,这直接威胁到华尔街“血库”的利益。在尼克松之前,美元靠黄金结算,这时美元靠劳动产品支撑。尼克松上任以后与华尔街有个交换,就是将美元放在石油上,要求国际石油贸易以美元结算。这样华尔街的钱就可以大量地在增值中回流,只要印钞票就行了,美国只给世界提供各式债券。尼克松是用战略收缩挽救了美利坚民族,同时又把黄金美元换成了石油美元挽救了华尔街,一举两得。即使这样,华尔街财团还不满意,最后还利用“水门事件”让尼克松下台。最近美元为什么衰落,它跟石油脱钩了,控制不了石油了。美国为什么打萨达姆,萨达姆要用欧元买石油。拿欧元买石油的话,就动了美元的根本了,这对华尔街美国压力太大了。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将来还是要发展本国实体生产,不然就会重复今天美国衰落的路。

美元建立在石油之上是美元国际化的基础,现在也有人建议人民币国际化,若真如此,我们就得将手伸向全世界,全世界每个国家的大小事都和你有了关系,中国没有解决世界问题的力量,因而需要有亚历山大不做“世界之主”的智慧。美国自从将美元的支撑点拉到印度洋北岸的海湾后,它就与战争有了孪生关系:战争拉动军火,还控制中东石油,这一举两得的结果使华尔街军工集团和金融集团都高兴。为什么今天美国的禁枪法案屡试屡败,因为军工集团不愿意。美国现在打不动了,但华尔街还要它打,如果不打的话,华尔街就来“财政悬崖”,不给白宫发工资。

“斯诺登事件”说明美国人已对国家没有感情了。电视中常有美国军人拿枪扫射同胞,斯诺登还是国安系统的人,他也不愿意干了。为什么?美国人对国家没有荣誉感了。法国大革命时,人民占领巴士底狱、占领市政府,现在美国的中产阶级有忿恨情绪不到华盛顿的白宫发泄,而是去“占领华尔街”。这说明美国政府已被华尔街控制,其本身已没有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华尔街给美国带来的危害太大了,这直接导致了美国的衰落。这个衰落将会持续下去,因为华尔街不会向美利坚民族让步,而美国对外战争又步步受挫,支出已远远大于收入。为了华尔街,今后美国白宫的目标将是中国,如果其反华行动持续受挫,那就还得重返印度洋、去海湾抓中东石油。

2014年8月1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应该致力于在全球范围以卢布来出售自己的石油和天然气,他表示,使用美元作为能源贸易中单一的定价货币正在伤害俄罗斯的经济。普京是在当天访问克里米亚地区时做出该表态的。他说:

“我们应该谨慎从事。我们目前正在说服一些国家,使用自己的货币来开展贸易。”

可以预计还会有更多的国家放弃石油美元。如此,华尔街更将雪上加霜,其反扑也会更加穷凶极恶。

八、北印度洋与中国安全有重大关联

(一)扎格罗斯—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山带是中国西南安全的战略屏障

那么,印度洋北岸和中国有什么关联呢?如果特别注意一下立体地图上的扎格罗斯—兴都库什—喜马拉雅这条山带,就会看到这条山带对中国西南安全是一条巨大战略屏障。这是由世界最高山脊连接一线且难以逾越山带;因其特殊的地理形势,它几乎成了古今侵略者的死亡地带。古代的希腊人、罗马人,近代法国人(拿破仑)英国人和现代史上的苏联人和美国人都没有征服这道山带,再先进的科技在这都不灵。这个屏障给中亚地区和中国带来了极大地缘政治优势,也给中国大西南带来优质且低成本的安全环境。由于这个屏障的存在,当年亚历山大打到印度就停了下来;蒙古人算是猛一些,1259年蒙哥大汗亲自率领四万军队越过这道屏障进入中国四川,但最终还是困死在重庆钓鱼城下;1914年,占领印度的英国人曾打到拉萨了,最终还是抗不住地高天寒而南撤。

但凡事都得两面看,保护中国的屏障同样也是限制中国的屏障。连通中国西域与中亚继而西方的丝绸之路被今人赋予了过多画意,其实这条路开发最初的开通是为了中原政权的安全需要。汉朝为了联合西域部族合击匈奴,而不主要是为了商业的目的,张骞才冒死率人进西域才开发出这条道路。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的丝绸之路建设同样也不会只是一个牧歌的进程。当前我们有些研究提议以修建整合亚洲大陆的铁路的方式推进中国西进的“新丝绸之路带”,这想法非常好但很浪漫。但回想一下当年俄国人在中国境内修的那条中东铁路,开始说是共同抗日的需要,后来竟由此演化为两国的宿怨,这种怨气一直影响到20世纪50年代;相反几乎是同期开工的在俄国境内修建的横贯东西的那条近万公里西伯利亚大铁路却迄今一路畅通。设身处地,今后我们在其他国家境内修的路,我们难道就不会再碰到同样的尴尬吗?没有历史经验支持的建议,提出来还是要谨慎些。

目前我们在一些东南亚国家修的铁路已碰到我们曾经历过的相似问题。你修的铁路从人家领地上过而你又不能控制,这是说不通的;而控制就要有矛盾,大些的还难免是冲突。前阵有朋友到乌克兰置地产,说是双赢的事情,大有前景,很有一副海外庄园主的范。乌克兰危机尤其是克里米亚归并俄罗斯后,人再回来情况就变了,这时地还在,法律不一样了,得重办手续。要知道,重办手续意味着利益重新分配。以前我们知道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今后我们也要知道生意尤其是国家间的大单生意也是政治的继续。可见,通心要先于通路,通心要有持久的耐心,在心未通而又力所不及之处,路不可过于深入,重资产投资还得做相应收缩。

(二)世界视野中的“丝绸之路”

连接中国与中亚的丝绸之路关系中国西陲安全,而在向当地人民学习中加强与中亚国家的交往才是化解中国西陲安全风险的政策基线。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重要演讲,首次提出了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倡议;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重要演讲时明确提出,中国致力于加强同东盟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愿同东盟国家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都说明中国与中亚国家交往远不只是一种物流的过程,更多的应是交心的过程。通关贵在通人,通人贵在通心。如无这些,仅有武帝的武功而没有武帝的文治,丝绸之路不会有后来的延续。习近平主席“一路一带”构想所包含的哲学思想已经不能仅从经济发展的思路来理解,而应当从“环球同此凉热”即世界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共产党人的大情怀来理解。

丝绸之路也是东西方相互影响之路。现在北约东扩已经合并了东欧的部分,地中海南岸也为欧洲控制,那下一步怎么办?依据历史经验,就是打通叙利亚。叙利亚是欧洲人进入麦金德所说的控制世界的“心脏地带”的门户。拿下叙利亚,也就打通了经伊朗高原进入中亚并经此即可由帕米尔高原进入中国新疆。当年亚历山大大帝、罗马军团、十字军和蒙古人的东进和西出,这里都是必经要路。法国学者鲁保罗认为:

“那些不想经北部绕过里海的行人,则必须穿越伊朗这一富饶、人口稠密、接近肥沃的新月形地区,这一切都使这条道路变得非常繁忙。如果政治事件有时会使这条道路封闭,那么它也必然会重新开放。”

从叙利亚沿伊朗高原东进中国的那条路在历史上是传统的丝绸之路之一。这条屏障的最西端是叙利亚,这里是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在历史上也是欧亚两大陆对冲的第一道关口,也可以说它是欧亚大陆力量变局的第一个旋转门。罗马人东扩,蒙古人西进,都是到了这个地方受到抵抗并因此固定了东西方的政治格局。当年张骞派副手到安息帝国访问,因为他们的斗争关乎汉朝的安全,安息国王派了2万多兵骑迎接,因为他们也需要中国的支持。当时的安息位于今天的伊朗高原,其西端就是今天的叙利亚,位于今天欧洲东扩的前线。今天的北约东扩就是昨天罗马东扩的重演,在叙利亚激烈抵抗前,今天欧洲的妥协也是昨天罗马在此妥协的再版。可见,叙利亚至伊朗一线的地区安全与中国的西陲安全息息相关。1904年,哈·麦金德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一书中说:


  这里是早期文明地带中最脆弱的地点,因为苏伊士地峡把制海权分成东西两部分,而从中亚延伸到波斯湾的波斯干旱荒原,使游牧势力总有机会打到那一片把东面的印度、中国与另一面的地中海世界分隔开来的大洋边缘。每当巴比伦、叙利亚和埃及绿洲的守备薄弱的时候,草原民族就可以把开阔的伊朗高原和小亚细亚作为前进的据点,从那里穿过旁遮普而进入印度,经过叙利亚而攻入埃及,越过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的断桥而进入匈牙利,维也纳地当欧洲内地的入口处,抗阻着从两方面——直接穿过俄罗斯草原与绕道黑海、里海以南而来的游牧民族的袭击。

十五年后,哈·麦金德在《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一书中以更为简炼的语言再次重申这样的观点说:

谁占有大马士革,谁就有旁门通向另一条路——在两洋之间沿幼发拉底河谷而下之路。这同一个区域,既是历史的发祥地,又是现代最重要的交通大道的交叉点,不可能完全是一种巧合。

印度是北印度洋最重要的国家,但对中国西域安全权重排序上却不是最重要的国家。常有媒体看着平面地图说印度对中国有大威胁。如果看看历史,再看看立体地形图,就会知道印度没有大规模北上强攻的能力,当然中方也没有大规模南下并实行控制性占领的能力。这还得归因于喜马拉雅山的屏障作用。

历数古代史,印度人什么时候打到过西藏、占领过拉萨?没有,都是北方游牧民族从西面顺印度河南下进入印度。当然这也不能说印度人没有北上的想法,也不是说中原人没有南下念想,只是说在这一地区双方实在没有实现这种想法的地理条件。1962年底,我军横扫盘踞在藏南的印度侵略军后为什么马上退回来呢,地形不行。喜欢读《三国演义》的毛泽东自然会注意曹操占领汉中后又不得不放弃汉中退回秦岭的原因:藏南孤悬且直抵于印度西北平原,由北而南,攻易守难,且后援难以为继。如陷南地,无以回旋,极为被动。由南而北,则是攻难守易。毛泽东充分利用藏南地形的这种特点,对入侵者发起凌厉的攻势,势如破竹,速启速合,没有留给印军占其地利以逸待劳的时间。

上文说叙利亚是欧亚格局的转换门,现在再加一句,叙利亚也是欧亚力量交锋的晴雨表。从中国西陲安全的角度看,较之于印度,叙利亚至伊朗高原直至阿富汗一线的国家对于中国西域安全有着更大的地缘政治关联。

(三)缅甸之于中国的地缘政治意义

在印度洋北岸的东面,对中国安全有重大关联的是缅甸。缅甸位于亚洲东南部、中南半岛西部,其北部和东北部同中国西藏自治区和云南省接界,东部与老挝和泰国毗邻,仰光濒临伊洛瓦底江。缅甸西部与印度、孟加拉国接壤。缅甸南临安达曼海,西南濒孟加拉湾。缅甸从南到北长约2 090公里,东西最宽处约925公里。地势北高南低。北、西、东为山脉环绕。北部为高山区,西部有那加丘陵和若开山脉,东部为掸邦高原。靠近中国边境的开卡博峰海拔5 881米,为缅甸最高峰。


  伊洛瓦底江是亚洲中南半岛的大河之一,也是缅甸的第一大河。西部山地和东部高原间为伊洛瓦底江冲积平原,地势低平。伊洛瓦底江河源有东西两支,东源恩梅开江(Nmai Hka,中国境内称独龙江),发源于中国境内察隅县伯舒拉山南麓,西源迈立开江发源于缅甸北部山区。独龙江东南流经云南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西境,然后折转西南,进入缅甸,过贾冈南流,称恩梅开江。两江在密支那城以北汇合后始称伊洛瓦底江,南流后注入印度洋安达曼海。伊洛瓦底江全长2 714千米,流域面积43万平方千米。在伊洛瓦底江东面并与其北南平行的还有萨尔温江(又名丹伦江),为缅甸最长河流。该江源于中国青藏高原唐古拉山南麓,称为那曲。离开源头后进入云南境内改称怒江,入缅段称萨尔温江,或丹伦江。入缅后南下在毛淡棉附近,分西、南两支入安达曼海的莫塔马湾,并在河口处两支流间形成比卢岛。不含中国境内,河长1 660公里,流域面积20.5万平方公里。

凡能坐大者,必有外援;凡有外援,必有通道。缅甸之于印度,其通往中国的道路要平缓通顺许多,纵贯缅甸北南的伊洛瓦底江——其交通意义相当于贯穿中国东西的长江或印度的恒河及贯穿中欧和东欧的多瑙河——更给缅甸交通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从中国云南昆明经保山至瑞丽出境,顺瑞丽江可达缅甸的伊洛瓦底江并由此直入印度洋。故此,特别是在近代以来东海被困之后,缅甸就成了中国大西南与国际联系的重要通道。

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看到这一点,他在《亚洲的问题》一文中说:

“获得缅甸使印度得以将边界向东推延,从而避开喜马拉雅山脉,打开了向长江上游地区及中国西部省份施以政治和商业影响的通道。”

明代中期,中国东海尚未出现危机,此前西南方向对于中原诸王朝而言,只是稳边安民的问题,这可从明王朝在西南设立的一系列管理机构的命名看出,如“车里军民宣慰使司”“缅甸军民宣慰使司”“老挝军民宣慰使司”等。但到明末,东海倭患蜂起,特别是清兵入关后,西南便成了各类反清力量的聚啸之地,缅甸之于中国的地缘政治的战略意义也随之上升,渐成为中国大西南诸力量获取外援的重要通道。1937年,日本全面侵略中国,东海的制海权沦落日本之手,中央政府迁至重庆。由此,缅甸通道对于中国的战略意义陡然增升。

美国地缘政治的重要学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说:

“日本的扩张势力差不多完全把我们同俄国和中国的交通截断了。从俄国和印度到中国的陆路,运输量有限,没有能够使中国得到接近必需的军需。要想最后击败日本,大部分有赖于有效地改善这种情况。”

1937年,在中国东部被全面封锁的情况下,中央政府于10月始征调云南民工20万人,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修成了连接昆明至瑞丽的中国境内段公路,进入缅甸后又继续修建了经过缅北的公路,两段合称“史迪威公路”,中国由此从境外获得大量战略物资,为抗战胜利提供了有力支持。

1959年6月,苏联政府背信弃义片面撕毁了中苏双方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9月9日,苏联塔斯社就中印边境争端发表声明,公开偏袒印度尼赫鲁政府,反对中国。9月15日,美苏举行“戴维营会议”,随后赫鲁晓夫就来到北京劝说中国“不要用武力去试探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与此同时,苏联政府开始鼓吹苏美两国共治世界的“戴维营精神”。1961年始,肯尼迪政府对越南发动“特种战争”,1962年4月至5月,苏联驻中国新疆领事馆怂恿新疆伊犁、塔城民族冲突,造成当地居民大量外逃。

这一系列事件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他开始考虑“要准备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合伙整我们”及“敌人怎样进攻我们怎样对付”的问题。当时中央军委提出“北顶南放”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则判断“敌人很可能是中间突破”。

为了对付“从中间突破”的可能性,在各种方案中,毛泽东首选以西南为重心的“大后方”建设。集中投资于四川东部山区和中部平原,特别是重庆一带,在四川西南端的攀枝花和甘肃酒泉建造钢铁基地。与此同时,毛泽东提议“三线建设”。

1964年5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毛泽东说:“第一线是沿海,包钢到兰州这一条线是第二线,西南是第三线。攀枝花铁矿下决心要搞,把我们的薪水都拿去搞。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是不行的,要准备上山,上山总要有个地方。”

当罗瑞卿讲到总参谋部担心密云、官厅这些水库的泄洪量太小时,毛泽东将北京的安全与四川联系起来,说:“北京出了问题,只要有攀枝花就解决问题了。北京淹了,还有攀枝花嘛。应该把攀枝花和联系到攀枝花的交通、煤、电的建设搞起来。”

第二天(5月28日),刘少奇主持召开有各中央局负责人参加的会上进一步强调:“昨天在主席那个地方谈的基本的一点就是搞四川这个第三线。主席着重地讲了攀枝花,酒泉也提到了,但不是摆在第一,第一是讲攀枝花,其他各方面少搞,搞攀枝花。”

11月26日,毛泽东在听取西南三线工作汇报时说:“国民党为什么修长江—都匀—贵阳那一条线,而不修川汉那一条线?是什么道理?川汉铁路,满清未修,就闹风潮,选的是北线。为什么要修川汉线,要找历史资料做比较,都要研究一下,做个比较。”

随后毛泽东向在坐的同志提问并回答说: “《三国志》讲黄权随刘备东征,刘备打了败仗,黄权被隔断于江北,没有路走,只好降魏。降魏的人中有人造谣,说刘备杀了他的家属。曹丕要给开追悼会,他说不要开,刘备不会杀他的家属。后来证实果然没有杀。是没有路走,回不去了嘛!”

这说明,毛泽东这时考虑的也是大西南的国际通道和国内从大西南返回中原的交通问题。显然,缅甸在其中的战略地位自然不可小觑。

毛泽东三线建设方案的提出来自对大西南地缘政治特点的深刻认识,除了来自他自身丰富的历史知识外,还与他1935年随中央红军经黔、滇、蜀北上陕甘的亲身经历有关。在云贵与蒋军周旋期间,因北上渡江困难,中央已有了建立川滇黔根据地的设想,毛泽东也一定有了万一北上不成如何经营黔滇川苏区并与南面国家处理关系,以及如何从西南打通国际通道的通盘考虑,这种考虑又被黔贵川地区在随后的抗日战争时期所发挥出的联接国际大通道的突出作用所验证。基于这些经历,在20世纪60年代美苏南北夹击中国的时刻,毛泽东才会有“北京淹了,还有攀枝花嘛”即再次迁至大西南的判断并做出“应该把攀枝花和联系到攀枝花的交通、煤、电的建设搞起来”的重大决策,这与隋炀帝曾率大军北驱突厥、南下平陈的经历使他认识到大运河对中国统一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出于同一个道理。1962年毛泽东西南开战,显然是为了夺取西南方向的主动权。

除了伊朗之外,西南的缅甸出口大大提升了缅甸之于中国的地缘政治意义。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缅甸之于中国的战略作用得到了充分显示。当时若没有缅甸,中国的抗战就会更加艰难。鉴于这样的经验,中国政府一直重视西南方向的国际通道建设。2011年国家建成渝新欧国际大通道,有了这条通道,中国大西南就有了北上大西北进入中亚的出口,如能再进一步开发与伊朗、缅甸相接的传统通道,这样,中国大西南这盘棋就下得活了,对于毛泽东提出的“黄权之问”,在50年后就可以有让毛泽东满意的答卷。

在中国安全问题上,最令人担忧的是东西共振的形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大西南往往担当着绝地翻盘的特殊的战略作用。

(四)东北亚对中国西南的联动作用

我们研究历史会发现,历史上真正能对中国大西南安全产生重大压力的方向——因为喜马拉雅山的屏护及中国在几乎陡直的喜马拉雅山地中所处的居高临下的地势——较少地来自南方印度洋,而更多地来自东北亚。比如清兵入关、日本从东北入侵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拿下东北、挥师过江后国民党在大西南的纵深布局等都促成了大西南的战略地位及其相关通道的战略需求陡升;而60年代初的中印关系的紧张和冲突以及中国六七十年代的“三线建设”,又不能不是美国对新中国东部越逼越近的海上封锁继而介入对越南内战以及中苏“珍宝岛冲突”后的联动结果。

对东北亚问题有较早直觉的是隋朝皇帝杨广。隋炀帝杨广在中国历史上是对中华民族有大贡献的人物,在他即位之前中国经历了“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分裂和战乱,与秦始皇及其业绩出现的历史背景相仿。有了这样几乎持续了三个半世纪(公元220~581年)的动荡经历,他们那一代人对国家统一就有了强烈的共识。杨广在位期间为中国统一和安全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修了贯通北南的大运河,想一举贯通中国大江南北——这件事算是做成了。如果没有这条大运河,明朝不可能把国都定在北京。第二,他意识到未来中国边陲的安全威胁将来自东北亚。于是他三次出兵朝鲜,想一举而定万世太平——这件事却办砸了。

这招致后世文人的非议,他们讽刺隋炀帝好大喜功。但事情可没有那么简单,后来历代的颠覆性的力量——比如导致大明、大清以至民国的覆亡的冲击力量不都出于东北或东北亚吗?唐太宗曾也认为炀帝好大喜功,可他执政后也同样认识到东北亚的危险性,并于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出兵东征高句丽。

1949年初,从西柏坡准备进京的毛泽东风趣地将此行比喻为“进京赶考,在回答周恩来“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的话时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明乎此,再重温毛泽东的“我们决不当李自成”这句话意义就深刻了。毛泽东说的不仅是李自成政权甫立即腐的教训,更是说他没有守住山海关的教训。面对吴三桂的变节,李自成并没有做认真准备,仅带了五万兵过去了,不及半月便全线崩溃,退出北京,次年(1645年)即被杀于湖北通城九宫山。明朝及李自成大顺政权的失败及后来日本又从东北入侵中国的历史教训说明,东北亚对中国安全有着生死攸关的意义。东北破,北京就得迁都,随之而来的后果不是政权易手就是国家分裂。若此,大西南就成了中国抵抗力量绝地反攻的唯一地方。东北一带一马平川,势逼中原,且距离北京太近。1644年李自成刚入北京,清兵就过来了;1949年年底我们刚踏入北平,1950年下旬美国就来了。可以设想,当时李自成如不死,他接下来的目的地最有可能就是大西南的滇缅一带。还可以设想,如果当时认为美国来了仅仅是为了朝鲜,与我们无关,那李自成的悲剧很快就会来到眼前。故此,毛泽东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反过来想,如果没有朝鲜战场的胜利,同期西南剿匪及后来的西藏解放的难度将会大幅提高。

从隋朝至明朝再到民国的颠覆国家的力量一直都是沿着这条线越推越大的。1937年3月,毛泽东在《祭黄帝陵文》中说:“琉台不守,三韩为墟。”笔者理解这是说琉球、台湾和朝鲜半岛的齿唇依存的关系;但1895年日本在“甲午海战”后窃取中国台湾、1910年全面占领朝鲜、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诸事件所展示的连贯逻辑同样表明:“三韩”不保,中原为墟。

朝鲜半岛是中国——当然也是俄国——东方安全的重要屏障:此门洞开,且不论由此可能造成的中国东北动乱及其对中国工农业经济的影响,仅从地缘政治上及近现代历史经验看,更会直接威胁中国京畿重地,并对中国的整体稳定造成重大冲击。只有朝鲜半岛稳住了,我们的大东北方可无忧,反之,东北亚的任何动荡都会很快传导到北京中枢,北京动则全局动,全局动则西南重。

所以毛泽东当时特别看重明成祖把国都立在北京的经验,说他“不怕蒙古人的铁骑,是个有胆识的人”,这是因为他特别重视“关外问题”:关外问题即全国问题,全国问题很快便会转化为西南问题。明乎此,我们理解了毛泽东20世纪40年代说“我们绝不学李自成”、50年代初“抗美援朝”及60年代强调“三线建设”举措、乃至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之间的战略关联。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北京出了问题,只要有攀枝花就解决问题了。”

毛泽东早就看到“关外问题”对华北平原在中国地缘政治中的极端重要性予以高度重视。1945年日本失败前夕,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5月1日,毛泽东在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时确指出:“东北四省极重要,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有了四省,我们即有了胜利的基础。”1950年,美国出兵东北亚,毛泽东一改隋、唐远征为援助朝鲜的方式,借苏联的支持,出兵协助金日成一举将“关外问题”远远推到“三八线”之外。抗美援朝的胜利彻底杜绝了新中国重蹈李自成因忽视或失控于“关外问题”而功败垂成的任何可能,中国东北从而华北由此稳定至今。毛泽东与唐太宗、隋炀帝一样都注意到东北亚政局对中原政治的影响,比较而言,不同的只是毛泽东没有把中国的安全边界锁定在山海关而是锁在朝鲜半岛的“三八线”。这是“唐宗宋祖”们的文治武功,“稍逊风骚”的地方。

从这个视角观察,中国东北通道乃至朝鲜与西南通道乃至缅甸,对于中国全局稳定具有紧密的战略联动的意义。

(五)在中国印度洋战略中,云南具有了不可替代的“桥头堡”地位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所说的“大西南”,一般说来应包括四川省、云南省、贵州省、西藏自治区。顾祖禹云:

云南古为荒服,自汉以来,乍臣乍叛。盖疆域辽阔,部落环伺,崇山巨川,足以为保据之资。故时恬则牛驯蚁聚,有事则狼跳虎噉,势固然也。西南一隅,反覆最多。麓川抗戾于前,缅甸恣睢于后。蚕食邻封,志欲渐广。尾大之祸,议者早见其端矣。说者曰:云南山川形势,东以曲靖为关,以沾益为蔽。南以元江为关,以车里为蔽。西以永昌为关,以麓川为蔽。北以鹤庆为关,以丽江为蔽。故曰云南要害之处有三:东南八百、老挝、交趾诸蛮,以元江、临江为锁钥。西南缅甸诸蛮,以腾越、永昌、顺宁为咽喉。西北吐蕃,以丽江、永宁、北胜为扼塞。识此三要,足以筹云南矣。虽然,云南者,南临交广,晋太康初,陶璜为交州牧,言宁州诸蛮接据上流,水陆并通是也;北时川蜀,诸葛武侯欲专意中原,虑群蛮乘其后,乃先南讨。蒙氏据有云南,屡为唐剑南之祸是也。《元史》言:云南之地,东至普安路之横山,西至缅地之江头城,凡三千九百里而远;南至临安之丽沧江,北至罗罗斯之大渡河,凡四千里而近。

顾祖禹是明末清初的学者,一部《读史方域纪要》集中国地缘政治之大成并奠定了作者在中国古代地缘政治领域的巨擘地位。但顾先生的著作有极大的局限性,这就是他更多地是从稳边安民和国内治理的角度考虑包括云南在内的中国国内各区域的地缘政治作用。这在经济已卷入世界经济体系及中国已在这个体系中获得巨大发展的今天,显然不适应了。今天我们应当从中国与印度洋的关系角度思考中国大西南尤其是云南的战略地位。

云南东接广西、贵州,北接四川,西北与西藏接壤。省内南北相距8个纬度,地势北高南低,南北之间高差悬殊达6 663.6米。与缅甸、老挝、越南三个国家接壤。在中国大西南诸省中,云南是与缅甸交界最长省份,滇缅边界由北至南约1 997公里,连贯云南西陲,与缅甸的两条南接印度洋安达曼海的水上运输大动脉伊洛瓦底江和萨尔温江不仅接源而且几乎全程同向南行。这样的地缘政治位势对中国走向印度洋极重战略价值。

早在1900年马汉就注意到这一点,他在《亚洲的问题》一文中就说印度:

“获得缅甸使印度得以将边界向东推延,从而避开喜马拉雅山脉,打开了向长江上游地区及中国西部省份施以政治和商业影响的通道。”

若再进一步结合前述顾祖禹的分析,云南在大西南的地缘政治作用可总结如下:

1、如就国内治理而言,在大西南地缘政治中,四川是全局的重心,重庆是大西南进入中原的桥头堡。正因此,抗日战争中国民政府首选重庆为全国抗战的政治中枢。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解放中原并跨越长江后即兵向四川。8月20日,毛泽东复电刘伯承、邓小平等电报:“同意你们十九日关于向川、黔进军的基本命令。”10月19日,毛泽东复电林彪等就明确告之:

西南重心是四川。

顾祖禹也有同样见解,他说:

云南古蛮瘴之乡,去中原最远。有事天下者,势不能先及于此。然而云南之于天下,非无与于利害之数者也。其地旷远,可耕可牧,鱼盐之饶,甲于南服。石桑之弓,黑水之矢,猡、獠、爨、僰之人,率之以争衡天下,无不可为也。然累世而不一见者,何哉?或曰:“云南东出思、黔已数十驿,山川间阻,仓卒不能以自达故也。”吾以为云南所以可为者,不在黔而在蜀,亦不在蜀之东南,而在蜀之西北。

1972年,晚年毛泽东再次强调二十多年前的看法,8月17日,他在一份文件上批示说:“四川是祖国的战略大后方,是三线建设的重点。”

2、如果我们由北调头转南、放眼印度洋,从对外开放和世界治理的视角审视中国大西南的地缘政治作用,就会产生新的认识,这就是:

西南的重心是云南。

以上1、2两点认识可以从毛泽东“三线”交通布局中看出。为了对付美苏“从中间突破”的可能性,在各种方案中,毛泽东首选以西南为重心的“大后方”建设。集中投资于四川东部山区和中部平原,特别是重庆一带。在四川西南端的攀枝花和甘肃酒泉建造钢铁基地。

1964年5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毛泽东说:“第一线是沿海,包钢到兰州这一条线是第二线,西南是第三线。攀枝花铁矿下决心要搞,把我们的薪水都拿去搞。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是不行的,要准备上山,上山总要有个地方。”

当罗瑞卿讲到总参谋部担心密云、官厅这些水库的泄洪量太小时,毛泽东将北京的安全与四川联系起来,说:“北京出了问题,只要有攀枝花就解决问题了。北京淹了,还有攀枝花嘛。应该把攀枝花和联系到攀枝花的交通、煤、电的建设搞起来。”

第二天(5月28日),刘少奇主持召开有各中央局负责人参加的会上进一步强调:“昨天在主席那个地方谈的基本的一点就是搞四川这个第三线。主席着重地讲了攀枝花,酒泉也提到了,但不是摆在第一,第一是讲攀枝花,其他各方面少搞,搞攀枝花。”

11月26日,毛泽东在听取西南三线工作汇报时用提问的形式表达了他对四川战略位势的地缘政治考虑。他说:

国民党为什么修长江—都匀—贵阳那一条线,而不修川汉那一条线?是什么道理?川汉铁路,满清未修,就闹风潮,选的是北线。为什么要修川汉线,要找历史资料做比较,都要研究一下,做个比较。

《三国志》讲黄权随刘备东征,刘备打了败仗,黄权被隔断于江北,没有路走,只好降魏。降魏的人中有人造谣,说刘备杀了他的家属。曹丕要给开追悼会,他说不要开,刘备不会杀他的家属。后来证实果然没有杀。是没有路走,回不去了嘛!

四川有七千万人口,四十万平方公里幅员。为什么刘备能在这里立国?蒋介石退也退到重庆,为什么?总有个道理嘛!

毛泽东在此提出的三个问题,其实是同一个即如何认识中国四川继而认识大西南的战略地位问题。

前两个问题涉及历史上西南地区的战略地位及必要的交通问题。清末外患四起,川汉铁路的方案可能反映清政府在中国历史上首次从西南方向考虑——如果联想“安史之乱”中唐玄宗逃避四川、八国联军入侵时慈禧逃避西安的经验——战略后方的建设问题。鉴于四川盆地的封闭特点,川汉铁路方案还是消极防御,它只是为了解决苏洵所指出的“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继”]的问题,但没有打通四川的国际联系,而没有国际援助,四川的大本营地位最终难以持久。1936年抗日战争即将全面爆发的前夕,国民党决定修建可连接印度洋、有利于退至大西南后获得国际援助的湘黔铁路。

毛泽东的“黄权之问”实际是对四川盆地易进不易出的交通难题的侧面回答,因为黄权知道刘备对汉中道路险难程度十分了解,体谅他的难处,不会怀疑他的忠诚。毛泽东的深意是如果没有“三线”建设,一旦外敌入侵,到了西南,即使黄权这样的忠臣也是要“霸王别姬”的。由毛泽东提到黄权的例子还可以延伸到整个刘备西蜀政权成败的原因,都可归结为交通不畅从而进易出难的困境。这一点可以说是1935年在长征路上毛泽东反对张国焘南下川蜀偏安一隅计划,认为“如果我们被敌人封锁在这个地区,将成为瓮中之鳖”的认识在新中国国防建设中的反用和善用。

正因此,面对美苏南北两面同时出现的压力,毛泽东对三线建设有了前所未有的紧迫感。1964年6月8日,毛泽东在主持召开中央政治会议上说:

“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攀枝花搞不起来,睡不着觉。”“攀枝花铁路最好两头修。”

7月15日,毛泽东对周恩来、彭真、贺龙、罗瑞卿等说:

“如果材料不够,其他铁路不修,也要集中修一条成昆路。”

1965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杭州听取工作汇报时说:

“三线建设问题,是我讲迟了,早讲几年就好了,现在后悔无及。”

在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应对美苏“中间突破”的国防布局,这就是:大西南是“三线“的重心,四川是大西南的重心,攀枝花是四川的重心。四川问题是交通问题,四川的关键是联接攀枝花的交通线,而通往云南昆明的成昆线的被列于优先地位。1953年6月1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接见从抗美援朝前线回国即被调派到云南工作的秦基伟,告诉他:“调你到云南工作。云南是我国的西南大门,处于重要的战略位置。”

3、鉴于前述缅甸之于中国所具有的无可替代的联通印度洋的特殊的战略通道作用,云南的这种特有的地缘位势使云南成为中国经过缅甸进入印度洋的最主要的门户。在中国印度洋战略中,云南具有了不可替代的“桥头堡”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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