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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嗣亮:毛泽东关于重建民族文化自信的思考及启示 
作者:[罗嗣亮] 来源:[环球视野2017-06-07] 2017-06-14

【内容提要】民族文化自信是道路、理论和制度自信的基础。毛泽东提出,重建民族文化自信,一方面要清理总结民族文化遗产,另一方面则要扩大中外文化交流,在此基础上实现中国文化的转型和发展,进而创造有独特民族风格的社会主义的现代文化。毛泽东的思考可以为当下提供重要的启示:重建民族文化自信,其最为深厚的土壤和根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根本动力在于促进马克思主义等优秀外来文化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和发展;其重要条件是推进各族人民的文化认同和中华文化的国际化;其关键则在于建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 

民族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基础,是中国现代化实践和民族复兴的文化底蕴和精神支撑。作为近代以来让中国人民“站起来”的伟大人物毛泽东,一生对重建民族文化自信有过许多思考。早在五四时期,毛泽东就认为中国文明在世界文明中“要占个半壁的地位”。抗战时期,毛泽东提出,中国新文化应当是科学的、大众的,但首先必须是民族的。1956年前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等文本中多次谈到文化自信的问题。他一方面大力提倡向外国优秀文化学习,另一方面则明确强调:“学了外国的,就对中国的没有信心,那不好。”可以说,重建中国人的民族文化自信是毛泽东的毕生追求。

之所以要重建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最为浅显和直接的原因就在于一直以来都有一部分中国人在文化上缺乏自信。这种不自信体现在学术、教育、艺术、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总体而言,主要有如下几种表现:(1)崇洋心态。不仅社会精英和一般知识分子中有不少人盲目崇拜西方文化,“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2)弱国心态。由于近代以来遭受帝国主义的欺凌,“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3)鄙视本国传统文化。许多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无助于现代化,因此他们看不起,甚至全盘否定本民族文化遗产。(4)极端排外。也有一些人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排斥一切外国文化。这一类人表面上看来充满自信,实际上只是一种“虚假的自信”。对于怎样摆脱这些病态心理,进而重建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毛泽东作了大量的思考,并提出了极富启发意义的原则。

一、清理和总结民族文化遗产

中华民族有着灿烂的古代文化,这种独特的文化不仅支撑了中国几千年的发展,而且辐射到周边国家,对世界文明产生了重要影响。近代以后,中国国力出现衰落,一些学者将其归因于文化的落后,如胡适认为,中国“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和制度上不如人,而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中国实现富强只能走“全盘西化”的道路。在他们看来,中国固有的文化和知识缺少条理,因此要借助西方知识系统将其“条理化”。在胡适、陈序经等学者的影响下,中国文化学术界一度“以西解中”成为一股潮流。毛泽东对这种盲目崇拜西方文化的倾向十分不满。早在延安时期,他就尖锐地指出:文学艺术中对外国人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

毛泽东认为,消除这种错误的民族文化观必须从清理和总结民族文化遗产做起。中国五千年文化的内容极其丰富,精华与糟粕并存,笼统地说民族文化是好是坏都不足为训,必须首先对其作具体、细致的清理和甄别工作。在他看来,这种清理工作“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他认为清理民族文化遗产应坚持以下原则。

第一,要有选择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清理中国民族文化遗产,就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例如传统京剧虽是我国国粹,但也内含着十分浓重的封建思想,表现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生活情趣的内容居多。1951年,毛泽东对包括京剧在内的传统戏曲提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其重要内涵之一就是要去除其中的封建糟粕,发扬其艺术上、思想内容上的精华。

第二,要全面清理各民族的多样文化遗产。(1)全面清理中国各民族的文化遗产。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除汉族外,还有五十多个少数民族,各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因此,清理民族文化遗产,就不仅要清理汉民族的文化遗产,也要清理少数民族的文化遗产。(2)全面清理封建主义和反封建主义两种文化遗产。按照列宁的观点,文化不仅具有民族性,也具有阶级性,“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毛泽东从列宁的观点中得到启发,认为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化,既包括封建主义的文化,也包括反封建主义的文化。(3)全面清理有形和无形的文化遗产。相对于有形的文化遗产,如文物、典籍、历史建筑等而言,无形的文化遗产,如民间文艺、民俗、仪式等长期被人们轻视乃至忽视。然而,无形的文化遗产恰恰是民族个性的“活化石”。毛泽东说:“农民不能说没有文化,精耕细作,唱民歌、跳舞也是文化。”他认为,搜集和研究这些文化“可以懂得许多东西”。

第三,对待民族文化遗产要特别慎重。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将“借鉴”文化遗产修改为“继承和借鉴”文化遗产。这看似个别词句的变换,却反映了他对民族文化遗产更加注重继承的审慎态度。在领导手工业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时,他特别强调,王麻子、张小泉的刀剪“一万年也不要搞掉”,瑞蚨祥、同仁堂“一万年要保存”,“我们民族好的东西,搞掉了的,一定都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

清理民族文化遗产还只是树立民族传统文化自信的初步工作,更进一步且更难的工作在于总结这些遗产。事实上,许多人之所以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信心,就在于否认中国传统文化有自己的规律。毛泽东指出:“说中国民族的东西没有规律,这是否定中国的东西,是不对的。中国的语言、音乐、绘画,都有它自己的规律。过去说中国画不好的,无非是没有把自己的东西研究透,以为必须用西洋的画法。”在他看来,“全盘西化论”者的错误并不在于大力学习西方,而在于以西方的文化范式来套中国。这样的生搬硬套极可能导致掩盖中国文化的特质,甚至以西方文化之长来论中国文化之短。总之,讲清楚中国文化里面的规律和道理,是我们理解自己文化的关键,也是确立民族文化自信的认知基础。

二、扩大中外文化交流

中华文化之所以生生不息,很大部分的原因在于其极强的包容性。然而,我国也有过因长期封闭而造成文化落后的惨痛教训。明朝中后期开始,统治者在政策上不断强化闭关锁国,在文化心态上固守传统的“天下观”,视中国为中心、外国为边缘,主张“以夏变夷”,反对“以夷变夏”。直到西方列强以武力打开国门后,这种盲目自信、保守落后的文化观才失去了政治屏障,然而文化保守主义和排外主义的思想和倾向直至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仍有较大影响。

在毛泽东看来,重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必须彻底打破封闭保守的文化心态。他明确指出,极端排外的思想倾向,“像西太后反对‘洋鬼子’是错误的”。这种建立在盲目自信基础上的排外主义,不仅无助于文化的发展,甚至会窒息文化的生命力。而对于晚清洋务派所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毛泽东同样不以为然。在1919年所写的《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他批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自大的思想”“空虚的思想”。在他看来,“体用二分”的思维模式将学习西方文化仅仅限制在“用”,即工具价值的层次上,是说不通也行不通的,“‘学’是指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固守“体用二分”的模式,必然导致对外国文化的轻视和对本土文化的高估,从而不利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培育中华民族的健康文化心态。

1.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

毛泽东曾对孟子所说的“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作出自己的解读,他说:“这就是说,事物的多样性是世界的实况。马克思主义也是承认事物的多样性的,这是同形而上学不同的地方。”文化同样是多样性的。一个民族及其文化之所以生存下来,必定有其长处。因此,各个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学习是十分必要的。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

首先,学习西方文化要有开放包容的胸襟。毛泽东所说的“一切民族、一切国家”,既包括社会主义国家,也包括资本主义国家;“一切真正好的东西”则涵盖了文化领域的所有方面,突出强调了学习外国文化时应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熟知中国历史的毛泽东注意到,中国最强盛的时期,往往是文化上最开放的时期。例如唐朝兴盛时,对外文化交往也出现盛况,“有人证明,我们现在用的乐器大部分是西域来的,就是从新疆以西的地区来的。我们这个民族,从来不拒绝接受别的民族的优良传统”。1956年,毛泽东讲到学习外国音乐的问题时说,“演些外国音乐,不要害怕”,“演外国音乐并没有使我们自己的音乐消亡了,我们的音乐继续在发展”。在他看来,各国之间在文化上取长补短,只会有益处。

其次,学习外国文化要有“以我为主”的意识。要判断何为“长处”、何为“真正好的东西”,就要求在学习外国文化时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这是独立自主原则在文化工作中的体现。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就指出:“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文化上一度出现盲目效仿苏联的风气。例如宣传领域照搬《真理报》的一套,教育领域削弱文科和综合性大学,卫生领域片面强调专科治疗等,都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批评“文教工作中产生了教条主义”,并提出要破除对苏联的迷信,“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进入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在努力探索社会主义文化道路的过程中始终对“以我为主”原则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他不仅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正确方针,而且一再提醒人们要注意外国文化中的腐朽落后因素,尤其要警惕西方资产阶级借文化交流之名,“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

2.中国优秀文化“可以国际化”

我国曾经有过以“丝绸之路”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国际化的辉煌历史,然而由于近代百年屈辱,中国曾一度被西方列强看作“东亚病夫”,“经济落后,文化也落后,又不讲卫生,打球也不行,游水也不行,女人是小脚,男人留辫子,还有太监……总而言之,坏事不少”,这种种的负面文化形象成为中国人树立文化自信的极大障碍。在毛泽东看来,要消解这些负面文化形象,不仅应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进行文化革新和改造,还应积极推动中华优秀文化国际化。他说:“中国的豆腐、豆芽菜、皮蛋、北京烤鸭是有特殊性的,别国比不上,可以国际化。”在他看来,“在文化方面,各国人民应该根据本民族的特点,对人类有所贡献”。在吸收外国优秀文化的同时推进本国优秀文化国际化,有助于确立本国文化在世界文化舞台上的地位,从而增强人们对本国文化的认同和自信。

三、促进中国文化的转型和发展

毛泽东对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有两个基本判断:其一,“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尽管古代文化中也有某些糟粕性的内容,但整体而言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是先人留下的宝贵遗产。其二,“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经常以“一穷二白”来形容当时的经济文化状况,所谓“白”,就是指文化、科技水平低,“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毛泽东清醒地意识到,长期停滞不前的中国近代文化与文明古国、地理大国和人口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

毛泽东曾提出,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中国将会“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这是一个乐观的预言,更是一个豪迈的宣言。显然,在毛泽东看来,重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不能仅靠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还必须发展具有现代品格的新文化。只有实现中国文化的转型和发展,才能凸显中国文化的现代魅力,为中国人树立文化自信提供更为直接的现实基础。

第一,要促进中国传统文化向科学的、民主的和大众的社会主义现代文化转型。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高度发达的古代文化,它在文学、艺术、伦理道德、史学、医学、历法等许多方面都取得了极高的成就。然而,如果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古典文化相比照,仍可发现其存在的缺陷。毛泽东从青年时就开始不断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深刻的批判性思考。在他看来,首先,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弊病是缺乏科学精神,“中国人没有科学脑筋,不知分析与概括的关系……大帽子戴上头了,他的心便好过了”。他认为,这种笼统、含混,注重务虚而不注重务实的做学问的方法,使中国传统学术“累数千年而无进也”。其次,中国传统文化中虽有某些体现民主精神的精华,但本质上是一种专制文化。中国老百姓“迷信强权”,“心里没有民主的影子,不晓得民主究竟是甚么”。再次,中国传统文化基本上是一种精英文化,例如在乡村,文化权利极不平等,“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因此,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一方面应继承优秀文化遗产,另一方面则应革除传统文化中的各种积弊,使其转换为新的文化形态,以与现代社会相适应。

既然中国传统文化存在上述弊病,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就必须朝着科学的、民主的和大众的方向迈进。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提出,中国的新文化应当是“科学的”,它反对一切封建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和客观真理;新文化也应当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在建设社会主义初期,毛泽东又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基本方针,反对在文化工作上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强调文化上的是非问题应通过自由讨论去解决。这实际上是“民主的”方向在文化工作中的重要体现。

第二,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相结合。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中国实现民族独立和走上现代化道路,所借助的有效思想武器既不是西方的自由主义,也不是儒家思想,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能指导中国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振兴,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也包括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对此,毛泽东有着异常清醒的认识。他不仅郑重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而且严肃地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一切文化遗产都应当加以总结和继承,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

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不仅可以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化土壤上生根、发芽和茁壮成长,也有利于中国文化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和转型。“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不仅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向科学的、民主的、大众的新文化转型,也为中国文化补充了新的精神内涵。例如,中国传统文化可以说是一种“崇古文化”,“以过去取向为第一序的价值优先”。在这种“崇古文化”的影响下,文化变迁常常采取“托古改制”的模式,表现为一种“向后看”的文化精神,而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点的强调和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弘扬,则为中国文化补充了一种“向前看”的精神,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四、创造有独特民族风格的现代文化

马克思曾经预言,随着世界市场的开辟和各民族之间交往的深入,“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实际上,这里的“世界文学”并不是指世界上只存在一种单一模式的文学,而是指“仍保持着各民族原有风格特色的、但同时又代表了世界最先进的审美潮流和发展方向的世界文学”。一个民族的文化能够体现世界最先进的潮流和方向,显然是其建构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础,但是如果它失去了自己的民族特色,则将迷失自我,最终失去它在世界文化舞台上的位置。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点,20世纪60年代时,他曾指出:“我们中国的文工团到外国去演戏,演我们民族的戏剧、歌舞,大受别国人民的欢迎:如果我们全学外国的戏剧等在外国演出,人家是不欢迎的。”他认为,重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一方面必须促进中国文化的发展和转型,另一方面则应在推进文化现代化的同时,“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

毛泽东没有对这种“独特的民族风格”作太多的解释,但他明确肯定鲁迅就是这种风格的典型代表:“鲁迅的小说,既不同于外国的,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它是中国现代的。”毛泽东对鲁迅及其作品有过多次评论,他认为,鲁迅“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用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他“匿得中国”:“我看鲁迅先生便是研究过大众语言的”;鲁迅不轻视中国的东西,他喜欢地方戏。可见,毛泽东所说的“独特的民族风格”,从内容上说主要指文化作品所体现的民族立场、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从形式上说则主要指文化作品的语言、体裁、手法等所体现的民族特点,即民族形式。这与他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创造“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是一致的。

要形成这种“独特的民族风格”,首先,应促进中外文化“有机地结合”。中国古代和西方的优秀文化,两边都要学好,“要使两个半瓶醋变成两个一瓶醋”。至于如何实现中外文化的有机结合,毛泽东用了两个比喻:一个是“消化”。学习外国文化“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另一个是“交配”。即使这种“交配”导致“不中不西”“非驴非马”的东西出现也不要紧。事实上,外国文化来到中国都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搞久了就成了中国的了”。其次,“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毛泽东指出,我们要学习外国的文化,但不等于简单套用外国的东西,不等于中国人写的东西变成洋腔洋调。“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从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所说的“越搞越中国化”,并不是一种固守中国文化传统的做法,而是在融合中外文化的基础上对民族文化活力的重新激发,和对“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的具有现代特征的民族风格的探求。

五、对当今增强文化自信的启示

在毛泽东的推动下,中国文化在实现转型和发展的道路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日益结合,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灵魂;当代文化无论在科学性、民主性还是大众性的品格上,都让久陷沉沦的中国文化焕然一新。同时,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文化遗产保护、中外文化交流工作。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编的各种民间文学丛书、单行本就有60多种。享誉世界的藏族民间史诗《格萨尔王传》的搜集整理工作取得重要进展,搜集到的藏文手抄本译成汉文达74种,计2500万字。马克思、恩格斯、莎士比亚、雨果、歌德的作品被大量翻译成中文。值得一提的是,近代以来中外文化交流基本上是单向的“引进来”,这一时期出现了“引进来”和“走出去”共存的局面,领袖著作、古典文学哲学著作也被大量翻译成外文,走出国门。正是在取得这些成绩的基础上,不仅中华民族恢复了文化上的独立自主地位,而且普通群众成为文化的主人。也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当法国的萨特和波伏娃一同访问中国时,他们深深感受到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些脸庞上,你看不到奴性”,虽然不能苛求中国人“在一夜之间创造出一种新的文明”,但是“毋庸置疑,人民的文化水平已经有了显著的提高”。

当然,十年“文化大革命”所暴露出来的一些极端主义思维,是我们在重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道路上必须时时警惕的。然而,在当下学术和媒体表达中,常常有人由否定“文化大革命”扩大到否定整个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文化建设与发展。例如有一种说法是:毛泽东时代对中国传统文化破坏得多、传承得少,导致“传统文化的断裂”和“中国意识的危机”。进而有人提出推行“尊孔读经”、恢复“中国固有道德”等主张,这种主张的指导思想的实质是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完全对立的文化复古主义。马克思主义与文化复古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对文化遗产是批判地继承.还是全盘继承。文化复古主义迷恋过去,不可能解决现实的文化发展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的文化方针,除了强调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外,还积极推进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我们在汉字简化、戏曲改革、中西医结合,及国画、武术的传承和革新方面取得的显著成绩,不仅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也大大增强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还有一种典型言论是,毛泽东对“资本主义文化一般采取虚无蔑视的态度”,追求闭关锁国的乌托邦。实际上,对于西方近代以来的优秀文化,毛泽东始终是持欣赏、称赞和积极吸收的态度的。即使在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的艰难环境下,毛泽东也没有放弃向外国学习。哪怕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样板戏”中仍然不乏芭蕾舞、交响乐,毛泽东本人还两次作出批示,明确支持在美术教学中使用裸体模特。当然,毛泽东确实多次严厉地批判过帝国主义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在当时从确立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主体性和独立性来看,无疑是必要的。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坚持毛泽东所确立的正确文化方针,另一方面纠正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错误做法,摆正了中国文化发展的航向。然而,我们也深知,中国文化发展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尚未完全树立起来。为此,毛泽东对重建民族文化自信的思考,仍然可以为我们提供重要启示。

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重建民族文化自信最为深厚的文化土壤和根基。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不但当代文艺、道德、教育、学术建设从优秀传统文化中获得源源不断的滋养,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无法割断与她之间的精神血脉。费正清观察到,“共产党的自我批评在某种程度上使人回想起儒家修身自省的学说”,而原本儒家对父亲和皇帝的效忠则被毛泽东思想“转移到党和人民身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形象的重要途径,也为构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供了宝贵的精神源泉。正如习近平指出的:“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要求清理民族文化遗产,更要求总结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尤其是其独特的价值体系。唯如此,才能在人民群众中凝聚价值共识,汇集精神力量,增强其对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自信。

其次,促进马克思主义等优秀外来文化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和发展是重建民族文化自信的根本动力。在毛泽东看来,对中国这一历史悠久的国家而言,固然需要恢复其作为文明古国的自信,但更重要的则在于推进文化现代化,进而确立其作为现代文明国家和文化强国的自信。这一思想是十分珍贵的。环顾当今世界的文化强国,莫不拥有成熟和繁荣的现代文化。例如,美国不仅建立了实力雄厚的现代学术体系,还拥有全世界56%的广播和有线电视收入、85%的收费电视收入、55%的电影票房收入。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文化事业、产业迅速发展,但与美国等文化强国相比,则还有很大的欠缺。学术领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并没有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学派;文艺领域,国产影视剧所占国际市场份额还相当有限;社会生活领域,一些干部的官本位思想、一些群众的封建迷信思想都还十分严重。毛泽东提出的科学的、民主的和大众的文化仍然是中国文化转型和发展的方向。

再次,推进各族人民的文化认同和中华文化的国际化是重建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条件。毛泽东的文化观启示我们:重建民族文化自信,不仅需要让全国各族人民认同中华文化,也需要积极推进中华文化的国际化。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少数民族在思想文化、文学艺术、建筑、服饰等方面为中华文化的宝库增添了许多珍宝。只有让各族人民认识到中华民族是一个文化共同体,才能增强其对自身民族和中华民族的双重文化自信,也才能消除民族矛盾和民族分裂主义的文化根源。同时,还要积极推进中华文化的国际化。近代以来,我国在文化交流上长期处于“逆差”地位。近年来,我们党提出要“扩大对外文化交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表明党对掌握文化交流中的主动权有了深刻的自觉。积极推动中国优秀文化包括当代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可以增进外国人对中华文化的了解,不仅有利于改变他们对中国的刻板印象,也有利于加强国内外文化的深入交流。

最后,建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是重建民族文化自信的关键。毛泽东所说的中国的文化“是有道理的,问题是讲不大出来,因为没有多研究”,反映出他对中国文化话语权缺失的忧虑。在他这里,“以我为主”的意识不仅体现在对外国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性继承和借鉴上,也体现在对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话语体系的建构上。今天摆在我们面前且愈益明显的事实是,中国不仅是一个具有五千多年深厚文化积淀、为人类文明作出重要贡献的国度,而且是成功地创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正在积极推动世界的发展和进步的国家。因此,我们不仅要理直气壮地讲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道理,也应当理直气壮地讲出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道理。因为只有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切实掌握对中国文化的话语权,才能最终重建民族文化的自信。

原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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