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明“化石”的中华文明之所以没有沦亡之忧，一个根本性原因就在于它拥有独特的表义功能的文字符号系统，无论何时何地，它都能把一切变化以确定性的“意义”呈现出来。统一的文字符号体系能够深入中华大地上任何族群内部，并且成为瓦解族群文明的有力武器，因此，底层文字符号体系的统一，正是中华文明不会走向分裂的根本原因之一。

    人是有意识的高等动物，人的目的性活动创造了一个“有意义的世界”。然而，世界存在的“意义”不是其本身所能呈现出来的，因此，人类对于世界的认识必须借助于人类意识所创造的符号介入世界本身。人类正是通过符号体系的建立来识别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如果没有符号，世界上的一切只能是具体的某个物质、一类物质与一堆物质而已，连同人本身也是物质的。

    符号的核心功能在于它能以“中介”的方式表达世界存在的意义——世界存在的意义通过多样化的体系性符号被揭示出来。

    符号是人类创造文明的“积木”，然而，单个“积木”并不能代表什么，只有将一定量的“积木”组合起来形成系统性的符号体系才具有表意功能。也就是说，不同“积木”的组合形成特定系统的基本元素，进而形成体系性的符号。这就如同语言、文字一样，少数几个语音、文字所表达的内容是有限的，但系统性的语音、文字符号就能将大千世界的“意义”一一呈现出来。

    符号的生命力不仅在于其具有介入“意义”的功能，而且具有联结“意义”的功能。呈现与表达“意义”只是符号的初级功能，将不同的“意义”联结起来，形成体系性的“意义”世界，进而构成特定的逻辑系统是符号的高级功能。

    符号体系是不同的元素集合，不同符号的集合亦即不同“意义”在特定系统内的联结。

    首先是符号与符号之间的“意义”联结。对于物化的符号来说，它必须以物质的特定存在方式作为符号，并在这些符号之间体现出特定的联系，从而呈现出符号对象物在“意义”之间的联结功能。比如“锅碗瓢勺”作为饮食器具的符号在“意义”之间的联结，在人们正常饮食的过程中，“锅碗瓢勺”缺一不可。“锅碗瓢勺”形成了饮食器具符号的体系化，饮食器具在使用过程所具有的“意义”通过“锅碗瓢勺”的特定符号一一呈现出来。

    其次是符号体系与符号体系之间的“意义”联结。人类在改善生存条件的过程中，创造了不同的符号体系，这些符号体系之间往往呈现出跨体系间的“意义”联结。相近的符号体系可以组合形成超级符号系统，从而构成特定的逻辑体系。比如，语言符号系统与文字符号系统，它们之间不仅是一一对应的符号体系，而且它们还对应着一个共同的“意义”的世界。比如“树”这个符号，它不仅在语音符号系统中有着特定的语音符号，在文字符号系统中有着特定的文字符号，而且还在“意义”的世界上对应着共同的“树”的概念。在“意义”的世界，一切关于“树”的符号实现了逻辑上的统一。

    人类借助符号的表义功能，不断进入新的“意义”领域，从而建立规模更加庞大的逻辑系统。这就如同民间的“顺杆爬”游戏一样，借助一杆，可以爬到另一个更高的杆子上。由于不同符号之间的“意义”是相连的，人类借助“意义”的台阶，步步登高。因此，符号的“意义”联结是构建逻辑的基础，符号体系的“意义”联结是构建逻辑体系的基础。

    人类经由符号体系的“意义”联结进入文明世界。从理想主义的角度来看，文明世界每一存在物都有一个表达其“意义”的符号，如果将所有表达“意义”的符号联结起来，整个宇宙的各类关系都可以通过符号体系的逻辑表达出来，符号化“意义”上的宇宙及其逻辑体系就会呈现出来。

    然而，事实上人类很难做到这一点。为了识别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人类尝试着创造了大量的符号化“积木”，但它们之间并不能按照最“经济”的方式把“意义”的世界联结起来，其中，大量的“积木”或者被不正确地使用，或者被浪费。
如果在相同的“意义”上使用了不同的符号体系，那么，就会出现因底层符号的差异而导致整个文明之间的差异。比如，使用不同语言、文字符号的族群，由于语言、文字不能沟通，就易于产生不同的文明模式。西方的多元族群文明的形成，与他们在底层符号体系上所发生的差异有着极大的关系。

    如果在相同的符号体系上对应着相同的“意义”世界，那么，就会很容易形成相同或相似的逻辑体系。比如中国的语言、文字系统使用相同的符号系统，它们又共同对应着相同的“意义”世界，这对于统一的中华文明的形成无疑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由于底层符号体系相同，符号对应的“意义”相同，中华文明很容易在符号体系上实现“累进”式积累，进而形成趋同的符号化逻辑体系与秩序体系，最终朝着构建统一的宇宙观迈进。

    由于构建文明“积木”的差异性，导致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在文明的起点上就开始发生巨大的差异。如果将文字这一作为符号的主体所体现的不同功能作一对比，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符号是人类建立文明的外化中介。从语言到文字，人类一步一个脚印创造出了复杂的符号系统。作为人类所创造的符号体系的主体，语言和文字对于文明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影响力。

    在世界上最为古老的文字中，只有汉字是一脉相承的，不仅如此，四大古老文明中也只有中华文明保持着文明的连续性，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

    这一问题其实从属于一个更大的问题：语言、文字符号体系与人类文明的关系是什么？

    人类创造文字符号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间经历了无数创新与变革的过程。创造文字的困难之处在于文字具有复杂的功能，它必须与人类业已存在数以千年计的语言相统一，具有表音功能；文字必须以表义为目的，从而使人们通过对于文字的解读达到沟通信息的目的。表音与表义是文字的主要功能，但从表音与表义的功能关系来说，音与义并非一一对应关系，只有将固定的“义”确定下来，音与义才能达到真正的统一。因此，表音是手段，表义才是最终的目的。此外，文字还需要简洁的表达与简便的使用。因此，创始阶段的文字符号总是试图通过描摹物象来达到表音、表义的目的。在此基础上，由象形、表音、表义形成简洁实用的符号体系。在某种程度上说，文字的合理性，正在于它应该具有易学、易读、易用、易记的“经济性”。如果不能实现文字符号的“经济性”功能，任何文字都将面临淘汰的命运。可以想象，没有哪个民族一开始就能创造出今日之成熟的文字。远古时期的人类并不具备这种复杂的创新能力。

    在创造文字过程中，有的民族在文字符号创新过程中不断采取“革命”式变革，每个阶段的文字特点都与前一阶段明显不同，文字符号变化的阶段性特征十分明显；而有的民族对于文字符号则采取了相对保守的“改良”式变革，文字变化路径比较清晰，虽然也存在着创新的阶段性特征，但在本质上并没有发生“脱胎换骨”式的“革命”性变化。

    在世界最为古老的文字中，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命运极具代表性，如果将古埃及象形文字与中国汉字变化的不同路径作一对比，就会清楚地看出文字对于文明发展方向的重大影响。

    如果不是拿破仑在1798年远征埃及的战争中很偶然地发现了一块用象形文字（圣书体）、俗体字和希腊文3种文字刻成的“罗塞塔石碑”，人们对于埃及象形文字的破译将会是一件更为困难的事。古埃及文字的成功破译，为古汉字与古埃及文字这两种化石文字的对比提供了可能。古埃及文字同中国汉字一样，都是象形文字，但古埃及文字更偏重于图画文字。为了创造书写符号，古埃及人在自己生活的世界里寻找灵感。他们把动物、植物、自然力量、日常用品、建筑加以变形，将它们变成文字。据考证，公元前2000年左右，古埃及一共有大约700个象形符号，它们可以被分成25类。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是一种图片式文字，人们把古埃及语从口头语转化成书面语的第一步就是采用格式化的文字图片来表现事物或想法，就像速记时用的缩略符号一样。例如“嘴”这个词，用两片分开的嘴唇来表示，而用一条波浪线表示的是“水”这个词。文字外形显得感性而又直观，带着图画风格的美感。与当今成熟文字相比，古埃及象形更像是文字中的初级产品，它直接来源于物象的符号。

    而中国汉字则更偏重于组成文字笔划的线条变化。线条中更多地显示出类型化的象形，而非具体物象的图像。与古埃及象形文字相比，这虽然只是一种细微的变化，其实却具有本质上的区别，由线条笔划产生出来的文字来源于物象，却高于物象本身。线条笔划更富于变化，比图画文字更能自由地展现文字变化的多样性。线条笔划使中国汉字出于形又能游离于形之外，摆脱了物象的束缚。

    文字既要有表示声音的功能，又要有表示意义的功能，两者如何才能统一呢？中国人在创造文字过程中，非常聪明地分别创造了具有表音和表义功能的偏旁部首，然后将它们组合起来，形成形与声的组合体，从而体现出某个特定的“意义”符号。

    形、声、义的结合对于任何一种文字都是极为困难的。中国的汉字虽然没有演变为纯标音的文字，但由于形声造字法的发明和表声字的迅速增多，很快就在后来的汉字中占了绝对的优势（现今使用的汉字中，形声字占85%以上），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汉字的标声功能，也说明中国的汉字同样是在遵循共同的声化规律而发展、演变的。汉字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形声字起着很大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说，形声字造字法最为科学地实现了形、声、义的统一。

    形声字通常是由两个字（或偏旁部首）复合而成，其中的一个字（或偏旁部首）表示事物的类别，如“金、木、水、火、土”、“鸟、兽、虫、鱼”等等，而另一个字（或偏旁部首）表示事物的读音，如“株”、“蛛”。形声字是在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的基础上形成的，意符一般由象形字或指事字充当，声符可以由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充当。如从日的形声字：晴、昭、晞、昕等含有明亮之意；晚、昧、暗、晦等则含有昏暗之意。

    对照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繁琐，中国文字的笔划是极为简洁精练的。虽然经历了数次“瘦身运动”，中国文字始终能体现出原型的不变。从今天大大简化了的文字中仍然能看出中国古人当初造字的原意，这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相反，由于文字形体的繁琐，古埃及文字走出了一条从象形文字到表音文字的发展历程。古埃及文字的声符是一种被“画出来的声音”。虽然对于普通的名词和部分动词来说，这种用图画来表示声音的办法很不错，但是要表达诸如“运气”、“健康”、“生活”之类的概念，或者“想”或“做”一类的动作时，这种办法确实会遇到很大的麻烦。解决的办法就是采用一些固定的标记符号而不是用物体的图像来表示声音，这样，这些“难”词就能从语音上被拼写出来。这些古埃及的“表音符号”（或音标）组成了一种字母表，尽管它的符号比现代埃及的字母表多很多。音标是从已经存在的标音符号中得出来的，被选中的标音符号失去了它们特有的象形意义，但是获得了一种新的表音的功能。象形字母表中共有24个符号表示单辅音，每个符号都来自表示一个词的标音符号，这个符号在古埃及语中就包含有这个辅音。比如说，表示“嘴”的符号，代表“r”这个音，而表示“水”的符号代表“n”这个音。古埃及的字母表还包括大约100个表音符号来表示复辅音，例如“pr”和“mn”之类，还有50多个来表示三辅音的序列，比如“nfr”或“blt”之类。

    由于字形的繁琐，古埃及文字经历了从象形文字（圣书体）、僧侣体、俗体的变化。僧侣体文字从一开始就是表音文字，每一个符号表示的都是一个声音，而不是一个词或一个想法。从“异常僧侣体文字”中发展出来的俗体文字是更简单、更潦草的书体，大约在二十六王朝时期（公元前664—公元前525年），它取代了僧侣体的地位，而宗教文件和葬礼文件还是使用“文学”风格的字体。俗体文字并不仅仅是一种书写的新方法，它还标志着埃及语言发展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新时期。这是一种新方言，有着自己的语法特点。公元4世纪时，埃及人放弃了他们以象形文字为基础的书写系统，6个俗体符号被加入大写的希腊字母表，这就形成了科普特字母表。

    真正的音标文字是由腓尼基人完成的，他们于公元前13世纪将原有文字发展成由23个辅音音符组成的字母系统。这一字母系统后经希腊人增补元音字母而进一步完备。希腊字母又经过一些改进后，由罗马人向西传播，由拜占庭人向东传播。

    文字创始时期的先进性使中国人不再追求对于文字符号创新方面的“革命”，而是选择“改良”的方式即可适应不同时期人们的需要。从甲骨文发展到今天的汉字，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文字的发展经过了金文、大篆、小篆、隶书、草书、楷书、行书等几个阶段。这几种字体的通行时间有时并非截然有前后明显的划分，而是并行或交叉的。小篆又逐渐被更方便更简化的隶书所代替。据说隶书最初是由下层“低贱”的人们使用的，当时“隶”指“徒隶”，本来隶书这种简便的字是写给他们看的。后来在民间用得多了，盛行起来，连统治阶级也不得不用这种字体书写了，到汉朝时就成为全国范围的正式书写体。现在流传下来的汉碑，就是由这种隶书写成的。今日的汉字已完全能够适应计算机信息输入的种种变化，足以说明汉字的灵动的一面。

    当然，任何一种文字都不可能是完美的，我们不能忽视汉字本身存在的局限性。由于汉字主要体现了象形文字的表义功能，它在表音功能方面无法与西方文字相比。由于声音取决于人类器官的功能，表达声音的不同种类是有限的，能发出声音的符号是有限的。数十种符号就能表达出人类发音器官所能发出的全部声音，例如英语中48个音标就能把几乎所有的语音拼写出来。今天人们使用的汉语拼音也证明了所有的汉字均能被拼音化。与拼音文字不同的是，汉字的发音更丰富、更富于变化。

    此外，汉字一字多义甚至易出歧义也有着明显的局限性。学习中国文字，进而翻译中国人写的著作对于非汉语文化圈的人来说简直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中国所使用的是一种与拼音文字截然不同的象形文字。这种文字作为最古老的现行语言的记载工具而被历代沿用不绝。使用这种文字的人数之多以及历史之久，曾得到人们的高度赞赏。但是，正是这种难懂的汉字，成了人们了解中国时的一道几乎无法逾越的鸿沟。（《中国科学技术史》[英]李约瑟，科学出版社，1975年1月版， 5页）李约瑟在有关中国古代著作翻译之难的注释中这样写道：“真正伟大的汉学家都很清楚，对于著作的主题必须具有实际的与专业的学识。在夏德的自传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段：‘翻译一章古罗马史学家李维（Livius）的著作，一般只要懂得语法，借助于字典，便无困难了。可是，翻译一篇中国古文则不然，往往远非把字句搬译过来的问题。就欧洲学者来说，他应先掌握背景知识，即不仅仅是单纯的照抄照译，而且还应查考。只有弄清原话的来龙去脉，译文方能不失真意。因此，当文中涉及技术问题时，即使很有造诣的语言学家也要博览群书才能胜任愉快。’”（《中国科学技术史》[英]李约瑟，科学出版社，1975年1月版，12页）

    表音文字的长处在于它能通过字母的不同组合发出不同的声音来代表特定的意义，然而，拼音文字的字母组合，与中国文字中偏旁部首的组合代表的意义有着明显的区别。字母文字组成的每个词都不一样。比如英语中“Food”一词，它的发音方式被使用之后，其它词就不能使用这个词的发音方式，否则就会造成发音上的混乱。而汉字中却有大量的同音字，但中国汉字却不会因为同音字出现逻辑上的混乱。这是因为拼音文字必须通过字母组合成词汇，词汇与词汇之间的再组合往往有着表义上的局限性。相反，汉字的单个字表示的字义非常明确，它可以多种方式与其他单个字进行组合形成不同的词汇，从而实现字、词、句的语意联结。拼音文字体现的是音义结合，由于字音的有限性，它必须通过字音扩展符号系统，它所使用的“积木”是“音”。由于“音”的有限性，所以，需要表达新出的词就必须由更多的字母来造出。中国文字的字形笔划是无限可变的，可谓造字无止境，它体现的是音、形、义的结合，汉字中的偏旁部首相当于拼音字母的组合，它可以通过字形的变化去扩展语义符号系统，其使用的“积木”是“形”。因此，只要把相同或相近的字组合起来，就成了一个新词。如计算机，它显然是一个新词，但它没有出现任何一个新造的字就可以准确地表达它的功能，如果更为精确的话，只要再加“电子”作为前缀即可，同样没有新造一个字。而在英文中，必须新造一个词“computer”。新词是新的，而旧的不常用的词汇就会面临淘汰的命运。

    汉字的造字法体现出符号逻辑化的一个走向。由于过度介入意义与逻辑化的世界，它必须做到“全覆盖”——每字对应一音、一义，亦可多音、多义。语音、文字、意义一一对应，千年不变。反观古埃及人的文字变化，由于象形文字不再具有表达“意义”的功能，它就失去了以形定义的功能。符号失去了表意功能，也就意味着符号体系与“意义”的世界无法联结起来。不同民族使用不同的语音系统，于是产生出不同的表义语言文字。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被剥夺了“意义”的象形文字也就失去了它的灵魂与生命。

    从以上对比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文字在历史传承中所占有的巨大优势。对记载中国文明的汉语，李约瑟是这样说的：“虽然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方言和口语，可是全中国人民却用古老的文言文作为统一的‘普通话’。正如高本汉（KarLgren）所说：‘一千年以来，文言文一直是一种矫揉造作的东西，而且尽管有那么多格调的变化，这些年代以来它基本上是一样的。一个中国人一旦掌握了它，他所读的一首诗，无论是在基督时代，或者公元一千年以后，或者是昨天写的，从语言学观点上看，对他都是一样的。不管是什么时代写的，他都能理解并欣赏它。可是在别的国家里，书写文字随着口语而演变，在很少几个世纪中可形成一种实际上全新的文字，今天一个普通的英国人很少能看懂三、四百年前的本国文献。最早期的文献只有经过专门的语言学研究后才能了解。他们对本国古代文化的无比热爱和理解，大都是由于他们文字的这种特殊的性质之故。’ 的确，这种古老的文字，尽管字义很暧昧，却有一种精炼、简洁和玉琢般的特质，给人的印象是朴素和优雅，简炼而有力，超过人类创造出来的表达思想感情的任何其他工具。”（《中国科学技术史》[英]李约瑟，科学出版社，1975年1月版，88-89页）

    我之所以一再引用李约瑟的文字，是因为他作为一个“中国通”的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科技史过程中对汉字的透彻理解，这是其他西方学者做不到的。现在，汉字又有了汉语拼音这样一项很好的发明，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汉字表音功能的不足。汉语拼音自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的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它最初也许就像中国人学外文时，用汉语的字音标注外文一样。《汉语拼音方案（草案）》于1957年11月1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60次会议通过， 这一“草案”于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获得批准。1958年秋季开始，《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小学生必修的课程进入全国小学的课堂。《汉语拼音方案》也许算得上中西文明在最底层的符号体系的结合，这不愧为一项优秀的文明成果的结晶

    作为文明“化石”的中华文明之所以没有沦亡之忧，一个根本性原因就在于它拥有独特的表义功能的文字符号系统，无论何时何地，它都能把一切变化以确定性的“意义”呈现出来。统一的文字符号体系能够深入中华大地上任何族群内部，并且成为瓦解族群文明的有力武器，因此，底层文字符号体系的统一，正是中华文明不会走向分裂的根本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中国科学技术史》[英]李约瑟，科学出版社，1975年1月版
《古埃及》[英]海伦·斯特拉德威克，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2008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