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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迎胜:丝绸之路的缘起与中国视角 
作者:[刘迎胜] 来源:[民族史微信公众号2016-10-02] 2016-11-27

内容提要:文明的发展与进步的重要动力之一是对外交往。丝绸之路的产生缘起于人类对遥远文明的向往。中国以外古代文明中心中的三个,即尼罗河中下游、两河流域与印度河古文明之间,因地理距离较近,一直往来不断。但中国文明所在东亚大陆,东临大海,西为荒漠,北接草原,西南为青藏高原,实际上处于相对较为封闭的地位,与其他文明中心的交往,无论循海路还是陆路,所需花费的人力、物力资源均极为巨大。由此论述对外交往对古代中国的必要性、发展远距离对外交通的可能性、历史上的中国在世界的地位,总结古代中国人民化不利为有利,对丝绸之路发展作出的贡献。在此基础上,延伸切入15世纪欧洲崛起中内含的中国因素和明清中国在应对世界大变时的教训,以历史比较的眼光讨论了当代新丝绸之路计划的发展前景。

关 键 词:丝绸之路    游牧文明    文明中心    大航海   郑和 


一、丝绸之路的名称由来

习近平主席2013年在哈萨克斯坦参加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时,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讲演提到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设想,随即“丝绸之路”这个词迅速被各国媒体反复提及。其实这个词过去是一个基本上在学术界内使用的术语。

“丝绸之路”这个词来源于19世纪的德国历史地理学家裴迪南·冯·李希特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他用德语die Seiden Straβe/die Seiden Strasse“丝绸之路”这个词来指古代从中国经由中亚前往西方的商道。后来它为世界各国学者所接受,遂有了英语的the Silk Roads,法语La route de la sole,俄语丝绸之路шелковый путь这些词。

这个词从书斋逐渐走向大众,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当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丝绸之路考察”十年规划与活动。20世纪80年代,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长的马约尔(Federico Major,西班牙人),鉴于当时世界行将进入21世纪,为了使新世纪中不同文化与历史传统的国家与民族能够和平相处,提出了两个计划,一个是哥伦布发现美洲500周年国际纪念活动(主要是欧美国家参与),另一个是丝绸之路国际考察活动。

 对于后者,教科文组织计划的想法是,通过重温古代各民族间的友好交往历史,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各国人民和各种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为此,该组织计划自1987年至1997年,以十年时间实施丝绸之路多条路线的综合考察。这项计划的全称为“丝绸之路:对话之路综合考察”。

当初在制定这项规划时,对究竟如何称呼这项计划,教科文组织的专家组内有过热烈的讨论。一些非洲、西亚和次大陆的专家提出,古代非洲与中近东向以中国为主要代表的东亚各民族输出大量香料,如乳香、安息香;而胡椒等则是印度与东南亚向中国出口的大宗产品。故而他们建议将此项计划命名为“香料之路”(Spice Routes)考察。东南亚、次大陆地区没有如同中国一样的悠久史学传统,近代以来其历史是以考古学成果为主干构建的。同时在这些地区,反映民族之间交流的主要考古发现物之一是陶瓷器。因此,也有一些专家建议,将这项计划称为“陶瓷之路”(Porcelain Routes)考察。

但是更多的学者认为,古代东方与西方各民族之间,除了商品与物质交流外,还包括政治交往,特别是文化交流。佛教、祆教、聂思脱里教(Zoroastrianism)、犹太教(Judaism)、摩尼教(Manichaeanism)以及伊斯兰教等宗教的传播,中国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武器的西传,就是文化交流的体现。如果把这项多国参与的活动命名为“香料之路”(Spice Routes)或“陶瓷之路”(Porcelain Routes),反而降低了这个计划的重要性,限制了其自身的意义。

而蚕丝纤细绵长,恰恰代表了古代东西方之间,因交通条件不发达而只有涓涓细流式的交往。此外,丝织品高贵轻柔,深受各国人民喜爱,用它来命名这项计划,能够涵盖古代东、西方之间物质、文化交流的丰富内容。最终中国等国专家提出的“丝绸之路”的名称,为专家组成员采纳,成为参与这项多国活动各国政府与文化机构所共同使用的术语。③

那么,是否古代国与国、地区与地区、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往都在“丝绸之路”的概念覆盖之内呢?古代中国与自己的周边地区,哪些交往被列入“丝绸之路”,哪些通常不被学者们视为属于“丝绸之路”的范围呢。

笔者注意到,无论是中外学术出版物,还是媒体,“丝绸之路”主要指古代东方与西方之间远距离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那么,今天中国的一部分新疆,又为什么被公认是与“丝绸之路”关系最密切的地区呢?应该说,东西方距离遥远,但距离并非唯一的因素。除了距离之外,文化的异质性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也就是说,丝绸之路应当指的是古代异质文化之间的往来。因此,多数学者是将东亚范围内古代一直模仿中国文化的朝鲜、日本、琉球、越南排除在“丝绸之路”以外的。

二、丝绸之路的产生

(一)东亚大陆相对封闭的人文地理条件

欲了解中国在古代世界历史中的地位,就要先了解中国以外的其他文明中心。

上古时代旧世界最重要的人类早期文明起源地,不是广为散布的,而集中于旧大陆(即欧亚非大陆)几个地方。公元前1万年至公元前8千纪,人类文明最初的曙光已初现于中近东地中海东岸的黎凡特、阿纳托里亚高原以及两河流域,如巴勒斯坦约旦河谷的杰里科(Jericho)、土耳其的加泰土丘(üyük)与卡尤奴()(按:应读为加依尤奴)、今叙利亚的穆勒拜(Murebat)。但对后来人类文明影响最大的,除中国以外还有在旧大陆(即亚、欧、非三大陆)的西部和中部,大约北纬30度线的几个地区,如尼罗河下游的古埃及、伊拉克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以及今巴基斯坦的古印度河中游发展起来的古文明。人类文明在这些地区首先发展起来不是偶然的。有学者研究过上述三个文明起源中心发展起来的基础。宋豫秦等写道:“弗·卡特和和汤姆·戴尔认为,‘蓝色尼罗河夹带的淤泥与主要来自白色尼罗河流经的丛林和沼泽地的腐殖质,每年都要给埃及留下一层薄薄的沉积层’;‘这一层层薄薄的新土层就是埃及漫长而富有生命力的文明之秘密所在。’在这一点上,弗·卡特和和汤姆·戴尔同意希罗多德‘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的说法。这一说法被称为‘大河论’。”也就是说,尼罗河流域定期泛滥一消退的洪水所形成的肥沃的冲积平原,是上古埃及人农业文明起源的主要条件。对于两河流域,作者引述弗·卡特和和汤姆·戴尔的意见,即美索不达米亚“主要资源则是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河水及其流域的富饶的土壤”,“由它们构成的自然财富使得美索不达米亚成为人类文明的摇篮”。至于印度河,作者认为:“公元前8000多年到公元前2000年这段时间内,印度河流域气候湿润”,“正是由于湿润的气候、丰沛的降水和充足的河流滋润着肥沃的印度河平原,古老的印度河文明才得以在这里诞生。”

换而言之,上述文明起源中心均位于大河之滨的冲积平原,这些地区水源充沛、土地肥沃,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衣食之源,对刚脱离石器时代、进入原始农耕社会不久的古人类来说,是较易谋生之地,使人类在生产力水平还十分低下的时代,能够凭借简陋的劳动工具获得较多的产出。

但上述作者所理解的文明,主要指定居民所创造的农业文明,并不包括游牧文明。且就上述地区的农业文明而言,其所忽视的因素还有,这些地区由于气候多炎热、干旱少雨,相对于多雨地区和高纬度地区,尚处于刚跨入文明时代的人类,在这里建造的房屋不但具较持久性,且因抵御严寒的要求不高,建造时所消耗的资源更少;又因无严冬,人们不需为越冬消耗额外的资源。总之,这些地区均为原始农业时代投入与产出比率较高的地区。

在东亚,中国的原始农业和城市的起源地,虽然也处于大江大河流域,即今长江、黄河、辽河流域,但与上述几个文明中心有相当的区别,主要是分布纬度较高,大致位于北纬30°-35°线之间的地域,也非炎热、干旱、少雨地区;且多位于生态过渡带。因此有相当的独特点。

文明的发展,除了其内在自生动力以外,相互间的交流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在约旦河谷的杰里科(即《圣经》中的耶利哥)遗址发现过产自遥远地域的黑耀石、绿松石与玛瑙贝。土耳其的加泰土丘的新石器考古遗址发现有“各种产地相距遥远的原材料的聚集,说明这里曾是交换中心”。从目前的情况看,西亚是人类农业文明的最早发祥地之一,而位于北非尼罗河下游的古埃及文明与西亚、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两者间地理位置相距较近,埃及的西奈半岛与苏伊士地峡是两者交往的天然陆桥,考古成果证明,古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自古便有一定的联系。

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化与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陆上交通虽然不甚方便,但水路连接却较便利,古人可循海道往来于波斯湾与印度河口之间,考古发现证明了古印度河文明与西亚古文明之间至少保持着间或性的往来。

而作为东亚古文明的源起地中国黄河、长江流域,内生条件较好,除大江大河之外,南北之间没有难以逾越的自然屏障,有利于文明的生长与发展。如果将这一地区置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观察,从大尺度地理看,东亚地区远离其他文明起源中心,即使与相对距离较近一点的印度,两者陆上虽然相连,但却被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脉所分割,而海路,由于中南半岛与马来亚一直向南伸入海中,所以从中国东部前往印度的海路不但非常曲折,也相当遥远。

因此,古代从中国前往世界其他文明中心是非常不便的,需要经过漫长的海路或陆路,较上述其他几个文明之间的交流而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消耗更多的资源。这就意味着,东亚文明从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看,相对于其他三处文明中心而言,处于较为封闭的位置。我们知道,地中海是一片地理位置非常特殊的海,被欧亚非三大陆所包围。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环地中海地区之间的海上交往非常密切。打开地图看一下就可以发现,中国所在的东亚大陆虽然面向着西太平洋,但是中国海岸并非直接联系着西太平洋的浩瀚大海,换而言之,东亚大陆所面对的并不是一望无际的大洋,而是西太平洋的几个边缘海:鄂霍茨克海、日本海、黄海、东海与南海,而这些边缘海以东,则是一连串岛屿,即今所谓“第一岛链”,它们大致与东亚大陆的海岸线相向平行排列。若从北向南数分别为:千岛群岛、日本列岛,即北海道、九州、四国和本州这四个岛,下面是琉球,即冲绳,再下面是台湾、吕宋列岛,即菲律宾和巴拉望群岛。

今天虽然有西方学者将地处东亚大陆与朝鲜、日本、琉球、中国台湾与菲律宾、婆罗洲(即西太平洋岛弧)之间的黄海、东海与南海称为“亚洲的地中海”,但上述岛屿的面积与人口与东亚大陆相差悬殊,其宜农区域与资源均十分有限,不足以支撑其独立发展成像中国一样有世界影响的文明起源中心。

东亚大陆并非单一的地理文化单元。其北部,从大兴安岭到阿尔泰山,从降水条件讲,远离东亚季风带;从纬度、海拔上讲属高寒区;从地理景观上看,是草原、山岭、戈壁和森林地带;从居民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上讲,主要是游牧、狩猎和半游牧区。流动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使游牧文化区难以如农耕社会那样,发展出复杂程度较高的技术。

亚洲大陆的中、西部,从河西走廊直至西亚,基本上是沙漠—绿洲区。以高山融雪形成的内陆河,在其中下游沙漠中形成沼泽,经人类开垦而成为绿洲。当地的居民虽然也主要从事灌溉农业与手工业以及商业,但其规模和文化资源却远少于东亚的农耕区。

因此,长期以来,作为农业时代东亚大陆中心区的长江、黄河流域,与周边地区之间的交往,较地中海周边和其他地区而言,主要特点是多方面的非对称性。

我们可作如下对比:

(二)丝绸之路产生原因的中国视角

既然从古代中国前往遥远的西方是这样的不便,那么“丝绸之路”又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

1.人类的好奇心与逐利心——对遥远文明与更好生活的向往

人类皆有追求新知的好奇心。“丝绸之路”起源于文明的差异性。远古的人类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下,发展出不同文明,形成不同的思想与文化,创造不同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生产不同的产品。古代东西方之间虽然交往困难,但毕竟通过种种直接与间接的渠道相互知晓,进而互相吸引。

外来文化带动了异域产品输入,如香料的输入及其在中国使用的普及化。中国的产品,如陶瓷、丝绸等,被海外市场所发现。

(1)对外交往对于古代中国的必要性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人口稠密的国家,这一点很早就被来华的外国人注意到。东晋译经师印度人迦留陀迦(kalodaka,此曰“时水”)译《佛说十二经》谓:“阎浮提州中有四天子。东有晋天子,人民炽盛。南有天竺国天子,土地多名象。西有大秦国天子,土地饶金银璧玉。西北有月支天子,土地多好马。”在农业生产技术没有取得突破的古代,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人口的增长与耕地有限的矛盾开始显现,出现了以海为生的人群,如:船民、贸易商、渔民,甚至海盗等。而在十六国—隋与唐末—宋的中国历史上两个南北分割的时期,地处南方的王朝由于疆土面积有限,海外贸易与市舶抽分成为政府增加岁入的重要手段,因而也是海上对外交往的重要发展期。

我国青藏高原以北的西部地区的经济形态,主要是高山雪水灌溉的绿洲农业。与东部中国的中心区相比,这里的绿洲面积小,人口少,经济规模也小,同一个绿洲之内通常无法自给自足。因此通过对外交换,弥补本地生产的不足,是绿洲经济的重要特点之一。而大漠南北的草原地区由于土地高寒,对抗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弱,而且因为生活与生产的流动性,没有条件发展复杂程度较高的手工业,因而与邻近的农耕区之间长期存在畜产品与农产品、手工业制品之间的交换。

(2)发展远距离对外交通的可能性

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长期在北方,因而最早的东西交通是沿陆路发展起来的。我国西北边疆地区的居民,为发展丝绸之路作出过重要贡献。

我国北方邻近蒙古草原。草原牧民因移牧而过着游动的生活,因而他们活动范围与信息传布的距离远大于与之相邻的汉地农耕区。他们所驯化的马匹,使人类得以利用畜力,日行数百里。同时,从蒙古草原到东欧之间,没有难以逾越的地理障碍,因此总体来讲,蒙古草原的游牧民族拥有更多的遥远文明的消息,有着更便利的交往的能力与条件。(14)

我国西部是沙漠绿洲区域,这里的古代居民驯化了适于在荒漠中行走的骆驼。前已提及,绿洲居民因为当地经济规模有限,自古有着经商的传统。而星罗棋布的绿洲则成为长途旅行的天然中继站,为远客提供了歇息、补充饮食、就地贸易交换以及获取更远地域知识的条件。

古代中国人民克服海洋障碍,发展远洋交通努力的几个要点是要增进海舶的适航性、提高海运的经济性、改进导航技术与利用自然动力。

适航性的提高表现为安全性、可操控性与乘员生存条件的改善。与安全性直接关联的是船舶的大小。汉以后,中国发展起建造大型海船的能力。据《一切经音义》中说,常见的一种称为当时的“大船”,长达20丈,可载六七百人。许多阿拉伯旅行家曾经描述过唐代航行在印度洋水域中的海舶。因为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的冲击,波斯湾中浅滩很多,中国海舶体积大,吃水深,航行不便,因此阿拉伯旅行家苏莱曼说,波斯湾中诸港之间的航线多由当地小型船舶担任,它们把各地的土产运抵尸罗夫港(Siraf),再转驳中国船运往东方。印度西南部的故临是各国海船加注淡水的地方,对中国船每次要收费1000迪尔汗,而其他诸国船仅收10-20迪尔汗。这种收费上的差别除了对不同地区船征收不同税率的因素以外,显然是因为中国船特别大的缘故。据宋人吴自牧《梦粱录》记载,宋时“海商之舰”,“大者载重达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载重五千料相当于三百吨位。当时中型的海舶载重达一千料至二千料,可载二三百人。当时应用得最普遍的是“可载二千斛粟”的中型海船,称为“客舟”,“长十余丈,深三丈,阔二丈五尺”。而长阔高皆三倍于“客舟”的海船,叫“神舟”,望之“巍如山岳,浮动波上”。

舵是从尾浆演变而来的。中国是最早在船舶上使用舵的国家之一。大型船只的舵极为巨大,不但建造需要很高的技术,而且在船只上必须通过专门的绞关机械才能操控。舵的使用使船只在海况复杂的情况下,能航行自如。

为增强海船抵抗横向冲击的能力,古代中国造船师开始为船只建造甲板,并继而在船只肋骨间增加隔仓板。船舶内部空间的仓室结构中的水密仓,不但增加船只在遇险时的生存能力,也伴随着船只的大型化,改善了乘员在长途旅行中的生存条件。船舶的承载能力不但取决于其大小,也取决于其利用率。中国海船的仓室化,为小额贸易商贾提供了从事海外贸易的条件,他们可以租用船上一两个仓室,随自己的货物一同来往中外,因而大大提高了船舶的运载力与经济性。

各国传统的导航术均为地文导航与天文导航。地文导航即依据既往所记录航线沿途地理信息,随时予以对照,纠正航向;天文导航就是按日月星辰的位置指示航行。除了上述两者之外,中国独有的是磁罗盘导航术。晋代葛洪的《抱朴子·外篇》提到:“夫群迷乎云梦者,必须指南以知道;并乎沧海者,必仰辰极以得返。”就是说,航行时,与观测北极星并用的,是使用指南针。1044年泉州曾公亮在所撰之《武经总要》中还记载了一种指南鱼,是用薄铁片剪成鱼形,将其磁化后成为指南鱼,浮置水面即可指示南北。朱彧在言及1098-1102年其父在广州所见航海活动时,介绍“舟师识地理”,夜以观星,昼以观日,阴晦天则观指南针。1124年徐兢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也说,天气晴朗的夜间凭星斗航行,晦冥则全靠“指南针”。这一发明使得船舶在海天一色的茫茫大洋之中,有了全时段、全天象条件下的导航能力。

最早的船舶是靠划桨与撑篙航行的,即依靠人力推动。但远洋航行靠人力是不现实的,只能另寻动力。帆就是人类为利用风力航行而发明的。中国人很早就注意到亚洲大陆与海域受季风的强烈影响,每年春夏盛行东南风,而秋冬之际则西北风横行,诸葛亮“草船借箭”的故事就是季风知识的体现。具体在海上航行,每年初冬是东南沿海地区海船利用西北风出洋下番的季节,而来年春暖花开则是商贾舟师扬帆回归之时。在蒸汽机、柴油机等人工动力发明之前,季风是人类远航的主要动力。

2005年4月25日,为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国务院批准确立每年的7月11日为中国“航海日”。而我们应当这样理解,永乐五年7月11日为郑和受诏下番的日子,而他扬帆出海只能是当年冬季。

2.化不利为有利:历史上的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既然从中国所在的东亚大陆前往西方的陆、海两途的路程是这样遥远不便,古代中外各国人民为什么要克服千难万险而往来呢?换而言之,丝绸之路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呢?

黄河流域的上古居民,在干旱少雨的自然环境下,发展起以粟为代表的旱作农业;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人民,则利用当地的野生稻资源,发展出稻作文化。这里虽然纬度较尼罗河、两河流域与印度河中下流域更高,但四季分明,地处西北太平洋季风带,降水充沛,是宜农的自然环境,使上古居民能够在使用简陋工具的条件下获得稳定的收获,因此其土地承载人口的能力,不但远高于与之相邻的北部荒漠草原地区,同时也因为其面积比尼罗河下游、两河流域与印度河中下游的总和还要大,人口繁衍的速率远高于上述其他三个古代文明起源中心(28),很早就形成了规模巨大的人口—经济复合体。

这个以农耕业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巨大的人口—经济复合体是古代中国文明的基础,也是整个东亚经济与文化的中心。在东亚历史、文化发展的长河中,数千年以来长期起着火车头的作用。

 在农业经济时代,这里除了优越的宜农条件之外,其余异于其他地区之处有:

(1)高度的社会组织能力。中国很早就形成疆域辽阔、统治机器完整、制度与法律健全、社会运行有序、有着各种文化设施的国家。

(2)手工业的高度发达,有能力向国内、周邻和海外提供大量以陶瓷与丝绸为代表的高质量的商品。中国瓷器很长时期内一直受到海外各国上层社会的喜爱。在当代世界中国古瓷器海外最大收藏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普宫( Sarai)的藏品中,可以发现有一件“青花缠枝牡丹纹葫芦瓶”,“形制高大隽美”,瓶嘴镶有银套,“与瓶浑然一体”。其所镶银质瓶口与盖,并非简单的装饰物,而是在瓶口损坏之后,为掩饰缺陷继续使用而修补上去的。可见即使贵为奥斯曼帝国的王室,也不舍得将损坏的中国瓷器弃而舍之。在上层贵族的引领之下,整个西亚社会出现了追捧中国瓷器的风气,于是原先已经趋于消失的“伊斯兰青花陶”,在一种模仿中国青花瓷情景之下应运而生。这种陶器表面看与青花瓷有几分相似,但其胎质不是高岭土,而是黏土,烧成的温度低,但与青花瓷一样为釉下彩,施用钴料,器呈白地蓝花效果,满足了当地社会需求。这是古代中国生活水平高,引领世界消费时尚潮流的体现。直到18世纪德国造出梅森瓷器,西方人才了解了瓷器生产的秘密。

(3)古代中国不但经济发达,而且经济体制优越。当时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存在着经济发展程度的代差,中国是最早进入以贱金属铜铁、继而以纸币为普遍价值尺度的国家。这种经济水平的代差,不但表现为中国主要以手工业品为输出物,而周边国家则大量向中国运销各种初级产品,而且体现为宋元以来,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货币需求量大增:外商入华采购的商品中,往往包括大量中国货币,而用于交换的是向中国输出大量商品货物与贵金属。这种制成品与初级产品及贵金属与贱金属、纸币的交换,是自然形成的,与当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有几分相似。

(4)中国自古人口众多,因而生存竞争激烈,谋生不易,这不但养成了中国人民勤于劳作的美德,增加了经济的活跃度,也促使东南沿海地区的人民很早就出洋下番,移民海外。海外中国移民社会成为联系中外的天然桥梁。

古代中国人口与经济的体量及社会的富裕,造就了旺盛的内需,成为海外商品极为重要的吸纳地,为各国提供了巨大的市场。

三、大航海时代

(一)古代中国海洋事业的教训

历来国内对郑和下西洋的概括有四个要点:即船员多达2.8千人;船队拥有2百余艘舰船,其中包括巨型宝船多艘;曾远洋航行7次,远达波斯湾、红海与东非;控制西太平洋、北印度洋长达28年。但我们同时不应忽视的是,郑和远航既是古代海洋事业的顶峰,也是谢幕演出。它不但没有继续下去,而且仅仅70余年之后,随着葡萄牙人来到东方,西欧的大航海开始了,开启了欧洲殖民者控制世界的时代。因此,为什么郑和下西洋既代表了古代中国海洋事业的成就,也成为由盛入衰的转折点,是每位学者都应当思考的问题。笔者的考察是:

 第一,由于中国的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长期在亚洲大陆居于首位,没有竞争对手,因此形成了以文明开化自居,视其他各国均为蛮夷的唯我独尊思想。长期未关注到文艺复兴以后,欧洲产生新社会发展动力、社会制度的变革,以致后来产生的工业革命。葡萄牙人在澳门定居数百年,可以说为中国了解欧洲提供了窗口,但长期未加利用,可以说是跟不上时代的步伐。

明人在与葡萄牙人的交往之初,就发现了葡萄牙人掌握了先进的火炮技术。明人把这种西洋火炮称为“佛郎机铳”。明正德十四年(1519),已经有明人林见素用锡模铸造“佛郎机铳”,并抄火药方以平宸濠之乱的记载。明正德十五年(1520),御史何鳌向朝廷报告:“佛郎机最凶狡,兵械较诸番独精。前岁驾大舶突入广东会城,炮声殷地。”明代中期,即15~16世纪时,荷兰人取代葡萄牙人占据马六甲,并侵占爪哇,后又染指台湾。明人称荷兰人为“红毛”,对其国家称“和兰”,知道“红毛”的炮远超葡萄牙,“红毛”的船坚固而先进,称“或谓和兰长技惟舟与铳耳。舟长三十丈,横广五、六丈,板厚二尺余,鳞次相衔,树五桅。舶上以铁为网,外漆打马油,光莹可鉴”。但明人并不了解,当时作为欧洲小国的荷兰,其造船业已居世界首位,远在中国之上。仅在首都阿姆斯特丹就有上百家造船厂,全国可以同时开工建造几百艘船,不但其造船技术世界领先,且船价比英国低1/3到1/2。欧洲许多国家都到荷兰订购船只。当时荷兰的商船吨位占欧洲总吨位的3/4,总共有1.5万艘商船,几乎垄断了全球海上贸易。挪威的木材、丹麦的鱼类、波兰的粮食、俄国的毛皮、东南亚的香料、印度的棉纺织品、中国的丝绸和瓷器等等,大都由荷兰商船转运,经荷兰商人转手销售。当时的阿姆斯特丹是国际贸易的中心,港内经常有2000多艘商船停泊。最鼎盛时期,荷兰的海军舰只几乎超过了英法两国海军的1倍。它们在世界各大洋游弋,保护本国商船,进行海外殖民掠夺。

荷兰人不仅会造远洋五桅帆船,而且还在船上安装火炮。明人张燮称:其“舟设三层,傍凿小窗,各置铳其中。每铳张机临放,推由窗门以出,放毕自退,不假人力。桅之下置大铳,长二丈余,中虚如四尺轮,云发此可洞裂石城,震数十里。敌近我时,烈此自沉,不能为虏也”。这种两舷安装多门火炮,甲板上安置主炮的船为北欧地区16世纪常见的兵船。另外“舵后铜盘,大径数尺,译言照海镜,识此可海上不迷”,这种“照海镜”应当就是罗盘。

明东南水师初与荷兰人交锋时,不了解敌情,以平常火器遥攻之,荷兰人则以舰炮回应,只见硝烟一缕,明军伤亡惨重。天启二年(1622)明兵部曾经议论过荷兰人的海军,说其船前后左右俱置巨炮,“一发十里,当之无不立碎”。明人把荷兰炮称为“红夷炮”。

明末,郑成功出动数百艘船,2万余兵力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是为民族英雄的壮举。但当时盘踞其地的荷兰人为数并不多,只是其爪哇殖民地军队的一支分队而已。可见中西之间在东亚海域的实力已经相差很大。

第二,缺乏海权意识——对大航海时代以来西方势力进入东方,控制海上交通要点,占领马六甲,建立荷属东印度和吕宋殖民地,以及对西方力量获取美洲与澳洲,彻底颠覆过去旧有的国际秩序毫无认识,听之任之。

第三,对国家海洋事业的认识停留在国家力量的层面。郑和七下西洋在经济上主要是依赖消耗国家巨额财力,目的在于宣示国威,因而是不可持续的。而西方殖民者在东方的活动是以私人力量为主导,如英国的东印度公司、荷属东印度公司等,而国家则着力于保护这些私营公司所获取的海外利益。而我国明代因倭寇猖獗,长期实行海禁,未意识到民间的海洋活动是国家影响的延伸,视华人赴海外谋生为自弃王化,对遭受西班牙屠杀的华人不采取保护措施,对海外华人政权听其自生自灭,致使千百年来中国在海外积累形成的海外利益,在西方殖民者东来之后损失大半。

(二)大航海背后的中国因素

大航海彻底改变了人类历史,也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以致现代有些学者把大航海时代视为全球化的开端。不少世界史书籍这样介绍:大航海的前提是欧洲人自古希腊时代起就知道地球是圆形的。由于15世纪以后,奥斯曼帝国控制了中近东,欧洲航海家不得已求其次,认为向西航行也应能航达中国和印度,于是开启了发现美洲之旅。

从研究丝绸之路的角度,如果我们提问:既然欧洲人早就知道地球是圆的,却要等到14世纪才开始为探求新航线开始大航海?这个问题应当怎样回答呢?

(1)大航海的原动力是马可波罗带到欧洲的中国故事。马可波罗回到威尼斯后,经口述整理而成《马可波罗游记》,此书向欧洲人介绍了元大都,即北京的富丽;告诉欧洲人中国使用纸币;燃料不用柴,而使用一种黑色的石头;到中国东南的地区的港口泉州来贸易的船只数量达西方基督教国家的百倍之多。他的书被译成多种文字,很快在欧洲广为流行,深入人心,使得到东方去寻求财富成为商界的共识。

(2)磁罗盘的西传。宋元时代,中国发明的磁罗盘导航术传到欧洲,使得船只的海上定位能力有了飞跃的提升,使得航海家不再畏惧在遥远的未知海域探险航行。

(3)火炮装备于海船——海上武力的革命性变化。火炮在中国何时装置于船舶,史料中虽无明文记载,但在日本人所绘“元寇袭来图”中,有一幅描绘元军与日本作战的图画,其中绘出元军发射的火器正在爆炸,这是元军征日水师装备火器的证据。元军水师的主力是在征服南宋过程中归降的宋军水师,因此可以推测南宋水师船上已经设有火器。

在冷兵器时代,小股船队远航异域时,如果与当地人对垒,多处下风。自从欧洲人向中国学习了在船上装置火炮,船员掌握了操持火器的技能之后,船只的自卫与威慑力大增。对于欧洲航海家而言,即使驾驶单船只帆,面对人数虽然众多,但只拥有冷兵器的对手时,也占有明显的优势。这才使得欧洲冒险家敢于在遥远的陌生大陆登岸。

因此,在大航海所开启的人类历史的转折中,也含有中国人的贡献。

而我们言及古代中国人民通过丝绸之路,中外交往对世界作出贡献的同时,我们也应当了解,丝绸之路历史不是中国一家演出的独角戏,而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事业。

今天我国人民所食用的农产品中,并非中国原产,而是在不同历史时代引入的物种很多,如小麦、菠菜、黄瓜、胡萝卜、洋葱、葡萄、苜蓿、西红柿、西葫芦、辣椒、土豆、番薯、玉米、巴达木(大杏仁)、阿月浑子(开心果)、胡椒等。多数人没有注意到,被视为中国民歌的代表作“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唱的是许多人爱饮的茉莉花茶的茉莉花,其并非中国原产,而是自海外引种的植物。古代我国人民普遍以丝麻为纺织的主要原料,棉花引入之后,对解决人民衣被之需、美化生活起了极大的作用。

我国当代被纳入各地保护的古建筑中,许多是佛教寺院。其实佛教本身就是外来宗教,历经两千年的发展,已经本土化,被多数中国人视为自己的文化。自魏晋以后,中国诗学发展迅速,各类韵书层出不穷,究其原因是由于随佛教入华传来的印度语音学知识,启发了中国文人认识汉语,改进表述汉字读音的方式,发明了反切注音法。

故而丝绸之路沿线各国人民都是这一历史的创造者,中国人民也是丝绸之路的受益者。

四、丝绸之路的未来——当代的新丝绸之路

从2001年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以来,中国和中亚国家的经贸及社会文化关系取得了长足进展。1992年中亚国家独立时,中国和中亚5国的双边贸易额只有4.6亿美元,2001年增长到55亿美元,不久前已经达到459.4亿美元。目前,中国是中亚5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中亚油气资源最大的购买国。

在上海合作组织推动下,中国和中亚国家已经建立了定期的反恐联合军事演习、国防部长磋商和会晤、国家安全事务高层官员对话制度。在此之上还有上合组织年度的首脑会晤机制。上合组织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建立的边境信任措施起步,演变为连接中国与中亚国家的次区域合作框架。2015年上合组织在俄罗斯乌法举行峰会,再次扩员。上次是将乌兹别克斯坦吸纳为成员国,没有引起太大注意,因为基本框架还是中国与前苏联国家之间的一个国际组织。这次扩员将印度与巴基斯坦吸纳进来,成为世界上一个没有西方国家参与、覆盖欧亚两大洲地域的国际组织。

中国的兴起在世界历史上的意义,超过19世纪末美国的兴起,堪比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工业革命。其原因在于,到19世纪末西方国家的总人口不过2~3亿,西方工业国的出现,造成少数人口居于全人类产业链与食物链的顶端,全世界的资源与财富多为他们所用,极大地扩大了全球的贫富差别。日本以及后来亚洲“四小龙”的出现,也没有影响这种世界格局,因为它们的体量太小。而中国的兴起,是相当于现存西方社会两倍以上人口的崛起,它意味着原先为西方少数人享用的全球资源要被新来者瓜分,原先已经存在的财富流动渠道和流向要改变。

中国虽然地大物博,但其实其人均资源的占有量并不高,并不能满足全体人民达到工业化国家生活水平的需要;其人口固然众多,但国内市场也已经容不下其巨大的生产力。可以预计,中国像目前这样发展下去,对海外原材料与初级产品的需求将越来越大;其工业生产对海外市场的依赖也越来越大。

反观中国的周边,除了日本之外,北方的俄罗斯与蒙古地广人稀,资源极为丰富。中国以西的中亚以至西亚与东南亚,人口众多。这些地方均远离世界工业与科技与文化的中心(即欧美),短期内不具备独立发展成世界新的经济、文化与科学中心的条件。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走的基本上是一条追赶之路,即以西方世界已经达到的成果为模板,依样复制。即使在科学技术暂时与西方还有很大差距的条件下,通过改进基础设施,如高速公路、桥梁、港口、铁路、能源设施,与中国由于成本提高和环境恶化,无法再生存下去的一些加工业形成接力赛式的“交棒”,即产业转移,也能在较短时间内,改变国家的面貌,使其发展水平较迅速达到中等发达的程度。这将是新丝绸之路建设上,中国对世界的贡献。

上述这些仍然欠发达的国家,如果面向中国,采用中国模式,与中国合作,其所能达到的远景可以预见。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近一二十年中形成的过剩的产能,也有了出路。中国转移出一些旧的下游产能,在国内形成新的上游产能。周边国家原材料与初级产品的优势、广阔市场与中国的经济活力结合起来,有可能形成共同繁荣的远景。

在近三十年来的发展中,我国主要依靠的一是投资带动,二是加工贸易,结果形成了极大的具有中等技术含量的产能。其出路不但关系我国的既往投资能否利益最大化,也关系社会的就业与民生。笔者相信,在新丝绸之路设计的背景中,还应当隐含通过中国企业走向海外,创造全球新需求,使中国能在新时代得到更大发展的考虑。

世界上所有民族的生存与发展都需要空间。大航海以来,世界已经被西方国家瓜分完毕。中国作为一个人口与经济大国,如同世界上其他大国一样,不但产生了新的国家利益,而且已经产生了世界利益,未来还会有越来越大的世界利益。例如,中国这个传统的东亚大国,在数千年发展过程中,不但丢掉了曾经拥有的日本海出海口(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西,今俄罗斯远东地区),而且从来没有提出过印度洋出海口问题,而今天如何获得这些出海口已经是中国新的国家利益与世界利益所在。

但在这个已经被世界既有的大国控制的世界,要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已不可能走殖民者侵略与扩张的老路,只能走和平发展之路。构建新丝绸之路,绕过既有势力范围,达到双赢是可行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今天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第一,过去东亚的国际秩序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上其他国家对中国非但没有戒心,而且曾经以结交中国为荣。今天世界上多数国家看准美国是第一强国,中国是后来者。主导这个世界的是西方,不是中国。第二,历史上中国周边民族有些还没有形成国家,对中国是“仰视”。而当代他们在经历殖民统治,独立之后有了自己的国家,也是国际社会“平等”的一员,有自己的国家利益,与中国平起平坐;不但“平视”中国,也以从西方殖民者那里继承来的游戏规则来对付中国、要求中国。第三,历史上中国与周边国家发展水平之间存在明显的代差,今天就算经过30年发展,中国只不过是经济总量大一点,从人均水平衡量,才刚进入中等发达程度。第四,大航海时代之前,中国在亚洲的地位,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都是不可替代的,而今天可替代者非常多。如果把“丝绸之路”计划看成一个“俱乐部”,当代这种俱乐部很多,如东盟、欧盟、TTP等,因此有些国家可以不交结中国。换而言之,当代中国对他们的吸引力要远小于古代。第五,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是自然形成的,也是由当代学者总结出来,与今天作为国家计划刻意推进是明显不同的。

总之,如果撇开政治因素,单讲经济,世界是非常现实的。新丝绸之路计划如果能成功实施,符合中国国家利益。对其他参与者的好处是什么,有多大;参与国家能够从中得到什么,得到多少,要付出什么,付出与收获之比如何,每个参与者都会算账。

如果将政治因素考虑在内,事情就要复杂得多。多数大国对自己势力范围内的国家都有所考虑。俄罗斯致力于“欧亚联盟”,目的是保持自己在前苏联空间的影响力,印度把南亚视为自己的后院,不会轻易让中国插足其间。就是小国也要在地区大国之间玩平衡术。当代多数国家的国民对自己财富的流失,环境的污染有很高的警觉,即使是中国认为对他们有利的事,他们也有自己的逻辑,更不必说容忍与允许中国的国家利益在他们国家中合法存在。

但无论如何,在笔者看来,这是中国一百多年来,根据自己目前的国力与未来可能的国力,在现行国际关系的框架之下,提出的世界战略。也许它的眉目还不很清晰,当然也不可能清晰,可以预计,在推行过程中会遇到各种想到与想不到的困难,也会有不断的调整与变化,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它是顺应时代的,是一种在现有国际关系体系与框架之下,设法让中国这个正在成长中的大国,有一个容身之地和发展空间的尝试。

只要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被打断,中国追求自己新的世界定位,谋求自己合法利益的行为就会一直进行下去。未来即使推出新计划、新战略,其实质也不会改变。其他参与者,如从中确实得到了益处,其推进的阻力也许就会减少。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主要是普通的百姓与民间之间交往形成的。国家应当鼓励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去,在全球范围内活动,也注意吸纳有志于在中国发展的外国人来中国,传授他们的知识,创建他们的事业。(限于篇幅,参考文献略)


(作者为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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