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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斌 曾毅:中国社会纷争的观念之维与因应之道 
作者:[杨光斌 曾毅]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2015年4月15日] 2016-07-17

  内容摘要:中国目前难以达成基本共识的社会纷争,事实上是意识形态“冷战”移师中国的产物。左右两种观念对峙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缺少一套除官方意识形态之外的内化于人的血液的、上下都能接受的观念体系,而这一观念的缺失则是因为国家未能组织起致力于“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达”的基础理论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导致中国没有思想和话语权。国家花巨资所资助的社会科学策论性研究,大多数是以西方的话语和方法为基础的,结果是变相地彰显了他人的话语权。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二战后美国振兴社会科学的做法值得中国借鉴。

  在现代政治中,文化多元、观念多元以及由此而来的声音多元实属常态。但是一国之内如果没有基本的政治共识或共同认可的立国价值,多元的文化和多元的观念就会变成对抗性意识形态,招致社会分裂,而不是正常的“多元一体”。在某种程度上,目前的中国社会就处于观念多元和意识形态对立的状态。进一步而言,这种意识形态对立是冷战时期两大阵营的世界对决移师到“开放的中国”。自由主义已经成为公众的一种普遍话语,而苏联模式的思想遗产也有一定的市场和群众基础,从而形成“左”、“右”对峙。互联网则加剧了这种观念冲突。由此,中国变成了诸多观念的“他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依旧是新文化运动式的“世界的中国”即以西方标准衡量中国,而非正常的“中国的世界”即以中国的标准衡量世界。这种颠倒性秩序的深层次原因,是自身缺乏作为观念的思想——虽然并不乏作为政策性话语的思想比如官方意识形态,结果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和中国的“文化再生产”过程基本上成了他人思想产品的代加工。危险莫过于此。与印度、俄罗斯、墨西哥等大国比较,我们做得还不错,但很多人却认为中国错了。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缺少基于自己历史文化和政治实践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达”(习近平2013年8·19讲话),结果总是在用“他者”的概念来诠释中国,中国似乎永远不符合“先生”的标准答案。

  中国思想界的“冷战”

  冷战起源于意识形态冲突,冷战主要表现为观念的战争。如果说世界政治意义上的冷战已经结束,但思想观念上的冷战却如火如荼地在中国上演着。笔者的基本判断是,目前中国的观念之争是冷战的继承者和副产品,是冷战的压缩版,即冷战从世界范围移师到一国之内。在过去几十年里,人类一些思想和实践如自由、法治、民主(程序上的)、人权、私有化、市场化,事实上已经逐渐地成为中国大众的一般性观念,有的则体现为中国的法律和制度形式。但这些用于对抗前苏联的基本思想和话语,已经变成了一些人改造中国的“圣经”,试图要中国一夜之间成为“圣经”中的神话。这是一种无视“发展的过程”而直奔终端性的“制度的模式”的理想主义——而事实上这种“模式”本身已经问题重重。与此同时,以市场化和经济多元化为取向的改革所带来的社会公正问题,又使得相当多的人企图从传统的制度遗产和思想遗产中寻求资源和支持,作为社会主义应有之义的公正和平等必然大有群众基础。这样,斯大林模式中的某些制度形式如高福利,中国传统社会主义中的某些制度形式如群众运动、均贫富,都被当做实现大众利益的宝贵财富。

  本来,无论是西方阵营中的自由、法治和民主,还是东方阵营中的公正、平等,都已经在中国几十年改革开放中得到兼容并蓄、杂糅并存,比如中共十八大政治报告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规定为“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等12个词24个字,这是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包容性的再一次证明——古今中外无所不包,一切好的东西都属于社会主义的。客观地说,价值体系的构成要素太多太完美,也就是失去了其作为意识形态的应有之义和既定属性,即意识形态的鲜明性、简洁性、穿透力和吸引力,这些属性的丧失则意味着话语权的模糊性和竞争力丧失。这且不说。在如何实现这些基本价值的背后,即在政治道路的判断和选择上,左右两派均有严重的路径依赖。往短时段说,跳不出冷战时期的基本路径;往长时段说,跳不出发达国家的既有模式,因而难以形成政治共识。这既与人们通过生存体验而形成的观念有关,也与人们通过阅读而形成的观念有关。

  过去60年的制度变迁让中国人有了两种意义上的生存体验,并由此而产生了相应的观念。首先,传统社会主义的围绕平等而展开的群众运动和均贫富式的社会福利,不能不说是对以“资本”为“主义”的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一种否定和一种创新性的社会工程,其历史遗产不应该被简单否定。其次,作为“第二次革命”的改革开放事实上是以市场化和财产所有制多元化为基本轨迹的,这样在生产巨大财富的同时又必然会有以“资本”为“主义”的副产品,即社会公正问题。这样,中国人在短短的人生中经历了两种不同的经济制度,其中大多数人是市场经济的输家,或者说经不起市场浪潮的拍打。在这种强烈反差的生存体验中,很多人或者很多人的利益代言人自然回到过去,试图从过去时的社会主义那里寻求思想资源和行动的源泉,于是乎,“文革”乃至“斯大林模式”中的思想甚至行为方式又变废为宝。人总是那么健忘,传统社会主义固然有好的思想结晶和一些合理的行为准则需要汲取,但必须充分认清其背后的政治实践中那些践踏人权和饥肠辘辘的惨痛代价!

  面对同样的制度变迁,一些人则是新环境的弄潮儿和赢家,而得益于开放的欧风美雨自然成为思想法宝。更重要的是,所谓的开放其实就是了解西方世界的思想运动,这样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对中国历史和现实并未有深刻人生体悟的芸芸众生,自然成为西方思想的“粉丝”,拿西方教科书来衡量中国,中国现实中不符合西方教科书原理的就是中国的错。殊不知,西方思想都是西方特定国家的特定历史经验的产物,是经过反复的试错和“折腾”之后才形成的最为抽象的观念和价值。比如,让人艳羡的自由、法治、私有化、市场化等关键词所构成的自由主义观念,一方面在西方繁荣和兴起中的作用不可忽视,另一方面则招致一次又一次的人类灾难。但是,在自由主义体系中,“国家”在什么位置?西方世界的真实历史是,繁荣离不开“国家”,也是“国家”一次又一次地把西方从灾难中拯救出来,这就是西方制度变迁的故事。但在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那里,“国家”却不见踪影。更有甚者,他们总是把成就归功于自由和市场,把问题归结于国家,完全置历史于不顾。

  简单地说,看上去具有普遍性甚至普世性的观念和价值,可能是建构主义的选择性产品,而且实现这些观念的历史经验或政治实践则可谓荆棘丛生、危机重重,甚至是血淋淋的。如果不认识到观念背后的历史——具体来说就是政治发展道路和历史上的制度安排,而是“主义”至上,以抽象的观念度量中国现实,中国必然既不符合“左”的标准,也不符合“右”的要求,进而形成观念的冲突。在这种气场之下,再好的、再务实的公共政策都难以得到普遍性认同,达不成政治共识。

  可以说,目前观念冲突的根源是左右两派都在用与中国看上去有些关系、但在历史意义上关系不大的理论来阐释中国。说与中国有些关系,是因为处于全球化浪潮中的“开放的中国”不可能不面对各种政治思潮;说与中国关系不大,是因为各家各派的理论都是产生于特定国家的特定历史,而不是中国历史自身的经验的理论化。这样,用历史意义上的异域理论来对照中国,中国总是错的;而事实上呢,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让西方精英艳羡不已的国家,“中国模式”已经是一个事实存在——哪怕怀着“捧杀”中国的目的而赞美中国。由此,在意识形态家那里,中国已经变成了特定观念下的“自由主义理想国”或“社会主义乌托邦”,难以达成政治共识的冲突在所难免。

  中国人看中国似乎总觉得有很多问题,甚至不是一个“正常国家”,中国的知识精英们依然在用基于既有经验的既有观念即“西方中心论”来审视中国。

  而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则是一个成功的“模式”—— 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把中国视为样板,英美知识界也不得不承认“中国模式”的有效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心理威胁。[1]另外,当美国学者黎安有检讨其以前的“威权主义”概念,而探讨威权主义政治为什么会长存时,其实是对“中国模式”的一种变相肯定。西方人在重新审视中国的同时也在检讨自己的政治制度。在一些西方人看来,包括观念和经验的“西方模式”已经问题百出,福山甚至用“政治衰败”来形容曾经优越过、先进过的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政治制度,因为宪法不能让政治势力形成合力而解决经济难题,[2]政策过程中充满了“否决玩家”的交易而牺牲国家的整体利益。

  比较而言,中国的发展道路确实是人类历史上所没有的,虽然具有现代国家成长的一般性特征比如市场经济,但独特性也是非常突出。比如,西方兴起于自由企业和垄断企业,“四小龙”得益于国家引导下的以垄断企业为组织的发展,而中国则直接以国家身份组织企业参与全球竞争。这其实很符合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所说的“后发优势”,即发展越是晚的国家,组织手段和制度因素就越重要。[3]说到底,中国的成就受惠于“国家”,而这里的“国家”其实不过是“民本”思想的一个历史连续体。但在“西方中心论”那里,“国家”充其量是“必要的恶”;以“恶国家观”来看待“民本国家”,真是南辕北辙。

  面对同样一个“中国”,中国人眼中的中国和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完全不一样。这本来很正常,因为一般人都是以自己国家的经验而观察他国,多少具有“本族中心主义”色彩,中国人的中国和西方人的中国自然不一样。但不正常的是,面对已经发展起来的中国,很多中国人却依然在用其他国家的经验和观念看待中国。这是有历史根源的。对于中国人而言,鸦片战争、尤其是甲午之战的失败让中国人彻底失去了心理自信,此后的中国史就是学习西方(所谓的启蒙)而救亡的故事,“西方中心论”彻底确立。改革开放也是因为社会主义事业遇到挫折,因而是一次新的启蒙而自救的政治思想运动,“西方中心论”自然有其历史需求。但是,必须认识到,这次学习西方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时期完全不一样,改革开放依然是中华文化的一个延续过程,其中的“民本”思想、毛泽东思想的遗产以及共产党作为国家组织者的角色都至关重要。但是,很多人把新中国前后30年对立起来,简单地把改革开放等同于“西方化”。因此,中国便变成了新文化运动式的“世界的中国”,即以世界(其实就是西方世界)的标准看中国,中国似乎总是不那么正确。在这个意义上,费正清所说的中国现代化是“冲击—回应”模式,依然大有市场。

  在很多中国人依旧秉承“西方中心论”的时候,虽然一部分西方人依然信奉“西方中心论”而否定“中国模式”的意义,但另一些西方人(包括日本人)则在反思,他们研究中国的结论为什么总出错?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西方就开始预判“威权主义中国”何时结束,他们从各种角度来强化自己的预判,如中央—地方关系、民族关系、政治与市场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等。结果呢?进入新世纪,以哥伦比亚大学黎安友(Andrew Nathan)为代表的中国研究者不得不反思自己所秉持的观念和所运用的“威权主义”范式,将“威权主义”改造为“弹性威权主义”(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m),并认为即使在高级现代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下,威权主义仍然是“一种可行的政权形式”(a viable regime form)。[4]最近,尽管他期盼着变化的“关键时刻”的到来,并认为其“弹性威权主义”已到极限,但又说中国的未来是不可预测的。[5]这是不是对其信奉的现代化理论(民主—非民主二分)和作为过渡的威权主义的信心不再?其实,当“威权主义”加上各种前缀修饰词,其他的比如soft authoritarianism, de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ism,“威权主义”概念本身就失去了应有价值。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当中国刚刚对外开放时,一些国外学者就开始批判用“西方中心论”来观察中国,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提出了“作为方法的中国”, 即以“中国”的标准审视世界,颠倒了一直以来居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即“世界的中国”,由此而变成了“中国的世界”,结果“中国是什么”就可能完全不一样。[6 ]美国历史学者柯文批判在美国史学界居主流地位的费正清的“冲击—回应”理论,提出了美国史学中的“中国中心观”。[7]

  遗憾的是,深受“西方中心论”侵染的中国思想界主流依然秉持“世界的中国”。观念具有滞后性,一旦接受就很难摆脱出来;而且观念具有虚假性,言说者总是有自己的身份意识和利益关切。就这样,“中国”变成了滞后的、甚至是虚假观念的关照对象。当中国人正在大谈特谈中国政治中的合法性危机,而西方人却在大谈“中国模式”或否定自己的思维定式时,我们不得不追问:到底是观念错了还是中国错了?这种观念与实践的巨大差异以及由此而来的冲突,说到底就是因为中国没有作为普世化观念的思想,没有基于自身历史和实践而产生的理论,使得中国今天依然是“世界的中国”或各种观念的“试验场”,进而变成了“他者”的战场。

  人是需要观念的,人也需要理论工具去认识世界和改造实践,而没有一般人所接受的理论必然使得一般民众或知识分子拿五彩缤纷的异域观念来观察中国,结果不但导致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更表现为大家都能看得到的观念之间的冲突,即没有政治共识、不能对话的左右之争。根源就是“没有思想的中国”,中国社会科学的理论非常贫困。

  他山之石:美国为什么赢了

  实现“中国的世界”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那么到底怎么办?自由主义自我救赎的故事值得回味。历史上社会主义观念的兴起和盛行是因为自由主义的危机,而拯救自由主义并使自由主义在西方彻底合法化的,则是二战以后西方理论家建构起来的描述其政治制度的极为保守的民主理论。具体而言,从19世纪中后期到二战的100年里,放任自由主义的泛滥及其给人类带来的一次又一次的灾难,使得社会主义思潮空前活跃,以至于无论是哈耶克的思想导师米瑟斯还是熊彼特这样的经济学家,都不得不承认社会主义价值的合理性以及“人类大步进入社会主义”(熊彼特语)的现实挑战。

  在这种世界大势之下,新中国等一大批新兴社会主义国家就等于民主共和国,这在当时不证自明,西方政治制度面临空前的压力和危机。于是乎,西方开始有组织的行动,学界精英开始自觉地与社会主义国家争夺话语权,并将西方现行的事实上是排斥大众政治的政治制度建构为民主制度,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熊彼特式民主”即“选举式民主”,把选举等同于民主。熊彼特这样建构民主:民主不是原来所说的人民主权或人民当家作主,人民主权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人民选举政治家来为人民做决定的过程。这样,在先后顺序上,选举是第一位的,人民当家作主是第二位的,2000年的多数人统治的人民主权理论被彻底颠覆,民主由一个一直被西方主流思想所排斥的负面概念变成一个正面词汇。

  经过精英主义者萨托利等人的系统论证,“选举式民主”已经成为西方民主制度的代名词或象征性符号。而历史的真相是,早在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就说过,选举制是贵族制的产物。在整个中世纪的欧洲,从宗教活动到世俗政治,都伴有程序精致的选举制,但是这时期的选举制被视为贵族制或君主制,而美国开国之父建构的是有选举但排斥大众的复合共和制。有意思的是,即使熊彼特建构“选举式民主”时期即上个世纪40年代,美国黑人却还没有选举权。一个主要族群还没有基本政治权利的国家,仅仅因为有了竞争性选举而被称为民主政治,这确实是话语的伟大力量。从此,选举与民主划等号,西方国家因为有了选举政治,过去长期被称为贵族制、代议制或复合共和制的国家一夜之间变成了“民主”国家。

  显然,“选举式民主”是程序民主,也的确反映了西方有选举的政治现实。但是,政治权力关系如此复杂,政治过程又是如此充满着利益之争,选举怎么可能反映一个国家的真实的权力关系和利益关系?尽管如此,“选举式民主”还是为西方政治制度做了一次最有力量的符号化加工,在政治上挽救并充实了自由主义,并成为对外推广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

  基于“选举式民主”的自由民主理论是二战后美国社会科学的最高成就,用萨托利的话说就是把“自由”与“民主”两个相互冲突的概念活生生地拧在一起,而成为最具挑战性的话语权。而这种话语权是怎么来的呢?美国社会科学的繁荣得益于三件事:国家进场、学术共同体和“范式”生产。

  第一,国家进场。美国从一个托克维尔所说的不重视文化只重视商业的国家摇身一变而成为思想文化的集散地,国家起了特殊的作用。看不到这一点,以为美国总是多元主义而非国家主义,认为社会科学就是科学的而非政治的,实在是自欺欺人。

  首先,国家给社会科学的定位:以“自由”为核心的心理战。在1947年3月12日发表的标志着冷战开启的“杜鲁门主义”,核心是“自由”,即所谓的保护“自由地区的自由人民”。据此,1950年3月,中央情报局拟定了一项被称为“冷战最高指导文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指令,决定实施以推广“自由”理念为基础的心理战,以证明西方的优越性。而诠释、传播自由理念自然是社会科学家的专长,大学教师特别是政治学系的教师承担了许多中央情报局心理战的工作。雷迅马指出:信奉“自由发展主义”的美国主流社会科学家影响乃至塑造了美国对第三世界的“发展”政策。[8]

  其次,美国政府的组织者角色与经费支持。在美国政府的扶持和规划下,以地区研究为中心的美国比较政治研究蓬勃发展。包括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军方和国务院等各政府机构与基金会、大学三方之间进行公开和秘密的合作,以促进苏联研究和地区研究。用于指称苏联的“极权主义”概念就是政府直接支持的产物。[9 ]中国人熟悉的曾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的白鲁恂(Lucian Pye)在给海军研究办公室的报告中,要求政府为社会科学家提供合作协议,研究如何“反叛乱”,并指出“社会科学研究是一块制高地,它将为国内安全力量的设计和发展作出杰出的贡献”[10]。肯尼迪政府采纳了海军研究办公室的建议。在冷战时期,几乎所有的顶级政治学家和国际关系理论家都在为国家做如何使美国更安全的研究项目。冷战时期的美国比较政治学因而也被称为大区域分科的学科。

  第二,学术共同体。即政府支持下的学术共同体的兴起。学术共同体就是已有那些怀揣使命并具有共同的思想志趣和国家利益关怀的学者构成的学术组织。历史学家卡罗尔·布莱特曼写道:“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知识界的重要人物大概是第一次确认现在的知识分子不必非要站在对立面不可了。拥护国家并不降低知识分子的品格。”[11]

  为国家服务,俨然成为冷战时期美国知识分子的天然使命。美国社会科学委员会比较政治研究分会是一个不得不提的使命型学术共同体。这是一个以库恩的“范式”理论为指南而建立、强大起来的学术组织。在库恩看来,科学并不是以浩瀚无边的客观世界作为研究对象的,而是戴着具有信念色彩的“范式”这个眼镜去探索世界的。人、“范式”和研究的对象,构成了科学的“三体运动”。“科学之所以为科学,并不在于它拥有多少可靠的知识,而在于由这种特定的‘三体运动’所构成的自觉的、能动的、有目的的研究活动。”[12]“范式”的产生,并不是因为它更科学,而是因为它更偏执、更坚定。自然科学尚且如此,何况社会科学呢?

  库恩的“范式”直接影响着美国政治学的努力方向。戴维·杜鲁门在1965年担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的就职演讲中特别推崇库恩的“范式”概念,认为范式是整合学科、达成研究共识、推动研究深化的基础。在杜鲁门看来,美国政治科学自形成伊始,便缺乏这种精确的范式。怎么办?如何改变美国政治科学当时松散、模糊的共识状况,在“研究什么、如何推进”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催生政治科学的范式呢?杜鲁门认为,应该达成学科自觉,避免在术语使用和研究程序上扩大分歧。

  杜鲁门指出:“对政治制度这一问题的认真研究必然会诉诸于概念重塑(reconceptionalization),以及制度间比较的新的话语体系。事实上,自从十几年前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批准设立比较政治学委员会(Committee on Comparative Politics)之日起,这种政治制度研究的概念重塑就列入日程了。比较政治学委员会的使命看似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不过更大的任务其实是将全世界所有的政治体系纳入同一个研究框架中,这个框架共享研究变量和属性,而不论这些政治制度的发展阶段如何。”[13 ]在这里,我们已经看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治科学界以“概念重塑”为路径试图达到的学科抱负是多么宏伟:杜鲁门这里说得明白无误,比较政治学委员会对概念和话语体系的重构,是打算将全世界(尤其是新兴国家)纳入到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中来,并且摒弃了客观分析的基础——尊重该国、该地区的发展阶段和发展背景。杜鲁门坦率地揭示了当时美国政治科学研究的第一目标:寻求统一研究框架,而非尊重客观事实。这非常明确地揭示了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偏执的性格,如果非要给其一个定位,那就是政治科学包裹中的意识形态。

  杜鲁门认为,对“科学性”的要求是当时美国政治学界的一个普遍共识,政治学者都乐于用“科学的”方式来研究政治。不过,对于科学的本性该如何看待呢?什么是科学?杜鲁门说,“(科学)并不保证每一个结论的真实性,也不保证完全摒弃偏见(例如研究人员的价值观)。科学,并不意味着一条泾渭分明的分割线,将可冠以‘常识’的知识和信念与声称是‘科学’的知识截然分开。科学也不确保只有知识能够、并且应该成为学科的一部分。”[14]杜鲁门将当时学者们对这种广义上“科学”的热衷视为政治科学形成共识的一个契机。怀着一种建立政治科学范式和学科共识的强烈使命感和责任心,杜鲁门指出:库恩的观点给人的启示是,“‘某领域如何才能滚滚向前?’这个问题比‘它是科学的吗?’更根本。库恩如是说,而我也深为赞同,这种争论在经济学家那里就比较少,并不是因为他们知道什么是科学,而是因为‘他们对于过去和现在的成就存在共识’;因此说白了,他们的共识不在于‘科学’,而在于经济学本身。”[15]

  杜鲁门的就职演说反映了他对于构建政治科学共同体、共识和新范式的雄心壮志。而这种共识和范式是优先于“科学性”的。杜鲁门最关切的是如何推动政治学科向前发展的实用效果,而并非学究气的客观真理。

  随后的1966年,阿尔蒙德成为美国政治学会主席。在他的就职演讲上,他开宗明义要沿着前辈杜鲁门的思路继续往前走。他这样说,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使命”,美国政治学应该继承启蒙时期的“使命”, 为全人类带来民主、自由、公正、法治等福祉。为此,政治学家应该更爱自己的国家,并以来自自己经验的理论范式而进行跨国的比较研究,“政治科学中的一些子领域:政党、利益集团、大众舆论和传播、官僚制研究——这些研究之前几乎全部建立在美国经验上,现在却要转化成政治体系的术语,并放在跨国比较的背景下。”[16]因此,尽管是进行全球政治体系比较,尽管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体系理论和结构功能理论,但是这些看似冷冰冰、通用的“术语”背后却有着特殊的“经验”。

  第三,“范式”和概念的再生产。学术共同体所研究的都是那些最基础的理论和能够普世化的学科范式。正是因为阿尔蒙德、杜鲁门、白鲁恂等一帮具有“范式”信仰和国家使命的知识分子的努力,美国比较政治学才建构出一套影响整个世界的一般理论,比如系统理论、结构—功能主义、团体理论、政治文化理论以及由它们所构成的自由发展主义理论。

  在概念上,战后西方社会科学的最大成就是“自由民主”论述。在西方历史上,“自由”是精英的特权,而“民主”是大众的权利。在“人类大步进入社会主义”的时代,如何将“民主”纳入“自由”,以“自由”来规制或驯化“民主”,是战后美国学术共同体的最大使命。他们成功了,建构出一套以“竞争性选举”为核心的“自由民主”。“民主”拯救了自由主义,自由民主理论本来是用来保护精英利益的,结果变成了后发展国家一些民主主义者的思想指南。而当“竞争性选举”产生了一个又一个的西方眼中的“独裁者”时,西方理论界又给这些政权贴上“选举式威权主义”或“竞争性威权主义”的标签。

  这样,借用库恩的科学活动的“三体运动”命题,“国家支持——学术共同体——文化再生产(基础理论研究和话语权建构)”就是二战后西方社会科学繁荣的“三体运动”的路线图。美国赢了苏联,用尼克松的话说“打赢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冷战对峙中,与其说西方赢在军事和经济,不如说赢在话语权和心理战。当对手按照自己的观念、理论和话语去思维时,对手事实上已经输了。在一定意义上,是国家主导下的学术共同体所生产的文化产品、而不是依靠技术和经济实力的星球大战计划战胜了对手。

  建设中国社会科学的“三体运动”

  遗憾的是,中国依然是其他理论的“试验场”。历史教训是,一个真正强大的中国必须是理论的“发源地”,即有基于自己历史、文化和实践而形成的观念与理论,而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是国家支持下的大量的基础理论研究。可喜的是,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习近平在强调意识形态的极端重要性讲话中,指出要有“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达”。但是,实现“三新”决不是容易的事。

  第一,无处不在的“国家”。国家资助的研究经费很多,但是都用在什么地方呢?对外传播、出版补贴和重大策论性课题。这些都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因为社会科学既是政治的,也是用来解决现实问题的。但是,必须意识到,我们最大的挑战不是所谓日常生活中的这个问题那个问题,而是支撑一个国家的话语权问题。没有基于自己基础理论的话语权,对外传播也好,各种出版物也罢,甚至各种策论性研究,所用的观念、理论、话语甚至研究工具都是既有的,因而这样的工作和经费投入必然事倍功半,甚至可以说是在用国家的力量推广既定的西方思想成果。再说,一个残酷的现实是,有几个具有决策权的部门主管、更别说最高决策层会研读学者的动辄几十万字的策论性研究?各部门均有自己的研究室,政策性问题他们会去面对,而且可能更符合实际,效果可能更好。再则,策论研究不是学者的强项,虽然中国历史上学者具有经世致用的传统,不忘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因而习惯于策论。但是,不得不承认,学者的策论大多数是大而无当的或理想主义的,根本生产不出决策者想要的政策建议或政策产品。毫无疑问,对于有关主管部门而言,这样的“表面化工程”的投入就是简单的花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工程和项目,因而是政绩。必须承认,在社会科学研究上,很多立竿见影的效果最终都是无效劳动。

  国家社会科学研究经费最应该投放的地方不是前述的“表面的策论工程”,而应该是具有文化再生产价值的“基础性理论工程”,即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达的研究上,学者的强项是基础理论和话语权研究。这种经费投入将是最大的政绩工程。试想,基础理论研究所形成的概念和话语,将通过媒体和教科书而变成观念和思维方式,改变人们的观念,更新人们认识世界的符号,从而最终形成与国家历史、国家制度和国家利益真正匹配的理论和观念。比如,如果用基于中国经验的理论看待中国,所谓中国的合法性命题就值得讨论了。说到合法性问题,我们不得不追问,美国政治有没有合法性问题?其实,美国精英们在私下里并不否认这一点,只是因为那些保护美国政治的概念和理论太流行太深入人心,很多知识分子已经不敢公开地谈论这个问题。

  第二,“国家”有了,怀有使命的具有共同学术志趣的“学术共同体”在哪里?我们知道,在各个行政系统之下,有很多名目繁多的研究中心,其功能要么是迎合主管部门的策论性研究,要么是政策性宣示,其组织现状和研究成果大家有目共睹。简单地说,这种依附于行政主管部门的研究基地根本不具有学术共同体意义,更谈不上学术使命。但是,它们却是忙于承接“任务”:国家需要解决重大理论问题,自然把任务交给这些研究机构。这些机构的研究成果到底有没有原创性?到底能不能回答重大理论问题?圈内人心知肚明。反正是项目费花完了,交差了,至于研究质量,没人去过问,因而也没有人需要对此负责。现在,中国社会科学的所谓的协同创新工程队正异军突起,几个大学以一个特定的研究题目而组成一个工程队。这种做法是否符合社会科学研究的内在规律性?在实践中,别说几个大学合作,就是一个大学内的不同院系都很难合作。

  社会科学研究完全不同于自然科学,自然科学需要大量的实验员和助理研究员以及大工程上的不同部门的协同,而思想观念的诞生往往就是一个人或几个志同道合的人的“人合”的产物,而不是靠群众运动或大机构所能生产出来的。简单地说,社会科学研究如果说有合作,主要是“自然人”之间的“人合”;自然科学研究的合作则是以“法人”(即机构)合作为基础的“人合”。比如,我们各行各业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基本上都是靠几个人吃饭,数目不菲的“红学家”靠曹雪芹吃饭,20年来的自由主义者靠罗尔斯吃饭,保守主义者靠施特劳斯吃饭,研究发展中国家政治的离不开亨廷顿。我们不禁要问,无论是中国的曹雪芹,还是美国的罗尔斯、施特劳斯、亨廷顿等,他们依托了什么研究基地或工程队了?他们手下有几个人?都是凭一己之力而改变世界的话语方式和思维方式。

  因此,在社会科学研究上,“国家”应该把钱花在特定的“自然人”身上,而不是机构即“法人”身上,让“自然人”去组织学术共同体,“自然人”更有责任感,研究成果自然更有原创性。除了那些大规模的社会调查项目,基础性研究、思想性研究的学术共同体的原创性成果与研究人员的规模无关;甚至可以说,当研究团队的规模达到一定临界点后(比如5~10人),规模与效益成反比。

  第三,文化再生产问题。学术共同体是文化再生产的生产者。我们认为,当今的政治性的“文化”问题主要有党与国家关系、民主的内涵、自由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以及其他一些政治社会理论的基本概念比如合法性。这些问题在基础理论上得不到澄清或重新认识,人们只能用既有的理论来认识中国。

  比如,民主理论问题。民主已经变成了意识形态之争的主要“舞台”。大家知道,民主是一个政体问题,政体必然是一种权力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官民关系。但是,目前所有的实证民主理论,无论是前述的精英民主,还是被称为激进的参与式民主,以及难度很高的协商民主,甚或我们常说的马克思的民主观,都集中在社会权利或个人权利上,即“民”这一面,这显然不符合政体意义上的民主。民主理论要得到发展并因此而改变人们的民主观念,必须在“官”即“国家”层面上下工夫,把“国家”引入民主理论。这样,中国自己的“民本”思想就能和民主理论实现无缝对接,也能回答为什么只在“民”意义上实现民主的国家却是无效治理。需要认识到,目前是更新民主理论的好时机,因为第三波民主化以后出现了大量的“民主回潮”和政治衰败,而且在国际社会科学理论上“治理”是最重要的词汇。这样,中国的民本思想、治理理论都可以有效地嵌入民主理论之中。

  再如,自由与社会主义问题。党的十八大勇敢地把“自由”拿过来作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之一。其实,“自由”不只是西方的理论,黄老思想以及此思想之下无为而治的中国都是最正宗的自由状态。相对于西方的“民主社会主义”,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否可以被建构成“自由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一种大智慧的实践表现,但是在法国也有法国特色社会主义,朝鲜也有朝鲜特色社会主义,以及古巴特色社会主义、越南特色社会主义、委内瑞拉特色社会主义……我们认为,国家+特色+社会主义,更多的是一种特定时期的政策性意义上的自我保护性论述,而不是一种可以传播的普世化的价值观。比较而言,自由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都是一种普世性的、扩张性的价值理念。

  “国家支持——学术共同体——基础理论研究”,应该是中国社会科学迫切需要建立的“三体运动”。

  一个健康社会的存续离不开三个三位一体的有机再生产:经济再生产、文化再生产和政治再生产,而经济再生产和文化再生产是政治再生产的基础,否则政权的存续只能依仗于赤裸裸的暴力机器,而这种方式的自我生产绝不会是久安之道。因此,和中国的经济结构需要转型升级一样,中国的社会科学和意识形态研究同样迫切需要转型升级。相对于经济再生产,文化再生产的转型升级更具有根本意义,因为没有思想观念支撑的强大经济体很容易被动摇甚至被掏空。目前,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有助于鼓励和刺激文化再生产,但是大把大把的钱不能再用在无意义的地方,因为没有自己的话语权,在纽约时代广场砸再多的钱仅因为中国出一件“小事”而变得毫无意义。为此,以基础理论研究、话语权研究为基点的文化再生产就变得必要而且迫切,而实现有效的文化再生产的组织路线图则是前述的“三体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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