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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和元:秦国改革启示录 
作者:[韩和元] 来源:[作者惠賜] 2016-07-14

  纵观中国改革史,从商鞅变法、王莽新政、王安石变法、张居正变法、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可以被证实为真正成功的改革大概只有秦国的改革。那么秦国的变法可以给我们哪些启示呢?他的密码是什么呢?我的观点是,它的成功得益于如下几个方面:

  一、它改革了

  专治战国史的杨宽教授曾对战国时期的改革背景做了这样一个说明,他说:“从春秋后期开始,晋、齐等国的卿大夫为了谋求在相互兼并中取得胜利,纷纷讲究经济和政治上的改革,这是个带动历史发展进步的改革潮流。春秋末年晋国六卿分别进行了田亩制度的改革,其中赵、魏、韩三家取得成效较大,于是在兼并过程中造成‘三家分晋’的局面。到战国初期三晋顺着这个潮流的趋势,进一步谋求改革,同时学术思想界出现了一个讲求改革的‘法家’学派。魏文侯重用法家李悝变法,首先取得成效,使魏最先富强。”

  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里更是认为:“魏用李克(即李悝),尽地力,为强君。自是之后,天下争于战国。”这句话的意思是,是李悝的变法才拉开了战国时代的序幕。也就是说,不是因为进入了战国,李悝才开始变法,而是因为李悝的变法,才将中国从春秋推到了战国。东汉时期的史学家班固称李悝的改革是“富国强兵”。

  韩、赵、魏三家分晋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魏国都是将其主要精力放在重整内政方面。反倒是赵国和韩国,在分晋之后就一直忙于开疆拓土,对外扩张。但随后两国都不同程度的出现了内政不稳的情况,而此时,魏国却已基本完成了内部调整,开始寻找外向的出口。

  魏国所处的周边环境很复杂,四周和秦、赵、韩、郑、齐、卫接界。这种地缘因素决定了,如果稍有不慎,魏国就很有可能遭受围攻,不要说是发展,就是存国都难,而韩赵的情况也大致相同。也正是因此,魏文侯认为,韩赵魏三晋必须联合起来,只有这样三家才能互为照应,也只有这样三家才能存国、才能图扩张、才能图霸业。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将韩、赵看得如同兄弟。

  魏文侯便与赵献侯、韩武子结盟,说我们三家披山戴河,比较封闭,三家中只有你赵国向外伸出了代地和邯郸这两个触角,但由于三家不合,你赵国还得时刻提防着身后的我们会不会动作,你赵国自然也就无力通过这两个触角继续向外扩张了啊。所以啊,我们要想开疆辟土对外发展,甚至于要想存国的话,都必须要和平相处、矛头必须一致对外。否则,我们只能被东西南北四方强国,困死在其中。

  对于魏文侯的联合发展策略,赵献侯和韩武子都表示同意,赵、魏、韩三家暂时放弃了内斗,以魏国为主导,韩赵为辅的三晋扩张争霸的格局正式形成。《资治通鉴》说的是:“魏于是始大于三晋,诸侯莫能与之争。”

  三晋结盟后第一次联合军事行动就是对秦的收复河西之地之战。这从哪里看的出来呢?第一点,秦孝公的求贤诏。孝公元年,为了奋发图强,下令征求改革的人才,在那道著名的求贤诏里曾提到:“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可知当时出兵的不仅仅只是魏国,还有韩、赵也曾助魏一起攻秦。韩赵魏三国结盟后第一仗就将老秦人给堵在洛水以西,其后又将北方的中山国给解决了。《吕氏春秋.下贤篇》在记载魏文侯功业时,还提到其“东胜齐于长城”“南胜荆于连堤”。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魏文侯在封死了秦国和攻灭了中山国之后,又将齐国也打趴下了。不仅打趴了齐国,还在连堤这个地方,将南方的楚国给狠狠的修理了一顿。

  公元前400年,三晋联军开始大举攻楚,一直打到桑丘而回。公元前391年三晋联军再次南下,这次在大梁、榆关将楚军打的打败,弄得昔日强国楚国无力招架。当然,这麻烦不是三晋找上门来的,而是楚国自找的。当时的楚国可谓问题重重,但其统治者并不预备改革,而是想通过殖民战争来掩盖问题。当时楚国的国君叫楚悼王,他上台之初,仍旧延续了其父辈的策略,就是试图以殖民战争来回避改革,但国库空虚、政治落后、人民疲敝,国无良臣、军无良将……就如同1840年的大清,仍以中央帝国的心态去对抗新兴的英国一样,这一政治路线从一开始就注定是要失败的。

  三晋霸权将楚国彻底的逐出了中原这一国际政治舞台的沉重打击,才促使楚悼王不得不谋求富国强兵之术。这也正是他与魏文侯、秦孝公这两位改革家的根本区别所在,后者与楚悼王相比,其改革更主动、更积极。但无论如何,楚悼王还是预备改革了。巧的是,正在此危殆之际,楚悼王正预改革之时,劲敌魏国帮他送来了一个人,这人就是吴起。由于魏国相国公叔痤忌惮于吴起之才,出于保全相位的需要,他将吴起排挤出了魏国。

  楚国经过了吴起变法,国力大增。《史记》的说法是“南平百越;北并陈蔡;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彊”。与此同时,吴起还向北战胜了当时的超级大国魏国。公元前383年,赵国在未经魏国同意的情况下,在今天的河南清丰西南筑了一座城邑,叫刚平,想以此为跳板,大举进攻卫国,而这个卫国是给那个魏国交过保护费的,是魏国的保护国。赵国的行为,令魏国大为不满,遂出兵击赵,大败赵军,三晋同盟就此破灭。没占到便宜,赵国不肯善罢甘休,第二年又兴兵攻卫。这一回,魏国自己动手不说,还拉上了齐国。战到最后,顺利拿下刚平,然后兵锋直指赵国前首都中牟。赵国眼看形势不妙,赶紧求援,向楚国求救。吴起认为时机已成熟,遂率军北上,伐魏救赵。这一战的意义非同小可,从此,三晋联盟正式宣告破裂,楚赵联盟建立,这也为后来秦国的远交近攻策略提供了先例。三晋联盟的破裂,对整个战国局势的影响可谓是影响巨大。正因为三晋不再共同进退,反而连年爆发内讧,这就意味着齐秦可以从容坐大,到了战国中期以后,天下就变成了西秦东齐的天下。大家或许会奇怪,三晋联盟破裂受益最大的应该是楚国啊,怎么又变成了西秦东齐的天下呢?原来,楚国的吴起变法竟在其最巅峰的时候,突然间因为楚悼王之死,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扑,吴起身死而全面崩溃。

  刚才提到,楚国北却三晋,导致三晋体制解体,三晋内讧加剧。围魏救赵发生于这一时期。赵魏两国在邯郸相持达三年之久,最后,赵国几乎到了家破国亡的程度,而魏国的国力也因此受到极大消耗,最后弄的“士民疲潞,国家空虚,天下之兵四至(《吕氏春秋·不屈》)。“邯郸之难”后没有多久,赵成侯带着太多的不甘,含恨而死。即位的是赵肃侯。这位君主有个坏毛病,特别不懂的爱惜民力。肃侯十五年,他在常山开始修建规模庞大的寿陵,为了完成这一工程,他征发了大量的民力,《吕氏春秋.义赏》就说“邯郸以寿陵困于万民”。一向被赵国所欺凌的卫国,乘赵国万民困苦之际,攻打赵国,侵占了不少赵国的领土,由此可见修造寿陵给赵国国内造成的影响之大。此后,赵国不断遭到齐、魏、秦等国的进攻。赵国不得已,只好在南部边疆筑起长城。这也就意味着赵国在中原地区开始由进攻转为防御,赵国的衰落也可见一斑了。赵肃侯二十四年,肃侯去世,秦、楚、燕、齐、魏等国各派精兵万人来参加肃侯丧礼。这些国家名义上是来会葬,实则是想趁赵国新君年幼之际,俟机图赵而已。也就是说,赵国已处于一种生死存亡的境地。赵雍就是在这样内交外困的环境下继位大统的,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赵武灵王。

  此时整个赵国的形势就如赵武灵王自己所分析的:“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而无强兵之救。”正是基于这种严峻的形势,赵武灵王意识到,不要说图强,单单想图存(亡社稷《史记.赵世家》),赵国都必须得改革了。他的改革是从

  “穿胡服”开始的,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胡服骑射”改革,这也是战国一来,最后的一场改革。胡服骑射改革,使赵国很快重新成为东方最强国。“林胡王献马”,这意味着林胡愿意归属于赵国。赵武灵王下令由代地相国赵固主政该地区,并主持林胡军队的收编事务,接着“出代,西遇楼烦王于西河而致其兵”。就是说,楼烦国归顺了,赵武灵王将其军队给收编了。接着,赵武灵王出兵灭掉中山国。将中山国翦灭后,赵武灵王将其锋芒转向了西边的强邻,当时的超级大国秦国。赵武灵王是个有着巨大雄心,但却很务实的人,他知道赵国的国力远赶不上秦国,但秦国恃兼并之志,一直东向用兵,又南侵楚国,对北方较少防范。所以赵武灵王决定突袭,准备利用其精锐骑兵军团的优势,以云中和九原两郡为基地,偷越沙漠荒原,直下秦国首都咸阳。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在《内蒙访古》一文中曾由衷赞道“英雄莫过武灵王”。然而遗憾的是,因为接班人问题没有处理好,儿子间发生内讧,这位雄才大略之主最后却被活活饿死在自己的宫中。梁启超曾带着叹息设想道:“使主父而永其年,则一统之业,其将不在秦而在赵”。

  最后,就是申不害的那个玩弄权术式的所谓改革,也令韩国“国治兵强,无侵韩者”。申不害认为做国君是天下之大利,人人都想取而代之。正是因此,君主要集权,那些权臣、重臣自然也会想着办法的揽权、篡权。因此,要想防止权臣专权、揽权,甚至进行篡权活动,要求国君善于控制臣下,及时发现臣下的毛病和阴谋。为此,君主就需要设一些耳目,及时了解、掌握臣下的情况,其实他搞的就是特务活动。申不害的这套纯粹针对君主本身的权术改革,同样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史记.韩世家》就称:“申不害相韩,修术行道,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伐”。

  我们再来看秦国。当时整个秦国的形势就如秦孝公自己在求贤诏里所说的“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脩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彊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商鞅“闻是令下,西入秦”。商鞅变法由此而展开。后面的结局大家都知道了,经过商鞅变法,秦国很快富强起来,奠定了此后秦国统一全中国的基础。汉代王充在其《论衡.书解篇》里就说:“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

  这样我们就可得出第一个结论,那就是:纵观整个战国史,我们不难发现的是,但凡只要肯改革,那么,这个国家就必然会强盛。那么,各国都开展了变法运动,为什么最后能够强盛到统一天下的却只是秦国,而不是其他国家呢?这就跟我前面提到的五点的其他四点有着莫大关系了。先来看看第二点:

  二、持续的改革

  正如辩证唯物主义所认为的, 运动是永恒的绝对的,没有永恒的静止,事物都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世界上没有永恒存在着的事物,一切事物都是运动、变化和发展的。一切事物都有其产生、发展和转化为其他事物的历史,一切事物都有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因此,一切事物都处在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中,凡是在历史上产生的都要在历史上灭亡, 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永恒地存在。整个物质世界就是永恒发展变化着的世界。换句话说,世界上唯一不变的是变化,即“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世界上唯一不变的是一切都在变”。

  所以商鞅就认为,国家的法度必须建立于顺应时势上,国家的礼制也必须基于各国具体的情况来制定。他强调,礼制和法度都要根据时势来制定,法制、命令都要顺应当时的社会事宜。可以说,他是世界上最早体认到“适者生存”、认识到一个国家要想生存发展就必须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做出积极响应并为之适应的学者和政治家。基于他的观点,对国家的强盛,我们似乎可以做出这样一个定义,那就是,能够促使国家强盛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生产力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之相应的调整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国家强大的过程不仅是资源的蓄积、扩张过程,更是人特别是统治者的思想意识的革新及带动国家社会结构调整的过程。这个革新和调整的过程就是我们所说的改革或变法。既然一切都在变,那么,这个世界也就不存在着一朝变法,这个国家就可永葆强盛的可能。其实,这一点正是秦国之所以能够统一天下的根本原因。

  吴起在楚国实施变法,前后不过十年。到公元前381年,变法的支持者和主导者楚悼王去世后,吴起所变之法,事实上被彻底废除,然后一切恢复原样。韩非子就认为楚国的削乱,就在于不用吴起,这是有道理的。至于具体原因这里就不展开了。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于赵国,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改革,始于武灵王19年即公元前307年,到其去世,事实上改革便趋于结束。整个改革过程不过12年。与楚国不同的是,赵国改革的停滞,很可能是由于统治集团的自满。毕竟赵武灵王的改革,非常之成功,成果非常明显。继任者认为,变法之后的赵国已经恢复昔日简襄盛世的荣光,完成预期目标了,他们需要做的就是坚守赵武灵王的成法即可。也正是因此,自赵武灵王去世以后,历史文献再也不曾见过赵国有过变法改革的记录。

  在这方面,与赵国颇为神似的是战国初年的超级大国魏国。自李悝变法和吴起的军事体制改革之后,魏文侯之后的历代继任者,所做的无非就是躺在前人改革的成果上坐吃山空。魏国也再没有任何改革的举措出台,哪怕就是商鞅变法和赵武灵王变法成功以后,亦是如此。随着他们变法成功而来的是,整个国际政治格局的彻底改变,环境已经彻底改变,但这些昏聩的统治者们已经完全麻木,任何巨大的生存危机都不足以刺激他们采取行动。

  而反观秦国,其改革始于秦简公七年,也就是公元前408年所正式实施的“初租禾”制度。随后,秦献公继位,献公取得政权后,只至其执政末期对外扩张,在这中间的近二十年时间里,他几乎从不参与其他国家间的争斗,他所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励精图治、埋头改革。等秦献公去死以后,其子嬴渠梁继位,这就是秦孝公。孝公秉承了父亲秦献公的雄心和处事方法,在启用商鞅变法之后,终其他一生也几乎从不参与其他国家间的争斗,只是埋头于改革。从公元前408年的“初租禾”制度的颁布实施,到秦孝公和商鞅于公元前338年去死,秦国的改革整整持续了70年之久。

  但遗憾的是,经过70年改革的秦国,也重蹈了魏国的覆辙。自秦孝公、商鞅去世后,秦国的改革也随之陷入了停滞的状态。但这70年的改革,并不足以支持秦国可以一劳永逸的统一六国。事实上,自改革停滞以后,秦国很快就陷入了一场空前严重的,甚至可以说事关生死的危机,那就是赵武灵王的改革。梁启超就曾说过,如果赵武灵王不那么早死,那么横扫六合,灭亡六国,一统天下的就不是秦国而是赵国。这一历史也再次证实了,既然一切都在变,那么,这个世界也就不存在着一朝变法,这个国家就可永葆强盛的可能。真正能够永葆国家强盛的,只有因时而变,只有不断的持续的改革。

  如果用今天的学术语言来表述就是,从战国的历史来看,改革的成功度与其改革的时间长度高度正相关。谁改革的时间更为持续谁就更为成功。秦国用了70年、魏国用了40年改革、楚国和赵国用了10多年改革,其国家的强盛度也确实跟其有关。[page]

  三、它全方位的改革了

  于秦国而言,这70年,是一个由被动改革转向主动改革的70年;是一个不仅持续且不断深化改革的70年。在这70年里,秦国的改革可谓是涉及到方方面面,从最初的税收制度改革到以后的户籍及军事制度的改革,再到军事制度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法治改革,乃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改革(“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李斯)。可以说,于秦国而言,这70年所进行的是一场翻箱倒柜、不留死角的全方位改革。也正是得益于这70年全面、彻底的改革,得益于这70年持续深化的改革,秦国得以“民以殷富,国以富强”。

  四、它的改革没有预设任何立场

  今天我们很多人都在为了主义而主义,为了特色而特色,却忘了我们为什么要主义要特色。事实上各种各样的主义,及由此而派生出来的制度和政策,只有在它们能够为国家、为人民的互利和安全服务的前提下,它们才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因为它们存在的本真和终极目的就是为“人”为国而服务的。主义只是为国、为人服务的一种方法论、一种思辨的工具而已。但今天很多人却为主义而主义,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典型的本末倒置的现象,是一种典型的将目的让位于工具的表现。

  这点无论是秦献公也好,秦孝公也罢,都做的很好。他们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们都很务实,是个彻底的实用主义者。他们的目标很明确,那就是只要有利于我大秦的,我都能够虚怀接受,不仅是器物、是人,也包括对手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理念

  于秦国而言,商鞅根本就是外国人,但他却大胆启用了。而商鞅在秦国所推行的所有改革,基本上就是通过其后发优势,将魏国、楚国等国的改革经验拿过来的。事实上秦简公和秦献公亦无不是如此。

  我们来将秦国70年的主要改革内容与魏国和其他国家做个对比就知道了。秦国的主要改革内容有:

  1、初租禾,但这个政策根本就是抄袭公元前500多年的鲁国的“初亩税”;

  2、编制户籍。《史记.秦始皇本纪》后附的《秦记》载,秦献公“十年,为户籍相伍”。而这其实来自齐国管仲的改革;

  3、推广县制。但县制最早是楚国人发明的;

  4、削弱贵族、官吏的特权,奖励耕战,让国内贵族加入到战争和农业生产中。这一改革的核心思想是,选贤任能,赏罚严明,废止世袭贵族特权。其实最早提出这一改革的是魏国的李悝,“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的名言就出自他。李悝将无功而食禄者称为淫民,他认为要““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腐朽落后的世袭制度的挑战;

  5、建立法治社会。商鞅以执法严酷而闻名,而秦国则以大秦律而闻名。但这个也是发端于李悝的。李悝为了进一步实行变法,巩固变法成果,汇集各国刑典,著成《法经》一书,通过魏文侯予以公布,使之成为法律,以法律的形式肯定和保护变法,固定封建法权。《法经》出现后,魏国一直沿用,后商鞅入秦带的唯一一部书就是法经,秦律其实就只是在《法经》的基础上改了几个字而已;

  6、废井田、开阡陌。需要说明的是,秦国的这一政策仍然不是原创,这一政策同样是复制和拷贝而来的。事实上,早在春秋晚期,晋国六卿中的赵氏也就是赵国的前身就已经废除了井田制,而改用二百四十步的大亩制。

  甚至连徙木立信都是抄来的,抄谁的呢?吴起的,《韩非子·内储》记录了个“倚车辕”的故事,说吴起让人将一个车辕放在路边,然后下告示,说如果谁把他搬到了指定位置,那么将予以重赏。

  几乎没有原创,秦国人只是通过后发优势、通过拿来主义,将人家的东西发挥到了极致而已。这得益于其改革不预设立场。而反观预设立场者的命运如何呢?举个例子,清朝初期有个大臣杨光先,他对汤若望和其西洋的东西很不以为然,他曾说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他这话的变种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宝”。

  五、猪一样的对手

  我们再来看,第五点。前面我们已谈到,秦国之所以遭到几乎灭国的危险,主要原因不在于对手赵国如何之强大,而在于此时的秦国,重蹈了当年魏国的覆辙——改革停滞了。对于一个民族或国家而言,最容易遭到危机的时候往往不是困难最多的时候。相反,危机往往都是在其获得巨大的成功的时候。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怕就是这种状况罢。

  那么,秦国最后为什么能够逃过这一劫呢?原因无他,只因为它拥有了猪一样的敌人。沙丘宫变,怀着吞秦大计的赵武灵王就这样被活活饿死。但如果他的儿孙们能够像秦孝公那样,秉承父志,继续改革。那么,无需赵武灵王“永其年”,其一统之业,仍有可能在赵而不在秦。

  可惜的是,赵国并没有这么做。赵武灵王死后,其子赵惠文王虽然没有废除其父的改革,但不进则退。何况与秦国相比,其父赵武灵王的改革,无论于持续时间、改革的深度、改革的广度都不在同一个层次。虽然他的胡服骑射的改革,涉及到了移风易俗,涉及到了文化甚至意识形态的改革,但他的改革像吴起的改革一样,仍主要侧重于军事改革,他的改革甚至比吴起的改革还要退后一步,吴起的改革没有涉及到经济体制改革,但毕竟还是涉及到了政治体制改革。而赵武灵王的改革呢?不仅没有涉及到经济体制改革,更没有触及到政治体制改革。

  战争其实拼的就是经济,拼的就是钱粮,拼的就是经济体制,长平之战可谓是将这点体现的淋漓尽致。在长平之战中,赵孝成王之所以要一再的强逼廉颇出击,之所以要临阵换将,换下坚守不出的廉颇,原因无他,赵武灵王变法之后的赵国,与秦国相比,其经济仍然落后。最后,被围三年的赵国“无以食”,也就是说其已弹尽粮绝,而不得不向邻国齐国“请粟”,也就是借粮请求援助。对于赵国的借粮请求,有政治远见的周子曾向齐王田建建议,说应该支援赵国,他的理由是:于齐国和楚国而言,赵国无异于一道屏障,好像牙齿外面有嘴唇一样,嘴唇没有了,牙齿就会受寒。今天赵国灭亡,那么,明天祸患就该轮到齐国和楚国了。而且救赵的事,应该像捧着漏水的瓮去浇烧焦的锅一样。救赵是高尚的义举;使秦兵退却,可以显扬威名。昏聩无能的齐王田建自然不会懂得这个中的道理,最后没有接受这一具有战略远见的建议。

  作为当时唯一可以挑战秦国的国家,在没有足够强大起来之前,赵国不是趁秦国改革停滞,正处不进则退的状态之机,进一步深化改革,而是在内耗中中止了它的崛起之路。正是由于这些猪一样的敌人,秦国,这个不进则退的国家,才得以一统天下。所以杜牧是对的,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杜牧《阿房宫赋》)。

  当然,它因为有猪一样的敌人,才有幸得以幸免逃过一劫,但这个世界很难有两次这样的幸运,所以最后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同样,诚如杜牧所指出的“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六合被扫,天下一统了,整个国际政治格局彻底改变,但纵是如此,秦始皇仍然沿用商鞅之法(后世遵其法《史记.商君列传》)。有人甚至以此认为秦朝之亡,是因为商鞅之法之故,此大谬也。商鞅思想的核心是,随着社会变化,因时而异。商鞅讲求的是“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商君书.更法)”,这才是商鞅思想的本。他在秦国所进行的变法,不过是顺应当时的时代要求,而订立的礼、法、制、令而已。变法的具体措施,实际上只是商鞅思想的末可惜的是,自商鞅以降,秦国的历代君主却舍本求末,要了他应时而定的礼、法,而忘却了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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