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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历:对习总文艺座谈讲话稿的解读 
作者:[蔡历] 来源:[作者惠寄] 2015-10-18


    近日,各大网站都在显著位置,公布了习总书记去年10月文艺座谈会讲话稿全文。同时,昨天的新闻联播也播报了这一事件。相信各位都不免会产生一个疑问,为何突然现在要把一年前的讲话稿公布出来。

    原因可能与屠呦呦的获奖有关。

    颇为戏剧的是,四年之内,一直对中国充满偏见的诺贝尔奖,两度颁发给大陆中国人。2012年给了作家莫言,而今年则刚刚给了中医药研究者屠呦呦。

    尽管都是诺奖,但是,这两次的含义却有根本的不同,国人对其的态度和反映也截然不同。

    差异的根本并不是技术上,不在文科、理科之别,而在对待中国传统和中国文化的基本态度上。莫言的作品充斥着对中国传统和中国文化的控诉、否定,甚至鄙夷,而屠呦呦则恰恰相反,完全站在肯定的立场。

    屠呦呦的专业领域是中医药,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元素。屠呦呦在所有的场合,包括在美国拉斯克医学奖的领奖台上,反复强调,自己的灵感来自1700年前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同时,屠呦呦重复最多的,还有毛主席的一句话,“中药是个伟大宝库”。这一切对中国传统、中国文化都是充满正能量的。

    从技术的角度而言,屠呦呦做的事,是用西方的科学手段,来生产传统的中药。用西方的瓶来装中国的酒,形式是西方的,而内容是中国的。实际上,这很接近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是一直以来,中国人所认为的最理想的中西融合模式,也一直苦苦探索,而不得其径。屠呦呦成就,以及被诺奖认可,似乎预示了一个光明坦途。

    实际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用西方的技术去呈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做法,不仅中国自己在做,外国人也在做。习总的讲话也注意到了这些。下面的文字引自讲话稿:

    事实上,外国人也跑到我们这里寻找素材、寻找灵感,好莱坞拍摄的《功夫熊猫》、《花木兰》等影片不就是取材于我们的文化资源吗?

    从影响上说,毫于疑问,屠呦呦的获奖会提高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的正面形象,会激发全球的人们去了解和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情。

    也就是说,屠呦呦的获奖,与中央的文化战略,与习总的文艺讲话精神高度相合。

    而莫言的获奖,则是相反的。

    事实上,去年莫言没有受邀座谈会,已经引发了关注和讨论。让我颇感吃惊的是,习总竟然在讲话中近乎直接点名地表达了对莫言和诺贝尔奖本身的不满,而且用在某些人看来近乎“愤青”的语言,去批判和痛斥当今中国崇洋媚外的现实。下面这段话,粘贴自讲话搞:

    如果“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绝对是没有前途的!

    就我自己而言,即便不是国家主席,任凭他何种身份,我也会发自肺腑地为习总的这段话热烈鼓掌。

    在习总表达对诺贝尔奖的不满之后,仅仅一年,诺贝奖就给了屠呦呦。也许这只是一个偶然巧合。但无论如何,这都意味着西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发生了改变。

    我相信,如果习总现在要主持一次科技座谈会,屠呦呦一定在受邀之列。

    在1949年的开国大典上,毛主席声嘶力竭地大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事实上,毛主席只说对了一半,因为自新中国以后,中国人站是站起来了,但是站的并不直,依然佝偻着身子。或者说,身体上站起来了,而精神上并没有站起来。

    现在有一句话,说的很好。不知道原话是谁说的,只知道邓小平的前翻译,现在的复旦大学教授张维为曾引用过。说“毛泽东解决了中国人挨打的问题,邓小平解决了中国人挨饿的问题,现在中国人依然没有解决的是挨骂的问题”。

    中国之所以在国际上被骂,抬不起头,根源在于我们的历史和传统。全球流行的偏见和成见是,中国的历史尽管很长,但却是一部落后的专制史。中国的文化也是一种没有科学的落后的文化。

    如果中国想解决挨骂的问题,必须要首先为自己的历史和传统文化正名。要为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文化正名,必须对她们进行重新认识和重新解读,发掘出其被掩盖的价值,消除成见和误解。不仅要重新解读中国的历史,而且也重新解读西方的历史,即重新解读全球史。

    这已经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学界的共识。事实上,新世纪以来,回归传统也已经在中国民间汇聚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洪流。正是在这种共识和潮流下,中央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并给这一目标起了个形象化的名字,“中国梦”。

    “中国梦”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解决中国人的挨骂问题。让中国人实现文化的自信,让中国人能够真正站起来,腰板挺直。

    所以,只有在这个大背景下,才能真正理解习总文艺讲话的意义所在。同时,这个讲话也是当前学术共识,及民心、民意的折射。

    然而,要对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文化,做真正的重新认识和重新解读,并非易事。在这方面,最大的误区是,认为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在历史上是完全独立发展的,是两种在本质上完全不同的文明。认为在现代的“大航海”之前,全球文明之间都是隔绝的、封闭的,即便有交流,也可忽略不计。

    而事实并非如此,全球文明的交流,自有文明以来就一直存在,并持续进行。最早的证据已经可以追溯到15000年以前。支配全球文明起源和发展的,不是什么文明的“进化”,而是文明的“交流”。从根本上来说,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是一个文明,而非两个文明。西方文明在形式上之所以与中国文明有很大的不同,是适应不同环境的结果,是环境的不同所造成的“异化”。

    要看清两种文明的实质,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必须在终极意义上对全球文明和文明史,进行彻底的、通盘的研究,做到在整体意义上把握全球文明和全球文明史。要弄清任何一种文明何以兴衰、变革,任何一种宗教教派何以兴衰变革,任何一种思想流派何以兴衰变革,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构建一个全球文明史的整体图景。

    如果不能够在整体上把握全球文明,就很容易滑入两个极端,犯两种错误。要么是狭隘的欧洲或西方中心主义,要么是狭隘的中国民族主义。欧洲中心主义固然是错,与之简单对抗的中国民族主义也是错。

    犯西方中心主义错误,就会把西方的历史现象当成人类历史的一般规律,然后把这个规律再套到中国历史上,这样就把中国历史本身扭曲了。这个问题是主要问题,在目前最为严重。

    犯民族主义的错误,就会忽略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交流和互动,不仅忽略中国文明对西方文明的影响,也会忽略西方文明对中国文明的影响。死守经典,故步自封。

    西方中心主义的狭隘之处是,以西方之心度全球之腹,认为西方发生的事,全球就一定会发生。把西方的历史现象,看成是世界历史的必然规律。而事实上,西方只是全球的一个局部,只是世界一隅,甚至是一个很不重要的局部,不起眼的一隅。西方历史更多地是全球历史的一个“异化”。

    事实上,有史以来的西方文化,都不是原生文化,都是突然兴起的“移民文化”。美国是移民文化,西欧是移民文化,希腊是移民文化,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是移民文化,11000年前的土耳其南部文明(哥贝克力)是移民文化,15000年之前的黎凡特地区的纳吐夫文明还是移民文化。请问,这些持续不断的移民文化来自何方?

    人类文明的起源时间实际非常古老,现在的证据以及可以追溯到17000年之前。然而由于西方文明是一次次移民的,一次次地出现断层,着导致历史记忆的消失。故此,西方人普遍缺乏历史感,一般会认为历史很短。

    在欧洲中心主义者的历史图景中,历史的起点是很晚近的古希腊时期,希腊哲学是人类文明的开始,古希腊人是人类文明祖宗。

    1940年代,有一位被称作“历史哲学家”的德国人,叫雅斯贝尔斯,此人和当时一般的欧洲中心主义者有很大的不同。他注意到在希腊哲学的同期,印度也出现的繁荣的新哲学,以佛教为代表,中国也出现了繁荣的哲学,以儒家思想为代表。既然希腊哲学是一种新哲学,而且是欧洲文明和历史的开始,雅斯贝尔斯就想当然地认为,同期的印度哲学也是印度文明的开始,中国哲学也是中国文明的开始。

    于是,雅斯贝尔斯就把本源于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框架机械地扩大了,填充进印度和中国因素。这样一来,这个历史框架就涵盖了欧洲、印度和中国三大文明,似乎超越了欧洲中心主义,而是一个世界主义的、全球主义的了。

    然后,雅斯贝尔斯给希腊、印度、中国同时出现哲学繁荣这个时期起了个名字,叫“轴心时期”。进而认为,人类文明在这个时期出现所谓的“轴心突破”,希腊哲学、印度佛教、中国的儒家学说,都是“文明突破”后的产物。这样“轴心时期”,就是人类文明的真正起点。

    雅斯贝尔斯的学说开始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但是后来,因为拥有“全球视野”和“文明平等”的形式,这个学说逐渐开始被重视,尤其是被中国人重视,毕竟把我们的孔孟和他们的希腊老祖宗并列了嘛。

    而事实上,把历史的起点定在春秋战国这个时期时,这本身就是对中国历史的一种极大歪曲和不尊重。在这个期间,是什么一个时代。中国自己的历史记载说的一清二楚,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礼崩乐坏”是什么意思?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文明的崩溃。

    固然,中国孔孟学说也和希腊、印度哲学同期出现,但是,儒家思想和希腊哲学、印度佛教存在本质的不同。儒家思想是历史的延续和传承,而印度佛教和希腊哲学却都是历史的断裂和拒斥。希腊哲学和印度佛教都是一种突然出现的反传统的新思想,但是,儒家学说却是企图维持和继承传统的旧思想。孔孟的每一个观点,甚至每一句话都可以在《五经》中找到对应物。

    所以,“轴心时期”绝非儒家思想的形成时期,而是原本就好好存在的儒家思想遭遇冲击和破坏的时期。儒家思想的起源时间远比这个所谓的“轴心时期”古老的多的多。

    《易经》是“群经之首,大道之源”。《易经》的形成时期,就是儒家思想的形成时期,也是中国文明的形成时期。《易传》说,“伏羲画卦”。伏羲在神农之前,神农是农业时代,伏羲就是尚无农业的渔猎采集时代。结合全球的考古证据,目前基本可以确定,《易经》的形成时间在17000年左右,比这个 “轴心时代”要早14000多年。注意,不是早140多年,也不是早1400多年,而是14000多年。

    希腊哲学和印度佛教,作为一个仅仅在2500年前突然出现的新生事物,根本无法与17000年已经出现的儒家思想进行比较和并列。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轴心时代”学说,却逐渐受到中国学者的热捧,或者准确地说,逐渐受到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的热捧。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人物就是余英时。此人是钱穆的学生,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被誉为是研究儒家思想的近乎首屈一指的学者。这位已进耄耋之年的“儒家权威”,2014年出版了一本新书,叫《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毫无疑问,此书有可能是余英时此生的收山之作,也让学界颇为期待。

    然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此书的理论基础居然是雅斯贝尔斯的“轴心”学说。这就意味着,受雅斯贝尔斯的影响,余英时也认为儒家思想的形成是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而且要发现和描述具体的形成过程。把本来形成于17000年的儒家思想,推后了14000多年,而且要找到其具体的形成过程,这会是多么大的一种附会和扭曲啊!孔子孟子会怎么看?

    毫无疑问,文艺讲话稿也受到了余英时的影响。下文引自讲话稿: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写道,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当时古代希腊、古代中国、古代印度等文明都产生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文化传统,并一直影响着人类生活。这段话讲得很深刻,很有洞察力。

    如果说余英时是西方中心主义错误的典型。那么大陆的一个自称“新儒家”群体,则是民族主义错误的代表。当然后者的问题远不如前者严重。

    重视儒家,学习和研究儒家,这本身并没有问题。事实上,我本人很欣赏蒋庆的为人和品格。蒋庆被誉为大陆“新儒家”的领军人物,此人在1980年代末便开始专情于儒家经典的研究,这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格格不入。事实上,为了自己的儒家理想,蒋庆后来的付出和牺牲更大,他放弃了教授职称,甚至最后彻底放弃了体制内的职位,从深圳一家高校提前退休了。

    我不满意的不是新儒家的基本态度和基本方向,而是他们的治学方法,和治学视野。

    蒋庆提出了一个“中国性”,企图用这个去对抗“西方性”、“现代性”。事实上,如果从全球文明的整体来看,并不存在截然对立的“中国性”和“西方性”、“现代性”。当你对抗性地、机械性地提出一个相对立的“中国性”时,尽管你在努力回避西方中心主义,而你恰恰落入了西方中心主义圈套,因为你采纳了他们思维方式。

    同时,蒋庆还提出一个“政治儒学”的说法,意在建立一种中国自己的政治学,去对抗西方的政治学。蒋庆一直提倡用中国自己的标准来解读中国,消除西方理论、概念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解构和扭曲,但其本人却深陷其中而不自知。现代的“政治”一词,尽管字都是古老的中国字,但是其意义却是西方的,实质上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西方词汇。这就是韩愈,以及后来宋儒常说的“入主出奴”。传统的儒家思想中,是根本不存在“政治”概念的。一向以“原教旨主义”著称的蒋庆,居然无中生有地,硬生生地能从儒家学说中,提炼出一个“政治儒学”来。这是对儒学的赤裸裸的背叛了,比荀子、董仲舒而过之。真不知蒋庆原的哪门子的教,尊了哪位大仙的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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