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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毓海:中原与夷狄——两种文明的砥砺 
作者:[韩毓海] 来源:[《南风窗》2012年16期] 2015-08-03

    自周代起,中原文明核心区的人民,便按照方向,以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来称呼周围的部落(当然,这种称呼不是固定不变的,亦有西狄和北胡这样的说法)。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夷狄们当然有充分的理由对自己表示“不满”—即进行“自我批评”,这自然就是因为他们的落后,现实迫使他们正视自己的落后,而希望文明化。而更为重要的却是:在接触和观察中原文明、与之往来角逐之际,夷狄们亦善于分析、观察、透视中原文明的弱点,特别是发现其华而不实、好说不练(即今人所谓“谁打我我便骂谁”的嘴硬)等深刻缺陷—而这恰恰是“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的文明核心区成员们,自己所最难以觉察得到的事实。

  当夷狄进入华夏、成为华夏的一部分,他们对于华夏的批评,于是就变成了华夏文明的自我批评、成为华夏自我更新的动力,而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华夏文明倘若能够包纳夷狄的视野,从而对自己展开不留情面的批评和自我批评,那便会兴旺发达,推陈出新;而如果仅将夷狄们看作野蛮人、大傻瓜和跳梁小丑,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那就不免要陷入“求荣取辱”、“政怠宦成”,乃至“人亡政息”的循环。

  这可谓是一条历史的规律。

  墨法思想与秦的富强

  华夏文明第一次系统、深刻地进行自我批评、从而展开一场文明自我更新的思想大解放运动,这主要就体现在战国时代墨家和法家的思想中。墨法学说,可谓此后一切中国改革、变法思想的源泉。

  墨法两家,成于魏、归于秦,墨翟、孟胜、吴起、卫鞅这些人之所以艰辛辗转,四处碰壁,这主要就是由于当时“魏康楚富,齐淫吴巧”,即发达地区民风奢华,文明积习太深,听不进批评意见,更不愿展开自我批评,特别是墨子所倡导的“艰苦奋斗”(“摩顶放踵,以利天下”)这一条,在文明发达的地区,非但难行,而且难听(极不悦耳);而这便是庄周对于墨子命运的感叹:“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墨子虽独任,奈天下何!”

  能够接受墨法思想的,最终证明是被文明核心区视为“戎狄”的秦。正因为秦在七国之中开化最迟,尚不存在六国那样庞大的既得利益阶层、贵族世家集团,因此,墨法“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为则上,无能则下”的平等政治主张,方才能够在秦地得以实行。正因为贵族、世家的力量还没有形成,正因为“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乃是秦的民风,以至“王亦不爱其家”,故“上同而下不周比”、“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户籍-连坐制度,亦方才能够在秦地顺利推进;而更为重要的是:正因为秦开化最迟,百姓极其不善言辞文饰,不存在一个靠巧言令色、舞文弄墨发达起来的智识阶级,故商鞅那一套以“农战”立国的思想,方唯独在秦地能够大受欢迎。

  吴起自鲁赴魏,又去魏适楚,而商鞅亦自中原最发达的魏亡命入秦,他们所献出的强国之策,首先就是对华而不实、只说不练的中原文明弊端的诊断和分析,在文明反思的基础上,他们方才转而倡导一种埋头苦干、只练不说的新文化品质—于是,开化最迟、民风纯朴的戎狄秦地,便这样成为他们培植新文明的试验田。这是秦人艰苦奋斗精神的起源,这更是秦走向富强的动力。

  商鞅在《商君书?农战》中,比较“境外”的秦地,与“境内”的中原文明,认为由于中原地区文明发达,方才养成了盘根错节的贵族世家势力,方才铸成了导致阶级分化的富豪大贾集团,正因为文明发达,方才重用巧言令色、只说不练的智识阶层,而此三者具备,固可谓文明之成就,但也却正是“求荣取辱”、“政怠宦成”的开端,是“人亡政息”—即国家危亡的征兆,是文明走向异化的开始。

  作为“戎狄”的秦,之所以能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最终统摄四海,扫荡群雄,这就是秦人的生活朴素、务实使然,秦人正是以朴素的“又战斗来又生产”、以南泥湾开荒般的“农战”精神,最终战胜了中原文明之骄奢淫逸。

  秦的改革蓝图,其实就来自中原精英对于自身文明弊端的自我批评,这种自我批评,最终演化成“西戎”之秦对于中原文明所进行的“武器的批判”。

  秦王扫六合,乃是中国文明艰苦奋斗精神的第一次胜利、中华民族第一次自我更新。

  《荀子·疆国》亦曾赞美秦的朴素民风说:“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又说“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不楛”。荀子所观察到的,恰是百年之后,中华文明在秦的甦生,这个主张艰苦奋斗的新文明,就是墨法政治理想的高度实现。

  汉废秦法与贵族的兴起

  汉有天下,矫秦之枉,武帝迷信文辞,政治上往往“不问苍生问鬼神”,于经济上实行盐铁专卖,终使国库足而帝室富,且帝室的财富尤胜于国库,然而,不幸亦接踵而至:皇帝家产愈大、宫廷愈富,外戚、宦官的力量则愈强,如此一来,国家势必要以宫廷为中心,形成一个奢侈腐败的渊薮,外戚与宦官之间的混战只是表现,汉文明重新陷入“文明与腐败循环”的辩证法,不可抑止地走向“自己反对自己”的文明异化—这却是历史的必然。

  汉废秦法,剖海内而立宗子,郡守之下,又实行自治。立宗国便是裂土封疆,而“地方自治”的实质,则是听任豪族兼并土地。故终其两汉,中央“贵族”与地方“豪族”这两大势力纷争不息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土地分封制度,就在于“土地私有制”的恶性发展。

  故柳宗元《封建论》抨击封建土地所有制说:“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非公之大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也。”

  这就是说:封建制是土地私有制的极端,土地私有化乃是天下之大私;相反,秦的土地国有制,则是天下之大公。

  汉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也便是土地问题。贵族、豪族圈占土地,造成农民流离失所,于是,谁掌握了失地流民,谁就能够实现霸业、掌握政权,而能够认识到这一点的,便是汉末“非儒家的寒族”曹操。

  西晋贵族,可谓将中原文明“只说不练”的积弊发展至登峰造极地步,此即所谓“清谈”。因此,将西晋的灭亡,归之于所谓“五胡乱华”,这其实便是古往今来最大的错误。事实上,自晋惠帝以来,司马氏王族,同胞兄弟凡35人,自相残杀的结果,仅剩下了3人,西晋二世而亡,不闻延祚,这就是因为文明日益发达,精英和统治者的欲望便日益膨胀,为了争夺“私有产权”,最终竟连自己的亲兄弟都要杀绝,这便是典型的“求荣取辱”、文明异化之惨剧。

  起身于今山西长治武乡县的后赵羯族统治者石勒,只不过是个胡人奴隶,但他却如此鄙视司马氏王朝说:“大丈夫行事,当光明磊落,如日月之皎然。不应如曹操、司马懿父子,欺孤儿寡母而取天下。”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坚持这一底线的是夷狄一方的“小胡”石勒,而不是华夏一方的大贵族司马氏。

  “天下有道,守在四夷”,“天子失政,道在四夷”这两句话,正好可以用在魏晋南北朝时代。

  汉代的乱源,便是贵族和豪族,而构成门阀集团的贵族和豪族,便是一个“官产学一体化”的强大利益集团,而其中的“产”—即大土地庄园,又是其世代把持文化教育和官场资源的基础,因此,救天下苍生于水火、挽华夏文明于既倒的唯一途径,便是实行“土地改革”。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肩负起土地改革大业的皇帝,便是北魏的孝文帝拓跋宏,而他就是那个迁都洛阳,修建了龙门石窟的鲜卑族皇帝。魏孝文帝拓跋宏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均田法,此法的核心,便是中央直接统治土地,它一方面虽默认富民的土地所有权,但另一方面则按照土地国有的原则,不分贫富,皆课以相同的国税,正是这项法令,成为唐代均田制的依据。

  隋唐以来夷狄对中原文明的贡献

  将两汉和魏晋文明推向高峰的,固然是贵族和豪族,而毁灭了这个文明的,同样是贵族和豪族,他们尔虞我诈、骄奢淫逸,他们“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自己打败了自己,而这就叫做“文明异化”的道理。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唐太宗李世民方才将均田制与府兵制结合起来,使唐代制度的基础,得以重新建立在“农战”—即朴素的农民士兵身上,隋唐两个王朝都脱胎于鲜卑西魏,相对于中原贵族制度而言,夷狄的日常生活无非游牧和战斗,即生产和斗争,以生产和斗争为底色的北国制度,比较起以精致的吹牛拍马为显学的中原文明来说,显然更为平民化,比较中原等级森严的繁文缛节来说,夷狄的生活显然更为朴素,比较“未窥六甲,先制五言”(即孩子尚未学会数数,便先学会了作诗)的中原教育来说,夷狄的人格显然更为自然、健全,汉以来日益贵族化的中国社会,正是因为夷狄的加入,方才获得了伟大复兴。

  宋代建国,始终面临着辽、金、西夏的强大压力,而这就不能不迫使中原的精英们,对于自身文明的文弱、享乐、滥情痛加反省,在宋人所作的自我批评中,以王安石、叶适为最深刻。王安石曾指出:人皆以为夷狄愚昧迷信,不知中原文明的迷信,实则比夷狄尤甚,夷狄不过迷信鬼神,而中原则迷信文辞,正是这种对于文饰、文辞的形式主义迷信,使得科举考试成为制造大量废物的荒谬仪式,而宋人竟以为凭借口诵经文,妙手文章,便可退辽金十万铁骑—这与其说是文明,倒不如说是天大的愚昧。

  于是,他创办学校,命学生全部寄宿其中,以观其才德,并于校内建立操场,供学生练习骑射。又制订保甲、保马之法,令农民学习马术武艺,先以自卫,终以服役官府,以期逐步恢复唐的“府兵”、秦的“农战”。但是,宋代的疆域处于中原和江南最为富裕地区,宋更是历史上商品、市场经济最发达的朝代,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说:任职江南东路的见闻,使他认识到“举国奢靡,全民腐败”的现实,宋代的士大夫文明,不但与生产和经济活动相脱离,也与治国理政完全脱节,这样的社会,这样的文明,几乎彻底丧失了自我批评和自我改造的能力,王安石之所以感慨宋代最大的失败在教育,叹息“变成法易,变世风难”,这就是因为在“文明发达到了糜烂程度”的地区实行变法和改革,他遇到了当年商鞅在魏时所遭遇的同样问题:改革者不仅需要改造制度,而且还需再造文明。而王安石的命运,自然也就难免要重复墨子式的悲剧:“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虽独任,奈天下何!”

  中原的士大夫文明之华丽令人向往,但其脱离实际、脱离生产和斗争的本质更使人堕落,正是对这种文明/野蛮辩证法的洞悉,正是对“文明异化”的自觉,方才使得辽朝设立了“南面”和“北面”两种制度,它既不要求中原人契丹化,也不鼓励契丹人中原化,而这种措施的用意所在,就是唯恐契丹民族沾染了中原士大夫政治的腐败,从而消磨了英勇斗争的志气,而这里的深意,则是史家不可不知的。

  明代的思想家,同样是从铁木真子孙的堕落中,看到了对士大夫文明的迷信,于人心诱惑之甚,他们对于中原文明弊端的自我批评,尤其集中于对崇虚文、鄙实践的士大夫的批评,口诵莲花而不分五谷的士大夫,绝对不可能打得过不善言辞、但却习惯了披霜浴雪的夷狄。文饰是虚伪的渊薮,实干才是诚实的品格。而华夏文明的悲剧,正可概括为“只说不练”、眼高手低的悲剧,华丽的士大夫文明脱离生产与斗争的悲剧。张居正《陈六事疏》,其首在“省议论”,其重在“核名实”;王阳明《传习录》:“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这些痛切反省都表明:崇虚文、鄙实践,与现实生产活动完全脱离的士大夫,完全不足以与战斗和生产相联系的夷狄相对抗。

  王朝中国最后一个伟大的夷狄政治家,便是清圣祖康熙皇帝,他深刻地指出:“打天下”固然是残酷的斗争,而“坐天下”则是更为残酷、更为艰苦、更为持久的斗争,政治作为一项空前艰苦的事业,它绝非一般人所能承受得起。在去世之前留下的政治遗嘱中,康熙皇帝这样感慨道:

  “古帝王享年不永,书生每致讥评。不知天下事烦,不胜其劳虑也。人臣可仕则仕,可止则止,年老致仕而归,犹得抱子弄孙,优游自适。帝王仔户无可旁委,舜殁苍梧,禹殂会稽,不遑宁处,终鲜止息。洪范五福,终于考终命,以寿考之难得也。易遁六爻,不及君主,人君无退藏之地也。岂当与臣民较安逸哉!”

  16世纪以降,西欧之所以能实现迅速崛起并最终超越中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代西方文明乃是建立在知识与实践、科学与生产活动的密切联系之上的,那个文明的主体—企业家与工人都是从行会师傅中分化而来的,因此,重视生产、科技和实践,便是现代科学文明的特点。与之相对,中国的士大夫文明却鄙视动手、鄙视实践,更鄙视劳动和劳动者,于是,从这样一种浮华的士大夫文明中,也就不可能产生出观察和实验的偏好,因而,也更不能产生出现代科技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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