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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湘穗:一带一路有助于解决中国发展的“三海问题” 
作者:[王湘穗] 来源:[《中国投资》2015年4月刊] 2015-04-12

编者按:本文载《中国投资》2015年4月刊, 原题《发展与安全:一带一路的两翼》;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公元前139年,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目的是“断匈右臂”,联络被匈奴击破、驱逐的月氏王国,共同打击处于扩张态势中的匈奴。可以说,这条被后人命名的丝绸之路,最初的缘起就是为了解决国家安全问题。而世事的复杂性就在于,没有完成出使任务的张骞,却打开了中国联通西域的路,凿空般开启了中国与西域国家之间的交往历史。绵延两千年不绝的丝绸之路,成了连接彼此的纽带和通道。

    历史不负责为现实提供直接答案,却蕴含着指点迷津的经验线索。丝绸之路的历史经验告诉今天的我们,“安全”与“发展”是亚欧大陆人民的恒久追求,也是一带一路鸿鹄之略能够实现高飞远翔的双翼。

    助中国突破“海洋安全的困境”

    中国位于亚欧大陆东麓,是倚陆面海的大国。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尚未形成之时,海是天堑,而内陆却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混居交集之地。对以定居农业为基本生存方式的中国来说,长期的外部安全威胁基本来自内陆。

    自明代起,海疆不靖。随着资本主义在欧洲兴起,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断扩张,以全球贸易为核心的海洋经济日渐兴盛,列强自海外来。海权开始支配陆权,对中国安全的威胁也渐渐转移到了海上。据统计,1840~1949年,帝国主义从海上入侵中国的次数达93次。帝国主义主要来自海上,这是符合历史经验的规律性认识。

    新中国建立后,国家维持自身安全的意志和能力都有显著提升,特别是在经历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国家直接从海上入侵中国本土的可能性日渐降低。改革开放后,中国与海外经济的联系日趋紧密,海上安全的内涵出现了新的变化。

    在改革开放之初,为更方便地获得海外资源和海外市场,我国采取了“两头在外大循环”的发展策略。在沿海地区建立了4个经济特区,随后又扩展到开放沿海14座城市,形成了从南到北的沿海连绵开放带。这一做法适应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潮流,抓住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不仅使这些城市和中国沿海地区得到快速发展,也推动中国经济在30年中实现了高速增长。然而,经济的沿海化导致了国家的经济重心出现了东重西轻的失衡局面,造成了潜在的战略隐患。

    经济的沿海化,还强化了我国对海外市场和海外资源的高度依赖。我国的外贸依存度达60%,东部地区则超过90%,每当海外市场发生重大波动,就波及我国经济的发展甚至是我国社会的稳定。与此同时,我国对海外资源和海上通道的依赖也大大增强。2013年,我国进口石油占石油消费量超过56%,其中70%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据统计我国进口的铁矿石、石油和所有外贸总运量的90%以上都要通过海上运输,海上运输通道成为我国的命脉,维持海上通道的畅通是维持我国国民经济正常运行的基本保障。

    经济重心沿海化、资源海外化、通道海路化,既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条件,也在成为制约我国安全和长期稳定发展的重大瓶颈。近年来,美国军方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我国的战略构想,如空海一体战、离岸封锁、抵消战略等,都是根据我国经济沿海化、海外化、海路化的特征,量身定做的军事对策。据美国一些智库的研究报告透露,美国军方曾多次演练封锁中国海上航路。沿海化、海外化、海路化的“三海问题”,正在成为我国安全和发展的“海洋安全困境”。

    要解决这一安全难题,我们除了要积极发展海上力量,努力维护中国的海权,还需要有更长远的战略设计。也就是要从更为宏观的国际政治角度认识经济过度沿海化、海外化的战略隐患,改变国家重心过于靠海的不利地位;要加强亚欧大陆的通道建设,通过使用现代交通技术的进步,开辟和建设能够满足中国长期发展和应对海上安全需要的陆路通道。

    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并不是完全针对海洋安全困境的对应设计,却为我们摆脱海上安全困局提供了重要的战略路径。加强通道建设,实现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此举可以极大改善我国的战略态势。同样重要的是,陆路通道的建设,可以避开与海上霸权国家的正面交锋,这是战略上的避实就虚之举。对马汉思想继承者的霸权国家来说,海权不可分割是基本的战略原则。在要么全占、要么全丢的零和博弈中,即使不考虑海上军事力量的对比,仅从两洋国家与海陆两栖国家的地缘因素,中国就难以占据上风。然而,我们是海陆两栖的国家,中国可以背靠昆仑山,面对太平洋,可以倚陆向海。从地缘角度看,中国虽无两洋之利,却有陆海两通之便。在亚欧大陆的内陆,中国占据着海洋国家难以企及的地缘优势。内陆是海权国家的软肋,却是我们的强项。当然,要建设和运行陆路通道一定会存在着许多困难,但和与虎谋皮式的海权争夺相比,这是对中国胜算更大的博弈。

    从长远看,建设陆上通道,实现大陆国家之间的紧密合作,有利于打破以海上霸权为核心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禁锢,为处于全球化边缘地带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寻找一条新路。一条不受海上霸权制约的资源和制成品通道,可以让“穷国”之间形成互联互通、互助互利的纽带,在发展中国家之间形成合作之网,让总是以发达国家市场为中心的世界经济活动发生转向,改变目前世界体系已经固化的中心-边缘等级结构,为促进更加公平世界的出现,创造历史条件。

    营造共同发展、共同安全的亚洲

    在1997年金融风暴后,时任马来西亚首相的马哈蒂尔曾经指责国际投资基金的投机行为,使东南亚国家经济倒退了20年。这场风暴给亚洲国家留下的教训是,要想维持经济的稳定发展,就需要抱团合作。从1999年起,东盟与中国之间开始推进自贸区谈判与实际合作。经过10年努力,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这个自贸区涵盖了11个国家、19亿人口,占世界贸易13%。这标志着,亚太区域合作走到了深度整合的阶段。

    2010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东盟地区论坛上发表讲话,声称南海问题涉及美国利益,美国有责任和有关国家解决这一问题。接着,美国政府官员高调宣布“美国重返亚太”。美国在重返亚太后,挑起亚太地区国家原本被搁置的安全议题,搅乱了东南亚地区的人心。东亚地区经济合作虽然还在延续,却不断受到各种安全争端的干扰。中日韩之间、中国与东盟部分国家之间都出现了矛盾,严重冲击了区域国家间“手拉手”合作的良好势头。东亚国家经济及货币合作的议题被搁置,而领土、领海等安全争议却成为了亚太国家关系的焦点。

    今天的亚洲拥有全世界67%的人口和1/3的经济总量,是众多文明、民族的汇聚交融之地,也是目前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地区。同时,亚洲地区的安全问题也极为突出和复杂,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民族宗教矛盾、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环境安全、网络安全、能源资源安全、重大自然灾害等安全挑战一直存在,并随着全球危机的蔓延和一些域外国家为一己之私挑起事端,激化矛盾,极大恶化了亚洲地区的安全环境。美国重返亚太后,亚洲国家再次发现,如果不解决安全问题,或者把区域安全寄托在域外国家身上,就会对区域合作发展造成严重冲击,合作进程将受到严重破坏,发展成果也可能要被国际资本的强权所掠夺。因此,在区域经济合作中不能忽略安全合作,发展与安全要两手抓,而且两手都要硬。

    习近平在2014年5月召开的第四次亚信会议上指出,亚洲的事情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办,亚洲的问题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处理,亚洲的安全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维护。亚洲人民有能力、有智慧通过加强合作来实现亚洲和平稳定。习主席在出访时多次强调,中国愿意与周边国家合作,欢迎大家来搭中国发展的便车,愿意与周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安全。

    正是针对亚洲区域发展和安全面临的挑战,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与以往相对单一的区域合作计划相比,一带一路更具有综合性,它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安全等多方面合作,是要一个建设共同发展、共同安全的泛亚区域。泛亚区域是发展中国家集聚的区域,这里的大多数国家与中国一样,都品尝过“落后就要挨打”的滋味。然而,面对世界上列强国家,仅仅靠一国的努力,既无法实现安全,也无法保障发展。所以,亚洲地区要合作发展,必须要有共同的安全框架。如果没有共同安全,共同发展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应该说,这是顺应亚洲发展和安全需求提出的战略设计。在推动一带一路的过程中,必须要做到发展与安全的一体化。中国积极倡导的是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目标是要搭建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可以肯定,大国仁而小国智的亚洲,应该是比在美国强权体制下更安全也更繁荣的亚洲。

    我们必须看到,殖民主义者在泛亚区域制造并遗留了大量的历史问题,国家和民族之间存在着许多矛盾,宗教文化上差异巨大甚至存在严重冲突,这说明在推进一带一路构想中,必须要发展、安全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现在迫切需要做的就是要建立区域安全框架,建立区域内部消除矛盾的机制和制度,遏制可能爆发的危机,对已经存在的争端要降温,避免军事性冲突。可以考虑把“上海合作组织”的经验进行推广,也可以将“上合”组织对外开放,吸纳更多亚洲国家加入;还可以考虑把亚信机制常态化,组织化,建造经得起风雨考验的亚洲安全大厦,形成区域经济合作和安全合作良性互动、齐头并进的大好局面。

    建设发展中国家的命运共同体

    要认识和理解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必须和建设利益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的战略联系起来。近年以来,中国领导人在提出建设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同时,多次倡议要与周边国家建设“兴衰相伴、安危与共、同舟共济”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显然,两者之间有着内在联系。

    2013年3月,习近平作为中国国家元首首次外访俄罗斯,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就提到了“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在上合组织成员国比什凯克元首理事会上,习近平指出我们需要树立同舟共济、互利共赢的意识,加强合作,联合自强,把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成员国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使其成为成员国共谋稳定、共同发展的可靠保障和战略依托。在印尼国会演讲中,习近平郑重提出了“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强调要坚持讲信修睦、合作共赢、守望相助、心心相印、开放包容,使双方成为兴衰相伴、安危与共、同舟共济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在2013年10月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更是用“命运共同体”定位新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提出“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

    中国领导人的相关论述和政府规划显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与建设区域国家“共同体”与一带一路构想之间有直接联系,一带一路构想则是建设共同体的路径与手段,而建设命运共同体才是一带一路的真正目标。我们要理解和推进这一重大战略构想,必须把有着内在联系的两者统一起来认识和落实。因为只有在共同体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巩固的经济圈,才能实现一带一路构想。

    所谓共同体就是具有共同目标、彼此认同并有归属感、能够相互合作的社会组织,是人类实现合作共存的一种组织形态。在不同生产力水平、不同文明背景、不同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出现过多种多样的共同体。建构和发展互利共赢的超国家、跨文明共同体,是在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陷入危机的历史背景下,走出全球化危机的可选择方向;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通过相互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安全,摆脱不公平世界秩序的基本出路。

    在弱肉强食的现存世界秩序之下,任何单一的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几乎是无法实现的目标。发展中国家要想发展,就只能团结起来,取长补短,联合奋斗。即使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也需要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合作,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和安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由此可见,中国领导人之所以提出建设共同体和一带一路构想,并不是出自任期施政的短期需要,而是基于对全球危机的认知和世界大势的研判,是对未来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做出的战略性选择。因而,这将会是中国在一段时期内稳定推进的重大战略。

    建设共同体是否意味着结盟?对此要作具体分析。建设共同体是一种国际合作方式,利益与共的就是利益共同体,命运与共的就是命运共同体。共同体是以合作解决自身发展和安全问题为主的国家联合体,不强调针对第三方,但如果遇到安全威胁,也要联合发声,团结应对。就国际法而言,共同体是一种新的“盟”,但却没有传统盟国的排他性特征。它超越了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军事同盟,占有道义高度,更符合当下与未来世界局势的发展。这是中国在国际安全领域的战略创新,我们应该积极推进。

    鉴于全球局势及泛亚区域历史和现实问题的复杂性,建设共同体和推进一带一路肯定会经历多种多样的困难。然而,这一宏大而深远的构想,对于中国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对泛亚区域国家的共同发展和共同安全,对未来世界的多样化前景,都具有重大意义。值得中国和区域国家一道努力,去实现这一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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