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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方仁:西方普选民主的困境与改进方向 
作者:[陈方仁] 来源:[作者惠寄] 2014-02-13

             西方普选民主的困境

看一看当今美国民主党总统与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斗鸡式的决策,以及小布什时期,参众两院都掌握在共和党手中时,对外穷兵黩武,对内放任自流,八年任期还没满,美国已经从一超独大,陷入内外交困,国际声誉大损,才在2008年催生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三权分立,特别是立法与行政,当立法权、行政权掌握在一党手中,制衡并不有效;而只要两者中的一部分,掌握在反对党手中,斗鸡政治极易发生。

日本过去这几年自民党、民主党等多党势均力敌地竞争,首相像走马灯一样地换,几乎一事无成,主要根源也在参众两院不在一党手里,所谓扭曲的国会。而当日本自民党独大之时,尽管也有反对党存在,盘根错节的腐败也难免发生。

欧洲深陷债务,困难重重。一方面,工会领导下的工人投票铁板一块,无休止地要福利。另一方面,政治人物需要筹款搞竞选(比如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因涉嫌违法接受女首富助选现金被立案调查),任职后需要找回报丰厚的出路,不敢对掌握经济权力的富人多收税,只好举债度日。欧洲有识之士也清楚地认识到欧债的病根不是经济,而是政治。

美国目前两党吵得不可开交,最大问题也在这里,税收、福利和债务。只是美国政治,特别是这三十多年来,几乎一边倒地偏向不到人口0.1%,掌握国家经济命脉,幕后控制政治人物的少数富豪集团。美国的普选民主,使本来相当廉洁的政治人物,不仅成为富豪的傀儡,而且,与富豪们所拥有的财富和所得到的利益相比,更使政治人物成为长期伸手向富豪们索取那些可怜巴巴竞选经费的职业乞丐!

西方多党竞争(恶斗)的普选民主制度该改进了。其实,西方民主最重要的是选出国家元首。美国联邦行政和法院两个庞大的系统,就是选总统一个人。副总统是总统自己选的,其他内阁成员和很多高级行政官员,以及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和下级法官都是由总统提名、任命的。联邦参议院虽然对总统提名的官员和法官有批准或否决权,但没有选人的权力。就是像英国、日本等议会制国家,看起来最重要的是议会选举,实质上,参与议会选举各党派的胜负,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各党派的领袖人物。

所以,以美国为例,普选选出一个任期四年的总统,现在要花二年多时间,搅动全国几亿人,大规模地劳民伤财,撕裂社会,选出来的人,仍然良莠不齐。这整个过程,不是很笨拙,很可笑吗?当然也很可悲,因为耗费时日的竞选,需要大量金钱,就为金钱控制政治提供了极其便捷的途径。

              评议民主是改进方向

中华民族的政治改革,应该借鉴西方民主制度,超越它,而不是照搬,才有可能在大众与少数富人之间建立整个社会都能接受的动态平衡,使全社会受益,尽可能达到和谐社会,赢得世界话语权,道德制高点。我的主要构想是以评议民主(Evaluation Democracy)取代西方的普选民主(Election Democracy)

西方式的普选民主不承认中国现行体制,要推倒重来,政治大洗牌,权力要有很多新的党派参与重新分配。这样的过程,对于那些想拉帮结派,组成新党,分权力一杯羹的人们,当然是大好机会。但是,普通老百姓会得到什么呢?西方式的普选民主,不仅现行体制内的人很难接受,而且政治大洗牌,对国家、对老百姓生活的冲击、危害,在近些年走上这条路的所谓新兴民主国家那儿,随处可见。

评议民主承认中国现行体制。过去30多年,现行体制给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说明现行体制有不少是可行的,甚至是优于西方式民主制度的。30多年前,中国和印度在同一起点上,现在的差距谁能否认?当然,崇拜西方普选民主的人们最恨与印度比,要强调与西方发达国家比。30多年前曾经在同一起点上的中、印不能互相比,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起点差那么多,为什么现在就能比呢?

中国现行体制最优于西方民主之处,应该在选择国家领导人上。自从邓小平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建立退休、任期限制制度以来,中国现行体制选择国家领导人的过程,尽管还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比如透明度,退而不休的老人干政,等等,但是,还是有很多是优于西方民主制度的。因为选出来的人,都是经过实际工作岗位,长期历练,经验丰富的领导人。他们在体制内,也越来越有可观的基础,便于上任后推行执政理念。选的过程中,尽管高层可能少不了激烈竞争,但没有牵涉几亿人的劳民伤财,撕裂社会,合格的领导人也选出来了。

更重要的是,选出来的领导人,自知没有像西方民主那样,经过选票那种形式的大众认同,刚上任的时候,很注重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赢得民意的赞同。胡锦涛刚上任,大刀阔斧,以全新的方式处理非典危机,开启对官员问责制度,在老百姓那儿很快赢得了“胡哥”的昵称。习近平从自身开始做起,以雷厉风行的态势,遏制官员铺张浪费,惩治腐败,也很快赢得了不少民意。

这些快速地回应民意,在西方民主制度下,都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当选前,可以信口开河骗取民意,当选后,民意就不再重要了,最急着需要回应的不是民意,而是给他们提供竞选经费的金主!那就是为什么很多普选出来的领袖,当选后,过不了多久,民意就很快下降。当然,胡锦涛在第二任期,特别是奥运会以后,给人的印象是,人民的满意度似乎越来越不如前。那是因为缺少制度化、持续的民意调查作为参照,提供监督。

评议民主就是要补这些缺,使老百姓有理性、平和、有序地参与政治过程的机会,有对各级主要领导人监督的主人翁的感受。一方面,推动这个自上而下的领导人换届过程制度化、透明化,便于人民监督,保证德才兼备的领导人上任。另一方面,设立配套制度,促使上任的领导人,特别是各级主要领导人与人民对话,接受自下而上,以民意调查为基础的人民评议监督,并在适当的时候,赋予人民评议监督以罢免权。

这样,我们的政治改革,在大方向上,既承继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令人向往的尧舜时代,国家权力传贤不传子,选贤与能的优良传统,又引入了人民直接对国家元首和各级主要领导人监督,甚至罢免的现代性,而且能尽可能地避免西方人那种多党恶斗的制度化窝里斗!这就是评议民主的简要叙述。

《邓小平文选》第3卷中强调,“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是全党想事情、做工作对不对、好不好的基本尺度。”评议民主也就是要把这一基本尺度,用民意调查的具体数字表达出来,便于直观地判别做得对不对、好不好。

          评议民主在中华文明中的历史渊源

以民意调查为基础的评议民主,上承传统,下接现代,是因为中华民族四千多年前已经是横跨黄河长江,疆域辽阔的大国,以民为本,对民意极其关注

思想理论上,尧舜时期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皋陶,就把民意等同于天意,提出天意由民意表达,并警戒拥有国土的天子、诸侯、卿大夫,敬畏人民: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达于上下,敬哉有土!(《尚书·皋陶谟》)一千多年以后,周武王更直接地表达出天意与民意的关系: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

就是到了春秋时期的乱世,还有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管仲,总结前人经验得出:“民之观也察矣,不可遁逃以为不善。故我有善,则立誉我,我有过,则立毁我。当民之毁誉也,则莫归问于家矣。故先王畏民。” (《管子·小称》)

实际应用上,至少在夏朝初期就有制度化的民意收集,对主政一方的各路诸侯问责作辅助。(《尚书·胤征》,《左传襄公十四年》)

当时的民意调查,形式有多种。有每年一次派人到交通要道,摇着木舌铜铃,收集民意。有民间采诗收集民意,这部分还有明确的文字记载在《诗经》里。比如《魏风硕鼠》反映的是老百姓对只顾收税,不管人民死活的魏国君主的痛恨,把他比作肥老鼠而痛斥之。

《诗经》保存下来的只是经孔子选编为学生教材的一部分,实际采集应该还要多得多。(今天老百姓中流传的与社会政治有关的顺口溜,如果收集起来就是挺不错的民情反映,比如去年的“沙逼北京,猪投上海。”既是调侃,也及时地反映了老百姓的不满。当然,今天还有更全面,更科学的办法。)

还有把国都附近的老百姓召集起来,由高级别的专职官员亲临询问(《周礼》有明确记录)。《左传》、《国语》等也有记载先秦时代对民意的重视。

总之,尧、舜、夏、商、西周时期,一直对官员和主政一方的各路诸侯有严格的考核、问责制度。可惜的是,夏、商、西周是家天下,没有强制性制度对国家元首监督,才会出现夏桀、商纣、西周厉、幽,国败身灭,社会动乱,人民受苦。

因此,评议民主制度的关键,就在于结合现代技术,重新建立人民信服的民意调查制度,把以民意为基础的问责扩大到国家元首。

              评议民主比选举民主更全面地反应民意

西方选民主并不能全面地反映民意,而且,最多也只是一时一刻参与投票者的民意。这样的民意,且不说如何容易被别有用心的政客不择手段地搅浑,就是参与投票的选民,要么就是对一些政治议题有热衷感情而产生偏激,要么就是跟风者。

跟谁的风呢?跟政治人物、宗教领袖、工会头目,甚至是电影、流行歌曲、体育明星等社会名流的风。那就是为什么,竞选季节到来,候选人不遗余力的寻求那些社会名流的支持,求取粉丝们的大批选票。左右选民投票的,还有依靠大把金钱,铺天盖地,抹黑对手的竞选广告。

所以,多数选票,根本不是选民深思熟虑的选择。

事实上,大部分老百姓忙于自己的生计,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关心政治。这些人中,有些觉得应该投票,成为跟风者。更多的是不投票,成了沉默的多数,他们的民意在普选中是体现不出来的

选民主不具有普遍的民意代表性是长期的。

统计数字表明,美国最重要的选举,四年一次的总统和参众两院大选,自1912年以来的一百多年,拥有选举权选民的投票率,很少超过60%,最低的投票率还不到49%。就是说,选遗漏了将近一半选民的民意。此外,一般只需超过50%选票就能当选的总统,真正能代表的民意,也很少能超过30%50%x60%=30%)。

民意调查则不一样,任何阶层的民众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感受,像日常生活,社会治安,官员态度,等等,作出判断。北京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对这些作过相当深入的分析、总结

民意调查不会遗漏沉默的多数。

去年公布的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张明澍的调查,很能说明这一问题。看网上反映,看媒体的文章,很多人觉得中国目前的社会,左右两极分化很严重。然而,张明澍的调查却表明,社会中的半数人以上,相当中立。倾向右的仅管声势不小,但实际上只有8%的很少数。

为什么8%有这么大的声势?这8%不仅积极性高,而且很多能说、会写。听得到、看得见,就显得多。那38%倾向左的,看起来相当高,这部分人应该再细分,哪些是像那8%倾向右的,能说、会写,积极性高的左倾者,哪些只是简单持有认同感的人。那超过半数,中立的老百姓,其实就是沉默的大多数,如果不是比较科学的抽样民意调查,这个沉默大多数的想法就很难体现出来。

其实,美国也不例外,最近的民意调查表明,左右两种倾向的选民几乎势均力敌,但两者的总数不超过半数。超过半数的选民既不是左,也不是右,而是相当中立。可悲的是,在党派的煽动下,总数不到半数的左右两种倾向选民的高积极性,长期撕裂社会,造成左右对立的局面。

简而言之,以独立、科学的抽样民意调查为基础的评议民主比西方普选民主能更普遍、更真实地反映人民的感受和意向。

此外,评议民主注重施政结果,促使政治人物少说空话,多做实事,而选民主,正好相反。评议民主没有西方民主那样的全民海选各级当政一把手,也有助于顺序渐进地根除结党营私、金权政治、人身攻击、族群对峙等西方民主制度的一颗颗毒瘤。

     评议民主是解决中国现行体制执政合法性既稳妥又新颖的途径

在评议民主制度下,各级当政一把手执政的合法性来自于民意的持续拥护,历史也不再成为未来执政的包袱。历史功过,由历史人物自己担负。社会各界可以对历史,及时而不受限制地作出客观分析、评估,使历史成为吸取智慧和经验教训的活水源,而不是前进道路上的障碍物。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而是饱经沧桑的老奶奶。四人帮之流胡乱涂脂抹粉,妄想抹去老人家脸上一道道深深的皱纹,不仅徒劳无益,更是自取其辱。

在评议民主制度下,民意调查建立起来了,政府执政的合法性就有了可以量化测定,可以内外比较的坚实基础。

其实,一个政府执政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由国家元首一个人的民意支持率表达。前文提到,美国的大选,最重要的是选出总统。由于投票率长期低于60%,只需要得到这不到60%的半数以上,总统就当选,也就是说,总统当选最低只需要30%左右的民意就合法了。像英国、日本等议会制国家,首相的民意支持率也基本上决定了这届政府的生命力。首相的民意支持率超过50%,就名正言顺了,不仅合法,还挺不错了。

中国的国家领导人越来越亲民,越来越积极地解决人民关心的问题,在没有西方式政党恶斗的情形下,维持并超过50%的民意支持率,应该不难达到。当然,超过50%的民意支持率,并不是万事大吉,而是表明政府有坚实的执政基础,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合理合法地不断解决问题,完善国家治理。

对主政的国家领导人来说,民意支持率是压力,但更多的是动力,是有效地卸下历史包袱,摆脱老人干政束缚,轻装上阵,面向未来的动力。

把执政合法性建立在意识形态上,才会有创造了全世界公认的经济奇迹,还要持续恐惧政府执政合法性危机。把合法性建立在人民的满意度上,就可以有理有据、心平气和地国内国外交流。比较不同形式民主的优劣,最有效的就是以民意调查结果表达的人民满意度。

人民满意度高的大国,将会是全世界仰慕的领袖!

事实上,国际性知名民意调查机构,美国皮尤从2002年开始,就把中国纳入他们的世界民意调查比较计划。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汶川地震之前对中国民意的调查表明,老百姓对国家总体和经济发展方向的认同度,超过80%,比所有西方民主国家都高,稳占该计划涵盖的47国之首。而且与2002年的刚接近50%相比,有大幅度的进步。

当然,该调查也表明老百姓对家庭生活、工作、收入、环境等与自身切身相关事项的满意度,在47国中只处于中下程度,而且2002年到2008年也没有很多进步。2002年到2008年,中国最大的变化,是领导人换了届,老百姓对新领导人增加了认同度。这说明老百姓很理性,并不因为自身生活没有很大变化,就降低对国家领导人努力规划好国家总体发展方向的认同度。

2012年的民意调查表明,国内老百姓对官员腐败,贫富悬殊,食品安全,环境破坏等越来越不满,但对国家总体发展方向还是有很高的认同度,这也很可能表明老百姓认同国家领导人反复强调注重民生的态度。当然,如果国家领导人长期只有态度,而没有实际措施和效果,老百姓肯定会大幅降低对国家总体发展方向的认同度。

有了人民信服的民意调查结果,好的坚守,不好的作出改进措施,就可以实话实说,进一步提高人民的满意度。有了实话实说和人民的满意度,何畏刘小波!何畏陈光成!唐太宗能够重用为兄长谋划除掉自己的魏征,谨守“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成就流芳千古的贞观之治,现代国家领导人,有了广大人民的满意度,有一些不同意见,何损大雅?大大方方地面对就是了,合理的,表彰、吸收,不合理的,社会大众自有公议。

      结语

中华民族的政治制度创新,评议民主制度,既为世界突破西方人自以为是,固步自封的牢笼,也承前启后,与中华文明强调的君子群而不党相符。没有政党纷争的民主,外部势力也难以找到代理人,干涉中华民族的内部事务。

中央政府掌握省、自治区、直辖市主要领导人的提名、任免、调动权,不容易产生不安分的地方诸侯,搞地方主义,或搞独立闹分离。省、自治区、直辖市一把手可以跨区域调动,也有利于经验交流和人才的充分使用。

此外,由于有本行政区域的民意调查,促使各级一把手忠于职守,这样上下共管,可以减轻国家元首和总理对他们的监督任务。

更为重要的是,制度创新,不仅结束将近一个世纪否定自身悠久文明的痛苦,更证明海纳百川,包容万象的中华文明,既能纵观中华古为今用,又能横览世界博采众长,仍然是生机勃勃的辉煌文明,使中华民族在前进的道路上,重新拥有充满自信的文化和精神支柱,使中华民族有重新成为伟大的坚实基础。

复兴中华文明,超越西方民主。

中华民族正在这千载难逢的大变革时期,能否突破思想禁锢,顺应历史潮流,以创新的精神,开启变革政治制度,建立评议民主,将决定谁是人走茶凉的过渡性政府,谁是名垂千古的历史性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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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评论
新法家网友(2014-02-18 20:25:05.0)
    把民主和祖国统一交给孙子是不负责任的做法 明明河流污染黑了,爷爷说:交给我媳妇肚子里的孙子清理吧
新法家网友(2014-02-18 19:59:00.0)
    中国改革开放不就是从特区到全国普及,以后国共谁干的好谁就是执政党
新法家网友(2014-02-18 19:52:57.0)
    热烈欢迎国共两党合作甚至多党合作,开创中华民族两党或多党民主制度先河,如果怕难操作,可以学习邓小平同志,划出香港广东特区,实行两党多党竞争上岗 国共两党内战,中华民族就坠入深渊,合作则中华民族强盛 谁违反了谁就是罪人,滚出中国这个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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