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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木:西方文化传播战略及其应对 
作者:[张文木] 来源:[四月网2013-01-02] 2013-02-02

   战场是最好的课堂,对手是最好的老师。英美国家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中治理世界时间比较长、经验比较丰富,其外交战略思维也比较圆熟的国家,他们治理世界的经验,特别是其中文化传播经验也最值得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国人对其加以总结和借鉴。

                一、文化传播是西方按其战略意图塑造世界的重要工具

    国家战略是实施国家政治路线的工具。历史上,国家——只要它还存在的话——文化传播历来是与其政治目标相呼应。国家间的文化交流,即便不是所有,至少其主要或核心内容都贯穿着各自的外交战略。在国家对外交流中,宣传什么内容,输出什么知识,在相当一些国家那里都是与其外交目标及相应的战略策略捆绑在一起的。比如,近代日本“学术”及其“研究成果”就有明显的为侵华战争准备和服务的“笔部队”性质。可以说,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侵华战争不仅是其长期军备的必然,也是日本对华战略中意识形态“宣传战”的结果。1941年,在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刻,日本人特意“邀请”梅兰芳出场唱花旦,因为他们知道,使对手国家中的男性心理在不知不觉中普遍雌化——这种现象目前在东南亚一些曾被英国、日本殖民过而又没有经历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和地区中普遍存在,在其影视文艺中已是主流——是击败这个国家的重要手段。梅兰芳看穿了日本人的阴谋,拒绝与日本人合作,决定“蓄须明志,息影舞台”,以此激励中国男儿英勇杀敌,誓死报国。然而,在半个多世纪过后的今天,长期的和平生活已使一些青年人忘却了这些血写的经验。前几年,我们曾有艺人身披日本军旗拍时装照,这两年更有艺人“一身兼二任”:刚演完“格拉玛”艇上的格瓦拉,又在《色戒》中扮演被美化了的汉奸情妇。这些“艺人”们已经不清楚艺术在任何国家都是有底线的,那就是爱国主义。梅兰芳一生的艺术实践告诉我们:艺术品质的高下不仅仅在于技巧,更在于气节。梅兰芳的伟大不仅在于他的艺术功底,更在于他在日本侵略者面前舍生取义的伟大民族精神。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各国开始重视“笔部队”的建设。当时美国专栏作者沃尔特‧李普曼注意到这种转变,1922年他在《公众舆论》一书中明确指出:“在目前控制局势的这一代人中间,说服已经变成一种自觉的艺术和世俗政府的一个常规功能。”在各国“笔部队”中最老谋深算的是英国,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只是英国“谋略派”时好时坏的学生。比较而言,英国的文化传播更是一个系统工程:从编撰世界主要国家的历史(比如“剑桥中国史”系列)到塑造国际文化观念(比如英国有意捧红的汤因比的历史观)、国际主流经济学(如连英国人自己也不信的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说)、生物学等工程,几乎全被纳入其文化传播的战略之中。英国人不在乎世界是什么样的,只在乎他们的传播的受众心目中的世界与其编造的“世界”与是否合拍,其最终目的是让对手国家乃至它的盟国按着英国各式“皇家学会”认可的标准存在或不存在。

    这些新老帝国主义国家向其对手国家实施文化传播战略的一贯策略是“外松内紧”:在自己国家内讲统一性,在国际上则要求多样性;在自己国家内扶强抑弱,在对手国家中则扶弱抑强。他们用各种方式弱化对手,其目的是在他们国家“内部确立一种罗马式和平,对外则表现为罗马式的掠夺性帝国主义”。美国歌手迈克尔·杰克逊厌恶自己的黑人人种,想从肤色上与白人人种“保持一致”。在美国居统治地位的白人们看中了这一点,便把他捧了起来,使其在多民族杂聚的美国大红大紫,获奖无数,其目的就是让在美国人口中占相当比例的黑人们在杰克逊的摇滚乐中忘记其种族的历史和个性,并在白人面前自降人格,天然接受其统治。英国人在印度将甘地捧为“圣雄”,在南非将曼德拉捧为“和平斗士”,授予他们多种奖项。这两个人的思想中有许多有价值的内容,可英国人却偏宣传、鼓励和强化他们思想中的“非暴力”即“告别革命”的部分,将其改造并美化为对英殖民主义无害的“普世主义”价值观灌输给英殖民地人民,以此强化那里的人民对英国殖民统治的依附意识。印度的甘地,南非的曼德拉,还有美国的马丁•路德•金,都是由英美人为了同一个政治目的从一个模子浇铸出来的“和平斗士”。 列宁说:“被压迫阶级如果不努力学会拿起武器,获得武器,那它只配当奴隶。”而让被压迫者放弃武装则是全部压迫者政治的核心。

    用一切方法模糊和虚化对手国家的战略目标和人民的理想,是西方宣传战中的重要手法。目前我们媒体中“梦”说成风,这无形中自我虚化了我们的文化自觉。其实,压迫民族并不怕被压迫民族有“梦”,而是怕他们有理想。马丁•路德•金说他有一个“梦”,美国资本家可以为他塑像;卡斯特罗说他有理想,美国资本家就对他恨之入骨。马丁•路德•金的“梦”至今也没有给美国黑人带来解放,而共产主义理想却给1949年之后的中国带来了巨大成就和光明前景。压迫民族也不怕被压迫民族谈“人性”,而是怕他们谈“人民”。虚化了阶级和政治意识,“人民“也就被分解成了一个个虚无的“人”,其文化也就成了虚无主义的文化。失去了文化自觉和“人民”的概念,国家就自毁了精神长城,侵略者就可长驱直入。近现代中国人民的奋斗史说明,不是什么“梦”,也不是什么抽象的“人”,而是有理想和文化自觉的中国人民实现我们民族救亡图存、自立于民族之林的理想。

    即使是近乎纯技术的科目语言学领域,也被英美人纳入他们的文化传播战略之中。在他们看来,语言工程也是人心改造工程。因此,改造被征服国家的语言,往往成了他们征服其他民族的重要步骤:欧洲人带着枪炮走向世界的同时,也把他们的语言强行推向他们的殖民地。原来由阿拉伯语、汉语、梵语等语言支配的世界,便在近代为英语、法语和拉丁语等所取代。这些语言在向世界传播的过程中,也将欧洲人的价值观带到其支配的地区。他们在强化宗主国价值观的同时,削弱或消灭了其殖民地的原生意识,强化了依附意识。《第三世界:苦难、曲折、希望》一书的作者,保罗•哈里森提出“文化上的帝国主义”概念。他说:“伴随着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帝国主义,又产生出一种更为阴险的控制形式——文化上的帝国主义。文化上的帝国主义不仅征服了受害者的肉体,还征服了他们的心灵,使他们沦为唯命是从的帮凶。”曾在好望角任职的英国官员约翰•巴罗说:“假如所有的官方文件都用英语书写,那么这里的下一代就会变成英国人。”目前凡是英语说得好的,除母语国家外,都是曾经被英国征服、其殖民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和地区。

    西方国家征服其他民族的最常用的方式之一就是用民族问题制造内乱和分裂;分裂这些国家的常用的方法是率先分裂、肢解它们的语言。比如他们会鼓励和资助一些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有目的地去对手国家就民族问题进行“学术考察”,从其生活习俗和语言结构中最终“研究”出许多与其国家共同体相排异的种族元素,并由此推论这些种族与他们所处的国家本“不兼容”。接着就是西方政客们对这些越研究越多的“种族”进行炒作性宣传、鼓噪,在必要时不惜鼓动出兵推动其独立倾向,结果许多好生生的国家就这样被肢解了。我们看看近代英法美等国在不断整合本国和本地区政治形态的同时,又从民族问题入手碎化世界其他地区——如近东巴尔干国家、中东海湾国家及非洲国家——的过程,再看看当代因西方渲染民族问题导致解体的苏联及随后再次碎化(Balkanized )的巴尔干国家的现实,就不难看出西方国家语言学研究具有的战略功能。有过苏联解体惨痛经历的俄罗斯学者对此有深刻的体验。B.A.利西奇金和Л.A.谢列平在其合著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一书中说西方人:

    从今天的利益出发,挖掘历史论据来证明今天的观点是正确的。民族间的冲突往往以此为据。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冲突正是这种心理战手法酿出的恶果。历史上双方都可以找出大量资料证明,卡拉巴赫属于此方或彼方。当受到西方第五纵队操纵的新闻界,公然煽动被移居的人民,就其实质而言是组织了奥塞梯-印古什冲突以及其他一些冲突,酿成了大量伤亡。

    为了达到其政治目的,西方的文化外宣政策往往带有血腥味。香港曾是英国人的殖民地。新中国建立后,华人武术界里出了一个李小龙,他在其主演的功夫片中一改香港华人“好勇斗狠”的猥琐形象,表现出了中国人的大义凛然和威武不屈的精神。李小龙用自己的武艺和武德赢得了世界人民的热爱,在美国和日本人民中拥有众多崇拜者,但他在33岁就“死于不幸”;其长子、决心继承父业的李国豪,在其事业初有声色的时候,也随一起“误击事件”而英年早逝,死时年仅28岁。如果再联想清末曾多次打败洋人的爱国武术大师霍元甲年仅42岁便“不意中毒身亡”的结局,我们就不能不怀疑这些相似结局与某种战略意图相关联。李小龙死后,在日寇时期梅兰芳曾表现出大无畏的傲骨,经李小龙传承之后便在香港武术界日益式微:在英国殖民者面前,这时的香港武者已失去了李小龙那龙飞九天的气势,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武者降格为阴沟里蓬头垢面的扶贫义士;在香港回归祖国后的改革开放时代,这些“武者”又转行为的宣传普世理念的环保人士。

    西方持之以恒地推行殖民文化政策对第三世界造成的负面影响是深远的。我们看看目前流行于东亚地区的一些武打片,其中的主角形象多是一些好勇斗狠的侠客,而侠客缺少的正是没有为阶级、民族和国家奋斗的理想,而这正是当年日本及欧美殖民主义者在这些地区统治可以接受并且纵容的文化内容。东亚国家和地区有相当多的言情片中的苦恋,都以退场的一方买了去西方某国的机票或另一方在机场注目刚升空飞往西方某国的飞机为剧终。这其中隐藏的暗喻就是:西方才是没有是非的人生“伊甸园”,到了西方就找到了道德的制高点和人生的归宿。这样的倾向是殖民文化长期“心理暗示”的结果。希特勒对英国娴熟地运用文化传播推进政治目的作法羡慕不已,他在《我的奋斗》中说:“在英国,宣传被作为第一级的武器使用;在我国,却是失业政客的饭碗,或者至多不过是一些腼腆的英雄们的一种职业。结果宣传对我们来说,其效果等于零。”

         二、国家政治关乎民族存亡,随意“突破”和“超越”是危险的

    资源的绝对有限性与发展的绝对无限性的矛盾,以及由此引导出的国家力量的绝对有限性和国家发展需求的绝对无限性的矛盾,是人类及其赖以生存的国家发展自始至终面临的基本矛盾。前一种矛盾决定了国家间的斗争及贯穿其间的生存博弈是绝对的。不管这种斗争采取什么形式,它都是人类文明进步基本动力。后一种矛盾决定了前一种矛盾在国家抗力接近的条件下,是有和平转化空间的。

    这就是说,关乎民族和国家的生死存亡的政治要求是研究文化传播问题的绝对前提,其他如所谓要“超越”民族国家的所谓“人类”共性的话题无疑也是存在的,但只能是在国家政治前提下话题,是政治的延伸。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特别强调在文艺宣传中的政治目标,这并不是什么“过分强调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而是国家文化传播战略的必然要求。我们常说“饱汉不知饿汉饥”,当人面对生死——至少是面对极端饥饿——时,就知政治是不能随意突破和超越的“巨大的局限”。人饱时会对“饥饿”问题有千万种解释,每人的解释也都有一套独特的逻辑;而当自己真正面对饥饿时,有用的逻辑和解释就剩下几种乃至一种,能任意突破的“局限性”更是所剩无几。此情此意,家国同理。

    理论的正确如否需要经验过滤和检验。医生的话在家里总比媳妇的话管用,就是因为医生的话多关乎生死,而媳妇的话则多关乎感情。在家中感情往往让位于生死,在国家里就是 所谓的“文字的人性”要让位于关于民族生死存的政治。20世纪30年代,红军在长征路上出发时还有8万多人,这时大家尚未认识到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价值;当湘江之战后红军拼得只剩下约3万余人时,党内对于是否接受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争论就基本消失。在经验、特别是关乎生死的极端经验面前,人就容易接近真理并达成共识。笔者在本文中关于文化传播始终贯穿国家政治战略的认识,所基于的并不主要是逻辑演绎出的所谓“道理”,而是基于历史上大量发生过的生死经验。

    在这方面,古希腊和中国战国时的齐国都是前车之鉴。黑格尔说:“希腊人把自由的幻想的欢欣当做宗教。”结果,在希腊的自由之花被罗马的金戈铁马“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征服希腊后,罗马人为了弥补自身文化的不足,“就有了很多的希腊奴隶被载运到罗马来。这种奴隶贸易是以提洛为中心,据称这个地方有时候一天可以卖出一万个奴隶。希腊的奴隶成了罗马的诗人、著作家、罗马人工作场所的监督、罗马人子女的教师”。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齐国。齐国曾是秦国面临的最强的对手,但就在秦国力行铁血统一的时候,齐国却弄了许多文化人“搞课题”, 要创建“文化大国”, 秦国还贿赂齐国很多黄金让它在“百花齐放”中自我陶醉;公元前288年,秦国捧齐国称为“东帝”。就这样,当秦国大军抵至齐国城下时,已是飘飘欲仙的齐国竟不战而降。黑格尔说“文雅和修养根本是不合罗马人本性的”,事实上,“文雅和修养”也不是历史的本性。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政治无色彩,只有成和败。地下埋的东郭先生一定比狼多,而要“和狼在一起,就要学狼叫。至于要消灭所有的狼(在一个合理的人类社会里理应如此)”,列宁说,“那我们就要照俄国一句精辟的俗话去做:‘上战场别吹牛,下战场再夸口……’”我们现在国际斗争中只会“五讲四美”是不够赢得胜利的。道义在革命时期需要战场上的胜利来支撑,在建设时期就需要不断赢利来支撑;没有实际利益——在革命中是阶级利益,在建设时期是国家利益——的获得,仅为道义而没有利益的牺牲最多只是一种斯巴达克式的殉难。

                三、中国文化传播也要“讲政治”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为了扩大对外开放和交流,在文化传播中适度淡化意识形态,从策略上考虑是可以的,但从政治上让步则是要吃亏的。

    兵不厌诈。诱导对手走向失败的文化传播的方法不能简单地仅仅用道德标准来评判,它是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形成的具有“双面刃”特征的博弈工具:对被压迫者来说,它是反抗的需要,对压迫者来说,它是统治的需要。战国时秦穆公就知道“立庸君以弱晋,得城池而强秦”。为了达到对中原汉族知识分子的安抚与弱化——与英国在印度的作法一样——并重的目的,满清统治者在明十三陵中专捡那个好面子、特清廉却治国无方,很有些戈尔巴乔夫范儿的崇桢的墓地予以高规格改葬并多次隆重修缮;在民间,清初满人将那个靠乞讨赚钱办学、很有些甘地范儿的武训立为汉人学习的楷模,用经过无害化处理的普世理念虚化汉民族的反抗意识,以达到长期统治的目的。

    同样的事物,在毛泽东这里完全就是另一种视角。毛泽东也重视明史研究,特别是注重汲取其中的国家兴亡经验。1944年毛泽东在延安时就要求高级干部学习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明史中,毛泽东最赞赏明成祖朱棣而少正面提及崇桢。毛泽东多次到明十三陵,曾有三次凭吊朱棣葬墓长陵。1951年4月他在长陵赞扬明成祖“敢在北京建都,敢把自己的陵放在这里,不怕蒙古人的铁骑,是个有胆识的人。这个皇帝长住土木行宫,理政练兵,很少在京城金陵办公,不忘戎武,这很不容易了。”1958年毛泽东率中央高级领导到明十三陵植树。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毛泽东在十三陵考虑最多的的是国家的长治久安。1964年5月12日,毛泽东在谈话中说:“看《明史》最生气”,“除了明太祖、成祖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明武宗、明英宗还稍好些以外,其余都不好,尽做坏事。”同年6月16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问题的讲话,他将讲话地点放在十三陵水库,其意深长。至于清人捧红的武训,毛泽东在建国初即1951年5月20日亲自撰写并发表《应当重视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严厉批评说:“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诬蔑农民革命斗争,诬蔑中国历史,诬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宣传。”

    宣传战线始终要贯穿政治,这是毛泽东对宣传工作者的绝对要求。1959年,毛泽东在同吴冷西谈话时说:“新闻工作,要看是政治家办,还是书生办。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毛泽东批评这些人不会“读无字之书,听无弦音”。“多谋寡断”的认识根源还是不懂和不讲政治,尤其不懂和不讲文化传播与政治的关系。毛泽东在明史、武训和办报问题上的所想所思,确实值得我们共和国的后代认真回味和深入思考。

               四、应对西方文化战略的策略原则

    那么,这是不是说,我们就要抵制整个西方文化向我们的传播并拒绝他们的评价机制呢?

    不,绝对不能这样。相反,在我们的文化传播能力尚不够强大的时候,还要积极地参与其中并逐渐地利用它来壮大自己。

    国际文化传播既然存在着政治斗争,那应对它时就不能不讲策略。1948年3月,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节节胜利,“三大战役”序幕即将拉开的时候,毛泽东告诫全党:“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政策和策略的正确性在于它既不能“左”也不能右,而是要符合实际的需要和要求。毛泽东说:“我们党的历史情况表明,在我党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右的偏向,而在我党和国民党分裂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左’的偏向。”与当时国共合作已近结束的情形相似,由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此轮中美“蜜月”期以及我们利用它在力量不对称的条件下大规模发展和壮大自己历史性机遇正在接近尾声,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在其间的外交斗争就更要注意政策和策略。

    中国崛起十分很难,但成就巨大;而要在独立自主地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说服国际社会接受中国的崛起,今后我们将有更长的路要走和更艰苦、更细致的工作要做。但是,在有限时间内,能够引导受众的并不是只有少数先驱者已经认识到的真理而是可以最直接影响大众的传播工具。这是对传媒问题有深刻洞察力的美国战略思想家李普曼《公众舆论》一书告诉我们的最简单的道理。李普曼曾说在西方社会里“制造同意并非一种新技巧。它已经十分古老了。据说它已经随着民主政治的出现而消亡了。事实上,它是在技术方面获得了极大的改善”。无疑,在“制造同意”的能力上,西方拥有我们无法比拟的高效传播手段、巨大的资金储备、丰富的运作经验、严密的网络体系和组织机构及由此形成的更广泛的国际受众。因而,在中国国际传播手段不足、传播经验不足的历史条件下,要说服世界接受中国,就必须以高度的政治自觉——这是“文化自觉”的核心——的精神和“外圆内方”即不很“政治”的形式积极参与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传播体系,在其中有理、有利、有节地对西方损害中国国家利益、干涉中国内政的舆论(比如这几年所颁“诺奖”中就有干涉中国内政意图的所谓“和平奖”)长期坚持最坚决、最不留情面的斗争,同时也要尽可能地选择西方社会能接受——尽管是被忽悠的——的“普世”形式,在其中用中国的元素和解释去影响、说服更多的国家及其人民理解和接受中国的发展。

    对于西方宣扬“普世价值”,我们在国际文化传播中不必要简单地抵制,而要在其中加入我们的解释,比如共产主义也是一种“普世价值”,这从中国孔子的“大同”思想到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中都有相通的补素共产主义思想。这种补素共产主义思想又与目前西方各种“占领”运动中人民发出的呼声又有相通之处。事实上,我们共产党人的理想完全可以也能够主导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的话语权。

    我们反对的并不是“普世价值”而是按西方标准强求的同一的表现形式。正如普遍的“人类”是存在的,但同一的具体人是不存在的道理一样,将个别国家实现普世价值的具体形式,暗移为普世价值本身,并强求他们国家一律遵守,这与某个人说他就是上帝、某种花说它就是一切花、美国人说他们就是全人类一样,是可笑的。即使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西方理论家,他们对于今天西方人所谓“普世价值”也是持批判态度;现在西方的政客们对他们自己宣扬的“普世价值”也并不真信,而只是将它当作忽悠他国交械投降的工具。既如此,我们也不妨采用“将错就错”的策略,接过他们的话语反客为主:在其中注入中国解释并随中国的发展渐进赢得舆论的主导权。

    其实,这些年西方反华势力在总结一次次失败教训后也注意到这样的策略。这几年西方针对中国的各式“诺奖”颁发的尺度也在变化:他们在不降低政治要求的前提下,开始抛弃以往的简单极端的反华手法——这大概让某些以极端“个性”标榜的人士对2012年“诺奖”某些颁奖不满的原因,从脸谱化的政治对抗向温和与草根方向转变。因此,我们也要利用他们的这种策略变化推出或接纳有中国政治立场而形式又比较温和的人选,以此影响更广泛的国际受众。1937年我国作曲家贺绿汀同志创作的《游击队之歌》的歌词说“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这句可作为我们对敌文化斗争中“借船出海”的策略,而紧接着的这句“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无论谁要抢占去,我们就和他拼到底”的歌词,则可做为我们文化传播中“万物皆备于我”的不变原则。

    没有组织路线与之配合策略是不会成功的。1920年,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面临低潮,为了克服革命队伍中的急躁冒进和简单的情绪,列宁写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本小册子,批评那些只会“空喊‘群众’,‘群众’并拒绝在工会内部进行工作!借口工会的‘反动性’而拒绝去工作”“说什么只要(只要!)‘承认苏维埃制度和专政’”的布尔什维克“也是在做蠢事,破坏自己对群众的影响”。列宁告诉这些党员要“善于在他们中间进行工作,而不是臆想一些幼稚的‘左的’口号同他们隔离开来”。列宁在这篇文章中将“与狼在一起,就得学狼叫”的思想发挥到极致,他用反问的方式回答那些拒绝参加资产阶级议会的同志的问题说:“如果不让‘苏维埃的’政治家进入议会,如果不从内部去瓦解议会制度,如果不由议会内部去准备条件,使苏维埃能够顺利完成它所面临的解散议会的任务,那末,要使苏维埃战胜议会是否可能呢?”

    这个道理也同样适用于我们今天的国际文化传播,面对拥有庞大资本、技术和长期的外宣经验的西方传媒体系,如果我们采取拒绝的态度,不参与这些比如“诺奖”评选等机制,就等于主动放弃影响世界的机会,这与王明的“笔直又笔直”“纯粹又纯粹”的“左倾”路线一样,是没有希望的。当然,我们在参与这个体系时又忘记甚至放弃对中国利益的维护和说明,放弃了斗争,那这又与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一样,更是没有希望的。1942年,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扫荡,毛泽东提出应对策略说:“何以对付敌人的庞大机构呢?那就有孙行者对付铁扇公主为例。铁扇公主虽然是一个厉害的妖精,孙悟空却化为一个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心脏里去把它战败了。”只有我们进入了西方“铁扇公主的心脏”即他们设的各式“论坛”“委员会”等国际机构和组织时,才可以做到“知己知彼”;而有了“知己知彼”这个前提,我们才会有选择的主动权,才可以做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对于有损中国国家利益和基本政治原则的文化及其奖项,我们可以坚持拒绝,而对于有利于宣传并让世界理解和接纳中国的舆论和奖项,我们视情况则予以支持。1965年毛泽东告诉外国朋友说:“战争时期,战争就是学习。你不是说读了我写的文章了吗?这些东西处用不大。主要是两条,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我打我的,又有两句话,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但是,策略使用起来从来都是带有双面刃的利器,用于击败对手的策略有许多时候反成了自伤的原因。比如“新自由主义”最初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用于解决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正面作用释放殆尽后遗留下来的负面——比如僵化和国家统制——问题的经济学说,但在中国“八九事件”后和苏联解体前夕,西方为了实现其独霸世界的全球战略,又将其中强调自由化的内容以“华盛顿共识”的名义,以强大的声势片面地推荐给社会主义和第三世界国家。邓小平同志注意这种危险,果断地阻止了部分人以“价格攻关”名义推行的经济全盘市场化和政治全盘自由化的企图,由此保证了中国的健康发展;苏联戈尔巴乔夫囫囵吞枣地接受了这套理论,实行“休克疗法”,由此加速了苏联及整个东欧社会主义主义阵营的垮台。

    在这轮大国博弈中,最值得总结的是美国的经验。苏联解体后,美国在巨大的胜利满足感中,得鱼忘筌,随时间推移,美国在“谎言说上一千遍就是真理”的心理潜移中竟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为搞垮别人而高举的“新自由主义旗帜”默化为美国自己的旗帜,主动扮演起“新自由主义样板”的角色。就这样,本用于忽悠对手国家的理论竟被渐渐内化为美国的国内政策并最终将用于砸别人的石头砸到了自己的脚上:2008年始,美国经济在大量的衍生金融产品中深深陷入迄今仍看不到转机的衰退。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在本国经济的最低迷2012年,美国人再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与苏联解体的前夜全盘接受“华盛顿共识”的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很有些相似之处。英国广播公司2012年10月15日日报道说,“在经济学领域,美国仍是最强经的大赢家”,此前四年即2008年9月18日,美国国家宪法中心向戈尔巴乔夫颁发了“自由勋章”,而为戈氏挂奖章的人就是当年利用戈氏“东郭”式的善意瞬间踹倒苏联的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布什对戈氏说:这是一个真正的荣誉。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2007年,就在欧盟统一欧洲任务接近完成并准备向地中海南岸即北非推进、其政治版图基本回到到第二次大战前的凡尔赛体系的前夕,美国人所获得的并诺贝尔奖却大幅增加:“2007年至今年,美国经济学家几乎‘包揽’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此后美国经济似乎得了“肾衰竭”,在经济危机中日益不能自拔的,国力不振,政治上出现人民“占领华尔街运动”。 今日的欧洲人已有了“前度刘郎今又来”的自得,而此时的美国在不断堆起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中却有了一种被逼出欧洲的莫名失落。欧盟——2011年利比亚内战中反政府力量的支持者——获得2012年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如果将它的名字改为“欧洲统一奖”可能更符合欧洲人的本意。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中国在国际文化传播已取得的巨大成绩,但同时我们也要警惕防止前述一些国家得鱼忘筌,最终被自己制造的斗争工具所击倒。事实上,全球化的进程,是一个资本国家化和国家资本化分裂式并进的过程,前者是民族国家驾驭资本的自主道路,后者是民族国家依附国际资本的依附道路;前者是“融”入全球化,后者则被全球化所“溶”入,一字之差,命运却判若云泥。中国在未来的国际体系中的大战略应当是坚持不懈地利用一切机会争取前一种命运,坚定且巧妙地避免后一种命运。

    在许多时候,用枪打不倒的对手可以用笔打倒;用笔打不倒的对手还可用嘴“吹”倒。如果读一下1946年丘吉尔的“铁幕演说”,就不会怀疑美国就是这样被欧洲吹倒的。如果再读一下1972~1973年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的对话体著作《展望21世纪》,就不难发现,欧洲捧杀的目标开始向中国偏斜。对此,中国不仅要提高警惕,更要知己知彼,学习其中有效我们今天又尚不熟悉的大国文化博弈的经验,为中国成长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而做好准备。

             五、利用矛盾,发展中国,争取为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

    中国参与世界体系发展壮大自己的策略基于世界矛盾的绝对性和普遍性。

    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指出:“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是个要害。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现在国际市场已经被占得满满的,打进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邓小平从矛盾的绝对性出发,认识到与西方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1990年,中国面临西方全面禁运的压力。邓小平又从矛盾的普遍性和相对性分析说:“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西方内部永远存在着可利用的矛盾,只要有矛盾,我们就有发展的空间和可利用的机会,就可以利用矛盾争取支持我们的国际力量。至于利用矛盾的策略,列宁说:

    要战胜更强大的敌人,就必须尽最大的力量,同时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各个国家内资产阶级各集团或各派别之间的一切利益对立,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可能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丝毫不懂得一般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

    无疑,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矛盾,这些矛盾已严重制约着中国的发展;但同时也要知道,西方世界内部积累起的的矛盾比我们更复杂、更深刻,似乎达到了非战争而不能解决的地步。在矛盾面前,一切反动派确实是“纸老虎”。历史上所有教条主义者都是失败者,究其原因就在于他们认识不到世界普遍存在的矛盾性。

    西方世界充满着深刻的矛盾。20世纪上半叶,美国人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利用欧洲内部矛盾借欧洲人的手埋葬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凡尔赛”世界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人也“以其人之道”,利用美国和苏联争夺世界霸权的矛盾借美国人的手打倒了苏联并埋葬了以苏联为主导的“雅尔塔”世界体系的欧洲部分;今天欧洲正在借美国人的手埋葬以美国为主导的“雅尔塔”体系中的亚太部分。目前美国正在这条道上被折腾疲于奔命。

    有矛盾,就是胜利的希望。1918年,列宁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利用西方的矛盾不仅巩固了苏维埃政权,还突破了马克思曾作出的一国不能成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预言;1939年,斯大林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欧洲的矛盾,进一步创造性地证明了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原理。1972年,毛泽东利用美苏矛盾,实现了尼克松访华,瞬间改变了对中国不利的两面夹击的国际格局,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苏联解体后,社会主义力量受到挫折,在西方世界对社会主义国家“围追堵截”的关口,邓小平同志带领全党顶住了西方的压力,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将国际压力反转为中国更深刻地融入世界体系、发展和壮大自己的动力。目前的欧洲正将美国引向与中国全面对抗并让双方在冲突消耗的策略,我们对此要有必要的认识:在与正在推行“战略东移”的美国斗争中保持必要的合作,坚持有限目标,尽可能地为21的中国的争取一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战略格局。

    “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如果中国在未来的世界中能够通过融合性的斗争,走出一条既有共同富裕,又有效率,还为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所接纳的社会主义道路,那我们就可以继列宁、斯大林之后,通过中国成功的实践创造性地证明一国不仅可以建成也可以发展社会主义的历史结论。这不仅是对人类认识论的贡献,更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贡献,具有极大的世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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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评论
新法家网友(2013-02-27 14:34:45.0)
    当代中国正处在学术大变革的前夜。
新法家网友(2013-02-27 14:31:30.0)
    中国学术界应该清醒起来了。
新法家网友(2013-02-20 23:28:45.0)
    党狗官奴、装逼五毛只有制造出敌人(美国、西方、资产阶级),才能制造出仇恨。党狗官奴、装逼五毛只有煽动起中国大陆老百姓对“敌人”(美国、西方、资产阶级)的仇恨,中国大陆的老百姓才能更加紧密的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反动派、中共贪官污吏集团、中共反动腐朽统治周围。
新法家网友(2013-02-20 14:36:59.0)
    党狗官奴、装逼五毛、俄狗汉奸声嘶力竭的吆喝,让我想起专卖假冒伪劣的电视购物--------其虚伪做作,其贪婪无耻,难有出其右者!
新法家网友(2013-02-18 21:48:20.0)
    回复新法家网友(2013-02-14 12:13:54.0):老兄分析得有道理!中国共产党从上世纪90年代到2004年为止,总共和俄罗斯签署了四个边界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共和国西部勘界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共和国中部部勘界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共和国东部勘界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共和国东部补充勘界协定》),中国共产党以此为法律依据正式承认了俄罗斯对原先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合法拥有”。
新法家网友(2013-02-14 12:13:54.0)
     俄国人很清楚他们非法侵占中国领土150多万平方公里,中国人民是不忘记的,为了把非法侵占变成自己的,为了成功的肢解、分裂、削弱中国,为了成功的将中国变成大俄罗斯帝国的附庸,所以俄国人采用了四个个方法并且分四步来实施:第一步,向中国传播了西方文化(马列主义);第二步,在中国组建一个由自己操纵控制的汉奸卖国分裂势力(中国共产党);第三步,在中国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俄狗汉奸儿皇帝(毛泽东);第四步,在中国建立一个亲俄的政府来代表中国人民来跟他们来签定新边界条约。俄国人的阴谋终于得成了,这对我们中华民族来说真是一个天大悲剧!
新法家网友(2013-02-13 10:51:10.0)
    《中国共产党誓死捍卫西方文化(马列主义)武装保卫苏俄》----------(2)中共的倒行逆施受到全国的一致反对,冯玉祥、阎锡山、吴佩孚、张学良等军阀,都发出声讨赤俄肃清共党的宣言通电,主张一致对外。党创始人陈独秀良知尚未泯灭,尽管他已被罢免,他于1929年7月28日致函中央,称中共的做法会“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对此,中共于8月3日复函陈独秀,严厉指责陈“站到了资产阶级立场,忘记了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并进而组织对陈的批判,指控陈是“反苏”份子。陈独秀因反对“武装保卫苏联”被开除出党。 这期间,斯大林通过共产国际指示中共,要用武装暴动和进攻中心城市的革命行动来牵制中国政府,以帮助苏联在中国东北的侵略战争。1929年9月26日,给中共发来了命令:“谁忠诚地、真正地、坚定地、毫无保留地武装起来保卫苏联,谁才是革命者,才是国际主义者”。斯大林的这个命令,收集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斯大林全集第十卷里。 共酋李立三也随声附和,建议:武装在西伯利亚的十万华工,让他们打回中国;而蒙古共党则宣布,与中共的中华苏维埃结成联邦,并派出军队进攻中国北方地区。 此时,周恩来、刘伯承、叶剑英等人,由俄国人每月供应3千万卢布,从俄国到中国东三省,召集中国、日本、朝鲜的共产党员,组织义勇队,参加俄国的侵华战争。 1929年10月26日,斯大林命令共产国际发来电报,要求中共坚决“武装保卫苏联”,并明确指出,“武装保卫苏联就是要在全国发动武装暴动”。 1929年11月,当时的中共最高负责人李立三即在中共江苏省“二大”上宣布:“中央提出的’’武装保卫苏联’,就是全国的武装暴动。” 1929年12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第60号通告,它的标题就是“执行武装保卫苏联的实际策略就是全国的武装暴动”。中共党史专家却对此明白说道,“共产国际命令中共发动武装暴动的一系列指示,就是要适应苏联对中国中东路战争的需要”。 9月19日,俄军炮毁我吉林绥滨城。同时,在三江口、同江、富锦、桦川、满洲里、扎兰诺尔、密山、绥芬河等地都进行激烈的战斗。11月17日,苏俄军出动飞机、大炮、坦克,猛袭扎兰诺尔。驻守扎兰诺尔的东北军第17旅7000余官兵在激战后伤亡殆尽,旅长韩光等全部阵亡。美、英、法等国见中国军队败北,立即出面调,以致中国政府于12月22日再次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苏伯力会议协定书》,承认恢复冲突之前的屈辱状态。。 1929年以前黑瞎子岛上(350平方公里,加附近海域共450平方公里)驻有中国张学良的军队。张学良所部三艘军舰全被苏海军击沉,占领了黑龙江主航道中国一侧的黑瞎子岛等三个岛屿,并将岛上的居民用绳索绑到轮船上送回南岸。目前,不但俄人在该岛建有一万多间别墅,还建有从俄国城市伯力(俄称哈巴罗夫斯克)跨越主航道到该岛的浮桥。陈独秀因反对“武装保卫苏联”被开除出党。 1929年斯大林对中国的战争还产生了一个至今仍然困扰中国的历史遗留问题:苏联剥夺了中国在图们江上的航行权,封闭了中国前往日本海的出海口。近十来年,中国为获得在日本海的出海口费了很大的劲儿,但难以成功。由于在日本海没有出海口,中国在地缘上蒙受了巨大的损失。黑龙江省和吉林省与外界的运输不得不依赖运力已达极限的铁路和遥远的大连港和营口港,这对两省的经济发展极为不利。 中共一边打著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崇高旗帜,一边却拿著侵略者的资助;它听命于侵略者,在侵略军杀害中国军民的时刻,公开宣布武装保卫侵略国,并以武装暴动进攻本国政府,配合侵略者的军事战略。1929年的那一场遍及南中国城乡的武装暴动,就因此而爆发。中国共产党人与俄国人一起杀害中国人,这就是中国共产党誓死捍卫西方文化(马列主义)武装保卫苏俄的“革命”。
新法家网友(2013-02-13 10:48:48.0)
    《中国共产党誓死捍卫西方文化(马列主义)武装保卫苏俄》----------(1)1848年《共产党宣言》说:“工人没有祖国”。按照这种理论,工人阶级只要没有上升为统治阶级,祖国就与他们无关。正是这一理论的影响,中共诞生之初在共产国际领导下的那一时期,一事当前考虑的首先是共产主义苏联的利益而不是本国工人阶级的利益。 早在中共当政之前,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雷海宗就评论说:“共产党若是剥去外来的名词和口号,不过是一个半秘密半公开的,带有宗教性的,以饿民为基础的割据势力。它的唯一真正特点,就是依附外力与否认国家民族…”(1957年8月22日《人民日报》)。 在帝俄时代,中东铁路的盈利由两国政府分成;从1925年起,苏联却独吞了全部赢利。在交纳中东铁路费用时,张作霖与苏方发生纠纷。在张作霖拒绝妥协的情况下,苏联于1926年8月命令军事情报局采取暗杀行动。令苏联感到意外的是,1928年7月4日,日本为排除苏联在中国东北三省的影响力,主动承担了炸死张作霖的责任 (详见《青年参考》2003年9月4日《张作霖元帅之死档案》)。 接着主政东北的少帅张学良,多次同苏联交涉未果。1929年5月27日,东北地方政府查明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竟是苏联指挥中共叛乱的巢穴,遂逮捕了正在里面开会的39名中共党员。7月10日,我国东北军政长官张学良命令中东铁路督办吕荣寰,按照中俄协定免除俄人局长职务,并解除苏籍共产党份子高级职员59人的职务,搜查俄人用作间谍活动的职工联合会、国营贸易局等机构;并根据1919、1920年苏联政府曾公开发表的“放弃一切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放弃沙皇俄国在中国所有特权”的声明,宣布接管中国境内的“中东铁路管理权”。从而打击了苏俄深入中国的侵略势力。 1929年8月,苏联不承认自己以前的宣言和声明且宣布与中国断交,并借此对中华民国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苏俄在远东原驻3万人的军队,为入侵中国,又在西伯利亚召10万人入伍,还从俄内地派来7千的秘密警察。8月11日,苏俄大军在东自绥芬河西到满州里的中国沿边重要城镇和地区的全面侵犯。中国政府命张学良的东北军进行抵抗。 当中国军队为反抗苏联侵略浴血苦战之际,中共却奉斯大林之命发起了“武装保卫苏联”的运动。他们高喊:“使蒋介石政府在战争中失败”、“以广大群众的革命暴动,来消灭帝国主义国民党强盗进攻苏联的战争!”;李立三、恽代英等头目,更公开发表文章拥苏反华。中共还发表了《中央通告第41号:中东路事件与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中央通告第42号:动员广大群众反对进攻苏联》、《中央通告第49号:拥护苏联与反对军阀战争》等重要文告,公然以所谓的“阶级的共同利益”取代国家民族利益,推行暴力卖国。
新法家网友(2013-02-07 01:05:30.0)
     《西方的文化(马列主义)就是好,给全世界带来了五具水晶棺》:西方文化(马列主义)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水晶棺之反思-------- 列宁遗体,二十年后开始大面积腐败,四十年后烂光,仅剩一颗头颅。 毛太祖已陈尸三十余年,大约也烂得差不多了吧?对此,据说宗贡已有万全之策,早就做了一真假莫辩的蜡像,烂光了又如何?一样可以继续愚民。 但以举国之力建造的陵墓、水晶棺以及尸身防腐的巨额费用,不能不使人生出某种反讽,并联想起另一类棺材: 那些属於赤贫者、被屠戮者、被驱策而枉死者、被剥夺被凌辱者的最后长眠之所。 韩战期间有一种“布棺材”。战死的中国军人,一般就地掩埋。布棺材是一人形单层白布套,中间开缝,一边系带。人刚死,尸身柔软,用布棺材摆弄好了,就象是一堆堆白面袋。 一位军队文化教员回忆道:“覆盖在布棺材上只有薄薄一层土,两三寸左右。下雨天,每个低矮的小坟头四周汪著淡红的血水。大雨滂沱时,就溅起粉红色水珠。雨水浸泡著尸体,经久仍流出淡红的血,奇怪极了,惨极了……” 其实这也无可厚非,战争环境,不得已而为之。 按当时规定,只有战斗英雄、团以上干部、立过一等功的营级干部须运回国安葬,其余的,就都“青山处处埋忠骨”了 毛时代,饿死的农民,累死的右派反革命,一般没有棺材,挖个坑,盖点土,就算很“革命人道主义”。开头还插块木牌子,写上劳教人员某某之墓,后来死人多了,来不及一个个埋,就一批批埋。有的劳改农场用推土机挖大坑,一层一层地,就象纳粹在奥斯辛维集中营那样摞起来埋。 杀人不当回事,随便安个罪名,拖出去就毙了,每次还要全体列队观礼。见多了,生死就无所谓了。 被杀的人也坦然,说,“我们死了有个好棺材——狼肚皮!”山上狼多,枪毙后的人。被饿死的尸体草草埋点土,都被狼掏出来吃了,此谓“狼肚皮棺材”。至于被饿死的农民,甚至还没有埋,就被其他还活着的人吃掉,“人肚皮棺材”。——虽为黑色幽默之语,但这些特殊的“棺材”确装殓过无数死者的尸体。
新法家网友(2013-02-07 00:49:32.0)
     《西方的文化(马列主义)就是好,给全世界带来了五具水晶棺》:(5)朝鲜金家王朝太祖武皇帝金日成水晶棺-------- 中国的毛太祖去世十八年后,金日成也骤然辞世。他不独是朝鲜人民的金太阳,也是世界革命的伟大领袖,自然应盛敛於水晶棺,以光照千秋。 金日成遗体防腐处理耗资100万美元,每年维护保养费80万美元。其陵寝“锦绣山纪念宫”,造价8亿9千万美元。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这笔费用可购买玉米600万吨。以同期朝鲜饿死人口300万计,平均每人两吨。
新法家网友(2013-02-07 00:44:16.0)
    《西方的文化(马列主义)就是好,给全世界带来了五具水晶棺》:(4)中国毛太祖水晶棺-------- 遗憾的是,此一终极关怀已不可能实现——因MZD逝世当日,遗体只进行了一般性防腐处理。 按照中央最上层最初安排,遗体将在吊唁活动结束后火化。因M生前曾号召火葬,并带头在文告上签字画押。始料不及的是,内部党争激烈,次日又做出永垂不朽的决议。 朝令夕改,这就给紧急召来的专家学者们出了天大难题:要长期防腐,须死后两小时取出内脏,并把全身血管,包括毛细血管洗净,然后注入防腐剂。 ——现在血液没有及时放掉,要做长期防腐,为时已晚。 别无他方,御医们只好立即往遗体里灌注常规性防腐剂福尔马林。灌到文献要求的16升,无人敢叫停,一直把毛灌得全身肿胀,表皮光亮,防腐液如汗水从毛孔中渗出。 ——此刻的MZD,形象怪诞,全身肿胀,脸如气球,颈头同粗,两耳外翘。 M的贴身秘书张玉凤指责道:“你们把主席搞成这个样子,中央能同意吗?”如寒冰般凝结的气氛中,有人吓得几乎虚脱。 於是,人们又用毛巾垫上棉花揉挤毛的脸和脖颈,试图将液体挤到深部和胸腔里去。有位年轻医生用力稍大,把脸右侧皮肤擦掉一小块,吓得浑身发抖。 多亏一沉着冷静的老专家,用棉花棒沾上凡士林和黄色颜料细心涂抹,总算看不出来了。经长时间揉挤,毛面部退肿、两耳外翘已不明显,颈部还粗。 但灾难总算过去,勉强可供瞻仰了。 接下来,就应该对遗体进行永久保存的处理了。遗体保护小组的专家们完全束手无策。本应向苏联讨教,但苏联是M生前反目痛恨的“修正主义”,水火不容,还在乌苏里江上打了一仗。於是,只好转而向其真传弟子越南求助。 越南人不仅掌握了苏联遗体防腐的全套秘笈,且出於蓝而青於蓝。在中苏冲突中,越南一向骑墙。这次故伎重演,只传授初期保存技术,中期和长期技术则秘而不宣。既给了中国面子,又不致得罪苏联。 如此,只有“自力更生”了。高层一声令下,一批处於被监视劳改状态的专家学者即刻“解放”。有人上午还在“五七干校” 放牛啃窝头,下午就被紧急装上飞机,到北京方知所为何故。
新法家网友(2013-02-07 00:41:37.0)
    《西方的文化(马列主义)就是好,给全世界带来了五具水晶棺》:(4)中国毛太祖水晶棺-------- 昏天黑地的5个月后,北京玻璃总厂试制的1号棺送交审查。博物馆大展厅,水晶棺里是一个穿好衣服的人体模型,头是毛的石膏像。灯光亮起,不料,棺壁上出现了几个映像。 中央领导们紧张了,转过来再转过去,说“怎么看见有五个‘红太阳’啊?这个问题一定得解决。我们只能有一个‘红太阳’。” 当然只能有一个“红太阳”!1号棺被否定。紧接着的2号棺也失败在“红太阳”的数目上。 天无二日,自古皆然。但连影儿也不能有,就有点象笑话了。 经不懈努力,3号棺终於成功。 “毛太祖”,不仅活着是唯一的,死后也是唯一的。 接下来,就是用昂贵的天然水晶真刀真枪地做4号棺了。 天然水晶很小,眼镜片大小的也罕见。制造超大型水晶板材,全世界也没有成熟工艺。情急之中,只好祭出“蚂蚁啃骨头”之看家本事。 先把水晶研磨成粉状,再把水晶粉熔炼成几厘米见方的小块,最后把小水晶块一块块往大里熔接。 水晶熔点超过钢铁,高达摄氏1700度,必须在熔化的一瞬间完成焊接,若参入一个气泡或一丝杂质,那就意味着整块水晶大板完全报废。 这种高温、高难度、高政治风险的超级工艺,无人敢於一试。 在反复动员下,一位石姓老技工斗胆走上了操作位置。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明白:他必定是三代工农,他所熔焊的超纯度水晶,用显微镜也找不出丝毫疵瑕。 1700度的高温下,石姓老技工紧盯焊缝精心操作,厚厚的金属防护服上青烟缭绕,还有专人往身上浇水。 后来敢上手的人多了,进度这才加快。但每次的熔焊量以克计,而整个水晶棺重约两吨。工人们说,越往后,人的胆子就越小,生怕出现一丝杂质而前功尽弃。 1977年毛泽东逝世周年前夕,一具世界史上名副其实的水晶棺终於制成。此为4号棺。 为了应付地震、战争、破坏、损耗等意外事件,又制做了5号棺。 最终完成的水晶棺,实际的长、宽、高数据,精确到百分之一毫米,不到一根头发丝粗细。 为保证呈梯形的棺体真空拼接,其板材长宽之比允许误差为万分之一。 水晶棺石英纯度达到了“六个九”——99.9999%,即杂质含量为百万分之一。 这种水晶棺,全世界从来没人再也没人能做出来,从亙古直到永远。 MZD的水晶棺,除北京玻璃总厂的这先后五具,上海、四川等地还自行制做了二十余具,以表达对已故君王的抑制不住的热爱。 所有这些水晶棺奇迹,皆指向一个最终的奇迹——肉身不朽。
新法家网友(2013-02-07 00:37:58.0)
     於是,“水晶棺”这一美称、这一传说、这一关於肉身不朽的痴迷,因一位绝代君王之死而不敢不成为现实。 水晶,古老又稀有,亦称“水精”、“水玉”。透明石英的结晶体。硬度为7,殊难加工。过去,珠宝商查验水晶,皆手持一小钢锉,刻不出划痕者方为真品。一颗宝石级珍珠之长成不过需时数年,水晶却需数百年,甚至数千万年。 水晶尚有一神奇特性——吸收阳光,储存的阳光越充足,越是灿烂。因其贵重、佳美、奇异,遂成为制作名贵首饰的材料,水晶钻石便是其中之极品。——材质较钻石经济,却视觉上又如钻石般光艳夺目。 全世界顶级“水钻”出产於莱茵河北岸,叫做奥地利施华洛钻,简称奥钻。与之一河相隔的捷克钻也算是名钻,但吸引阳光能力不如奥钻,不如奥钻璀璨炫目。 一具棺材之所需,可制作上亿颗水钻了吧?那些年,用中国人自己的话来说,“国民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沿”。 天然水晶蕴藏量极为有限。南美巴西独占全球总量百分之九十,剩下的零头,分散於包括中国在内的三十几个国家,其稀少可想而知了。 中国最好的水晶集中在江苏东海县105矿,是一个保密单位,因天然水晶是国防战略物资。 既是御制水晶棺,则无所不尽其极,所用矿石要晶莹剔透,无丝毫杂质,每立方米所含气泡还不能超过2个。 在军队看守下,选矿工人们不眠不休,从数万块矿石里一块块精选出超级水晶32吨,用飞机火车分批送至北京。 研制工作交付给北京、上海和锦州三个保密厂协同完成。为稳妥起见,试制时没敢用天然水晶,而以K9人造水晶代替。
新法家网友(2013-02-07 00:36:14.0)
     《西方的文化(马列主义)就是好,给全世界带来了五具水晶棺》:(4)中国毛太祖水晶棺-------- 胡志明是杀人百万级的,M更是远超******,至少在人数上超过了斯大林,自然更加伟大,是更应该享用水晶棺的。MZD死之后,中央“一号工程”紧急下达:赶制水晶棺,以供万世瞻仰。 上面只是一句话,下面可就为难死了:世上仅苏联有制造水晶棺的经验,可现在不相往来,上哪儿打听去呢? 有人记起孙中山逝世时,曾向苏联订购了一具水晶棺,没用上,便寻到香山公园某库房,找到这具尘封已久的水晶棺。一看之下,大失所望:不过是镀镍钢框架玻璃棺,哪里是什么水晶!而且玻璃不厚,易破碎,密封隔热性能都不好 据驻外使馆提供的资讯,列宁、胡志明的水晶棺也是金属框架支撑,还有光学缺陷,看来也不是真正的水晶。称之为水晶棺,不过是特种玻璃的一种过誉之词。 但是,“一号工程”明确指令的是“一个世界一流的水晶棺”,谁又敢降格以求,用特种玻璃取代?
新法家网友(2013-02-07 00:33:53.0)
     《西方的文化(马列主义)就是好,给全世界带来了五具水晶棺》:(3)越南胡志明水晶棺-------- 水晶棺俨然成为共产帝国之祖制,就连以简朴著称的胡志明也不能不躬行如仪。 胡撒手尘寰是在越南战争结束之前的1969年初秋,有幸没看到数百万民众投奔怒海的最后一幕。据估计,出逃者中只有半数抵达了自由的彼岸,另外一半因饥饿、脱水、风浪、船只损坏或海盜攻击而命丧大海。 早在胡志明逝世前两年,越共高层就秘密派出专家组远赴苏联,接受列宁陵墓研究院专家培训,掌握了人死之后最初二十小时防腐绝技。 胡病危期间,苏联专家组便赶到河内,准备随时伺候。胡刚咽气,装载遗体的车队便开出主席府,驶离首都。 适逢战时,为躲避美国飞机猛烈空袭,军队在距河内三十公里的某处热带丛林中,抢建了一座临时地宫。 在这个代号为75A的秘密基地内,专家们取出死者全部内脏,清洗了整个循环系统,直至每一根毛细血管,然后,整容、定型,移入水晶棺。——动作之快,真正是尸骨未寒。 由是之故,胡志明遗体状况远较列宁及后来的毛泽东为好,与斯大林不相伯仲。 始料未及的是,这个临时地宫附近,居然发现了美军伞兵。虽合乎逻辑的判断是搜寻失踪的飞行员,但亦不敢掉以轻心,连忙再次转移。 新的避难所建在一山洞里,距75A基地约七十公里,代号为K84。为保密计,运送水晶棺的装甲车只在夜间行动。 为躲避美军空中巡视,每修筑一段山路,就让装甲车走一段,随即连夜将这段山路毁掉,恢复原植被。如此走走停停,夜行昼匿,耗时十余天,装甲车才走完这段并不漫长的路程。 ——这次密林转移所表现出来的智慧和情感,实令人感叹。 三年半后,1973年初,美越巴黎和谈达成协议,胡遗体再次迁回75A。 再两年后,官式陵墓落成,胡志明躺在水晶棺里,返回首部河内,永享香烟。 在胡志明水晶棺里,他的脚边,放置了一双用废旧轮胎制作的“抗战鞋”,以示死者生前之克俭。(这与毛泽东穿了几十年打了73个补丁的睡衣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新法家网友(2013-02-07 00:26:46.0)
    《西方的文化(马列主义)就是好,给全世界带来了五具水晶棺》:(2)苏联斯大林水晶棺---- 斯大林多疑。列宁的其他近侍,如列宁陵墓指挥部的几任司令,包括列宁早期的卫队长,皆先后被秘密处决。一位与泽巴尔斯基亲密合作的著名教授也神秘死亡。 在忠实守护列宁遗体25年之后,泽巴尔斯基也成了克里姆林宫锦衣卫的下一个猎物。斯大林在报告上批示:“在没有找到可靠的替代人选之前,不要动手。” 自然,被克格勃惦记上了的泽巴尔斯基最终也未能逃脱厄运,但没有杀头,仅仅是被捕入狱。 他的儿子小泽巴尔斯基奉旨接班,先后参加了斯大林、胡志明、金日成等一干共产领袖的遗体保存,成为一代偶像制作大师。 斯大林去见马克思时,老泽巴尔斯基还在吃牢饭,但他所发明的神奇防腐液和遗体处理秘技,却流传下来。 斯大林停止呼吸两小时後,遗体就被送到列宁墓下面的特别生物实验室,进行解剖和初步处理,然後再运去参加规模盛大的追悼仪式。 其后,防腐处理进行了三个月,同时赶制出新水晶棺。 由於初期防腐处理及时,斯大林遗体状况绝佳,本当永垂不朽。却不料八年后的1961年深秋,为了加速“非斯大林化”,推行“党的集体领导”,苏共22大正式通过决议,将斯大林遗体移出列宁墓。 ——此时,已是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第六个年头了。 克里姆林宫卫队开启水晶棺,把斯大林请出来,安放到一个普通木棺内。匆忙之中,没忘记把元帅礼服上的黄金纽扣换成铜的。遗体覆以黑纱,露出脸和半个胸部。然后钉上棺盖,由八名军官抬到克里姆林宫红墙下一个刚掘出的土坑边。简短默哀后,埋进墓穴。 有人证实,新土上又倾倒了几车混凝土。那意思是永远埋葬,再也不可能爬出来了。 多年后,一位当时在现场的守墓士兵来到《共青团真理报》编辑部,披露了一段鲜为人知的轶事: 就在迁葬那晚,红场上聚集了大批斯大林的格鲁吉亚老乡,打算阻止迁葬行动。情绪激动的老乡们冲到陵墓前,与守墓士兵们扭打,抢夺枪支。 精锐的“捷尔仁斯基师”紧急出动,“像扔柴禾一般,把在场的格鲁吉亚人统统扔上卡车;洒水车则将死者血迹冲洗干净。” 奴隶为暴君打抱不平,却又遭习惯性野蛮弹压,这真是双重的悲剧,委实令人无言以对而唯有叹息。
新法家网友(2013-02-07 00:22:27.0)
    《西方的文化(马列主义)就是好,给全世界带来了五具水晶棺》:(1)苏联列宁水晶棺------ 在西方文化(马列主义)的指导下,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不仅给人类带来一种崭新的专制制度,也同时带来一种极具创意的葬具——水晶棺。 人类历史上第一具水晶棺是供奉列宁的。他缔造了无产专政,从巨掌中释放出雷电、烈火与旷世大饥馑。 用天然水晶制棺,绝非易事。按照苏俄早期的技术条件,估计也就是称之为人造水晶的高铅玻璃。 更困难的是遗体防腐:既要瞻仰,便不能像古埃及木乃伊那般用香料麻布缠裹起来,还要保持庄严安详,栩栩如生。 奉命参与其事的医生们,害怕试验失败,惨遭不测,一个个虚与委蛇。惟有一名犹太籍生物化学家——泽巴尔斯基同志,敢冒风险,配制出一种神奇防腐液。 从此,泽巴尔斯基便成了已故领袖的首席御医,年年岁岁与尸身为伴。每周两次开棺,把遗体送进消毒室检查、涂药。每十八个月把遗体放入防腐液,浸泡两周。 然遗体之腐烂不可阻止,上世纪三十年代,替换了部分开始腐烂的皮肤和双手指骨。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逼近莫斯科,列宁遗体被送上一列装甲火车,紧急转移到西伯利亚油田。 泽巴尔斯基和他的同事们充分利用了“天高皇帝远”的自由,施行了一次奇迹般的“青春疗法”:他们清除了列宁皮肤上的色斑,填高了已塌陷的鼻子和眼睛,以至於战争结束返回莫斯科后,人们感觉列宁的容貌似乎比刚去世时还年轻。 惜乎好景不长,尸体继续腐烂,只好再截去一条腿和部分左手,代以假肢。 至六十年代,遗体再次大面积腐烂,势不可挡,即便像致力于核弹、航天研究那般不惜工本,也莫可奈何。不得不将头颅取下,安装在人造躯体上。 ——其手术精湛,天衣无缝。没人能看出丝毫破绽。 因保护列宁遗体厥功甚伟,泽巴尔斯基先后被赐封了一大堆名号勋章。
新法家网友(2013-02-07 00:18:58.0)
    《西方的文化(马列主义)就是好,给全世界带来了五具水晶棺》----------紧张提示:为了让大多数人看到这段史料,回帖需谨慎。在本人独裁专制之下,不允许你回复有关于中国的内容。否则查你水表。
新法家网友(2013-02-05 18:32:07.0)
    乌有之乡的毛粉余孽、实名五毛又在这里推销中西结合的马列斯毛邓江胡假大空理论了!马列斯毛邓江胡的假大空理论我们从小学到大学16年都在看、都在学、都在读,现在我已经工作了,一想起马列斯毛邓江湖的那些假大空理论著作我就恶心想吐!马列斯毛邓江湖是中国的国教,中国大陆的统治者已经60多年了,为何不见学这些理论、讲这些理论、用这些理论让中国王有天下、富压四海、霸称诸侯?????反而是学讲读用马列斯毛邓江胡理论著作的那些人让现在的中国民不聊生、贪腐横行、江河日下、日益萎靡!(慕逸仙)
新法家网友(2013-02-05 12:57:09.0)
     回复新法家网友((2013-02-03 15:11:29.0): 西方文化传播战略的成功案例:马列主义的中国化。)::::::霸占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分裂中国外蒙古的民族敌人苏俄就是因为对中国传播了西方文化(马列主义),并且在中国找到了在中国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俄狗汉奸儿皇帝(毛泽东),一个合适的汉奸卖国分裂势力(中国共产党),所以终于成功的将中国变成大俄罗斯帝国的附庸---------成功的实现了彼得大帝到末代沙皇都一直在对中国实施的战略目的(削弱中国、肢解中国、分裂中国)。苏俄在战后利用它在中国的驻军分裂中国的外蒙古是不争的事实。为什么民族敌人苏俄苏俄在日本投降以后一直在中国驻军,直到朝鲜战争以后其驻军才撤离,只要稍微了解现代史和党史的人都知道,那是苏俄为了帮助他们选定的狗汉奸、卖国贼(毛泽东)发动内战、窃国夺权,扶植这个汉奸卖国贼在中国建立傀儡政权,以此达到俄罗斯彼得一世至末代沙皇一直以来所奉行的削弱中国、肢解中国、分裂中国的战略目的。在这里我不得不佩服、“红色沙皇”斯大林确实有投资者的眼光。得到民族敌人苏联资金武器支持后的狗汉奸、卖国贼毛世凯、毛精卫、毛杂种,通过消极抗日、武装叛乱的手段窃国夺权后,首先跑到莫斯科去叩谢自己的“洋爹父皇”斯大林;然后在苏联境内和自己的“洋爹父皇”斯大林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苏友好条约》,将中国变成了苏联藩属之邦;接下来一意孤行的在朝鲜战争中倒贴人命、倒贴金钱用给苏联当枪炮、当避弹衣、当狗腿子、当替死鬼的方法去保卫苏俄在远东的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减轻苏俄在欧洲的地区冷战压力。帮助“洋爹父皇”斯大林的另外一个“皇子”金日成在朝鲜半岛建立“皇道乐土;最后又用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手段来制造内乱、祸乱华夏、削弱中国,以此报答苏俄“洋爹父皇”斯大林对自己的提携之恩!
新法家网友(2013-02-03 16:28:00.0)
     依我看作者写这样一篇文章,完全就是一种“埋葬帝反修、解放全人类”的意淫自大。 一个国家是否强大文明,可以从该国政府如何对待国内公民的态度上看得出来。那些政府像孙子一样伺候本国公民的国家,在国际上基本上是当爷爷的;那些政府像爷爷一样欺压本国公民的国家,在国际上基本上是当孙子的。所谓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说具体一点也就是由中国取代今天的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成为新的世界霸主;所谓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说具体一点也就是中国获得支配全世界的金融霸权、科技霸权、文化霸权、军事霸权!中国共贪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上是出了名的软蛋国家、脓包国家,周边小国都可以随意侵占它的国土,枪杀它的的国民。在反动、腐朽、落后、二逼的中国共贪党领导下,中国再过一万年都没有希望取代美国,成为新的世界霸主;在反动、腐朽、落后、二逼的中国共贪党领导下,中国再过一万年都没有希望获得支配全世界的金融霸权、科技霸权、文化霸权、军事霸权!
新法家网友(2013-02-03 15:11:29.0)
    西方文化传播战略的成功案例:马列主义的中国化。
新法家网友(2013-02-02 19:03:51.0)
    这些新老帝国主义国家向其对手国家实施文化传播战略的一贯策略是“外松内紧”:在自己国家内讲统一性,在国际上则要求多样性;在自己国家内扶强抑弱,在对手国家中则扶弱抑强--------这句话用来阐述“西方”很不合适,但是用来阐述中国大陆共产党反动派、中共贪官污吏集团中共反动腐朽统治阶级暴政统治下的中国大陆倒是非常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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